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照古城 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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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照古城 薪火相传

阆中市川北灯戏传承背后的艰辛

嘉陵江的水绕过阆中古城的青瓦白墙，将千年文脉沉淀在青石板的纹路里。在古城郊外那些无人问津的库房中，总有一束光刺破沉寂 —— 那是川北灯戏的演员们在排练，锣鼓声、唱腔声穿越尘埃，与古城的晨钟暮鼓共鸣。这群由阆中市川北灯戏协会与艺苑堂古城川剧团组成的队伍，几十个演员里既有年过八旬的老艺人，也有放弃高薪的青年传承者，他们在邓荷娟会长兼团长的带领下，于无场地、无补助的困境中，让这项 2006 年列入国家级非遗的艺术瑰宝焕发生机。

找场地是团队常年的难题。没有政府划拨的固定排练空间，邓荷娟带着大家像 “游牧者” 一样在城市边缘寻觅，城郊的废弃仓库、野外的闲置厂房，甚至河滩边的树林，都曾是他们的舞台。“古戏台与库房"被政府出售后，找排练室难上难，特别是今年我们顶着烈日找了三天，才在城北找到这间旧库房。” 邓荷娟擦拭着额头的汗，指尖划过库房斑驳的墙壁。这里没有空调，盛夏时节，室内温度直逼四十度，胖筒筒的铜制部件被晒得烫手，演员们的蓝布戏服能拧出汗水，却没人愿意停下。78 岁的吴老师是锣鼓乐队的核心，他扛着十几斤重的鼓架往返库房，指关节因常年敲击鼓面变形肿大，却依旧精准把控着每一个节拍；赵老师的锣钹声清脆透亮，与其他六位锣鼓艺人的演奏默契无间，八人组成的乐队用最质朴的乐器，奏响了传承的序曲。

寒冬腊月的库房四处漏风，冷风顺着门缝灌进来，演员们穿着单薄的戏服排练，呼出的白气与舞台上的灯光交织。65 岁的邓阿姨扮演《竹篮记》中的老母亲，跪跌动作重复数十遍，膝盖贴满膏药也浑然不觉；63 岁的王大师负责杂耍表演如巜滚灯》，翻筋斗、耍流星的动作丝毫不输年轻人，没人知道他夜里要靠止痛药才能入眠。“党和国家早就出台政策，说要加强非遗保护，让传承人有获得感。” 邓荷娟翻看着手机里《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语气里有期盼也有无奈，“可我们没有一分钱政府补助，道具自己做，戏服缝了又补，就连库房的租金都要大家凑钱。” 即便如此，当有人提议解散时，吴老师总是第一个反对：“川北灯戏是咱嘉陵江的根，明嘉靖年间就有‘演灯戏十日’的习俗，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

这份坚守在青年演员杜江霖身上，化作了义无反顾的抉择。曾在大城市从事高薪工作的他，因痴迷川剧变脸吐火技艺，毅然回到阆中加入剧团。“家里两个孩子要上学，妻子打零工补贴家用，我这点收入确实捉襟见肘。” 杜江霖一边调试吐火用的道具，一边坦言。为了练好变脸绝技，他在库房里反复练习转身、甩袖的动作，脸被油彩刺激得红肿，口腔被火苗灼伤也不放弃。有次演出前，他刚收到孩子学校的缴费通知，看着手机里的账单，又望向后台等待上场的老艺人们，终究把 “退出” 的话咽了回去。“吴老师他们一辈子没拿过多少报酬，还在坚守，我年轻，这点困难不算啥。” 当他在舞台上完成瞬间变脸、吐火如焰的表演时，台下游客的掌声雷动，这一刻，所有的窘迫都化作了传承的力量。

困境中的创作，更显匠心。团队深知，非遗传承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正如政策所倡导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创剧目《游阆苑》便是他们的心血结晶，邓荷娟带领大家走遍古城的张飞庙、贡院、滕王阁，收集民间传说，将阆中旅游文化融入剧情。剧中既有灯戏特有的 “跩步”“跳灯” 动作，又有现代游客熟悉的场景，演员们手持蚌壳灯、白鹤灯起舞，灯影与人影交织，胖筒筒的唱腔悠扬婉转，让游客在欣赏表演的同时，读懂古城的历史文脉。“看完戏我特意去了剧中的景点，感觉每个地方都有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游客在留言簿上写道。

传统剧目《竹篮记》的改编则传递着时代温度。这部讲述孝道文化的经典小戏，在保留 “丑扮灯” 核心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生活元素，通过诙谐幽默的表演批判不孝行为。杜江霖在剧中饰演孝子，他将川剧变脸技巧融入表演，用不同脸谱展现人物的情感变化；锣鼓乐队的老艺人们创新配乐方式，用灯弦腔、十字韵的曲调烘托剧情，当剧中主角幡然醒悟时，激昂的鼓点与观众的掌声共鸣。“文旅部说要让非遗服务当代、造福人民，我们做到了。” 邓荷娟看着游客们的好评，眼眶湿润，“有老人带着孙子来看戏，说要让孩子记住老祖宗的道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回报。”

如今，团队的剧目在古城演出时场场爆满，《游阆苑》《竹篮记》等几十个戏剧作品不仅成为游客必看的文化盛宴，更让川北灯戏成为阆中文旅融合的一张名片。文化和旅游部早已提出 “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出具有鲜明非遗特色的演艺作品”，而阆中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正是需要这样的文化载体吸引游客。这些老艺人忘了自己 60、70、80 岁的年龄，杜江霖放下了高薪工作，他们凭着对本土文化的信仰，在没有金钱回报的情况下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的非遗保护方针。

夕阳西下，库房里的排练声渐渐平息，演员们相互搀扶着走出大门，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吴老师的鼓架上落了灰尘，赵老师的锣钹泛着微光，杜江霖的变脸脸谱整齐排列，邓荷娟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新剧目的构思。他们就像古城里的一盏盏灯，虽然微弱，却照亮了非遗传承的道路。正如政策所期盼的，非遗保护需要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希望当地文化部门能早日看到这群传承者的坚守，为他们提供固定场地与资金支持，让川北灯戏这颗 “艺术明珠” 在文旅融合的大潮中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当嘉陵江的月光洒满古城，库房里的灯光依旧明亮。这群坚守者用匠心守护着文化根脉，用执着诠释着奉献精神，他们的故事的不仅是川北灯戏的传承史，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缩影。相信在政策的春风与社会的关注下，这盏照亮古城的灯，终将越燃越旺，让更多人感受阆中古城的千古文化，让非遗传承创造出更大的时代价值。

文化下乡政府采购机制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路径探析

摘要

文化下乡专项项目作为传承非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其政府采购环节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的落地成效。当前部分文化下乡项目政府采购中存在的围标串标、准入门槛过高、流程不透明、群众参与缺失等问题，严重背离了政策初衷，造成公共资源浪费与文化服务价值虚化。本文结合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剖析文化下乡项目招投标领域的现实乱象，探究问题根源，并提出针对性改革建议，旨在构建公开、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机制，让文化下乡真正惠及乡村与民众。

关键词

文化下乡；政府采购；乡村振兴；非遗传承；机制改革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离不开文化振兴的精神支撑。文化下乡专项项目作为连接城市文化资源与乡村需求的桥梁，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缩小城乡文化差距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政府采购法》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等政策要求，此类使用财政资金的专项项目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确定实施主体，确保公共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然而在实践中，部分文化下乡项目的政府采购环节却出现了异化现象。正如部分基层反映的，一些本应服务乡村的文化专项项目，沦为少数人以公谋私的工具，招投标流程流于形式，非遗传承与文化惠民的核心目标被边缘化。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政府采购制度的公信力，更制约了乡村文化振兴的推进步伐。基于此，本文结合现行政策框架与现实问题，对文化下乡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改革路径进行系统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下乡项目政府采购的政策依据与核心要求

（一）法定招标范围与标准

根据《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令第16号），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文化下乡相关工程项目，单项合同估算价400万元以上的必须公开招标；货物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200万元以上、服务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100万元以上的，也需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对于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服务采购项目，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要求，原则上全部预留给中小企业，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份额不低于40%，且政策延续至2026年底。

（二）招投标核心流程规范

公开招标应遵循"程序正义保障实体公正"的立法逻辑，核心流程包括招标文件编制、公告发布、投标与保证金缴纳、评标委员会组建、评标定标、结果公示与签约六大环节。其中，招标文件不得设置倾向性条款，公告需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等指定媒介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评标委员会需由5人以上单数组成，技术经济专家占比不低于2/3，1000万以上项目专家需从省级专家库随机抽取；中标结果公示期不少于3日，无异议后30日内签订合同，合同条款不得变更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

（三）文化下乡项目特殊要求

文化下乡项目具有鲜明的公益属性与地域特征，《文化下乡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此类项目需坚持需求导向与资源整合原则，紧密结合农村群众实际文化需求，整合各方资源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在项目实施中，应注重地方非遗文化的传承与推广，通过民俗体验、文化培训等形式增强群众参与感，同时建立完善的效果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文化服务的实效性。

三、文化下乡项目政府采购的现实困境

（一）招投标流程形式化，围标串标问题突出

部分文化下乡项目的招投标沦为"合法走过场"，外地公司与本地企业相互勾结制作虚假标书，形成围标串标利益共同体。这种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关于公平竞争的基本原则，也与2024-2026年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工作重点打击的"供应商围标串标"违法行为高度契合 。在实际操作中，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异常一致，投标保证金从同一账户转出等现象屡见不鲜，而所谓的专家评估、打分环节往往被人为操控，最终流向领导指定的企业。这种暗箱操作不仅让真正有实力、有情怀的文化企业被排除在外，还导致陪标企业承担数千至上万元的标书制作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无效消耗。

（二）准入门槛设置不合理，中小企业参与困难

政府采购本应向中小企业倾斜，但部分文化下乡项目设置了隐性的高门槛，变相剥夺了中小企业的参与权。一方面，部分地区要求供应商进入政府采购网需缴纳高额"门槛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对于资金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而言构成了实质性障碍；另一方面，招标文件中往往设置不合理的资质要求，如限定经营年限、要求过高的注册资本或过往业绩，这些条款看似正规，实则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制，违背了《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中不得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的规定 。高门槛的设置不仅违反了政策精神，更导致项目实施主体缺乏竞争压力，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文化服务。

（三）信息公开不充分，群众知情权与参与权缺失

《政府采购法》明确要求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指定媒体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但部分文化下乡项目的信息公开存在严重不足。从基层反映来看，多年来多数农村群众根本不知道政府采购网的存在，对文化下乡项目的招标信息、资金使用、实施效果等情况一无所知。即使少数群众知晓招标渠道，也因信息公开不及时、不完整，难以有效参与监督。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群众无法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也使得文化下乡项目难以真正对接群众需求，出现"政府买单、群众不买账"的尴尬局面。

（四）评标机制不透明，文化服务价值被忽视

当前部分文化下乡项目的评标环节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评标标准往往侧重报价高低、企业资质等表面指标，而忽视了文化服务的专业性、针对性与可持续性。根据政策要求，文化下乡项目应聚焦群众需求，提供符合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如非遗传承培训、乡村文化活动策划等，但实际评标中，专家往往缺乏对乡村文化需求的深入了解，评分过程主观性强，难以准确评估项目的文化价值。同时，评标过程封闭进行，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容易出现暗箱操作，导致中标的项目方案往往脱离乡村实际，难以体现文化送乡的真实价值。

四、文化下乡项目政府采购乱象的根源分析

（一）监管机制不完善，违法成本较低

尽管国家明确禁止围标串标、差别歧视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但部分地区的监管机制仍存在漏洞 。一方面，财政、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存在监管重叠或监管真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不足，部分地区仅对违规企业进行轻微处罚，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导致"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现象长期存在。此外，电子招标的全面推行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为远程操控、数据篡改等违规行为提供了便利，而相应的技术监管手段未能及时跟进。

（二）利益驱动下的权力寻租，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文化下乡项目的财政资金支持使其成为部分利益群体觊觎的对象，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主管领导利用职权干预招投标流程，通过设置倾向性条款、操控评标过程等方式，为关联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这种权力寻租行为之所以能够得逞，核心在于政策执行环节的偏差——部分地区将政府采购的"程序合规"异化为"合法寻租"的工具，忽视了政府采购服务公共利益的本质目标。同时，部分招标代理机构违规收费、协助串通投标，进一步加剧了乱象的蔓延 。

（三）群众监督渠道不畅，社会监督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群众作为文化下乡项目的直接受益者，本应是最有力的监督主体，但由于监督渠道不畅，其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一方面，政府采购信息公开不充分、不及时，群众缺乏获取信息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缺乏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群众发现违规行为后难以快速反馈，即使反馈也往往石沉大海。此外，群众对政府采购相关政策法规了解甚少，缺乏监督的专业能力，也导致社会监督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四）绩效评估体系不健全，文化服务成效缺乏考量

当前文化下乡项目的绩效评估多侧重于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完成进度等硬性指标，而对文化服务的实际成效、群众满意度、非遗传承效果等软性指标缺乏科学考量。这种单一的绩效评估体系导致中标企业只注重完成"规定动作"，而忽视了文化服务的质量与实效。同时，绩效评估结果与后续项目资格挂钩不紧密，即使项目实施效果不佳，企业仍可能参与后续招标，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五、文化下乡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改革路径

（一）规范招投标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

1. 严格落实招标公告发布要求，所有文化下乡项目的招标信息必须在国家级、省级政府采购平台及当地主流媒体同步发布，明确项目内容、评标标准、投标资格等核心信息，发布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确保信息公开透明。

2. 加强对招标文件的审核，建立招标文件合法性审查机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差别歧视条款、倾向性要求等违规内容，对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招标文件一律退回修改，从源头杜绝"量身定制"现象。

3. 规范评标委员会组建与运作，严格执行专家随机抽取制度，扩大乡村文化领域专家比例，评标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录音录像资料至少保存3年备查。推行评标标准量化公开制度，将文化服务方案的针对性、非遗传承的可行性、群众参与度等指标纳入评标体系，提高评标科学性。

4. 强化部门协同监管，落实财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展的专项整治要求，对围标串标、提供虚假材料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追究相关企业和责任人的责任，并在全国范围内公示处罚结果，形成强大震慑 。

（二）降低准入门槛，保障中小企业公平参与权

1. 全面清理不合理的准入限制，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取消政府采购网注册的"门槛费"及各类隐性收费，仅收取必要的保证金，且保证金比例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2%，并明确逾期退还需支付利息。

2. 优化投标资格要求，不得设置与项目无关的注册资本、经营年限、业绩等条件，对中小企业参与投标实行差异化支持，如允许联合体投标、适当放宽履约保证金缴纳要求等。

3. 落实中小企业预留份额政策，400万元以下的文化下乡项目全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400万元的项目预留不低于40%的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并定期公开预留份额执行情况。

（三）创新公开方式，构建群众参与机制

1. 建立多元化信息公开渠道，除政府采购平台外，通过乡镇政务公开栏、村级广播、微信公众号等农村群众易于获取信息的渠道，同步公开项目招标、中标结果、资金使用、实施进度等信息，确保群众知情权。

2. 推行"现场公开竞标"模式，对于文化下乡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项目，在乡镇或县级会议厅组织现场竞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民代表现场监督。竞标企业现场阐述项目方案、回应质疑，评标结果当场公布并签字确认，实现"阳光招标"。

3.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电话、邮箱和线上平台，明确投诉举报处理时限，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应，15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结果，保障群众监督权。

4. 开展政府采购政策宣传进乡村活动，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案例，向群众普及政府采购相关知识，提高群众的参与意识和监督能力。

（四）完善绩效评估体系，提升文化服务实效

1. 建立"过程+结果"的双重绩效评估体系，过程评估重点考核项目实施的规范性、群众参与度等指标，结果评估侧重文化服务质量、非遗传承效果、群众满意度等内容，其中群众满意度权重不低于30%。

2.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委托具有专业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独立评估，评估结果作为后续项目招标、资金拨付的重要依据，对评估不合格的企业取消1-3年的投标资格。

3. 建立项目跟踪反馈机制，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及时调整优化服务内容；项目结束后开展为期6个月的跟踪评估，确保文化服务的可持续性，真正实现非遗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

（五）加强数字赋能，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

1. 优化政府采购电子平台功能，简化注册流程，提供标书在线制作、电子投标、远程开标等便捷服务，降低企业参与成本。同时，建立大数据监管系统，对投标文件相似度、投标保证金流向、专家评分轨迹等进行智能分析，自动识别异常交易行为，及时预警围标串标等违规风险。

2. 推进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打通政府采购平台与乡村振兴、文化旅游等相关部门的数据壁垒，实现项目信息、企业资质、监管处罚等信息的实时共享，提升监管效率。

六、结论

文化下乡项目的政府采购不仅是公共资源配置的行政行为，更是保障乡村文化权益、推进乡村振兴的民生工程。当前存在的围标串标、门槛过高、信息不透明等问题，严重背离了政策初衷，损害了公共利益。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等相关政策法规，从规范招投标流程、降低准入门槛、构建群众参与机制、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加强数字赋能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唯有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构建公开、公平、高效的政府采购机制，才能让真正有实力、有情怀的市场主体参与到文化下乡项目中来，让非遗文化得到有效传承，让农村群众享受到高质量的文化服务，最终实现文化下乡项目"服务群众、助力振兴"的核心目标。政府采购机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执行力度、畅通监督渠道，让政府采购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