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吴门江阴

吕国平

迎马年，获机缘，慕名专程拜访清代御医徐大椿传人徐修信门下陈教授。

由此初闻大医徐大椿，晓其乃是江苏（吴门）人氏。随之，就近对江阴中医有了一些关注。这才知道，江阴亦同吴门，原是“中医之乡”！

于是，设法检索查阅徐大椿史料，亦择便前往参观

1、江阴中医史陈列馆即江阴曹颖甫故居（司马街20号）；

2、江阴市中医药学会会馆（江锋路22号望江公园内）。

直追宫阙九霄界，

幸拜杏坛三指禅。

“吴门名医”徐大棒与“中医之乡”江阴

史上吴门名中医徐大椿（1693-1771），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是清代著名御医，公认的大医学家、医学理论家和临床大家。同时，他不仅在医学实践上成就卓著，还精通文史、音律、水利、武艺等多领域，堪称“博学通儒”。尤以关爱平民、普济苍生而称誉后世。其主要贡献与成就：

1. 医学思想与著作。《医学源流论》系统阐述医学理论，强调辨证论治，批判当时医学界盲目套用《伤寒论》或滥用温补的风气，主张“治病必求其本”。《伤寒论类方》将《伤寒论》药方重新归类，推动经方的临床应用。《兰台轨范》：精选历代医方，强调方药应用需严谨对应病机。《慎疾刍言》：针对庸医误人、患者盲目求医等现象提出批评，倡导理性医疗。

2. 临床实践与创新。 擅长内科、外科、妇科，尤以疑难杂症诊治闻名。重视解剖与实证，曾通过解剖尸体观察脏腑形态，结合临床修正前人错误认知。 提倡“用药如用兵”，强调药物配伍需灵活精准，反对滥用补药。

3. 宫廷服务与民间声誉。 乾隆年间两次应诏入京为皇室治病，因疗效显著受赏，但淡泊名利，晚年辞官归乡。在民间广受尊敬，常为贫民义诊，著有《洄溪医案》，记录疑难病例与诊疗心得。

他崇古而不泥古，尊崇《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但反对机械套用，主张结合时代与个体差异灵活化裁。强调医德与务实，批评沽名钓誉的庸医，认为医者需“通儒理、明医道、重实践”。融合多学科知识：将音律、易理等思想融入医学，形成独特理论体系。

徐大椿认为《难经》是阐释《黄帝内经》（简称《内经》）的，所有解释都应以《内经》理论为根本。他通过传世的《难经经释》，既系统梳理并宣扬了《难经》中符合《内经》的精华部分；也凭借深厚的考据功底对《难经》中他认为是后世杜撰或矛盾的地方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与修正。这种“尊经溯源”并敢于质疑的治学方法，正是徐大椿作为清代医学评论大家的典型风格，也使他的这部著作在历代《难经》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

徐大椿被后世誉为“清代医学批评家”，其思想对叶天士、吴鞠通等温病学派医家产生一定影响。近代医学家章太炎称赞其“卓然自立，不阿附古人”。他的一生体现了传统医学在清代的反思与创新，其著作至今仍是中医研究的重要文献。

趣闻轶事：文武双全：青年时习武，膂力过人，曾协助地方治理水患。直言敢谏：在京时直言批评太医院陈腐风气，主张改革医疗制度。临终预言：传说他自知大限，临终前作诗告别亲友，从容而逝。

徐大椿以其深厚的医学造诣、批判性思维和人文关怀，成为中医史上极具特色的代表人物，其学术遗产至今仍启发着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吴门名医”徐大棒与“中医之乡”江阴，主要是有着地理交融、学术影响与近代学术归属的若干关联。一，江阴与苏州（吴门医派核心区）同属历史上的吴文化区，地理相近。二，学术上同受“乾嘉吴派”学风影响。徐大椿与乾嘉学派的学者（如沈彤）有交往。江阴名医（如柳宝诒）也多具深厚儒学功底，治学严谨，两地医家共享地域文化背景。三，学术思想潜在相通。徐大椿“尊经崇古”、“用药如用兵”等思想，与江阴龙砂医派重视经典的学术风格有相通之处。

现代研究明确将江阴中医（龙砂医派等）与“吴门医派”并列为独立的吴地医派。官方表述称江阴中医地处“吴中医派”和“孟河医派”交汇处，自成体系。

总之，徐大椿引领的“吴门医派”与江阴的“龙砂医派”，历史上因地域相邻、文化同源、行政曾一体而有密切的交流背景，学术思想上也存在共鸣。但在中医流派研究中，则被公认为两个平行、独立且各有特色的地方性医学流派。

三指禅

这既泛指中医脉诊之术，又特揩清代医家周学霆所著的中医脉学经典《三指禅》。

三指禅，历来强调“浮、沉、迟、数”四脉为脉象纲领，并以“缓脉”为健康常脉的标准。《三指禅》一书深入浅出地阐述脉诊理论与临床实践。

核心思想

“缓脉为平”。认为健康之人脉象从容和缓，是判断疾病脉象的基准。所有病脉皆需与缓脉对比，以辨异常。

“四脉为纲”。 将浮、沉、迟、数作为脉象分类的总纲：

· 浮脉：轻取即得，主表证；

· 沉脉：重按始得，主里证；

· 迟脉：一息不足四至，主寒证；

· 数脉：一息超过五至，主热证。

强调诊脉要领

独取寸口。专注于腕部桡动脉的寸、关、尺三部，每部分候脏腑：

· 左寸、关、尺：对应心、肝、肾；

· 右寸、关、尺：对应肺、脾、命门。

脉症合参。强调脉诊需与症状、体质、病史结合，避免机械套用。

在四纲基础上，细化描述27种脉象，包括：

· 常见病脉：滑（痰湿）、涩（血瘀）、弦（肝郁）、细（阴虚）等；

· 危重脉：如雀啄、屋漏等“真脏脉”，提示预后不良。

用生活化比喻描述脉象（如“如循刀刃”为真肝脉）。

编歌诀辅助学习，如：“浮沉迟数四般脉，虚实滑涩要明分”。

针对常见病（如伤寒、痰饮、虚劳）总结脉象规律，指导用药。

· 普及脉学：语言通俗，适合初学者入门；

· 承前启后：继承《内经》《难经》思想，对后世脉学影响深远；

· 强调整体：体现中医“以常衡变”的辨证思维。

《三指禅》至今仍是中医脉学重要经典。其“以缓为平”的理念有助于理解亚健康状态的脉象特征。书中对脉象的生动描述，亦启发现代中医师在临床中注重指感训练与综合判断。

中医脉诊乃是临床经验积累之学问，惟有长期的细致体察实践，方能精准掌握其妙用。

无临床未脉诊不能成中医。名中医皆最重望闻问切，无一不是临床大家。

徐大椿（1693-1771）

字灵胎，号洄溪老人。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位极其独特且影响深远的大医。他并非终身任职于太医院的典型“御医”，身不在太医院，却居医林顶峰。其高超医术深受皇室认可，并对后世中医学产生了超越宫廷范畴的深刻影响。

徐大椿在清代医林中的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点来定位：

1. “布衣御医”式的特殊身份：他多次应诏入京为皇室成员诊治，最著名的是两次奉诏为大学士蒋溥诊治重病（实为乾隆皇帝委派），其诊断精准、直言不讳，震动京城。乾隆帝欲留其任职太医院，他坚决以老病辞归，保持了民间医家的独立身份。这种“征召名医”模式，显示了清代宫廷对顶尖民间医术的依赖与尊重。

2. 学术上的“大宗师”：徐大椿学识渊博，贯通古今，医学只是其“副业”（他精于天文、水利、武艺、音律）。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医学思想格局宏大、见解独到，被公认为清代中叶的医学巨擘，地位与叶天士、薛雪等大家并列。

徐大椿的影响远不止于为皇室看病，更在于他留下的医学著作和极具批判性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尊经典，溯本源 针对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理论芜杂的时弊，高举 “尊经复古” 旗帜。强调 《伤寒论》 和 《神农本草经》 是医学正轨，撰《伤寒论类方》、《医学源流论》等。 扭转了学术风气，引导后世医家回归经典，寻求临床的根本法则。清代伤寒学的中兴，以及后来“经方派”的兴起，徐大椿有导夫先路之功。

二、重临床，倡实效 提出 “药性专长” 说与 “方药离合” 论，认为用药须精究每味药的核心功效（专长），组方需理解方剂与单味药关系的分合变化。著《兰台轨范》作为临床示范。 树立了严谨的临床规范。《兰台轨范》选方精当，法度严谨，被后世奉为临床实用指南，极大地提升了中医处方用药的精确性。

三、破迷信，斥庸俗 以辛辣的笔触和严密的逻辑，猛烈抨击庸医滥用温补（如滥用人参）、迷信运气学说和荒诞的巫医之术。其《医贯砭》专为批驳明代温补派医家赵献可的《医贯》而作。 起到了思想启蒙和学术净化作用。他就像医林中的“批评家”，促使医界反思，强调医学的理性与实践性，影响直至近代。

四、论人才，通古今 在《医学源流论》中提出 “医非人人可学” ，学医者需“通儒之理，方能为医家之理”。主张学医应由源及流（先经典后后世），反对碎片化学习。 确立了高级医学人才的培养标准。强调医者需有深厚的综合素养和系统的学术训练，这一思想对近现代中医教育理念有深远启示。

代表著作与其传承脉络

· 《医学源流论》：其医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堪称“中医哲学与批评文集”，观点犀利，发人深省。

· 《伤寒论类方》：将《伤寒论》方剂重新归类，开创了以方类证的研究法，极大方便了后世学习与应用经方。

· 《兰台轨范》：其临床精华，所选皆为历代名方，辨证清晰，用药精审，是公认的临床佳作。

· 《医贯砭》：学术批判的代表作，展示了其不盲从、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

其《难经经释》更是难得。既系统梳理并宣扬了《难经》中符合《内经》的精华部分；也凭借深厚的考据功底对《难经》中他认为是后世杜撰或矛盾的地方提出了大胆的批评与修正。这种“尊经溯源”并敢于质疑的治学方法，正是徐大椿作为清代医学评论大家的典型风格，也使他的这部著作在历代《难经》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

徐大椿的学术通过其著作直接影响了后世。清代中后期的许多务实医家都深受其影响。近代著名医家恽铁樵、张山雷等在其著作中多次引用并推崇徐大椿的观点。他的“尊经崇古”与“求真务实”相结合的思想，成为中医学术自我更新和保持本色的重要精神资源。

他是一位超越时代的医界思想家。在清代御医/名医中的地位，可概括为：他是一位虽被皇室倚重却主动疏离体制，以民间大医身份深刻批判并塑造时代学术的“医林巨擘”。

他的影响不在于创立了一个门派，而在于为整个中医界树立了 “回归临床本源、强调理性思辨、重视学术规范” 的标杆。在中医面临古今之变、中西碰撞的近现代，徐大椿的思想一再被重温，其价值历久弥新。他不仅是清代的名医，更是中医史上一位具有永恒批判精神和思想光芒的大家。

中医经典 《难经》

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是一部以问答形式阐释《黄帝内经》深奥理论的经络古籍，是中医理论历史上的奠基性经典之一。

共设81个“难”（即问题与解答），故称“八十一难”。作者托名黄帝，实则成书于战国至东汉之间，相传为扁鹊（秦越人）所作（但无定论）。

全书围绕《内经》脉学、经络、脏腑、疾病、腧穴、针法等核心问题深度辨析与补充。其中：脉学 （第1-22难）系统论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经络 （第23-29难）详述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脏腑 （第30-47难）涉及脏腑功能、解剖及命门学说。疾病 （第48-61难）论述疾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腧穴与针法 （第62-81难）讲解针灸穴位和治疗原则。

核心贡献

1. 独取寸口诊脉法。首次系统提出“独取寸口”（腕部桡动脉）脉诊方法，划分寸、关、尺三部，每部对应特定脏腑，成为后世脉学主流。

2. 深化脏腑学说。 明确“左肾右命门”理论，强调命门为“元气之根、精神之所舍”，对后世温补学派影响深远。提出“三焦有名而无形”论点引发千年学术争鸣。

3. 完善经络腧穴理论。系统阐述奇经八脉（任、督、冲、带等）的循行与功能，补充《内经》之未备。强调“八会穴”（脏、腑、筋、髓等之会合穴）等重要穴位。

4. 疾病与治法创新。区分“伤寒有五”（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拓展外感病分类。提出“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等治则，完善五行生克在针灸用药中的应用。

《难经》以设难释疑形式层层剖析，逻辑性强，便于传承。简练实用，文字精炼，侧重临床指导，尤其在脉诊、针灸领域影响巨大。在《内经》基础上大胆创新，如寸口脉法取代古代全身遍诊法。与《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并称“中医四大经典”。唐代太医署将其列为医学生必修课，历代注家众多（如元代滑寿《难经本义》）。其脉学、命门理论为明清医家（如张景岳、赵献可）的温补学说奠定基础。

部分理论（如三焦无形说）在后世引发争议，清代徐大椿曾著《难经经释》，结合临床对其提出批判性解读。某些章节文字古奥，历代医家注解存在分歧。

《难经》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关键枢纽，至今仍是研习中医的必读经典。其脉诊法则、经络理论及治则思想，仍广泛指导临床实践，尤其在针灸与内科领域。

历代御医

不仅是宫廷健康的守护者，其学术思想与成就也深刻影响了中医的发展。他们往往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医学水平，并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医案与著作。

历代著名御医代表

汉代

淳于意（仓公） 曾任齐国王室太医。创立 “诊籍” （即病案记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历档案，载于《史记》。 开创医案先河，使医学经验得以传承和验证。

张仲景（医圣） 曾任长沙太守（非严格意义御医，但其学术为宫廷医学根基）。著有 《伤寒杂病论》 。 其理论体系成为后世宫廷与民间医学的共同准则。

唐代

孙思邈（药王） 多次拒绝隋唐皇室征召，但其医学思想影响宫廷。著有 《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 首列“太医令”等职官于著作，集唐以前医学大成，重视医德（《大医精诚》）。

王焘

唐代官员，掌管弘文馆，编撰 《外台秘要》 。 整理大量已佚的唐代及以前宫廷医方，是重要的医学文献保存者。

宋代

王怀隐等 奉宋太宗诏令编修 《太平圣惠方》 100卷。 第一部由政府编修的大型方书，影响宋以后宫廷医学。

钱乙（儿科鼻祖） 曾任翰林医官。著有 《小儿药证直诀》 。 开创系统儿科，其创方“六味地黄丸”流传千古。

金元

刘完素（寒凉派） 金朝御医。主张 “火热论” ，善用寒凉药。 金元四大家之首，学术争鸣开端，影响宫廷治法。

李东垣（补土派） 金元时期医家。创立 “脾胃论” ，强调补益脾胃。 针对战乱饥荒所致内伤疾病，创“补中益气汤”等名方。

明代

戴思恭 明代太医院院使，朱丹溪弟子。整理发扬丹溪学说。 沟通宫廷与民间学术，著《证治要诀》，影响后世温病学。

薛己 历任明英宗至世宗御医，官至院使。擅用温补。 开明代 “温补学派” 先河，著作等身（《薛氏医案》）。

李时珍（药圣） 曾任太医院院判短期。著有 《本草纲目》 。 其药学成就超越了御医身份，成为世界科学巨匠。

清代

吴谦等 清乾隆御医，为总修官编成 《医宗金鉴》 。 官方医学教科书，系统全面，沿用至清末太医院。

徐大椿（另述）

叶天士（温病大家） 虽拒为御医，但其学术被宫廷采纳。创立 “卫气营血辨证” 。 其《温热论》奠定温病学基础，深刻影响清代宫廷对外感热病的治疗。

王清任 非典型御医，但其《医林改错》影响宫廷医学。注重解剖，创活血化瘀方。 敢于疑古创新，所创 “血府逐瘀汤” 等至今广泛应用。

晚清

马培之 孟河医派代表，曾应诏为慈禧治病。精内外科。 标志着民间顶尖医家进入宫廷，融合了学派特色。

御医体系特点

1. 双重角色：他们既是皇权的服务者，受制于宫廷规矩与政治风险，也是医学的引领者，其编撰的典籍（如《太平圣惠方》《医宗金鉴》）主导了国家医学标准。

2. 学术传承：御医群体是中医学术传承的核心枢纽。许多经典理论（如金元各家学说）通过御医的实践与教育，得以官方化并流传后世。

3. 保守与创新并存：宫廷医学偏于稳健（“王道”），但顶尖御医如李东垣、吴谦等，均在各自领域有重大创新。

4. 从官方到民间：清代中后期，随着太医院影响力下降，地方性医学流派（如孟河医派）的名医开始应召入宫，标志着医学中心一定程度向民间转移。

著名御医轶事与遗产

· 钱乙与六味地黄丸：为皇子治疳积（儿科病）成名，其方剂成为滋补肾阴的基础方。

· 薛己的温补：针对明代皇室可能因纵欲、劳倦导致的虚损证，大力倡导温补脾肾，影响深远。

· 《医宗金鉴》的权威：清代御医吴谦主编的这套丛书，内容涵盖各科，理法方药俱全，是中医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官方教材之一。

御医的历史，是一部中医学术在最高权力框架下发展、应用与传承的缩影。他们的成就不仅在于服务帝王，更在于那些历经时间检验、至今仍指导临床的智慧与方药。

江阴又称暨阳，其在中医界的影响力是通过数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核心学术流派、杰出医家以及 “现代中医教育的摇篮” 地位来体现的，历经了从地方家族传承，到形成核心学派辐射全国，再到影响现代中医教育与产业的关键发展。

据查考，

这里有个龙砂医学流派，肇起宋元，隆盛于清代，再兴于近现代。这是全国首批中医学术流派（2012年）。以“五运六气”理论与经方、膏方应用为特色，是江南中医学术的杰出代表。

这里还有澄江针灸学派，创始于20世纪30年代，影响至今。是现代针灸学科与高等针灸教育的主要源头之一。创始人承淡安是新中国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奠定了现代针灸教育体系。

江阴中医经方与临床各科，兴起于清末民初至今。曹颖甫被誉为“经方大家”。现代代表人物包括国医大师夏桂成（妇科）、全国名中医黄煌（经方）等，在各自领域影响全国。

江阴是现代中医高等教育摇篮之一。尤其是经由承淡安先生受命筹建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并任首任校长，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医师资和骨干。

江阴的中药产业，以天江药业（国内首个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为代表，推动中药智能化、标准化生产。获刘良院士等顶尖团队支持，打造国家级产业高地。

江阴在当代建成了全国领先的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市、镇、村三级网络），并获批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 。

江阴中医的历史地位，是由众多医家共同铸就的。有几位关键代表人物：

许叔微 南宋 (1079-1154) 被尊为经方派创始人，也是“龙砂医派”可追溯的最早医家代表之一。

柳宝诒 清末 (1842-1901) 晚清温病名家，“龙砂医学”代表人物，以伏气温病理论闻名。其著作《温热逢源》等是温病学重要文献。

曹颖甫 清末民初 (1866-1938) 。近代经方大家，擅用《伤寒论》经方，主张方证相应，著有《经方实验录》。倡导并实践“汉唐经方”，对现代中医经方学术影响深远。

承淡安 近现代 (1899-1957) 针灸巨擘，近代针灸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开创了“澄江针灸学派”。核心贡献是挽救并重塑了现代针灸学。在民国时期针灸濒临失传之际，他创办研究社、杂志和学校，使其复兴。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首位中医界院士和南京中医药大学首任校长，为现代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

朱莘农 近现代 (1894-1962) “苏南伤寒派” 开创者，擅治 “夹阴伤寒” ，强调体质辨识。

夏桂成 当代国医大师，著名中医妇科专家，在中医妇科领域成就卓著。在中医妇科领域创建了“调周理论”，被誉为“送子观音”，代表了江阴中医在专科领域的巅峰成就。

黄煌 当代全国名中医，经方大家，致力于经方的现代临床应用与推广。

魏晋时期，江阴开始有了治病的记载；

唐代起设置医学博士『掌疗民疾』；

宋元之际，医疗制度不断完善，元代设立药局；

明清500余年间， 江阴的中医药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新中国中西医并驾齐驱，迈入了一个更加辉煌的时期。

江阴中医历代名医辈出。陆文奎、许恕、许泰和、吕逸人、是巨渊、 邢济川、吕夔、吕应钟、夏颧、曹健、缪坤、柳宝贻、曹颖甫、朱少鸿、邓养秋、 承淡安、朱莘农、邢鹂江等皆为中医界翘楚，蜚声海内外。

江阴近代两大核心中医流派

1. 龙砂医学流派

一个以内科和经典理论为核心的综合性学术流派，尤其重视《伤寒论》等经典的研习和经方应用。从柳宝诒、曹颖甫，到当代的黄煌等名医，都是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该流派还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和冬令膏滋方调理。

2. 澄江针灸学派

承淡安先生开创的近现代影响深远的针灸学术流派。通过现代教育方式系统传承针灸技艺，推动针灸走向世界。

江阴市中医院（三级甲等）是全市中医药服务的龙头单位。位于工农路100号。

该院汇集了龙砂医学流派和澄江针灸学派，设有多个名中医工作室，在皮肤科、儿科、针灸科、妇科等方面具有优势。还与 “江阴天江中医门诊部（天江国医馆）” 建立了技术协作关系。

另有部分通过了省级“五级中医馆”评定的中医馆。 江阴市利港医院中医馆、江阴市文林卫生院中医馆、江阴市石庄卫生院中医馆，等等。

江阴曹颖甫故居，常有中医专家坐诊。

江阴中医药学会会馆，定期中医专家义诊。

中医“四大经典”

通常指的是奠定中医理论与临床基石的、影响最深远的四部著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常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有的会加上后来的《温病条辨》。

理论之源《黄帝内经》。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被称为“医家之宗”。成书于战国至汉代，托名黄帝与其臣子岐伯等人对话。

整体观念：系统阐述了“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与自然环境、四时变化息息相关。

阴阳五行学说：将阴阳对立统一和五行生克制化作为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及指导诊断、治疗的核心哲学工具。

藏象经络学说：建立了以“五脏六腑”为中心，联系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的生理系统，并详细论述了经络的循行、功能及腧穴。

治未病思想：强调预防重于治疗，“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养生学说：详细论述了饮食、起居、情志、导引等养生方法。

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偏重理论与生理病理；《灵枢》偏重经络、针灸和治疗方法，故又称《针经》。

构建了中医所有后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和世界观，是学习中医的必读入门经典。

临床之祖：《伤寒杂病论》（东汉·张仲景）

开创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体系的里程碑，被誉为“方书之祖”。作者张仲景被尊为“医圣”。

将《内经》的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临床实践，建立了理、法、方、药紧密结合的诊疗范式。

《伤寒论》主论外感热病。创立了 “六经辨证” 体系（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将外感病的演变过程归纳为六个阶段，并给出精确的方药（如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等“经方”）。

《金匮要略》主论内伤杂病（内科、妇科等）。创立了 “脏腑经络辨证” 体系，系统论述了40多种杂病的病因、诊断与治疗（如用肾气丸治虚劳，茵陈蒿汤治黄疸）。

核心理念：“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强调动态、个体化的治疗。

药学之根：《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

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奠定了中药学理论基础。

大约成书于汉代，非一人所著。

载药365种：按功效和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滋补强壮，无毒，可久服（如人参、枸杞）。中品：治病补虚，部分有毒（如当归、麻黄）。下品：攻治疾病，多有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

提出中药学核心理论。四气五味：寒热温凉四气，辛甘酸苦咸五味。君臣佐使：最早的药物配伍组方原则。七情和合：论述药物之间的协同、抑制、拮抗等相互作用。

它所确立的药物分类、性味、功效、配伍原则，成为后世本草学发展的源头。

后世之巅：《温病条辨》（清·吴瑭/吴鞠通）

温病学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温病学派理论体系的完全成熟，与伤寒学派并列，完善了中医对外感热病的认识。

明清时期，瘟疫频发，传统的伤寒治法有时失效。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医家创立了“温病学派”。

明确区分“伤寒”与“温病”：提出“伤寒伤人之阳，温病伤人之阴”的核心观点。

创立“三焦辨证”：将温病发展过程按上焦（心肺）、中焦（脾胃）、下焦（肝肾） 划分，与卫气营血辨证（叶天士创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温病辨证纲领。

丰富治法与方药：发展了清热、养阴、透邪、凉血等治法，创制了大量经典名方，如银翘散（辛凉平剂）、桑菊饮（辛凉轻剂）、清营汤、安宫牛黄丸（凉开三宝之一）等，极大地提高了治疗温热、湿热类疾病的疗效。

补足了《伤寒论》在治疗温热性疾病方面的不足，使中医对外感热病的诊疗体系趋于完备。其方剂在现代治疗流感、肺炎、脑炎等传染病中仍发挥巨大作用。

总结与关系

《黄帝内经》 基础理论、哲学 整体观、阴阳五行、藏象经络 理论基石，万物之源

《伤寒杂病论》 临床诊疗体系 辨证论治、六经/脏腑辨证、经方 临床医学之父，方书之祖

《神农本草经》 药物学 三品分类、四气五味、君臣佐使 药学开山，本草源头

《温病条辨》 外感热病（温病） 三焦辨证、温病治法与方药 学派巅峰，补寒温之缺

《黄帝内经》是树根和主干，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和主体结构（基本理论）。《神农本草经》是丰富的养料，提供了治疗的工具（药物知识）。《伤寒杂病论》是长出的第一根坚实主枝，确立了基本的生长形态（诊疗范式）。《温病条辨》是在主干上生发出的另一根强健主枝，使树冠更加丰满茂盛，能应对更多样的气候（疾病类型）。

这四部著作，共同构成了中医从理论到药物、从伤寒到温病、从基础到临床的完整知识体系，是理解中医精髓不可逾越的经典。

《黄帝内经》

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被誉为“医家之宗”。成书于战国至汉代，托名黄帝，表达这黄帝同歧伯关于生命健康的问答。实为众多先贤智慧的结晶。全书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构建了中医赖以生存的哲学根基、理论框架和核心思维方式。

五大理论支柱

1. 整体观念 - 天人合一

· 这是中医的世界观。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形体、官窍、经络相通），同时人与自然界、社会环境也是一个整体。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与四季更迭、昼夜交替、地域环境、社会情绪息息相关。治疗疾病，必须考虑这些整体因素。

2. 阴阳学说 - 对立统一的根本法则

· 这是中医的方法论。将宇宙万物和人体的一切，都用 “阴”和“阳” 这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属性来概括和解释。健康就是 “阴平阳秘” （阴阳动态平衡），疾病则是“阴阳失调”。诊断是辨阴阳，治疗就是调阴阳。

3. 五行学说 - 系统联系的模型

· 这是中医的系统论。用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的特性及其 “生克制化” 关系，将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腑、五官、五志等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能解释生理、病理传变、并指导诊断和治疗的动态模型。

4. 藏象学说 - 以功能为核心的生理系统

· 这是中医的生理学核心。注意，“藏”指内在的脏器，“象”指外在的征象。它不重解剖形态，而重功能系统。例如，“脾”不仅包括解剖的脾脏，更核心的是其 “主运化、统血” 的功能。五脏是五个功能系统的核心。

5. 经络学说 - 气血运行的通道网络

· 这是中医独特的发现。经络是运行气血、联系脏腑和体表及全身各部的通道。它包括十二经脉、奇经八脉等，是针灸、推拿等外治法的理论基础，解释了体表刺激何以能治疗内在疾病。

两大核心篇章

· 《素问》（共81篇）：偏重基础理论。深入探讨阴阳五行、藏象、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诊法治则、养生防病等。

· 《灵枢》（共81篇）：偏重针灸经络与临床实践。故又称《针经》，详细论述了经络循行、腧穴、针具、针法及一些疾病的针灸治疗，是针灸学的源头。

贯穿始终的三大智慧

1. 治未病：“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这是最高明的医学，强调预防重于治疗，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

2. 辨证论治：虽然此词后世总结，但其思想根植于《内经》。强调治疗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没有千篇一律的方子。

3. 取象比类：这是中医独特的思维方法。运用自然现象（如风、火、湿）来类比和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如肝风内动、心火上炎），使抽象理论形象化。

历史地位：不可撼动的基石

· 理论之源：后续所有中医流派（伤寒、温病、金元四大家等）的理论，都从中衍生。

· 临床之基：奠定了望闻问切四诊、辨证论治、针灸推拿等所有临床实践的原理。

· 文化之根：其思想深深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养生观念。

《黄帝内经》是一本超越医学的生命之书。不仅在于它建立了医学体系，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整体、动态、平衡地看待生命与健康的哲学。它教导我们，人体是一个精妙的自组织系统，医生和药物的作用是 “扶正祛邪” ，帮助身体恢复固有的平衡。

可以说，整部中医史，都是对《黄帝内经》的注解与实践。理解了它，就拿到了打开中医千年智慧宝库的第一把钥匙。

张仲景（约150-219年）

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尊称为“医圣”。他是中医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其著作《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对后世中医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战乱频繁，瘟疫（如伤寒）流行。他深感民众疾苦，潜心研究医学，博采众方，终成巨著。张仲景以临床实践为核心、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学术体系，使中医学从经验医学向系统化理论升华，其人道主义精神和科学态度至今熠熠生辉。后世尊其为“医圣”，其理论体系成为中医教育与实践的基石，影响了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等东亚传统医学。

《伤寒杂病论》系统总结了外感热病（伤寒）与内科杂病的诊断和治疗规律，创立了六经辨证体系（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强调根据病症不同阶段进行辨证施治。

原书散佚后，经后世医家整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经典，至今仍是中医核心典籍。

确立辨证论治原则。张仲景提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强调针对个体病机动态调整治疗方案，这一思想成为中医临床实践的根本法则。

方剂学奠基人。书中记载了大量经典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等），被尊为“经方”，其组方严谨、药简效宏，至今广泛应用于临床。

医学伦理倡导者。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他批判当时医者固守旧习、敷衍病患的风气，强调医学的严谨性与医者的责任感，体现了“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的济世精神。

名言与理念：“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伤寒杂病论》序）

河南南阳建有医圣祠，历代祭祀不绝。现代中医教育仍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列为必修课程，其方剂与治法在全球中医药领域广泛应用。

《伤寒杂病论》概述

这是张仲景毕生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的结晶，约成书于公元200年至210年间。它标志着中医临床医学从单纯的经验积累，正式确立了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理、法、方、药完备的诊疗体系，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

· 书名含义：“伤寒”泛指一切外感热病（非仅现代医学的伤寒杆菌感染）；“杂病”则指内科、妇科等多种慢性或非外感性疾病。书名即点明了本书的论述范围涵盖外感与内伤两大类疾病。

· 成书背景：东汉末年，战乱频发，瘟疫大流行（史称“伤寒十居其七”）。张仲景家族亦遭重创，这促使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此书。

· 散佚与重辑：原书因战乱而散失。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整理，编纂了其中关于外感病的部分。至北宋，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由林亿等人系统校勘，将残存内容分为两部独立著作刊行：

1. 《伤寒论》：专论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以“六经辨证”（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纲领。

2. 《金匮要略》：以内科杂病为主，兼论外科、妇科等，以“脏腑经络辨证”为核心。

核心思想与贡献

1. 创立辨证论治体系：

· 六经辨证（《伤寒论》）：将外感病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症候，归纳为六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传变的类型，为诊疗提供了清晰的路径。

· 脏腑经络辨证（《金匮要略》）：以内脏和经络的病理变化为依据，对杂病进行分型论治。

· 核心原则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强调动态、个体化的治疗。

2. 奠定方剂学基础：

· 书中载方约269首（《伤寒论》113方，《金匮要略》262方，去重后约269首），配伍严谨，用药精当，疗效卓著，被后世称为“经方”。

· 创立了完整的方剂学理论，包括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以及煎服法、药后护理等。

3. 确立诊疗方法体系：

· 系统总结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并记载了多种剂型（汤剂、丸剂、散剂、栓剂等）。

· 在诊断上，创造性地将“脉证”并提，强调四诊合参，病证结合。

深远影响

1. 学术地位：是继《黄帝内经》之后，中医理论的又一次巅峰飞跃，从理论走向临床实践的桥梁。

2. 学派形成：后世对其研究注解者代不乏人（如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等），形成了专门的“伤寒学”研究领域，其流派影响至今。

3. 国际影响：远播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是汉方医学或韩医学的经典基石。至今，日本汉方医家仍将主要使用《伤寒论》方剂的医生称为“古方派”。

4. 现代价值：书中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小柴胡汤、白虎汤、承气汤系列等）在现代临床中仍被广泛应用，尤其在治疗流感、肺炎、消化系统疾病及疑难杂症方面展现显著疗效，其理论和方剂也一直是现代中医药研究的重点。

名言金句（出自《伤寒杂病论》序）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

“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总结

《伤寒杂病论》不仅是一部医学著作，更是一部充满了济世情怀的哲学与实践指南。它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建立了一套可学、可用的完整医学体系，使中医学成为一门真正成熟的、有法可依的临床学科。张仲景也因此被尊为“医圣”，其著作的光辉，穿越千年，至今仍指引着中医的临床与研究方向。

《伤寒论》概述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中专门论述“外感热病”的部分，经后世整理而成。它创立了 “六经辨证” 体系，系统地揭示了外感疾病发生、发展、传变、转归的规律，并提供了精准的方药治法，被尊为 “方书之祖” 和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

此处的“伤寒”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外感热病（包括现代医学的感冒、流感、肺炎及多种传染性疾病等），并非单指伤寒杆菌引起的“伤寒病”。其核心是研究人体感受外邪后的系列病理反应与诊疗方法。

流传路径与《金匮要略》同源。

东汉末年张仲景原书《伤寒杂病论》因战乱散失。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收集编次了其中关于伤寒的部分，使其得以初步保存。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林亿等人，对当时流传的各种版本进行系统校勘，最终定型为《伤寒论》十卷二十二篇，共载方113首（实际统计有112首），并刊行天下，成为后世通行本。

核心理论：六经辨证是《伤寒论》最伟大的创造，为中医辨证论治树立了典范。

· 六经：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类证候群。它既是外感病发展过程中的六个阶段，也是根据人体正气强弱、病邪性质、病位深浅而划分的六个病理层次。

· 辨证方法：根据患者的症状（恶寒发热、汗出情况、大小便、神志、脉象等），将其归纳到某一“经”或几“经”的范畴，从而确定病位、病性（寒热虚实）和治法。

· 传变规律：疾病可能按照“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顺序传变（顺传），也可能直中某经，或合病（两经以上同病）、并病（一经未罢，又传一经）。这为预判病情发展提供了框架。

条文精炼，字字珠玑：全书以398条精短条文构成，每条论述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证候与治法（“某某证，主之”或“宜某某汤”），信息密度极高。

方证对应，严丝合缝：创立了 “方证对应” 这一临床直接指导原则。每个经典方剂（如桂枝汤、麻黄汤、小柴胡汤、白虎汤、承气汤）都有其严格对应的特定症候群。只要症候群吻合，用之即效，被称为“有是证，用是方”。

治法丰富，八法俱备：全面运用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尤其是对汗法（解表）和下法（攻里）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重视顾护胃气与津液：在祛邪的同时，时刻强调保护人体的正气（尤其是脾胃功能和津液），如“保胃气，存津液”是贯穿全书的治疗思想。

地位影响

1. 临床医学的圭臬。将《黄帝内经》的理论具体化为可操作、可重复的临床诊疗系统，使中医从哲学思辨真正走向了临床实践。

2. 开创伤寒学派：自宋代以后，注解、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层出不穷（如成无己、柯韵伯、尤在泾、徐灵胎等），形成了中医史上最大的学术流派—— “伤寒学派” 。各派从不同角度阐发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理论。

3. 方剂的至高典范：书中所载方剂被称为 “经方” ，以其配伍严谨、药简力专、疗效确切而著称。许多方剂已成为中医的“标准配方”，如小柴胡汤、桂枝汤等，至今在全球中医界被广泛应用。

4. 国际影响深远：尤其是对日本汉方医学影响至深。江户时期的“古方派”医家（如吉益东洞）将《伤寒论》的方证对应思想推向极致，形成了日本汉方的主流诊疗模式。

经典方剂举例

· 太阳病：桂枝汤（调和营卫）、麻黄汤（发汗散寒）

· 阳明病：白虎汤（清热生津）、承气汤类（泻下热结）

· 少阳病：小柴胡汤（和解少阳）

· 太阴病：理中丸（温中散寒）

· 少阴病：四逆汤（回阳救逆）

· 厥阴病：乌梅丸（寒热并调，安蛔止痛）

《伤寒论》是一部超越了时代和具体病种的疾病应对学总纲。它不局限于治疗“伤寒”，其六经辨证的思维框架和方证对应的诊疗方法，可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指导处理许多复杂、疑难的病症。它代表了中医临床思维的最高成就之一——在动态变化中抓住关键病机，用最精炼的干预恢复人体平衡。学习《伤寒论》，不仅是学习一套方药，更是学习一种严谨、灵动、深邃的临床思维方式。这正是它历经1800余年，依然被奉为中医“圣经”的根本原因。

聚焦于《金匮要略》

这是一部与《伤寒论》齐名的中医经典。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关于“杂病”部分，经后世整理而成的专著。书名“金匮”，意为用金制的盒子珍藏，比喻其内容珍贵；“要略”则指精要的论述。它与《伤寒论》一内一外，共同构成了张仲景临床医学的完整体系。

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论述内科杂病的专著，涵盖了内、外、妇、儿等40多种疾病，确立了脏腑经络辨证为纲的杂病诊疗体系。

宋仁宗时期，翰林学士王洙在皇家图书馆的残旧书简中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伤寒杂病论》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林亿、孙奇等人，将其中的“杂病”部分（共25篇）进行校订、编次，命名为 《金匮要略方论》 ，即后世通行的《金匮要略》。

1. 以病为纲，分篇论述：

· 全书25篇，首篇《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为总论，提出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 等治未病、整体观和疾病传变规律的核心思想。

· 后续各篇以内科杂病为主，按病证分篇，如痉湿暍病、百合狐惑阴阳毒病、中风历节病、血痹虚劳病、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等，系统完整。

2. 确立脏腑经络辨证：

· 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侧重外感病传变）不同，《金匮要略》主要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辨证的核心依据，着眼于人体内在功能的失调，这是中医内伤杂病辨证的基石。

3. 病证结合，方证对应：

· 首创“病—证—方”相结合的论述模式。先明确疾病，再辨别具体证型，最后给出对应方剂，理法方药一线贯通。例如，在“胸痹”病下，分出不同证型，分别用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治疗。

4. 方剂精粹，涵盖广泛：

· 载方262首（部分与《伤寒论》重复），许多是专为杂病创制的千古名方，如：

· 治痰饮：苓桂术甘汤、甘遂半夏汤

· 治虚劳：肾气丸（桂附地黄丸）、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

· 治妇科病：温经汤、当归芍药散、桂枝茯苓丸

· 其他名方：茵陈蒿汤（治黄疸）、大黄䗪虫丸（治干血劳）、半夏厚朴汤（治梅核气）等。

· 剂型丰富，除汤剂外，还有丸、散、酒、洗、敷等多种外治法。

核心思想与贡献

1. 治未病思想：强调预防和早期治疗，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

2. 整体观念：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脏腑病变会相互影响，治疗需统筹兼顾。

3. 辨证的灵活性：提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关键在于病机相同。例如，肾气丸既可治虚劳腰痛，又可治痰饮、消渴、妇人转胞，因其病机同为肾阳虚。

4. 重视脉诊：各篇篇名多为“××病脉证并治”，强调脉象在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关键作用。

历史地位与影响

· 与《伤寒论》同源而异流，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伤寒论》主外感，立六经辨证之纲；《金匮》主杂病，立脏腑辨证之目。共同构成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完整框架。

· 后世影响：作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是学习中医内科学的必读典籍。历代名家（如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等）无不深受其影响。其方剂（“经方”）至今在临床各科被广泛应用，疗效卓著。

· 国际影响：与《伤寒论》一同成为日本汉方医学和韩国韩医学的重要经典，其中许多方剂被直接收录于汉方药典。

总之，《金匮要略》是一部理论与临床实践高度结合的内科杂病百科全书。它系统总结了东汉以前对杂病的诊疗经验，并升华出一套完整而灵活的辨证论治体系。如果说《伤寒论》教会了中医如何与急性、外来的疾病作战，那么《金匮要略》则教导了中医如何调理慢性、内生的功能紊乱。它深刻体现了中医“治病必求于本”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个体化治疗智慧，其生命力历经千年而不衰。

《神农本草经》与《本草纲目》

这是中药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前者是中药理论的奠基开山之作，后者则是博物学式的集成与革新。它们体现了中药学从核心理论建立到全面系统发展的千年历程。

《神农本草经》 (成书于汉代)。理论奠基，药学源头。位列中医四大经典。作者托名神农，实为秦汉医家集体整理。

创立“三品”分类法：按毒性、功效分上（养命）、中（养性）、下（治病）三品。

奠定核心理论：首次系统提出“四气五味”、“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药性、配伍总则。

载药：365种（应周天之数）。书中所载药物的功效，如“麻黄平喘”、“黄连止痢”、“大黄泻下”等，均经得起长期临床与现代药理学检验。

文字精炼，理论性强，为后世药学发展确立了根本框架。

《本草纲目》 (成书于明代)。集成巨著，博物大成。作者李时珍（个人毕生心血）。从“药学”到“博物学”的飞跃。

创立“纲目”分类体系：打破三品，按自然属性分16部（如水、火、草、木、虫、鳞等）60类，更具科学性。

内容空前浩博：每药下设“释名、集解、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8项，信息极详。新增附方11096首，并以病症为纲排列，极大地方便了临床医生按病索方。李时珍在“发明”项下，常阐发个人独到见解。

注重考证与实践：设有“辨疑”、“正误”专项，纠正前人错误。记载了通过嫁接改良果树品种的方法、鉴别矿物（如石胆）的手段，甚至观察空气湿度预测雨量等，在农学、化学、气象学等领域均有贡献。

载药：1892种（新增374种）。

体例严谨，资料翔实，集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于一身，实用性强。

总的来说，这两部著作的关系可以概括为：《神农本草经》确立了“道”（核心理论），而《本草纲目》则丰富了“术”（实践方法与知识体系），并扩展了“域”（研究范围）。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中国传统药物学乃至古代自然观不可或缺的支柱。

《神农本草经》的核心精髓就在于它首创了 “三品”分类体系 和奠定了 药性配伍四大总则。

“三品”分类：以“药效”与“毒性”为核心的伦理化分类。这是世界药学史上极富特色的一种分类法，其核心逻辑是 “疗效与风险并重”，并蕴含了深刻的古代哲学思想。

上品

养命以应天

人参、甘草、枸杞、阿胶

无毒，主养命。多为补益类药物，药性平和，可长期服用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 “营养补充剂”和“免疫调节剂” 。这体现了“治未病”和追求天人和谐的哲学。

中品

养性以应人

当归、麻黄、百合、鹿茸

无毒或有毒，斟酌其宜。多为调理、治疗兼补益的药物，需根据病情和体质使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 “功能调节剂”和“治疗剂” 。这体现了因人制宜的辩证思想。

下品

治病以应地

大黄、乌头、巴豆、甘遂

多毒，不可久服。多为攻邪、破积、杀虫等峻烈药物，见效快但毒性强，病愈即止。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 “强力治疗药” 。这体现了“以偏纠偏”、“中病即止”的治疗智慧。

如果说药物是“单词”，那么药性配伍四大总则：构建中药应用句子的核心语法。

1. 四气五味

· 四气（性）：寒、热、温、凉。描述药物作用于人体后产生的能量效应。例如，石膏（寒）可清热，附子（热）可回阳。

· 五味：辛、甘、酸、苦、咸。描述药物的基础味道及其功能趋向。例如，辛（如薄荷）能散、甘（如甘草）能补、酸（如乌梅）能收、苦（如黄连）能泻、咸（如海藻）能软坚。

· 关系：每味药都是 “性”与“味”的结合体（如黄连：性寒，味苦），共同决定了其主要功效。

2. 君臣佐使

这是方剂配伍的组织结构原则，如同一个团队的分工：

· 君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药力最强，不可或缺。

· 臣药：辅助君药加强疗效，或治疗兼证。

· 佐药：有三种作用——佐助（协助君臣药）、佐制（减轻或消除君臣药的毒性）、反佐（防止药性与病性相拒）。

· 使药：引经（引导诸药直达病所）和调和诸药药性。

3. 七情和合

这是描述两味药配合使用时可能产生的七种关系，是“君臣佐使”的微观基础：

· 单行：单味药独立发挥作用（如独参汤）。

· 相须：功效类似的药物合用，互相增强疗效（如大黄配芒硝，泻下更强）。

· 相使：功效不同的药物主辅相配，提高主药疗效（如黄芪配茯苓，茯苓助黄芪利水）。

· 相畏/相杀：一种药的毒性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减轻或消除（这是同一关系的两种表述角度：生姜杀半夏毒，即半夏畏生姜）。

· 相恶：一种药能削弱另一种药的功效（如人参恶莱菔子，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 相反：两种药合用，会产生或增强毒性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禁忌组合）。

《神农本草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为庞杂的药物世界建立了一个从分类到应用、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逻辑闭环：

三品分类（宏观定位）→ 四气五味（认识单体药性）→ 七情和合（掌握药间关系）→ 君臣佐使（组织复方团队）。

这个框架穿越两千年，至今仍是中医药学教育和临床实践不可动摇的基石。后世所有的发展，包括《本草纲目》的浩博，都是在这个坚实的语法基础上，扩充“词汇量”并优化“句式”。

《温病条辨》

清代医家吴瑭（字鞠通）所著的温病学集大成之作，标志着温病学派理论体系的完全成熟。它系统解决了《伤寒论》之后，中医如何应对以“发热、伤阴”为特征的温热、湿热类外感病（如现代的重流感、肺炎、瘟疫等）这一重大临床课题。

创立“三焦辨证”体系，是吴鞠通对温病学的最大贡献，与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温病的完整辨证纲领。

上焦

肺、心（心包）

初期：发热、微恶寒、咳嗽（肺）。 重证：神昏谵语（逆传心包）。 辛凉解表：银翘散、桑菊饮。 清心开窍：安宫牛黄丸。

中焦

脾、胃、肠

阳明热盛：高热、大汗、大渴（白虎汤证）。 肠道热结：便秘、腹满痛（承气汤类）。 湿热中阻：身热不扬、脘痞苔腻。

清热生津：白虎汤。 通腑泻热：诸承气汤。 辛开苦降：半夏泻心汤类。

下焦

肝、肾

后期：身热面赤、手足心热、口干舌燥、神倦脉虚。 虚风内动：手足蠕动或瘛疭。

滋阴潜阳：加减复脉汤。 滋阴息风：三甲复脉汤、大定风珠。

核心逻辑：温病的发展通常遵循 “始于上焦，终于下焦” 的传变规律，病情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实转虚。这为治疗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图。

核心思想：始终顾护“阴液”

吴鞠通明确提出 “伤寒伤人之阳，故喜辛温甘温苦热以救其阳；温病伤人之阴，故喜辛凉甘寒甘咸以救其阴” 。“保津液”三字是贯穿全书的金科玉律。因此，全书治法大量使用 清热、生津、滋阴 之品，并创立了许多滋养阴液的经典名方。

核心内容：体例严谨，切于实用。全书采用“分条辨析，证方对应”的条文形式，清晰明了，极大方便临床运用。

明确病种。系统论述了风温、温热、温疫、湿温、秋燥等九种温病。

创制名方。书中创制了许多至今临床极高的方剂，如：

· 辛凉平剂：银翘散（治疗风热感冒的标杆方）。

· 辛凉轻剂：桑菊饮。

· 凉开三宝之一：安宫牛黄丸（清热开窍醒神）。

· 滋养下焦：加减复脉汤、大定风珠系列。

· 完善治法：系统总结了治疗温病的 清热、透邪、养阴、化湿 等大法。

补全了中医外感病学拼图。1. 承前启后：它继承并系统化了叶天士等前辈的温病思想，使温病学从一家之言变为一门体系完备、可教可学的显学。2. 补寒温之缺：与《伤寒论》的六经辨证（擅长治疗“伤寒”类外感病）并列，使中医对外感热病的诊疗体系趋于完备，不再局限于伤寒法。3. 现代价值：其理论和方剂在现代临床上，对处理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肺炎、脑炎、登革热、中暑等传染性、发热性疾病，依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和卓越疗效。

如果说《伤寒论》是应对“风寒”敌人的精密兵法，那么《温病条辨》就是应对“温热”敌人的全新战略。它不仅仅是增加了一批新方药，更是提供了一套全新的 “辨证-立法-处方” 思维模型，深刻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灵活性与发展性。

理解《温病条辨》，是理解中医如何在其经典框架内，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成功应对新疾病挑战的绝佳范例。

六位中医大家

（按历史时间顺序呈现）

一、扁鹊（约公元前407年—前310年）

• 本名：秦越人，姬姓，秦氏，字越人，号扁鹊，又号卢医

• 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渤海郡鄚州，今河北任丘）

• 尊称：医祖、脉学之宗、方者之宗

• 核心贡献：

◦ 系统确立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法，尤精望诊与脉诊

◦ 首创“六不治”原则，提出医学伦理规范

◦ 奠定中医临床医学基础，被《史记》尊为“医方之宗”

• 代表著作：《扁鹊内经》《扁鹊外经》（均已失传）

二、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215-219年）

• 本名：张机，字仲景，东汉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人

• 时代：东汉末年，曾任长沙太守，与华佗、董奉并称“建安三神医”

• 尊称：医圣、万世医宗

• 核心贡献：

◦ 著《伤寒杂病论》，开创辨证论治体系，奠定中医理论与临床基础

◦ 提出“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融理法方药为一体

◦ 创制桂枝汤、麻黄汤等经典方剂，至今广泛应用

◦ 确立“进则救世，退则救民”的医学理念

• 代表著作：《伤寒杂病论》（后世整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

三、华佗（约公元145年—208年）

• 本名：华旉，字元化，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

• 时代：东汉末年，与张仲景、董奉并称“建安三神医”

• 尊称：外科鼻祖、外科圣手、神医

• 核心贡献：

◦ 首创麻沸散全身麻醉，比西方早1600余年，用于腹腔手术

◦ 编排五禽戏（模仿猿、鹿、熊、虎、鸟），开创中医养生体操先河

◦ 精通内、外、妇、儿、针灸各科，尤擅外科手术

• 代表著作：《青囊经》（已佚）

四、孙思邈（约公元541/581年—682年）

• 时代：隋唐时期，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

• 尊称：药王

• 核心贡献：

◦ 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以前医学大成

◦ 首创脏腑分类辨证体系，重视医德，提出“大医精诚”理念

◦ 系统整理药物采集炮制规范，记载糖尿病护理、霍乱病因等

◦ 积极吸收外来医药，融入中医体系

• 代表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另有《千金髓方》等

五、李时珍（公元1518年—1593年）

• 本名：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山人，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人

• 时代：明代医药学家，出身医学世家

• 尊称：药圣、本草学集大成者

• 核心贡献：

◦ 历时27年编撰《本草纲目》，参考800余种书籍，纠正前代本草错讹

◦ 首创“析族区类，振纲分目”分类法，载药1892种，附方11096首

◦ 脉学著作《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通俗实用，便于记诵

◦ 首次将“三七”等药物收入本草，丰富中药宝库

• 代表著作：《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

六、黄元御（公元1705年—1758年）

• 本名：黄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山东昌邑人

• 时代：清代乾隆朝御医，乾隆亲书“妙悟岐黄”“仁道药济”褒奖

• 尊称：一代宗师、黄药师，齐鲁医派代表

• 核心贡献：

◦ 创立“中土为轴、左升右降”圆运动理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学说

◦ 尊岐黄、扁鹊、仲景为“四圣”，系统阐释中医四大经典

◦ 论治主扶阳抑阴，用药偏温补，对疑难重症强调首调中气

◦ 近20年完成13部医学著作，总字数近二百万字

• 代表著作：《四圣心源》《伤寒悬解》《金匮悬解》《长沙药解》《玉楸药解》等

六位医家核心贡献对比（医家 核心领域 标志性创新 著作地位 ）

扁鹊 诊断学 四诊法、脉学 医方之宗（著作失传）

张仲景 治疗学 辨证论治、六经辨证 医圣经典，中医圭臬

华佗 外科、麻醉 麻沸散、五禽戏 外科鼻祖，著作失传

孙思邈 方剂学、医德 千金方、大医精诚 药王全书，承前启后

李时珍 药物学 本草纲目分类法 本草集大成，世界影响

黄元御 理论创新 圆运动、扶阳抑阴 尊经派代表，理论体系

总结

六位医家贯穿先秦至清代中医发展史，分别在诊断、治疗、外科、方剂、药物、理论六大领域建立里程碑，共同构建了中医“理、法、方、药”完整体系，是中华医药文明的璀璨瑰宝。

号外

江阴有历史文化地标～文庙（亦称文宣王庙，人民中路北侧）。

文庙所在的西横街及周边区域，历史上人文荟萃，龙砂医学流派等中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该文庙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从北宋（约1022-1032年）走来，历经多次兴废。1995年得到全面修复。

文庙有宋代范仲淹《景祐重建文宣王庙记》，以及许多珍贵的学宫碑刻。

这里不仅是江阴最大的珍贵古建筑群，更是江阴千年文脉和忠义精神的见证。

1. 棂星门与泮池三桥

石质棂星门至少从明代起就已使用，比许多同时期的文庙规格更高。穿过棂星门，就能看到象征古代官学的泮池和其上的三座石拱桥（泮桥），新年“走三桥”，祈求好运。

2. 大成殿与明伦堂

大成殿是文庙的核心建筑，殿内供奉孔子像。

明伦堂位于大成殿后，历史上是讲学、习仪的地方。这里保存了明清碑刻27方，记录了文庙的修缮和地方历史，是研究江阴古代教育史的重要实物。

3. 抗清历史纪念

明伦堂在明末清初曾是江阴民众抗清守城的指挥所。堂前立有抗清义军首领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的塑像。

如今，文庙常年免费开放。会举办新春游园会、开笔礼、民俗风情节等公众文化活动，厢房常有各类展览。

心无挂碍，得大自在。

苦集灭道，行深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