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你一定要挺住

李晓豫

　　母亲又躺进了县医院的病床。这些年，这样的日子数不清有多少回了。然而此次病情来得迅猛，让人来不及防备。

　　前晚我蹲在身边问她，身上舒服点不？她微微仰了仰头，哑着嗓子撵我：“快歇去吧，你上了一天班了，我好着哩。”她长期睡眠不好，整夜整夜的坐在椅子上，望着我房间的窗户发呆，她晓得我几点回去，几点走。此刻，她打发我的话，声音轻得像窗台上的灰尘，一吹就散。就在今日上午，她竟然连站立都成了难题，我们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将她送到医院。

医生开了药单，我攥着单子往一楼药房跑。化验结果一趟趟出来，我就一趟趟往返于护士站和药房。电梯门开开关关，慢得像老牛拉破车，每一秒都在磨我的心。护士进进出出，换药、加药，输液管里的药水一滴滴溅起细微的液花，那节奏，就像小锤子一下下敲在我心坎上，闷得人喘不过气。

　　母亲躺在那儿，张着嘴喘气，脸憋得通红。她忽然抬抬手，哑着嗓子说：“把帽子往上凑凑。”我一愣，赶紧伸手去扶帽子。指尖触到的帽边，粗糙的触感里还留着她平日里摩挲的温度——这顶黑色的帽子，她平时爱惜得很，谁碰一下都不行，出门总要端端正正戴好，生怕露了帽子底下的景象。帽子掀开的一瞬，我又一次猝不及防地撞见那片光溜溜的头顶，几轮化疗下来，那头原本稠密的头发，掉得只剩几缕灰白的绒毛贴在头皮上。这顶帽子，哪里是帽子，分明是她在病痛里硬撑的最后一点体面，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

　　高烧把母亲烤得嘴唇干裂，几道口子渗着血丝，像久旱的土地上裂出的缝。我蘸了点水给她抹上，指尖刚碰到唇边，那点可怜的湿润就倏地没了，连一丝水痕都没留下。旁边的血压监控器“滴滴”地响，一声声，尖得像针，把我的神经绷得像根快要断的弦。屏幕上的绿线一起一落，每一次起伏都揪着我的五脏六腑，那是她的心跳啊，一下下，都像踩在我的心上。

　　我凑到她耳边喊“妈”，她那双原本亮堂得能照见人影的眼睛，只勉强睁开一条缝，像被狂风刮得半合的窗，刚漏进一丝微弱的光，又“啪”地合上了，连看我一眼的力气都没有。

没过多久，医生过来了，皱着眉说：“病危通知书签个字，转院吧！”语气硬邦邦的，没得商量。她听见了，头微微摇了摇，那点力气，连枕头都没撼动分毫，可我知道，她是怕拖累我们。我们哪敢由着她，眼睁睁看着病情恶化？

　　救护车来得快，“呜哇呜哇”的笛声刺破了县城的宁静，也刺破了我紧绷的神经。随车的医生护士手脚麻利，氧气袋、血压计、输液管，一根根管子缠在她身上，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压得人喘不过气。尾门“哐当”一声关上，救护车就像离弦的箭，窜上了崎岖的山路。

山路坑坑洼洼，救护车轱辘碾过，颠得人五脏六腑都挪了位。母亲躺在担架上，身子跟着车晃，一会儿昏昏沉沉睡着，一会儿被姐姐带着哭腔的喊声唤醒，含混地应一声，声音轻得像蚊子哼，气若游丝。护士手里的小包液体换了一袋又一袋，插拔针头的动作干脆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可我看着那根扎进她枯瘦手背的针，心就跟着抽痛。

　　姐姐趴在母亲的耳边，一遍遍地喊，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妈，咱快到了，再忍忍。”护士也在一旁安抚，报着不断减少的里程数：“八十公里了，五十公里，二十公里……”我扒着车窗往外看，路边的路牌一闪而过，白的字，黑的底，像一道道催命符，在我眼前晃得生疼。姐姐的脸贴在母亲的脸旁，眉头皱成了一个死疙瘩，眼里的慌和愁，堆得像座山。她一会儿用粗糙的指腹摸摸母亲滚烫的额头，一会儿侧耳听母亲几不可闻的呢喃，嘴里不停念叨：“妈，我们在呢，别怕！”

母亲听见了，眼皮动了动，想睁开，却又无力地合上。眼角的泪珠滚出来，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往下淌，钻进那几缕稀稀拉拉的白发里，又倏地钻进枕巾，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她没力气挣扎，没力气喊疼，只能任由救护车颠着，像惊涛骇浪里的一叶小船，身子时不时抽搐一下，每一次抽搐，都让我的心狠狠揪一下。护士紧紧攥着她的手，母亲的手枯瘦得像老树皮，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她使劲抿着嘴，把到了嘴边的呻吟硬生生咽回肚子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大口大口地喘气，胸口剧烈起伏着。那模样，看得我心尖儿都在滴血，疼得连呼吸都忘了。

　　就在这时，父亲的话突然在耳畔炸响，一声比一声沉，一声比一声剜心：“你小时有病，你妈在神灵前许下口愿，孩子病，孩子的所有苦难，都由她一个人承担！”这话搁在平常听来，或许带着几分乡野间的朴拙，可此刻落在我心上，却重逾千斤，震得我喉咙发紧，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忽然想起那些关于疼痛分级的医理说辞，母亲此刻扛着的，该是那最烈的一级——持续性的剧痛，烈到能搅乱脉搏、撼动血压，烈到需要紧急的医疗干预才能稍缓。可她呢，硬是咬着牙，把那些撕心裂肺的痛，都咽进了肚子里，从没有在我们面前喊过一声疼，连一声哼吟都舍不得让我们听见。

为人父母，为孩子披风遮雨已是千难万难，她竟还许下这般舍己的誓言，这是何等的胸怀！我望着她蜷缩在担架上的孱弱身形，望着她那几缕在风里颤巍巍的白发，只觉得惭愧，觉得心疼，觉得无地自容。难怪这些年病魔总缠着她不放，难怪她的病总不见好，原来她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替我们扫灾挡难啊！

　　车窗外的灯光渐渐多了起来，亮了起来——进市区了。红白相间的救护车在车流里穿梭，左拐一下，右拐一下，像一条灵活的鱼，却又慢得像爬。终于，“吱呀”一声，救护车稳稳地停在了重症监护室门口。

我跳下车，冷风一吹，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后背的褂子也湿透了，贴在身上，凉飕飕的，像冰。重症室的灯亮得刺眼，白得晃人，我站在台阶下，看着医护人员七手八脚把母亲抬进去，手里还攥着那顶从她头上掉落下来的帽子，皱巴巴的，还带着她的体温，带着她最后的倔强。

那一刻，我站在人来人往的重症室门口，忽然就愣了神。天这么冷，风这么大，母亲这趟遭的罪，啥时候是个头啊？！

妈，你一定要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