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故事

大别山

2026年1月三九的前一天，我接到在北方开会的通知，朋友提醒我东北很冷要多穿点衣服，同时强调要带帽子。我三十岁时开始谢顶，现在头顶上全靠地方支援中央，一瓶洗发水可以用十年以上。在南方一入冬季我就开始戴帽子了。

网上购得G1290次二等座，从武汉到长春。出门前我在家选了一顶，上档次的厚尼绒帽子。三九天武汉的早晨，火车站台戴上这顶帽子也很合适。然而从站台跨进车厢，暖风扑面又好比是春天。我在2号车厢A6座，靠窗的两个衣帽钩均在前排A5左侧。我脱掉羽绒服放在自己坐位靠背上，摘下帽子挂在A5侧面的衣帽钩上，接一杯温开水放在小桌板上。因路远乘坐高铁也要9个多小时，我照例用看书来打发路途时间，（偶尔翻看手机关注本次会务信息），眼睛疲劳了就合上书，专心看车窗外的景色。燕赵大地平原上越冬的麦苗，象野草一样稀疏，盖不住黄土地。铁路两边高大的白杨树刺向长空，北风吹过树梢，我耽心树顶上为数不多的鸟窝，会不会吹落掉到地上。

我全程坐在A6位置上，途中只有4次起身离开，最长的一次时间也不过5分钟，大部分时间全神贯注地看书。当火车过天津西后，令人诧异的事发生，我挂在前边（A5）挂钩上的尼绒帽不翼而飞了。隐约感觉前排座位换了几茬人，是那位大神借走了本尊的帽子不得而知，懊悔也无益。我合上书，想起了平生有趣的读书故事。

大约在我十岁的那一年，一个春日的早晨，天气晴好阳光斜照在小山村坡地上，竹林中小鸟在欢声歌唱。我拖了一把靠背椅在自家门前空地上看书，具体是什么书已经记不清。父亲在生产队收早工回家吃早饭，见我在看书，一把抢过我的书，用力一丢去了几丈远。嘴上说“你去吃书”。我理解父亲可能是上早工时，受了生产队长的气；也可能是父亲，看到与我同龄的小伙伴，在村外拾柴捡肥帮衬家。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那个年代读书无用，高考制度已取消四五年。我恢溜溜地拾起书，陪笑脸招呼父亲。这件事我后来当笑话说过多次。

当恢复高考制度，我由部队复员回乡，可以参加高考，父亲对我读书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正月初一他放下身段，到我远房的表哥家求他让我插班学习（详情见美篇“求学记”）。我没有让父亲失望，4个月后，当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时，父亲高兴地说了一句：天上的雪也融了！

2025年春节刚过，同在解放军大熔炉锻炼过的冯崇玉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黄石《东楚晚报》的记者要采访我。冯兄曾是中国知名企业大冶特钢组织部长，我因为写了一首《群歌》与他结缘。我心里有些吃惊，在电话里用外交辞令回复冯兄，“工作无可奉告（保密纪律），生活乏善可陈”。冯兄宽心地告诉我，给你的定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你就开心地聊退休生后吧。

几天后，晚报万记者和实习生打电话联系我，约见面时间。她们提议上我家来，我没有同意，最后商定在市图书馆见面。

在图书馆三楼室内外走廊，我和两位记者开心地聊了起来。没有按她们准备的题纲，我自滔滔不绝做自我介绍。所谓退休后的人生规划，还有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等等。也可能是她们在口袋中藏有录音笔，2025年3月19日《东楚晚报》上，老爸老妈专栏整版基本上都是我的自述。

我将市内图书馆定义为自己家的书厨，只要有空就泡在其中，只要图书馆不放假准能看到我的身影，常常是第一个进入阅览室的人。

著名的文化学者，原市广电局长黄开才先生，是我老年大学文创作班的老师。他在《东楚晚报》老爸老妈专栏上，看到我的信息后，为我题了一个藏头诗。藏头诗最后一句，借用苏东坡的诗来鼓励我，“胸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是我的一面镜子，为了不让黄老师失望，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努力看书学习吸其营养，丰富自己退休生活。

老年大学文创班每周有一节课，而我因出差常旷课，确实不算一个好学生，对班中的学习情况缺少了解。当黄开才老师陈洪福班长，在课堂上宣布，每人写五篇文章出一本合集，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以黄叶集为题写了一篇散文，号召文创班的同学们积极创作，早日让文集聚结出版。也可能让人误解这是想先入为主，为文集起一个书名。文集成册后阮秋英老师，为文集取了一个闪亮的名子《耆光集》。

我将一本《耆光集》送给老朋友，并在扉页上留言：“同出大别山，同饮湘江边。铜花草相伴，富春江枕眠。君喜我乐也，君愁我忧焉。一万年太久，过好每一天”。老友问我“耆”字如何读时，我方知阮秋英老师学问的高深。

下午五点，大厂的产品样机技术鉴定会准时结束。我和黄组长来到厂技术部，在小会议室喝茶，聊天得知黄组长是三清学生（即本硕博均毕业于清华）。他出自广西的十万大山，当年的成绩在全省前十。我俩感叹，目前的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制度，打破了阶层固化，可让寒门出贵人。尽管选才未必科学，只要用心认真读书，知识可改写命运。

幸好每次活动，出车站机场点对点都有人接送，酒店到会场也有专车。实际上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冷，让我冬三九天光头闯了一次东北。祝借用我尼绒帽子的朋友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