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1)《深渊对决》(讽刺小说)

圣龙小说

第10章 怀表与便签

　　一、纽约东汉普顿，索罗斯庄园书房，2018年8月一个深夜

　　天鹅绒布是深蓝色的，已经磨损得能看到底下织物的纹理——和那块怀表一样老。乔治·索罗斯用这块布擦拭怀表的动作，像某种宗教仪式：先顺时针三圈，清洁银质表壳上岁月留下的氧化暗斑；再逆时针两圈，抚摸那道1944年磕在壁橱铰链上留下的凹痕；最后，用布的一角轻拭表盘上蛛网般的裂痕，小心翼翼，仿佛在触碰一个未愈合的伤口。

　　表盖内侧刻着一行字，德文，花体，已经模糊，但索罗斯闭着眼睛也能背出：

　　“给提瓦达，感谢你让我活过1918年。愿你的儿子不必感谢任何人。”

　　署名是“E.L.”，埃里希·兰德，父亲在一战战俘营里认识的德国军官。一个本该是敌人的人，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席卷战俘营时，偷偷给了父亲额外的药品。父亲活了下来。二十六年后的1944年，父亲用从那位德国军官那里学到的“如何制作逼真的假文件”的技能，让全家活过了纳粹占领。

　　讽刺的传承。

　　索罗斯打开怀表。表针指向凌晨三点十七分。但这不是现在的时间——表在1992年狙击英镑那个晚上摔坏后就停了，他拒绝修它。停下的时间是：晚上十一点零三分。英格兰银行刚刚宣布放弃捍卫英镑的时刻。

　　一个世界死亡的时间。另一个世界——他的世界——诞生的时间。

　　他把怀表放在书桌上，旁边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基金会年度报告。封面上，“开放社会”的标志下，是一行小字：“在47个国家资助1326个项目”。数据很漂亮，像财务报表一样精确。

　　但他脑中回响的是今天下午亚历克斯的话：“父亲，我们在缅甸的项目又被军政府指控为‘外国干涉’。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说我们是……新殖民主义者。”

　　新殖民主义者。全球主义者。颠覆者。恶魔。

　　词在变，指控的旋律不变。

　　索罗斯拿起怀表，对着灯光。表盘玻璃的裂痕将表针切割成碎片化的影像，像毕加索的画——同一时间的多个角度。

　　“爸爸，”他轻声对着怀表说，仿佛父亲就在表壳里，“我阻止了另一个你恐惧的世界吗？还是……”

　　他停顿。窗外的蝉鸣突然停了，夜晚变得异常安静。

　　“……我在制造新的？”

　　书房墙上挂着一张放大过的照片：1945年布达佩斯解放后不久，全家在公寓前拍的。父亲提瓦达站在中间，手臂搂着母亲玛莉卡，十五岁的乔治站在旁边，瘦得像根芦苇，但眼睛里有某种坚硬的东西——幸存者的眼神。

　　照片里的父亲在微笑。但索罗斯记得拍照前一晚，父亲喝醉了（罕见的事），对他说：“乔治，记住一件事：活下来不是胜利。活下来只是……获得继续战斗的资格。而战斗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总有人想用新的表格、新的规则、新的谎言来定义谁该活，谁该死。”

　　当时的他不完全理解。现在，八十八岁的他，太理解了。

　　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本皮质封面的笔记本——不是基金会的工作日志，是私人日记。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他开始写字。不是计划，不是分析，是直接流向笔尖的思绪：

　　“父亲教我用更好的谎言对抗坏的谎言。用更好的表格对抗坏的表格。我用了一生实践这个教诲：在金融市场，我用‘市场总是错的’这个信念，对抗‘市场有效’的谎言；在全球政治，我用‘开放社会’的理想，对抗各种封闭的意识形态。”

　　他停笔，看着这些字。墨水在纸面上微微晕开。

　　“但今晚我突然想：如果所有表格——无论好坏——都是谎言呢？如果所有拯救世界的企图，本质上都是在说‘我知道什么对世界更好’？而这，不正是父亲反抗的那些人的想法吗？纳粹‘知道’谁该活。斯大林‘知道’历史的方向。而现在，我‘知道’开放社会更好。”

　　他感到一阵眩晕，不是生理的，是哲学的。自我指涉的陷阱：批判一切确定性的人，自己的批判是否也成了一种新的确定性？

　　怀表在桌上静静反射着台灯的光。

　　他继续写：

　　“特朗普是这种困境的终极讽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确定性：‘美国第一’‘建墙’‘我们赢’。没有哲学包袱，没有自我怀疑，只有野蛮的简单。而我的复杂、我的怀疑、我的开放……在电视屏幕的战场上，输给了他的简单。”

　　“也许父亲错了。也许活下来后，真正的战斗不是制造更好的表格，而是……停止相信表格本身。但如果不相信任何表格，我们又以什么为基石站立？”

　　他合上日记。没有答案。只有问题，像表盘上的裂痕，将他的世界观切割成无法拼合的碎片。

　　他拿起手机，给出版经纪人发了封邮件：

　　“关于回忆录最后一章，我改变了想法。不要胜利的总结，不要智慧的遗产。我要写一章‘未完成的对话’。标题暂定：《与父亲的最后一夜》。内容将是我今晚思考的问题，没有答案，只有困惑。这可能是最诚实的章节，也可能毁掉前面所有章节的权威。你想出版这样的书吗？”

　　发送。

　　他几乎能听到经纪人的尖叫：“乔治！你疯了！回忆录应该是遗产，是纪念碑，不是……自我怀疑的忏悔录！”

　　但他不在乎了。

　　纪念碑是给死人的。而他，还活着，还在怀疑，还在问父亲那些永远得不到回答的问题。

　　窗外的蝉鸣又开始了。夏天还在继续。世界还在转动。

　　而他，只是擦拭着一块停走的怀表，试图从裂痕中，看到父亲可能给出的答案。

　　二、佛罗里达海湖庄园，特朗普私人套房，同一夜

　　凌晨四点二十一分。

　　唐纳德·特朗普独自坐在卧室的沙发上，没有开主灯，只有墙角一盏落地灯投下昏暗的光圈。他穿着睡袍，手里拿着的不是手机，不是平板，是一张泛黄的、边缘已经磨损的便签纸。

　　纸上的字是手写的，蓝黑墨水，钢笔的力道几乎戳破了纸张：

　　“唐纳德：生意场上只有两种人——杀手和猎物。你的成绩单说你是聪明人。现在证明你是哪种人。要么成为杀手，要么滚出我的办公室。 ——弗雷德”

　　日期：1968年6月。他刚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加入父亲弗雷德·特朗普的房地产公司一个月后。他提出一个“创新”想法：在皇后区新建的公寓楼里加入更多公共设施，提高租金。父亲听完，沉默地写了这张便签，推过来，然后继续看他的文件。

　　没有讨论。没有“让我想想”。只有这张纸。

　　五十年了。纸已经脆弱到需要放在塑料保护套里，但每个字仍然像昨天刚写的一样灼烧他的眼睛。

　　杀手或猎物。

　　简单。残酷。绝对。

　　特朗普的手指抚过“杀手”这个词。父亲的字迹尖锐、急促，像刀锋划过。

　　他想起更早的记忆。也许是八岁，在父亲位于皇后区的办公室外偷听。父亲正在电话里咆哮：“我不要听借口！我要结果！如果你不能让他签合同，我就找能的人！这个世界尊重赢家，其他都是狗屎！”

　　然后电话砸回座机的声音。沉重的沉默。

　　小唐纳德在门外屏住呼吸。门突然打开，父亲看到他，表情没有变化，只说：“记住这个，孩子。情感是弱点。只要赢。”

　　只要赢。

　　特朗普放下便签，走到房间另一头的保险柜前。输入密码（他的生日，反向），打开。里面没有现金，没有珠宝，只有几样东西：母亲的第一本护照，他的第一张商业名片，还有一叠这样的便签——父亲在各个时间点写的。

　　他拿出另一张。1975年：

　　“曼哈顿那个项目你搞砸了。银行在笑你。要么让他们跪下，要么我们全家跪下。选一个。”

　　再一张。1980年：

　　“我听说你在派对上吹牛说要建纽约最高的楼。要么做到，要么闭嘴。吹牛的人最后都是笑话。”

　　每张便签都是一场小型审判。没有赞美，只有挑战。没有“做得好”，只有“还不够”。

　　特朗普坐回沙发，把便签摊在咖啡桌上，像在布置一个黑暗的祭坛。

　　“看，爸爸，”他轻声对着空气说，声音在空旷的套房里显得异常清晰，“我‘杀’掉了华盛顿的所有规矩。这算数吗？”

　　他想起就职那天，站在国会山的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些恨他、怕他、不相信他的人——政客、法官、媒体、外国使节。他当时想的是：弗雷德，你在看吗？这个比你想象中最大的项目还要大一千倍。这个叫美国。

　　但他知道，即使父亲在天上（如果真有天堂，而父亲在上面——这本身就有争议）看到了，那张脸也不会有笑容。只会是那副经典的弗雷德·特朗普表情：眉头微皱，嘴唇紧抿，眼睛在说：“现在证明你能管好它。”

　　杀手或猎物。

　　在白宫，他是猎物吗？被媒体追猎，被特别检察官调查，被内阁成员背后议论，被全世界嘲笑？还是说，他是杀手？开除FBI局长，退出国际协议，发动贸易战，在推特上撕碎所有对手？

　　他拿起手机，打开推特草稿箱。里面有一条写好的、但还没发的推文：

　　“假新闻媒体说我混乱。错！我正是那个清理混乱的人。华盛顿是个沼泽，而我是唯一敢抽干它的人。其他人只会站在边上抱怨臭味！”

　　典型的特朗普式叙事：把自己描绘成孤独的英雄，对抗腐败的体制。

　　但他没有发送。

　　因为今晚，在这个只有便签和回忆的房间里，那个叙事感觉……空洞。像电视广告词，说多了连自己都开始怀疑。

　　他真正想发的是：

　　“爸爸，这够‘杀手’了吗？还是说，永远不够？”

　　但他永远不会发这个。因为暴露渴望认可，就是暴露弱点。而杀手没有弱点。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海湖庄园的草坪在月光下延伸，高尔夫球场的沙坑像黑暗中的伤口。远处，大西洋在夜色中低吼。

　　父亲从未对他说过“我爱你”。从未。最接近的一次是1990年，他濒临破产，父亲帮他重组债务后，说：“现在你学到了。要么学会，要么死。”

　　要么学会，要么死。

　　特朗普突然笑了。一个没有声音的、干涩的笑。

　　也许这就是父亲给他的最大礼物：永远的不满足。永远觉得不够。永远需要证明。这让他活过了破产，活过了嘲笑，活到了白宫。

　　但这礼物也是诅咒。因为如果你永远觉得不够，你就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说：“好了，我做到了。现在我可以休息了。”

　　手机震动。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打来的，即使在凌晨四点。

　　“总统先生，抱歉打扰。我们刚收到消息：索罗斯的回忆录已经交付出版社，秋季出版。媒体已经开始预热，标题是《未完成的旅程：一个开放社会战士的反思》。”

　　特朗普皱眉：“所以？”

　　“所以……也许您也该考虑出版一本新书。在他之前。设定叙事。”

　　特朗普看着桌上的便签。父亲的字迹在昏暗中仿佛在发光。

　　“告诉出版社，”他说，声音突然充满了熟悉的能量，“我要一本新书。秋季上市，和索罗斯同期。书名就叫……”

　　他停顿，目光落在“杀手”那个词上。

　　不。太直接了。

　　需要包装。需要品牌。

　　“……《赢家》。书名就叫《赢家》。副标题：‘我如何玩转游戏并总是取胜’。”

　　挂断电话后，他拿起那张1968年的便签，最后一次抚摸那些字。

　　“好吧，爸爸，”他对着空气说，“看看现在谁是杀手。我不仅赢了游戏，我还要写游戏规则。而我的书，会比他哲学家的废话卖得多一百倍。”

　　他走向床边。但睡意全无。

　　因为内心深处，他知道：即使这本书登上畅销榜第一名，即使所有人都称他为“赢家”，那个真正需要说服的裁判——那个写蓝黑墨水便签的严厉德国移民后裔——已经不在了。

　　或者，从未真正存在过。

　　除了在他心里。

三、出版战争，提前打响

　　第二天上午九点，索罗斯的出版经纪人丽贝卡·格林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同时接到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是特朗普的出版人：“我们得到消息，总统要出一本秋季重磅书，和索罗斯先生同期。我们建议你们……调整档期。”

　　第二个是索罗斯本人：“丽贝卡，关于最后一章，我又想了。也许还是保留一些希望的信息。标题改成《未完成的希望》。可以吗？”

　　丽贝卡放下两个电话，用手按着太阳穴。

　　她看向窗外。纽约的早晨阳光灿烂，城市在忙碌，人们在为各种事情奔波：赶地铁，买咖啡，查邮件，计划周末。

　　而她的两个最著名的客户——一个八十八岁的哲学家投机家，一个七十二岁的真人秀总统——正在策划一场通过书籍进行的终极对决。

　　一个要写《未完成的希望》。

　　一个要写《赢家》。

　　她几乎能看到秋季书店的陈列：两本书面对面摆放，像两个老人在进行最后的对视。一场没有硝烟，但充满火药味的战争。

　　她给索罗斯回邮件：“乔治，如果你坚持与特朗普同期出版，我们需要更强的营销角度。也许……‘理性最后的声音’？”

　　然后给特朗普团队回信：“总统先生的书我们绝对欢迎。建议副标题加上‘美国总统的真实故事’。”

　　发送后，她靠在椅背上。

　　突然想起她五岁女儿昨晚问的问题：“妈妈，如果两个人都说自己是对的，怎么知道谁真的对？”

　　她当时回答：“看谁更有道理，更善良。”

　　但现在，看着这两个即将出版的书的提案，她意识到：在这个时代，道理和善良，可能都不是赢家的标准。

　　赢家的标准只有一个：谁讲的故事，让人更愿意相信。

　　而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事实。

　　故事是关于需要。

　　人们需要希望，还是需要赢家？

　　她不知道答案。

　　但秋季的图书市场，会给出裁决。

　　而在那之前，两个老人会继续他们的对话：一个与死去父亲的怀表，一个与泛黄便签上的幽灵。

　　都试图从过去，找到一个能解释现在的答案。

　　都试图从父亲的审判中，获得最终的无罪宣判。

　　而宣判，永远不会到来。

　　因为真正的战争，从来不在外界。

　　在内心。

　　在那些我们永远无法满足的幽灵的注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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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贝卡在协调两家出版社时，发现一个诡异的重合：负责特朗普《赢家》一书的编辑，曾经在五年前编辑过一本备受争议的书——《威权人格的诱惑：为什么民主在失败》。那本书引用了大量索罗斯资助的研究，但结论是：“开放社会可能只是精英的幻觉。”

　　更奇怪的是：那位编辑的银行记录显示，去年有一笔来自“全球机会信托”（就是那个神秘买家背后的基金会）的“咨询费”。

　　与此同时，亚历克斯·索罗斯在父亲的旧文件中发现一张从未见过的照片：1975年，年轻的乔治·索罗斯在华尔街某餐厅，同桌的除了几位银行家，还有一个年轻男人——很像年轻时的弗雷德·特朗普。照片背面有褪色的字迹：“关于皇后区地产投资的讨论，未达成协议。”

　　他问父亲：“你认识特朗普的父亲？”

　　索罗斯看了照片很久，最终说：“见过一次。他想拉我投资一个项目。我说风险太高。他说：‘你太谨慎了。谨慎的人永远建不起帝国。’”

　　“然后呢？”

　　“然后他走了。我们再也没有交集。”索罗斯停顿，“直到现在。”

　　亚历克斯把照片扫描存档。在元数据里，他标注：“也许所有的战争，都始于某次没有达成的交易。”

　　当天晚上，两家出版社同时收到匿名信，内容相同：

　　“两本书，两个版本的世界。但世界只有一个。问题是谁的书会成为世界的说明书？或者……有没有第三本书，在写真正的故事？”

　　信纸上有淡淡的气味：旧纸张，墨水，和某种……消毒水。

　　像医院的味道。

　　或档案馆。

　　或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