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芳华》与电影的区别在于对生活的透视深度不同

杨帆

　　女作家严歌苓曾直言，“虚构是最自由的，我在虚构作品里讲的都是真话”。她笔下的中篇小说《芳华》，正是以虚构之笔书写时代真实的记录；而冯小刚电影镜头里的《芳华》，则如莱辛在《拉奥孔》中所言，是 “空间艺术” 定格的柔光之歌。同一段关于文工团的记忆，同一群被命运左右的年轻人，小说与电影呈现出鲜明的镜像反差，前者以冷峻笔触直抒人性幽暗与时代阵痛的感慨，后者则以温情叙事适配大众银幕的审美愉悦，这种区别的背后，是小说和电影对生活的批评自由与传播妥协之间的透视深度不同。

　　小说的现实性，在于它抹去了团队协作光环下的温情面纱，原著里文工团并非是一个青春乌托邦，而是一个有些人情凉薄的微型社会。刘峰的 “活雷锋” 人设，在团友私下评价中其实并不出色，反而有点傻得可爱，他让出深造机会，没人感念他的真诚无私，只觉得 “理所当然”；他笨拙地向林丁丁表白爱意，换来的不是理解接受，而是被团友曲解为耍流氓，有点匪夷所思，最后被下放连队。这种对生活真实的反映，在小说中触目可见：当刘峰被下放部队时，满院的沉默比谩骂更令人心寒，唯有同样被排挤的何小嫚喊出他的名字，这声呼唤不是温情，而是对众人淡漠最有力的抵触。而刘峰的结局更是充满某种悲剧性的意味：肠癌晚期的他孤独离世，追悼会只有5人参加，亲生女儿全程低头玩手机，曾经被他善待过的战友们，早已在漫长的岁月里抹去了对他的记忆。严歌苓用这样的结局，叩问着雨果所言 “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的人性命题。当墙倒众人推的无奈碾过个体的善意，那些被边缘化的一直做善举的 “好人”，最后并没有获得理应有的圆满的回报和善终，这一生活镜像无疑是令人感觉沮丧和遗憾的。

此外原小说的力度还不止于对个体命运讲述，更延伸到对战争与历史的纵横深思。书中对战争残酷的描写有着作者自己冷峻的体察和思考：年轻的战士在战场上不幸牺牲，幸存者带着满身伤痕或残疾回到和平年代现实生活，却发现自己已经落伍了。这种对典型个体生活的实录，是这篇小说独有的敏锐与清醒，它不提供虚幻的慰藉，只提供真实的感喟。 而电影的改编，注定要在冲击力与传播力之间寻找平衡。冯导用唯美的镜头语言，给原著小说蒙上了一层柔光滤镜：文工团的训练日常、舞台上的翩跹舞姿、绿军装包裹的青涩爱恋，都被赋予了浪漫主义美感色彩。为了照应到大众的情感需求，电影弱化了原著的锋芒，它放大了刘峰与何小萍之间的温情羁绊，让两人暮年相依为命，用相濡以沫的结局冲淡了原著的悲凉；它柔化了文工团成员的凉薄，给了郝淑雯、萧穗子等人更多的人性复杂面，让角色更有温情可人的一面；它用演员靓丽的形象、优美的歌声和舞蹈等抒情镜头，去定格和致意那些60、70后这一代人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事实上，电影的这种改编并非妥协，而是电影与小说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显著区别。小说是私语化的表达，它可以沉潜于人性的深渊，不必过于在意读者的接受度；而电影是大众化的艺术，它需要在暗色的影院里，给观众留下一丝情感的出口。于是，原著中锋利的批评，在电影里变成了含蓄的叹息；原著中现实的直白，在电影里变成了带着遗憾的温柔倾诉。正如《暗算》作者麦家所言，“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小说和影视不是一个道上的”，其实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艺术形式转换的基本逻辑，因为传播受众面不同，读者和观众的审美接受度不同，也就需要编导做出某种适配大众文化（乃至商业化）的选择。 不过，恰恰正是这种差异，让《芳华》有了双重的阅读价值。严歌苓的小说，让我们看见时代印象里的人性真相；冯导的电影，让我们看见青春记忆里的温柔与遗憾。小说负责纪实，电影负责美感，两者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芳华》完整的精神画像，它既是对一个时代的讴歌，也是对一群年轻人的浪漫回眸。 说到底，小说与电影的区别，从来不是高下之分，而是表达之别。正如狄更斯所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小说以批评的姿态，让我们清醒地回望那个时代的现实；电影以温情的视角，让我们温柔地铭记那个时代的温馨。小说是划过迷雾的透镜，电影是照亮归途的微光，两者相辅相成，才让《芳华》的时代印记和精神内核得以完整传递，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能在当今跨越代际、再度热议的内在驱动力吧。（本文修改于202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