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

秦巴山人

　　大姑今年73岁，比我老父还小7岁。虽为妻姑，却爱屋及乌--胜似亲姑。

　　昔日干净利索的她，如今因病略显邋遢。毕竟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未知的才是人最恐惧的东西。

　　早上七点，在这个地处28线小城尚未完全苏醒的时候，我便搀扶着大姑，一脚高一脚低的下楼，每到一个楼层拐角处，我便会和她说“这是平路，大姑放心走！”10分钟后，终于走到一楼，于是开车前往医院就诊。

　　“白内障，成熟期了，目前两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医生对着光片，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份说明书，“晶体混浊，手术是唯一的办法。”大姑坐在硬邦邦的木质方凳上，面对检查仪器，像个小学生。当医生用裂隙灯那道刺眼的光束照向她眼睛时，我看见她猛地闭紧了双眼，枯瘦的手死死抓住检查桌的边缘，指节泛白。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在灶台前默默支撑起一个家的母亲，她只是一个被强光吓到的、惊恐的老人。

　　“别怕，大姑，一会儿就好。”我低声说，手掌轻抚她弓起的背脊。她没有回应，只是抓着我的手，力气大得惊人。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人最怕的，就是“看不见”。

　　大姑的世界正在被一层毛玻璃慢慢隔开，色彩褪去，轮廓模糊。她抬起头，混浊的眼睛努力想对准我的脸，嘴唇动了动，最后只化作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叹息：“没用了，真是没用了。”“是不是要把我捆起来？”“这就要上手术台?"走出那间房子，大姑仿佛一个胆小如鼠的小孩子，无力，无助 恰似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这句话，像一根细小的针，刺在我心上。我忽然意识到，比视力衰退更让她恐惧的，是那种“成为负担”的感觉。她一生都在给予，用眼睛照亮别人，用双手托举生活，如今，这双眼睛和这双手，却要反过来依赖他人了。这种依赖，对她而言，或许比黑暗本身更难以忍受。

　　已是陪大姑第二次住院做手术了（上次是左眼，这次是右眼），一起陪同的还有大姑两个儿子与她最小的弟媳。所谓“人之父母，己之父母”，大姑在慢慢老去，父母也在慢慢老去，我们终将慢慢老去，这是自然规律，不可逆转……

　　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总是先于一切存在，固执地渗透每一丝空气，像一层看不见的薄纱，笼罩着呼吸。我推开那扇虚掩的门，这味道便扑面而来，与记忆里任何一个医院的日子别无二致。光线是顶好的，清晨的阳光斜斜地透过半幅窗帘，将病房切割成明暗两半。就在那片光晕的中央，我的大姑靠坐在摇起的病床上，像是被搁浅在白色床单堆砌的孤岛上。

　　她侧着头，望向窗外。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见她花白的头发，失去了记忆里的乌黑光亮，有些稀疏地贴着额头。她的肩胛骨，隔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嶙峋地突出来，支起一片伶仃的轮廓。就是这一眼，我心里蓦地“咯噔”一下，某种确信无疑的东西，仿佛沙塔的基座被悄悄抽走了一块。她还是我的大姑，却又分明是另一个人了。

　　临近手术了，大姑的手紧紧的抓住我的手，干燥、粗糙，冰冷，像一片被冬日风干的树叶。她的指尖微微颤抖，不知是因为清晨的凉意，还是别的什么。

　　虽然等待是漫长的，但是手术很顺利。当医生揭开大姑眼睛上纱布的那一刻，病房里安静极了。她慢慢地、有些迟疑地睁开眼。先是茫然地转动了几下，然后，目光终于落在了我的脸上。那一瞬间，我看见她混浊了许久的眼眶里，忽然泛起了一层薄薄的水光。不是激动，不是喜悦，而是一种更加复杂、近乎悲悯的神情。她看了我很久，久到我都有些不知所措，才缓缓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嘴角扯出一个生疏的、属于“病人”的虚弱笑容。

　　“看清了，”她说，“就是……太亮了，有点刺眼。”虽然只是左眼 她也很高兴。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走廊的嘈杂、消毒水的气味、人群的流动，都退成了模糊的背景。在这一小片突兀的安静里，一老一少，就这样隔着几步的距离，对视着。安安的眼神依旧空洞，没有好奇，没有探寻，只是“看见”。大姑的眼神，却从最初的微愕，慢慢变得柔和，没有怜悯，没有讶异，也只是“看见”。她甚至微微偏了偏头，像在打量一件熟悉又陌生的旧物。大姑收回目光，垂下眼睑，什么也没说。只是那只握着我的手，不易察觉地，轻轻紧了一下。

　　没有太多言语。甚至没有微笑。只有目光在空气里短暂的、平静的交汇。

　　窗外的光线，不知不觉间已变得柔和，金红的一片，泼洒在病房的白墙上，也给她苍白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晕。她累了，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那光。

　　我坐在渐浓的暮色里，看着大姑，看着她平静如水的心。病房寂静无声，消毒水的味道似乎也淡去了。但我仿佛听见了，那“嚓嚓”的、清脆而绵密的声音，正从遥远的旧时光里传来，穿过岁月的层层帘幕，在这洁白的、充满终结意味的房间里，低低地回响。那是消逝的声音，却也是永恒的声音，它已完成了一种更沉静的传递。温暖的实体或许会老旧、会破碎，但给予温暖的姿态，虽然黯淡，却永不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