我的知青岁月

凤凰涅槃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段深深的印记，那是一段令人难忘而值得深刻反省的蹉跎岁月，也是一段让人能够拿得起却久久放不下的沉甸甸的历史。

1974年8月13日，初中毕业的我，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加入了知青的行列，下乡到了我县张家寨公社茶场。直到1977年12月，恢复高考后，我第一批次考上了师范学校。在这恢复高考五十年之际，反观自己近四年的知青生活，既充满了青春的激情和懵懂，又交织着人生的喜怒哀乐，而更多的则是一种在命运驱使下随波逐流的无助和无奈。这段生活，正处在人生青春年华最为宝贵的几年里，因此使人更加刻骨铭心，难以忘怀。今天，或许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过滤和自我审视，似乎逐渐能够理出些许清晰的感悟。

追朔往岁，则是为其追思和纪念之意而已。祭奠这段人生的历史，立意是反思和回顾自己的知青生活，重新对既往人生得失给予新的认识。间或能够对后来人有所启示，尚不得而知。今天从个人角度看来，这种人生得失主要来自两个层面，即生理（物质）层面和精神（思想）层面。

从生理层面上看，当年所承受肉体上的饥饿与劳累，可以说是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磨难。当初，我们是以知青的身份来到张家寨公社茶场的。那时，知青的粮食是定量的，开饭时到伙房按份领取，由于劳动强度过大，生存环境艰难，那份清汤寡水的饭菜（红苕颗、包谷沙混杂，时不时还有一些鸡屎粪）通常使我们多数男生难以果腹，以致大家都有过在睡梦中饿醒的经历。后来，在开饭前专门为男生蒸上几大笼红苕，却往往会被很快的哄抢一空，记得当时饭量并不算太大的我，就能够在饭前一口气吃下七八个大红苕。而当年我们这些来自城市，正处在身体成长发育期的未成年们所干的农活则与当地农民是一样的，特别是在最初的两年里，除了大田里的农活外，还要从事深翻土地、自己盖房搬运建房屋的木料，石料、砖瓦等重体力劳动。为了能吃顿饱饭，躲避繁重的农活，轮值到厨房干活曾成为大家相互争抢的“美差”。可以说，饥饿和劳累是知青生活印象中留下的最深刻最痛彻的记忆。

如果说，来自肉体上的饥饿和劳累在那个生理年龄段是可以挺过去的。那么，失去读书学习的机会却将隐痛长久，弥留很远。当年，被称为“老三届”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尚能够在“文革”前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而我们这些71、72、73届的初中毕业生则由于在小学时期就遭遇到“文革”和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受正规的基础教育最少的三届学生。正值该长身体，该学习的年龄，却因文革，下乡被过早的耽误了。记得当年在饥饿和劳累的情况下，因不屑茶场的所谓“管理”而滋生出叛逆和恶作剧，令前来检查的干部们面面相觑，给公社的“大检查”平添了几分尴尬。那是刚下乡不久，因喜欢唱苏联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山楂树》、《小路》、《纺织姑娘》、《喀秋莎》等而受到批判，被斥之：深受“苏修”（苏联修正主义）毒害（当年，这些歌曲因其内容是被禁唱的，但知青们仍在偷偷地传唱）。回想当时，全体知青蹲坐在地，四周民兵持枪监视，贫农代表及老支书慷慨陈辞，群情激奋！场面十分吓人。由于自己此前也先后读过《叶尔绍夫兄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和《勇敢》等苏联小说，不禁在惊恐中生出一身冷汗。如今，每逢再唱到这些歌曲，再读这几本书籍，我的眼眶仍能被泪水润湿，那是因为又忆起了当年的知青时光。现在想来，当年情景仍令人唏嘘不已汗颜不止。

就个人感受而言，那个年代的饥饿和劳累是可以挺过去的，知识的贫乏也可以通过此后的自学加以弥补，而在精神层面上的伤痛则是直接影响到自身性格的养成乃至此后的整个人生命运。如今看来，当年自己承受最大的最沉重的的创伤莫过于所谓的“血统论”，即“有成份论，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所谓“血统论”，并非知青下乡所造成，而始于建国初期或更早，却在那个年代变本加厉的扼杀了成千上万个“黑五类”，并使他们的后代——无数知青在异常困苦的环境下，又背负上沉重的思想精神枷锁。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许多公民的人身权利且得不到保障，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更是受到公然的歧视乃至迫害。我的父母亲因在学生时期“集体填表加入国民党”及我父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而遭到批斗，作为子女的我们也因这所谓的“历史问题”，“家庭问题”，在政治上受到极大的伤害：我小学毕业不能读中学，初中毕业不能读高中（生生的“失了”两年的学）。原因就是“要让贫下中农的子女先上学”。记得在张家寨公社茶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尽管自己始终咬牙坚持，努力劳动和积极表现，尽管带队干部和同学们在公开场合也给予认可和肯定，但却仍是推迟三批后才得以被获准，谓之：应多加考验。每一次的“考验”，自己都会偷偷躲进无人的角落、野外，撕心裂肺地嚎啕痛哭一场。“痛恨”自己的出身，“痛恨”自己的家庭。以至于现在身为中共党员的我想到当年情景，仍然无法克制自己内心的哀叹，不由得潸然泪下，唏嘘万分……

有的理论家们总爱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我在知青岁月中却感悟到的是：命运改变性格。出身不好和家庭的“历史问题”，使当年的我有着永世不得翻身之感，沮丧和消沉的情绪始终沉重地压抑、缠绕和伴随着我。儿时那追求上进、开朗活泼的性格也因生存环境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一段时间里，生性温懦的我也不惧于和大家一道在夜色下潜入农民瓜地、菜田偷窃，在光天化日下与农民打架斗殴滋事生非。枯燥无味的生活，孤寂无助的环境，对前途的忧心忡忡，极易让人由悲观伤感、迷惘失落，逐渐演变为自暴自弃、破罐破摔。

好在不久的1977年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年底国家开始恢复高考的消息极大的鼓舞着我，觉得这是改变自己人生的唯一希望：在极度短暂的时间里，夜夜挑灯苦读，那管风寒浸骨。终于在那一年的高考中考取了师范学校，抓住了命运抛来的红绳。如果不是高考，我真不知自己将会走出什么样的人生轨迹来。不是吗？当年的环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有很多知青不正是在悲观厌世的心态下，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不该走的道路，酿出几多人间悲剧来。当然，不排除那些出身好或具有干部家庭背景的知青，能够从容地进入部队、大学，进而跻身于公务员队伍和国有企业，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功成名就，抒写出宏图……

那个年代所承受的苦痛经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无疑又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当年的知青直接深入了地域最广大的农村，接触了人口最多的农民，了解了中国最现实的国情。也正是那段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使自己无形中接受了一场最深刻的国情教育、人文教育和民风民俗教育。在农场的几年里，自己历经了几度的春耕、夏锄、秋收和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由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青年成长为一个基本掌握农作物生长规律和相关农活技能的准农民。在此期间，自己还曾到湄潭茶场学习和了解到一些茶叶加工知识、技术和流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劳动锻炼和环境磨炼，不仅增强了体魄，还在自觉不自觉中磨砺出一种坚强执著、追求纯真、任劳任怨的意志与品格，形成了一种颇具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色彩的精神基础。同时，也为自己今后的漫漫人生之路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生活经验和精神滋养。再看看现如今，城市里的孩子们大多不知农村之现状，不知粮食之来不易。当他们在麦当劳、肯德基的炫亮厅堂内大啃大嚼时，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体会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感受。当和我们那时年龄相仿的孩子喊出“我的父亲是李刚”时，恐怕足以让我们这些父辈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由此也生发出这样一种个人想法：依中国之现实国情，城市青少年接受两三年的农村教育是否还是确有必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忘历史，敢于正视历史才是有希望的，惟此才能创造和拥有光明的前景和美好的未来。就个人而言，也是同理。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自己，正视过去，正视这段历史。以史为鉴，以冷静客观的心态审视自己走过的路，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将来。今天我们纪念知青生活经历，我们话说高考的四十多年，不应总是简单地回忆那些生活劳苦和精神磨难，也不应是陷入盲目地自豪和抱怨。要对时代加以思考、对历史给予辨析，对知青一代人的曲折经历给出公允的裁定。使我们和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的后代，有所思考，有所感悟，有所启迪，从而更加清醒坦荡地直面人生与未来！

谨以此文追祭五十多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那四十多年前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并将此文献给当年我们那些曾经共沐风雨，同享悲欢的老同学们。

满庭芳·纪念知青岁月

岁月峥嵘，青春热血，

投身广阔乡间。

田野耕耘，磨砺意志坚。

朝夕相处同辈，

情深厚、共度时艰。

思过往，心中感慨，

那段难忘年华。

知识。求索梦，寒窗苦读，

志在云天。

命运途，历经风雨变迁。

回首往昔岁月，

初心守、不悔当年。

今犹记，那段岁月，

铭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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