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阆中市送文化下乡倒查20年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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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阆中市送文化下乡倒查20年的合法性

基于国家送文化下乡政策精神、相关法律法规及阆中本地戏曲传承现状，本文将从政策法律依据、地方执行矛盾、传承保护困境三个维度展开论述，聚焦外地商业公司长期占据阆中文化下乡演出市场的合法性争议，为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的合理诉求提供理论支撑。

政策背离与传承危机：阆中文化下乡演出的合法性审视与重构路径

摘要

国家“送文化下乡”政策实施二十年来，始终以保障基层群众文化权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目标。然而在四川阆中，外地商业公司长期垄断文化下乡戏曲演出市场，本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北灯戏的传承主体——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却被排除在政策红利之外。本文结合《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法规，通过倒查二十年政策执行轨迹，剖析阆中文化下乡演出在主体选择、服务供给、传承导向等方面存在的合法性缺陷，揭示地方执行与国家政策精神的背离现象，并提出重构符合法律规定与文化传承需求的演出机制，为基层文化惠民工程的规范化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文化下乡；阆中；川北灯戏；合法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一、引言

自2005年国家层面出台《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明确鼓励文艺表演团体到农村演出以来，“送文化下乡”已成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工程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到《“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一系列政策文件持续强调“加大对农村民间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引导优质文化资源向农村倾斜” 。阆中作为川北灯戏的故乡，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文化下乡政策的落地本应形成良性互动，但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矛盾：外地商业公司以营利为目的长期占据本地文化下乡演出市场，而坚守二十余年的本土戏曲团体却被边缘化，其合理质疑未获有关部门回应，2025年文化下乡演出仍延续原有模式。这种现象不仅违背了国家政策初衷，更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严重威胁着地方传统文化的生存根基。本文基于政策文本分析与现实案例调研，对该问题展开系统性审视。

二、阆中文化下乡演出的政策法律依据与执行偏差

（一）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与法律规范

国家“送文化下乡”政策的核心逻辑的是“公益导向、本土优先、传承赋能”。《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文艺表演团体、演员创作和演出体现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节目，鼓励到农村、工矿企业演出” ，这一规定从立法层面确立了本土传统文艺团体在文化下乡中的优先地位。2016年实施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进一步明确“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应当提供戏曲表演等公共文化服务”“加大对农村民间文化艺术的扶持力度” ，将本土戏曲传承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定范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报告中特别指出，文化惠民工程应“坚持‘送’文化与‘种’文化并重，培养基层文化骨干”，避免“服务内容与群众实际文化需求不完全适应” 。这意味着文化下乡绝非简单的商业演出外包，而是要通过政策扶持激活本土文化生态。四川省级层面也出台了《四川省川剧保护传承条例》《振兴川剧五年行动方案》，明确对县级以下川剧剧团给予资金补助和能力提升支持，近三年省级财政直接投入达7926万元 ，为阆中本土戏曲团体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

（二）阆中地方执行的三重偏差

1. 主体选择背离“本土优先”原则

川北灯戏作为2006年列入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剧目取材于民间生活，表演充满乡土气息，被誉为“农民戏”“喜乐神”，是阆中农村群众最具情感认同的文化形式 。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作为传承主力，二十年来坚守古城演出阵地，不仅保留了200余个传统剧本，更形成了“戏曲+旅游”的融合发展模式，深受市民与游客喜爱 。然而在文化下乡项目中，这些本土团体却被排除在外，外地商业公司的演出多为通用性戏曲节目，缺乏地域文化特色，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的“适应群众实际需求”存在显著差距。

2. 服务性质混淆“公益”与“商业”边界

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二条定义，营业性演出是“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而文化下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其核心属性是公益性 。阆中有关部门将文化下乡演出委托给外地商业公司，本质上是将公益性公共服务转化为商业盈利行为，违背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法定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报告明确批评部分地方“政府包揽‘办文化’倾向，向社会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引入竞争机制不充分” ，阆中的做法恰好印证了这一问题——既未优先考虑本土公益性团体，也未建立规范的购买服务竞争机制，导致公共资源流向营利性外地公司。

3. 传承责任偏离政策核心目标

文化下乡的深层意义在于“种文化”，即通过持续的文化供给培育基层文化生态。川北灯戏的传承面临着人才断层、资金短缺等现实困境，而文化下乡本应是破解这些难题的重要途径。四川省通过“名家工作室”“院团能力提升工程”等举措，已成功推动62个县级以下川剧剧团升级 ，反观阆中，外地商业公司的短期化演出模式无法承担文化传承功能，反而挤压了本土团体的生存空间。这种“重商业轻传承”的执行偏差，与国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政策目标严重背离。

三、倒查二十年：阆中本土戏曲团体的坚守与诉求合理性

（一）二十年坚守的文化价值与社会贡献

自2005年国家正式确立文化下乡政策框架以来，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始终坚守本土文化阵地，其贡献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遗产保护，完整保留了川北灯戏的唱腔曲牌、表演技艺和传统剧本，成为国家级非遗的核心传承载体；二是服务民生，常年在古城及周边乡村开展公益演出，年均演出场次超50场，累计服务群众超10万人次，真正实现了“戏曲进乡村”的常态化；三是文旅融合，打造的本源堂灯戏演出成为阆中夜间经济的重要IP，吸引大量游客专程观看，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

与外地商业公司的“流动式演出”相比，本土团体的坚守更具公共价值：其演员多为本地居民，熟悉农村群众的文化需求，演出内容可根据地域特点灵活调整；其运营模式兼具公益性与可持续性，既符合公共文化服务要求，又通过文旅融合实现自我造血，无需过度依赖财政补贴。这种“扎根乡土、服务本土”的运营模式，正是国家文化下乡政策所倡导的理想形态。

（二）诉求的合法性与政策依据

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要求参与文化下乡演出、倒查二十年政策执行情况的诉求，具有充分的法律与政策依据：其一，《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赋予本土传统文艺团体参与农村演出的优先权，有关部门长期排斥本土团体的做法涉嫌行政不作为；其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建共享”，本土团体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享有平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其三，四川省关于川剧保护传承的系列政策明确要求扶持县级以下戏曲剧团，阆中有关部门未落实省级政策，构成政策执行的层级背离。

从程序正义角度看，文化下乡作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应当遵循《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选择服务提供者，并对本土公益性团体给予倾斜。阆中有关部门未履行公开程序、未回应合理质疑，持续将项目委托给外地商业公司，既违反了行政程序合法性原则，也损害了公共利益。

四、重构路径：构建合法合规的阆中文化下乡演出机制

（一）确立“本土优先、公益导向”的遴选机制

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和《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核心精神，阆中应建立文化下乡演出主体遴选制度：一是明确本土非遗传承团体的优先参与权，将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纳入文化下乡演出的核心名录；二是严格区分公益性与营业性演出，文化下乡项目不得委托纯营利性外地公司承接，确需引入外部力量的，应要求其与本土团体合作，融入地方文化元素；三是建立公开透明的招标机制，将“传承本土文化”“服务群众需求”作为核心评审指标，邀请第三方机构和群众代表参与监督。

（二）建立“政策追溯与责任追究”机制

针对二十年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应启动专项倒查工作：一是由纪检监察部门联合文化主管部门，核查2005年以来文化下乡演出项目的资金使用、主体选择、服务质量等情况，重点查清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程序违法等问题；二是对未履行法定职责、忽视本土文化传承的相关责任人依法追责；三是将倒查结果向社会公开，回应本土团体与群众的合理诉求，建立政策执行的纠错机制。

（三）完善“传承赋能+精准服务”的供给体系

借鉴山东省邹平市“文化惠民民主议政日”、浙江省“文化特派员”等先进经验 ，阆中应重构文化下乡服务供给体系：一是建立“群众点单、团体接单、政府买单”的精准服务机制，根据农村群众需求定制演出内容，确保川北灯戏等本土戏曲成为演出主力；二是设立非遗传承专项基金，参照四川省“名家工作室”补助标准，对本土团体给予资金支持，用于人才培养、剧本创作和设备更新；三是推动“送文化”与“种文化”结合，组织本土团体开展戏曲进校园、进乡村活动，培育基层文化骨干，形成可持续的文化传承生态。

（四）强化“多方监督+绩效评价”的保障机制

为确保政策落地，应建立多层次监督评价体系：一是人大常委会定期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执法检查，重点监督文化下乡项目的合法性与实效性；二是引入第三方机构对演出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与政府购买服务资金支付挂钩；三是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设立投诉举报平台，对违反政策规定的演出项目及时叫停；四是将本土文化传承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倒逼有关部门落实主体责任。

五、结论

阆中文化下乡演出中外地商业公司垄断市场、本土戏曲团体被边缘化的现象，是国家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出现偏差的典型案例。这种偏差既违背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的法定要求，也背离了“送文化下乡”的政策初衷，严重威胁着川北灯戏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倒查二十年政策执行轨迹，不仅是为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讨回公道，更是为了纠正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违法违规行为，重构符合法律规定与文化传承需求的治理体系。

解决阆中文化下乡演出的合法性问题，核心在于回归“本土优先、公益导向、传承赋能”的政策本源，通过确立合法的遴选机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完善供给体系和强化监督评价，让本土戏曲团体真正成为文化下乡的主角。这不仅能保障基层群众的文化权益，更能激活地方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动能。期待阆中有关部门正视问题、依法履职，让“送文化下乡”真正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群众文化获得感的民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