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美术馆的建造历时近四年，其正立面长度甚至超过了旁边的国会大厦。<span style="font-size:18px;">当时梅隆团队在拉斐特广场一栋联排住宅内办公，</span>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延误与其他各种问题，都被他们很快地解决了。当市政府声称，从潮汐盆地引出的、直径五英尺的主水管不可能满足美术馆的用水需求时，由美术馆自费聘请的工程顾问发现，该水管内部其实被施工遗留的杂物堵塞。又有一次，东部城市爆发罢工，几乎使所有油漆工程陷入停滞；工地主任亚历山大·里德却表示，他的施工队在警卫力量的保护下依然持续作业。其中至少有一次，警卫还曾与一车流氓正面对峙。这么大的工程，不发生意处是不可能的。例如，圆厅内那座本身即堪称奇迹的巨型喷泉，竟由一整块田纳西州大理石整体雕刻而成。当它被运抵施工现场时，绿色大理石柱廊已基本就位，却发现其中两根柱子朝向装反。于是，上方的楣梁被拆除，那两根柱子被整体旋转一百八十度，问题随即解决。</p> <p class="ql-block"> 【在砖石与瓦砾之间逐渐成形的圆厅，显露出波普新古典主义的建构本质：借助现代工具与材料，古典的空间形式与精致的表面效果得以实现。工地中央，一座起重桅杆矗立其间，等待将更多绿色大理石鼓石吊装、叠砌为庄重的柱体；与此同时，环形墙体的砖砌结构仍裸露在外，尚待覆以最终的饰面。】</p> <p class="ql-block"> 【由制图大师奥托·埃格斯（Otto Eggers）绘制、并由景观建筑师阿尔弗雷德·盖弗特（Alfred Geiffert）加以润饰的鸟瞰图，呈现了波普所设计的美术馆：画面中可见一座喷泉与经景观设计处理的广场，位置正是未来东馆的所在地。】</p> <p class="ql-block"> 【美术馆的建造按阶段有序推进：靶心状的基础标示出未来圆厅的位置，混凝土模板随之升起，逐步塑造出建筑西翼的形体（左）。相邻地块上，纤细的新植树苗（左下）与网球场（右下）日后都将让位于美术馆的扩建工程。画面中，柱廊繁丽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大楼与呈三边形布局的美国联邦贸易大楼，共同标示出华盛顿“联邦三角区”的东端。】</p> <p class="ql-block"> 【由钢制工字梁构成的结构骨架（上）揭示了这座建筑最终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外墙（中，下）承担屋顶的重量，从而无需在室内设置大量承重墙。这一结构方式使设计者得以自由布置内部隔墙，按需要划分出独立的绘画展厅。】</p> <p class="ql-block"> 正如梅隆所期望的那样，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国家级美术馆”这一理念本身，便开始激发其他收藏家的热情。建筑尚未正式开放，数个重要收藏便已陆续出现：由廉价连锁店巨头塞缪尔·H·克雷斯捐赠的一批无与伦比的意大利绘画；由投资金融巨擘切斯特·戴尔以长期借展形式提供的若干早期美国绘画，这位收藏家以大胆收购法国艺术而闻名【戴尔早期以“出借”的名义，在1962年，他遗赠了艺术馆大量的艺术品】，以及费城有轨电车大亨 P. A. B. 维德纳及其子约瑟夫·E·维德纳所积累的一批题材与媒介极为丰富、堪称壮观的各种艺术品；还有一位捐赠者，莱辛·罗森瓦尔德，当时他正在打造全美最为全面的版画与素描收藏体系，所以最早入馆的，只是几件版画，它们属于捐赠者收藏中用于交换的作品；然而事实证明，这一看似有限的早期捐赠，正是日后更为系统而丰厚馈赠的先声。</p> <p class="ql-block">【除了之前文中提到梅隆先生收藏的作品之外，在开馆时还展出了如下梅隆先生的收藏作品。】</p> <p class="ql-block">拜占庭佚名画家（Anonymous Byzantine）</p><p class="ql-block">《弧形宝座上的圣母子》（Madonna and Child on a Curved Throne）</p><p class="ql-block">13 世纪</p><p class="ql-block">安德鲁·W·梅隆收藏（Andrew W. Mellon Collection）</p><p class="ql-block"> 【一位佚名画家所作的拜占庭圣母像，以一种超凡脱俗的温润光辉闪耀其间，这种效果是在金色的背景之上以极薄的颜料层反复描绘而成。】</p> <p class="ql-block">罗希尔·范·德尔·魏登（Rogier van der Weyden）</p><p class="ql-block">《女子肖像》（Portrait of a Lady）</p><p class="ql-block">约 1460 年</p><p class="ql-block">安德鲁·W·梅隆收藏（Andrew W. Mellon Collection） </p><p class="ql-block"> 【罗希尔·范·德尔·魏登笔下那位女子，其半透明的肌肤与轻盈如纱的面纱，得益于尼德兰绘画传统：先在木板上施以石膏底层，再以多层极薄的彩色罩染逐步塑造人物形体。】</p> <p class="ql-block">汉斯·小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p><p class="ql-block">《童年的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as a Child）</p><p class="ql-block">约 1538 年</p><p class="ql-block">安德鲁·W·梅隆收藏（Andrew W. Mellon Collection）</p><p class="ql-block"> 【汉斯·霍尔拜因画中的小孩俨然具有王者气度，这既来自幼儿的姿态，也来自画家为小王子爱德华精心选取的华贵服饰元素。这幅肖像正是为其父亲、英王亨利八世所绘。（这位是英国有名的伊利莎白一世的弟弟）</p> <p class="ql-block">阿尔贝特·凯普（Aelbert Cuyp）</p><p class="ql-block">《多德雷赫特的马斯河》（The Maas at Dordrecht）</p><p class="ql-block">约 1660 年</p><p class="ql-block">安德鲁·W·梅隆收藏（Andrew W. Mellon Collection）</p><p class="ql-block"> 【这是一幅出自阿尔贝特·凯普（Aelbert Cuyp）之手的温润内陆，海景画，这位17 世纪的荷兰大师以描绘承载着荷兰财富命脉的船只而闻名。这幅作品就是下文提到的艺术中介杜维恩先生为一件被评为“膺品雕塑”而交换的藏画。】</p> <p class="ql-block">【下面三幅是1939 年由塞缪尔·H·克雷斯承诺捐赠给美术馆。他也因此成为首位响应安德鲁·梅隆捐赠号召的人。】</p> <p class="ql-block">萨塞塔（Sassetta）</p><p class="ql-block">《圣母子》（Madonna and Child）</p><p class="ql-block">约 1435 年</p><p class="ql-block">塞缪尔·H·克雷斯收藏（Samuel H. Kress Collection）</p><p class="ql-block">【这件供私人虔敬使用的小型祭坛画，是锡耶纳哥特式风格中的一件珍品。】</p> <p class="ql-block">皮耶罗·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p><p class="ql-block">《探访圣伊丽莎白》（与圣尼各老与圣安东尼隐修士）</p><p class="ql-block">约 1490 年</p><p class="ql-block">塞缪尔·H·克雷斯收藏（Samuel H. Kress Collection）</p><p class="ql-block"> 【一幅描绘圣母玛利亚在佛罗伦萨背景中探访其表亲伊丽莎白的作品，画面中既有博学的圣徒形象，也点缀着关于基督诞生的若干情节场景。】</p> <p class="ql-block">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p><p class="ql-block">《圣凯瑟琳》（Saint Catherine）</p><p class="ql-block">1522 年</p><p class="ql-block">塞缪尔·H·克雷斯收藏（Samuel H. Kress Collection）</p><p class="ql-block"> 【洛伦佐·洛托的《圣凯瑟琳》则通过象征来表明她的身份与命运：金冠标示其王族出身，棕榈枝象征其殉道（这些符号在当时的观者眼中一目了然）。这位三世纪的亚历山大公主，因在辩论中击败哲学家，又奇迹般折断了行刑者那带铁齿的刑轮，最终被罗马皇帝马克森提乌斯下令斩首。】</p> <p class="ql-block"> 与此同时，史密森学会董事会依程序任命了五位“独立受托人”进入美术馆董事会，这一名单得到了创建者本人的认可。他们分别是：安德鲁·W·梅隆（Andrew W. Mellon）本人；其私人律师唐纳德·D·谢泼德（Donald D. Shepard）；女婿戴维·K·E·布鲁斯（David K. E. Bruce）；创建并经营备受推崇的菲利普斯收藏馆（Phillips Collection）的邓肯·菲利普斯（Duncan Phillips）；以及曾任财政部官员、国际谈判代表，后转为投资银行家的 S·帕克·吉尔伯特（S. Parker Gilbert）。然而，继任与增补机制在次年便首次得到一次检验，尽管方式相当温和。一位来自纽约、名为弗雷德·J·彼得斯（Fred J. Peters）的人士，自称隶属于“彼得斯之家，一家出版美国历史、艺术、古董与史学著作的机构，致信白宫请求进入美术馆董事会任职。这一请求由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接收后呈交总统，总统又将其转交给助理斯蒂芬·T·厄利（Stephen T. Early），请其在回复前征求正式意见。厄利以令人钦佩的简洁梳理了相关事实，并在备忘录中作出结论：“目前并无空缺职位；且如上所述，根据国会法案，总统并不拥有任命权。”</p><p class="ql-block"> 事实上，在美术馆正式运作的第一年内，董事会便已出现两次空缺： 安德鲁·W·梅隆于8月去世，次年3月，S·帕克·吉尔伯特亦相继辞世。三位在任受托人随即自行选举继任者，既未接受联邦监督，也未出现总统层面的干预。新当选者为：已退休的外交官费迪南德·拉莫特·贝林（Ferdinand Lammot Belin），以及保罗·梅隆（Paul Mellon）【老梅隆的儿子】。后者当选为美术馆馆长（董事会主席），但在战争爆发前仅短暂任职。随后，被任命为副馆长的戴维·K·E·布鲁斯（David K. E. Bruce）继任馆长。然而，在这一连串事务处理中，董事会事实上回避了章程中的一项明确规定：任何联邦官员或雇员，“均不得被选为受托人”。布鲁斯虽在十年前已离开外交系统，但在美术馆开馆之际，他正于伦敦协助组建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 OSS）。在名义上，他仍是美术馆受托人，甚至担任馆长职务，但实际上并未在馆内履职。他随后出任 OSS 欧洲行动负责人，军衔为空军上校；按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构成联邦官员身份。</p> <p class="ql-block"> 保罗·梅隆的离任在董事会中留下一个空缺，约瑟夫·维德纳（Joseph E. Widener）被任命填补其位。副馆长（副主席）一职则由莫特·贝林（Mott Belin）出任；在戴维·K·E·布鲁斯长期不在任所的情况下，贝林事实上成为这一时期董事会的实际负责人。在周遭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术馆反而逐步形成了一种近似“公司化”的制度稳定性。不出所料，原始董事会任命戴维·芬利（David Finley）为馆长。他正是安德鲁·梅隆的选择；在创建者去世之后，也无疑是最了解其初衷与设想的人选。同时，他也是最愿意、也最投入地在此后数年中致力于落实这位已故导师意愿的人。</p><p class="ql-block"> 在对全国其他艺术博物馆的薪资水平进行了一次极为谨慎的调查之后，芬利的年薪被定为 18,000 美元，这一数额在当时仅次于另一位博物馆馆长，无论置于何种职业领域，皆属相当优厚的报酬。在这一阶段，美术馆始终握有一项“秘密武器”，即戴维·芬利娴熟而审慎的外交手腕；这项能力在他整个馆长任期内，为美术馆赢得了广泛的友谊与支持。他一贯谦和周到，善于在提出请求或给予荣誉时，能使对方觉得心理上很舒服。</p><p class="ql-block"> 1940年初，他便曾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私下参观美术馆不断增长的馆藏，当时这些作品被安全地存放在科科伦美术馆（Corcoran Gallery of Art）的地下防护库中。芬利在信中写道：“这些房间可在任何方便您的时间，于数小时内开放；若能由我亲自向您展示这些藏品，并向您介绍新馆建设的进展与当前的规划，我将深感荣幸。”鉴于这些空间在冬季既无供暖，一位总统助理建议将参观推迟至春季，接下来写道：“如果有薄荷朱利酒或一杯老式鸡尾酒，那更好了！”罗斯福随即以一则极其简短、却颇具个人风格的备忘录回应道：“可以，五月，配朱利酒。”然而，这次参观最终并未成行。</p><p class="ql-block">【这段看似轻松的往来，实则清楚地展现了国家美术馆早期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微妙距离。芬利以极为得体的方式向总统发出邀请；罗斯福则以幽默而简短的批示予以回应，既顺势接受了推迟的建议，也未作出任何制度性承诺。参观最终未能成行，并非失礼或冷淡，而是因为美术馆在法律与治理结构上并不隶属于总统权力体系。这场以玩笑收尾的对话，恰恰体现了双方在亲近与分寸之间的自觉拿捏。】</p> <p class="ql-block"> 施工进度持续加快；为在全国全面投入战争之前完成并举行落成仪式，工程日程甚至被进一步压缩。至于馆内丰富而繁复的细部设计，大卫. 芬利（David Finley）其夫人以及即将出任首席策展人的约翰. 沃尓克（John Walker）共同参与了大量细节的推敲，因为他们认为建筑师的方案在装饰上过于繁琐（正如沃克后来所言，芬利夫人玛格丽特·芬利或许本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他们最终决定，将室内空间划分为数量更多、尺度相对较小的展厅，使绘画与雕塑能够以大致的年代顺序成组陈列，观众在穿行于房间之间时，得以逐步展开一条时间脉络。为增强展厅的亲密感，整个室内空间的展开方式被精心控制：门洞的设置通常只允许观者看到相邻的房间，而无法一眼贯穿多个展厅。这一规则仅在需要强调轴线时被有意被打破，例如通向花园庭院的展厅，以及跨越庭院、与其相对的展厅之间等。规划过程之细致，甚至促使团队为不同展厅制作了比例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按比例缩小的艺术品照片被“悬挂”在微型墙面上，以检验实际展示效果。这种近乎奢侈的用心，后来在争取约瑟夫·E·维德纳（Joseph E.Widener)捐赠其收藏时被证明至关重要：它向这位尚在犹豫的收藏家直观地展示了,一旦将藏品捐赠给美术馆，它们将以何种方式被安置与呈现。</p> <p class="ql-block">约翰·沃克（John Walker）后来回忆道：</p><p class="ql-block"> “我们同样坚信，艺术作品应当拥有与之相称的背景；它们不仅是文化的文献，更是为了激发并愉悦人的视觉而存在。正如音乐厅声学条件会影响我们对音乐的享受，展厅的尺度、形状及其背景，也会左右我们从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愉悦程度。当观者能够将每一件绘画或雕塑视作一个独立的存在加以观照时，这种审美体验便会进一步加深。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对藏品的陈列间距安排得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一家博物馆都更为宽松；为了使每一幅作品、每一件雕塑获得更充分的独立性，我们在许多展厅中采用了隔板式陈列。这些隔板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第二重画框”，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它们确实限制了展陈的灵活性。或许正因如此，这种方式才很少被采用。然而，为了追求所谓的灵活性，现代博物馆又究竟牺牲了多少本可获得的审美品质呢？</p><p class="ql-block"> 【为增强单件作品的独立呈现，在美术馆开馆初期的陈列中，不少展厅曾在原有墙体之前设置专用于悬挂作品的内置挂画墙；这些装置后来因策展与空间策略的变化而被逐步撤除。】</p> <p class="ql-block"> 【横向剖视图呈现了建筑及其穹顶。尽管美术委员会曾要求提供不含穹顶的方案，最终仍决定保留穹顶。这幅细致入微的图纸体现了设计在形式与权衡之间的取舍。】</p> <p class="ql-block"> 【下方这幅精细入微的图纸展现了美术馆内部空间的全长视角，画中不仅完整呈现了艺术作品的陈列，也描绘了观者在其中行走、停驻的情景｛</p> <p class="ql-block"> 【大理石立面一旦安装完成，行人便难以察觉，这座建筑在结构上其实如同“盒中有盒”。】</p> <p class="ql-block"> 【奥托·埃格斯于 1937 年绘制的素描（右）展示了一项木质护墙画廊的设想。该设计在早期阶段经历了多次修订，历时两年方告定案。】</p> <p class="ql-block"> 【中央大厅的玻璃屋顶（上图）在施工阶段引入自然光，正如其在建筑完工后所发挥的作用。随后，设置于其下方的水平灯带式假天花（对页）将电灯隐藏起来，使其在阴天与夜间为展厅提供照明的同时，不被观众直接察觉。】</p> <p class="ql-block"> 【一台压缩机（下图）为馆内空调系统提供冷却水。工程师们对这一系统内置的三级冗余设计赞叹不已：在日常维护中，一台设备被拆解清洁时，第二台持续运转以维持系统运行，而第三台则处于良好待命状态，一旦第二台发生故障，便可立即接管。】</p> <p class="ql-block"> 建筑师为大理石地面提出的设计在芬利看来同样不合适，于是他请来了欧文·劳克林（Irwin Laughlin），一位以审美品味著称的人物，正是劳克林本人委托过约翰·拉塞尔·波普为梅里迪恩山上的一处住宅进行设计。芬利回忆道：“他在自家书房里爬上梯子，取下几本关于法国花园花坛设计的书；然后和我一起推敲出了如今可以在圆厅和两座雕塑大厅中看到的地面图案。”在劳克林的家中（这座住宅与其“姊妹建筑”，同样由波普设计的房子，至今仍保存下来，作为对外交流机构梅里迪恩国际之家〔Meridian House International〕使用），他采用了一种古老的法国技法来营造尤为丰厚而微妙的墙面色彩效果：先上一层橙色或朱红色的底漆，其上再反复覆盖六层白色或绿色涂料；在这一过程中，对线脚与墙板分别施以不同深浅的色调，使最终呈现出柔和而富有层次的对比效果。</p> <p class="ql-block"> 芬利还要求，在将要上漆的绘画陈列厅中，同样采用这种工艺。至于其他一些展厅，则根据所陈列作品的风格分别处理：如果用于悬挂巴洛克绘画，便铺设锦缎墙面；展示意大利十五世纪艺术的空间，则配以石质饰边；有的房间则使用灰泥，总之，一切都以与即将悬挂的画作为准绳。诸如扶手、暖气片格栅以及各种金属配件等细节，同样受到极其细致的关注；楼梯间与雕塑大厅中的石作处理亦是如此。有人说，天才就是承受无限辛劳的能力，因此，这座建筑室内的最终完成，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天才式”的投入。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大卫·布鲁斯（David Bruce）又说服了一位几乎可与波普比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师，担任室内设计方面的顾问。这项工作由威廉·德拉诺（William Delano）承担，他接受了这一任务，报酬为 5000 美元，这一数额由布鲁斯亲自出面谈定，并嘱咐芬利务必对此严格保密。</p> <p class="ql-block"> 【黄铜与青铜的细部处理，将品质追求延伸至最微小之处——这一点既令青铜铸造工坊感到挫败，也令其深以为傲。按顺时针方向自左上起依次为：通风格栅；宪法大道入口处的门环；办公走廊内、覆以皮革的门上的窗孔；楼梯扶手；镶嵌于大理石面板上的圆形拉环；以及位于中央、纯粹作为装饰的浮饰纽结。】</p> <p class="ql-block"> 到 1940 年 6 月，大楼的竣工已指日可待，有意思的是，当时工作人员仅仅只有12人，其中大多数人正忙于订购家具、规划馆内人员架构，以及编制各类目录。E&C 信托基金先行向理事会垫付了一笔资金，用于启动出版项目，这笔款项日后将从相关收入中偿还。该项目的设想是：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向公众提供“最高质量”的图录、手册、绘画复制品、明信片及类似出版物。事实证明，这一计划后来成为美术馆最成功、也最具长远影响力的项目之一，使高水准的艺术复制品得以传播给极为广泛的公众群体。</p> <p class="ql-block"> 理事会当时仍在持续接收来自 E&C 信托基金 的艺术品与器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安德鲁·梅隆生前最后几笔重要收藏中，包括两座喷泉雕塑，由皮埃尔·勒格罗（Pierre Legros）与让-巴蒂斯特·蒂比（Jean-Baptiste Tubi）于 1674 年受路易十四之命，为凡尔赛宫的水剧场（Théâtre d’Eau）制作。它们后来被安置在美术馆的东、西花园庭院中。</p><p class="ql-block"> 大致在同一时期，理事会还批准退回一件梅隆曾以韦罗基奥之作为名购得的陶土半身像。一位出席预展的艺术评论家对梅隆收藏总体评价极高，却单独指出这件半身像是现代赝品。该作品随即退还给杜维恩（Joseph Duveen），据说他愤怒至极，竟用手杖将其砸碎。作为补偿，杜维恩转而提供了两只1782 年制作、刻有克洛迪翁（Clodion）署名、同样为凡尔赛宫而作的巨型大理石花瓶，外加阿尔伯特·凯普（Aelbert Cuyp）的港口杰作《多德雷赫特的马斯河》。在这笔交换中，美术馆显然占了上风。</p><p class="ql-block"> 1940 年 11 月下旬，这支规模尚小的工作人员队伍迁入新馆，并几乎立刻开始扩充；到财政年度结束时，公务员人数已增至 229 人。12 月 1 日，理事会收到了 埃格斯—希金斯建筑事务所（Eggers & Higgins ）的正式认证，确认美术馆工程已告完成；在历时 三年半的建设之后，这座建筑终于移交到他们手中，对于一项据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全大理石建筑的工程而言，这样短的工期殊为难得。项目核准预算为 1500 万美元，而最终支出自然略有超出，仅多出 35,597.50 美元！这一差额在今天看来几乎微不足道。新年一过，梅隆的艺术收藏即告安装；随后在当月稍晚，克雷斯收藏也陆续运抵，恰好赶上 1941 年 3 月 17 日 的落成典礼。</p> <p class="ql-block"> 【1940年11月： 除景观工程尚未完成外，美术馆看似已告竣工，但内部依然空无一物，恰如不远处的国会大厦穹顶。数日之后，工作人员开始在3月举行的落成典礼之前安装常设馆藏。】</p> <p class="ql-block"> 【届时，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下圆）代表美国人民正式接受这一馈赠。坐在其右侧前排的，是留着胡须的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以及代其已故父亲捐赠此馆的保罗·梅隆。】</p> <p class="ql-block"> 正如前文所述，开幕式是一场极为隆重的盛会，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总统经典祝词。在结尾的高亢陈词中，既概括了艺术的普遍意义，也为未来的岁月发出了号召式的呼声。正如《纽约时报》所记录的那样，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这样说道：</p><p class="ql-block"> “在今天接纳德国画家如霍尔拜因（Holbein）、丢勒（Dürer）的作品，以及意大利画家如波提切利（Botticelli）、拉斐尔（Raphael）的创作……就是在宣示这个民主国家的人民对一种人类精神的信念。而这种精神，如今正到处受到威胁……在今天接纳这些作品，就是在宣示美国人民的宗旨：那种孕育了世界上一切伟大艺术与全部科学成果的人类精神与人类心灵的自由，绝不可能被彻底摧毁。”</p><p class="ql-block"> 罗斯福随后回顾道，在南北战争期间，尽管国事繁重（或许正因为如此），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仍坚持要完成国会大厦的穹顶工程。罗斯福说：</p><p class="ql-block"> “那是一项昂贵而艰巨的工程，它将资金与劳力从战争本身的推进中抽离出来。某些批评者（因为在 1863 年确实存在这样的批评者）找到了大量可以指责的地方：参议院翼楼中新竖起的大理石柱，中央入口处新装的青铜大门，以及诸如此类的支出与装饰。但总统的回答是：‘如果人民看到国会大厦仍在建设之中，那就意味着我们打算让这个联邦继续存在下去。’”</p><p class="ql-block"> 罗斯福借鉴了林肯的这一先例，并在安德鲁·梅隆的馈赠中，发现了一个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当代对应物。</p><p class="ql-block"> “将这座美术馆奉献给一个仍然活着的过去，以及一个更加丰沛、更加鲜活的未来，正是我们郑重表明自身意志的尺度：人类精神的自由，也将继续前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