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⑦《卢布狂想曲》小说

圣龙小说

第七章：不是抢劫，是“特别提款”

　　银行内部的空气是一种特制的混合物：中央空调吹出的暖风（温度恒定在22摄氏度）、抛光剂的气味（每周一上午保洁员会彻底清洁大理石地面）、淡淡的油墨味（来自点钞机和打印机的墨盒），以及一种更微妙的东西——金钱的气息。不是钞票本身，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一种关于安全、权威和秩序的无形氛围。

　　陆建军坐在VIP室的皮质沙发上，感受着这种氛围。很熟悉，每周一次，像去教堂做礼拜。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在他对面，正在填写存款单，金丝眼镜滑到鼻尖。

　　“今天是一亿三千六百万，对吗？”经理头也不抬。

　　“对，对。”陆建军打开麻袋，开始往外拿钱捆。紫色钞票，五千面额，用银行的白纸条捆扎得整整齐齐。他把钱捆堆在桌上，像在堆砖块。动作熟练，带着一种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珍视。

　　就在这时，VIP室的门开了。

　　不是被敲开，而是被推开——以一种平稳但不容置疑的力度。进来两个人：卡马斯和达吉斯坦。他们穿着普通的冬季夹克，深色裤子，脸上没有面具，但表情统一得像从一个模具里刻出来的：空白，专业，不带个人情感。

　　陆建军起初以为是银行保安或新来的员工。但他们的站姿——双脚与肩同宽，重心均匀，双手自然垂在身侧但随时可以动作——这种姿态他只在军人身上见过。

　　“先生们，”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起眉，“这里是VIP室，请——”

　　“联邦金融监管局突击检查。”卡马斯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子弹一样清晰。他拿出一张塑封证件在经理眼前晃了一下——太快了，看不清细节，但看起来足够正式。“我们接到线报，这里正在进行涉嫌洗钱的大额现金交易。”

　　陆建军的心脏猛地一缩。洗钱？他听说过这个词，在电影里，在新闻里，但从没想过会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他的钱是灰色的，但不是黑色的——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

　　“这一定是误会。”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站起来，试图保持威严，但声音有点抖，“林先生是我们的长期客户，他的资金来源合法——”

　　“是否合法由我们判断。”达吉斯坦打断他，“现在，请所有人保持原地，配合调查。”

　　话音刚落，VIP室的门又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安德烈。他走在中间，米沙和瓦列里跟在身后。三人都穿着类似的便服，但安德烈有种特别的气质——不是凶恶，而是绝对的权威感，像是这间屋子里唯一清醒的人。

　　陆建军看着安德烈。五十四岁左右，花白短发，眼神像冬季的湖面，平静但冰冷。这个人不是普通警察，更不是金融监管局的文员。陆建军在俄罗斯二十一年，见过各色官员，他能嗅出区别。

　　“你是陆建军？”安德烈问，俄语标准，没有口音。

　　“……是。”陆建军站起来，本能地把手放在那堆钱上，好像要保护它们。

　　“这些现金，”安德烈看着桌上的钱捆，“请你说明来源。”

　　“是……生意款。我在萨达沃有店铺，卖电子产品。”陆建军的大脑飞速运转。该说多少？该怎么说？俄罗斯法律要求大额现金交易申报，但他从来没真正申报过。他和银行有默契，经理有默契，整个系统有默契。

　　“具体金额？”

　　“一亿……一亿三千万左右。”他少说了六百万，出于商人的本能——永远不要暴露全部底牌。

　　安德烈点点头，转向米沙：“清点，装袋，带回局里审查。”

　　米沙上前。他脸色苍白，但动作利落。他拿起一个IKEA蓝色购物袋——弗拉塔，最大号，承重25公斤。开始把钱捆往里装。

　　就在这时，荒诞发生了。

　　第一个袋子装到第四捆时（大约四百万卢布），底部突然撕裂。不是慢慢绽开，而是“刺啦”一声，布料从接缝处裂开一道十厘米的口子。钱捆从裂口滑出，掉在地上，捆扎带崩开，五千卢布的紫色钞票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散开，铺在VIP室的波斯地毯上。

　　时间静止了一秒。

　　所有人都看着地上的钱。陆建军看见一张钞票飘到他的脚边，正面朝上，莫斯科大学的图案在灯光下反光。

　　然后米沙蹲下去捡。动作慌乱，失去了之前的专业感。他试图把钱塞回袋子，但袋子破了，塞进去又掉出来。他又去拿第二个袋子，手在抖。

　　安德烈的表情没有变化，但陆建军看见他下颌的肌肉抽动了一下。

　　“换袋子。”安德烈说，声音依旧平稳。

　　瓦列里递上第二个袋子。米沙重新装钱。但这次他太急了，装到第五捆时，提手处的缝线崩开。不是完全断裂，但明显松脱了，袋子歪向一边。

　　“该死的廉价货。”卡马斯低声骂了一句。

　　达吉斯坦已经在警戒门口，但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摇摇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坐在椅子上，眼睛瞪大，像是目睹了一场超现实表演。他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陆建军看着这一切。最初的恐惧开始被另一种情绪取代——困惑，甚至是一丝荒谬的想笑。这些自称联邦金融监管局的人，拿着IKEA购物袋来“收缴”一亿多现金，袋子却破了。这不像执法，像……菜市场里抢购打折商品的主妇出了意外。

　　然后他听见安德烈的声音，通过微型麦克风传到每个行动成员的耳机里——但陆建军也听见了，因为安德烈没完全压住声音：

　　“保持队形！……谢尔盖！别用脚踩钱！那是国家……那是我们的财产！”

　　谢尔盖？陆建军看向那个在门口警戒的男人。他确实用靴子边缘压住了一张飘过来的钞票，不是故意的，只是本能地防止它滑远。

　　但安德烈说“我们的财产”。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陆建军大脑里的某个锁。金融监管局的人不会说“我们的财产”。他们会说“证据”或“涉案资金”。

　　这些人是假的。

　　这个认知没有带来恐惧，反而带来一种奇异的清醒。陆建军看着满地的钱，看着那些散落的紫色钞票，看着这些男人试图维持专业形象却不断被廉价购物袋打败的场景。他突然明白了：这不是突击检查。这是一场抢劫。一场笨拙的、可笑的、用购物袋装钱的抢劫。

　　而他是受害者。

　　按照常理，他应该害怕，应该顺从，应该求饶。但二十一年在俄罗斯做生意的经历教会他一件事：在混乱中，机会出现。

　　他的眼睛扫视房间。六个人：门口两个，安德烈站在中间，米沙和瓦列里在装钱，还有一个在走廊警戒（伊戈尔，但他没看见）。他们有枪吗？可能。但到目前为止，没人拔枪。他们试图维持“合法行动”的伪装。

　　这意味着他们不想用暴力。

　　陆建军的大脑开始计算，像他每周计算成本和利润一样。风险评估：如果他们开枪，他可能死。但如果他们不开枪，他有机会。机会在于混乱，在于他们的计划已经出现漏洞——袋子破了，钱撒了，节奏乱了。

　　他需要一个试探。

　　米沙还在捡钱。他跪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把散落的钞票拢到一起，试图重新捆扎。一些钞票飘到了沙发底下，桌底下。他伸手去够，身体几乎趴在地上。

　　就在这时，一张五千卢布钞票，被空调的风吹着，打着旋儿飘到陆建军脚边。

　　他低头看着它。

　　然后他做了决定。

　　他弯腰，伸手，去捡那张钞票。

　　动作很慢，故意慢，像在测试水的温度。他的眼睛余光观察着所有人：卡马斯和达吉斯坦在门口，背对着他；瓦列里在帮忙装钱；安德烈正看着米沙，眉头微皱。

　　只有一个人看见了——米沙。他刚把一捆钱塞进新袋子，抬头，正好看见陆建军弯腰。

　　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

　　陆建军的手指尖碰到了钞票。纸张的触感，微凉。

　　米沙的眼睛瞪大了。他看见陆建军在捡钱，看见这个中国商人在这种时候，居然弯腰去捡一张五千卢布的钞票。这太荒谬了，太不合理了，打破了米沙对“受害者”行为的一切预期。

　　本能接管了思考。米沙的手伸向腰后——那里别着他的真枪，一把马卡洛夫。但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因为安德烈说过：“武器是威慑，不是使用工具。”因为他们要维持“合法行动”的伪装。

　　所以他没拔枪，而是举起手——手里还拿着一个IKEA购物袋，蓝色的，印着黄色logo——像是要用袋子去挡什么。

　　就这样，画面定格了：

　　陆建军弯腰，手指捏着一张五千卢布钞票，抬头看着米沙。

　　米沙半跪在地上，一手拿着破裂的购物袋，一手举在空中，像是要阻止什么，但姿势笨拙得像在投降。

　　两人之间，散落着几十张紫色钞票，像是某种荒诞仪式中撒出的花瓣。

　　VIP室陷入死寂。只有空调出风口的细微嗡鸣，还有银行背景音乐——不知何时切换到了古典乐频道，正在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段，舒缓的弦乐流淌出来，与眼前的场景形成讽刺的对照。

　　天鹅湖。优雅的天鹅。而这里，一群男人和破裂的购物袋。

　　时间似乎延长了。陆建军看着米沙的眼睛，看见里面的东西：不是凶狠，不是专业，而是恐惧和困惑。这个年轻人害怕。害怕什么？害怕计划失败？害怕开枪？还是害怕自己正在做的事？

　　陆建军慢慢直起身。手里捏着那张五千卢布。他没有把钞票放进口袋，也没有扔掉，只是拿着，像是拿着一张小票。

　　“这张，”他用俄语说，声音出奇地平静，“是刚掉出来的。我想……你们可能需要它。”

　　他把钞票递向米沙。

　　米沙没接。他的手还举在空中，像被冻住了。他看向安德烈，寻求指令。

　　安德烈终于把目光从地上的钱移开，看向陆建军。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遇。这一次，陆建军没有躲闪。他直视安德烈，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精明的、评估性的观察，像是在打量一个难缠的生意对手。

　　安德烈明白了。这个中国人知道。知道他们是假的，知道这是抢劫。但他没有尖叫，没有反抗，而是捡起一张钞票，递过来。

　　这是什么？顺从？嘲讽？还是某种谈判的开始？

　　安德烈的指令系统在这一秒出现了短暂的空白。计划中没有这个情景。训练中没有这个应对。他面对过恐怖分子、人质劫持者、武装罪犯，但从未面对过一个弯腰捡钱然后递过来的中国商人。

　　《天鹅湖》的音乐进入一个轻柔的段落，长笛独奏，像是天鹅在水面滑行。

　　然后安德烈做出了决定。

　　他点点头，对米沙说：“收下。继续装袋。”

　　米沙放下举起的手，接过那张五千卢布。他的手指碰到陆建军的手指，很短暂，一触即分。陆建军的手指干燥，稳定。

　　装袋继续。这次瓦列里拿来了所有备用袋子，一共八个。他们重新分配：每袋装二十捆，均匀分摊重量。动作加快了，但依然有钞票散落，依然有袋子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陆建军坐回沙发，看着他们。他的心跳其实很快，但他控制着呼吸，控制着表情。他在观察，在学习。这些人训练有素，但装备业余。他们有组织，但计划有漏洞。他们不想用暴力——或者至少，不想在这里用。

　　这意味着他有机会。也许不是现在，但之后。

　　钱终于全部装袋。八个鼓鼓囊囊的蓝色购物袋堆在地上，像一堆怪异的礼物。米沙和瓦列里各提两个，卡马斯和达吉斯坦各提两个。

　　安德烈最后看了一眼房间。他的目光扫过陆建军，扫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经理已经彻底石化），扫过满地毯散落的零星钞票——他们没捡完，一些在角落，一些在沙发底。

　　“带走。”安德烈说。

　　他们离开VIP室。脚步声在走廊里回响，购物袋摩擦发出沙沙声。

　　门关上。

　　陆建军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听着脚步声远去，听着银行大厅传来短暂的骚动然后平息，听着旋转门转动的声音。

　　然后他低头，看着自己手里。

　　不知何时，他手里多了一张钞票。不是刚才那张五千卢布——那张被米沙拿走了。这是另一张，什么时候捡的？他不记得。也许是弯腰的时候，顺手多拿了一张。

　　五千卢布。莫斯科大学的图案。

　　他把钞票举到灯光下，看着水印，看着防伪线。

　　然后他笑了。

　　笑声很轻，但真实。从喉咙深处涌出来，带着一丝颤抖，一丝释放，还有一种难以置信的荒谬感。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终于动了。他瘫坐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嘴唇哆嗦。“他们……他们抢走了……一亿三千六百万……”

　　“一亿三千六百万，”陆建军重复，还在笑，“用IKEA袋子装走的。”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雨还在下。他看见那些人提着蓝色购物袋冲出银行侧门，跳上两辆车，疾驰而去。动作流畅，像是排练过——除了那些袋子，那些可笑的、鼓胀的、印着黄色logo的蓝色袋子。

　　《天鹅湖》的音乐还在播放，现在到了激昂的段落，铜管乐加入，像是庆祝什么胜利。

　　陆建军转过身，看着VIP室里的一片狼藉：散落的钞票，破掉的袋子，经理呆滞的脸。

　　他捏紧手里那张五千卢布。

　　“有意思，”他用中文自言自语，“真他妈有意思。”

　　窗外，警笛声开始响起，由远及近。

　　但陆建军知道，那不是来抓抢劫犯的。

　　至少，现在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