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党员的建党思想逐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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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连载

上篇 暗夜微光：建党之前的酝酿筹备

作者:邵维正 编辑:韩水霖

多年以来，如何评价党初创时期的建党思想，认识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党刚刚成立，还很幼稚，仓促创建，谈不上什么建党思想；有的甚至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认为当时传播的是“均贫富”思想，只是反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也有的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广泛传播，又有共产国际的关怀和帮助，党已具备了明确、系统的建党思想。恶意攻击者，则把中共称为“舶来品”“卢布党”“早产儿”，从根本上否认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之前，建党的先驱者们，已经对为何建党、如何建党、建立什么样的党等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早期党员对建党思想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影响重大。我们有必要对初创时期的建党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问题的探索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产生的条件日趋成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筹建党组织的同时，展开了对建党思想的探索。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对建党思想的探索也没有中止。因此，我们研究初创时期的建党思想，也就不能局限于一大以前，而应着眼于整个党的创建时期。在党的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思想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办刊物探索建党思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先后创办了一批党的机关刊物。这些刊物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和译著，从各个不同侧面对建党思想展开了有成效的探索。其中首推 1920 年 11 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该刊从 1920 年 11 月至 1921 年 7 月，共出版了 6 期，发表文章 53 篇，其中有关探索建党思想的 38 篇；发表世界和国内消息短讯 78 篇，其中有关探索建党思想的 52篇。两项合计与建党思想有关的 90 篇，占 2/3。《共产党》月刊高举共产主义的大旗，批判了各种反动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高度评价《共产党》月刊“不愧‘旗帜鲜明’”。

二是通过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通信探索建党思想。建党初期，通信成为建党骨干之间交流思想、互通情况、讨论建党中各种问题的重要途径。在 1920 年和 1921 年两年中，通信联系较多的有：李大钊与陈独秀，毛泽东与蔡和森，毛泽东与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申府与陈独秀，董必武与李汉俊，等等。他们的通信是研究初创时期建党思想的一批珍贵史料。在诸多通信中，论述最精辟、保存最完整的是蔡和森与毛泽东的通信。他们在探索建党思想方面有独到之处，信中所表达的深刻见解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

三是通过座谈和集会探索建党思想。在各地党组织筹建的过程中，曾以不同的形式进行过多次座谈，建党思想是讨论的中心内容之一。1920 年 5 月，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邀集当时热心宣传社会主义的有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社为中心，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举行了多次座谈，逐步深入到研究社会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1921 年 1 月，维经斯基又曾和北京党组织全体成员座谈共产党员的基本信念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这些座谈无疑都是传播和讨论建党思想的有益活动。

进步社团的集会活动对建党思想也多有涉及。新民学会留法会员于 1920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召开的蒙达尼会议和在长沙的会员于 1921 年元月 1 日至 3 日召开的新年大会都直接讨论到建党方向问题。1921 年 7 月，在少年中国学会召开的南京年会上，邓中夏、高君宇等早期党员就改造中国的道路等问题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进步团体有关建党思想的讨论，对探索建党思想、争取进步分子加入党组织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是通过起草党的文献探索建党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党的初创时期，曾经多次讨论和起草了党的重要文献。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探索建党思想的过程。1920 年夏秋，上海、北京党组织都曾召集全体成员讨论党的信仰、纲领和奋斗目标，并起草了临时党纲。同年 11 月，上海党的发起组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各地建党所共同遵循的理论依据。

1921 年上半年，为筹备建立全国统一的党，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上海的李汉俊都分别起草过党纲，尽管看法不够一致，但作为对建党原则的探讨则是有益的。一大召开期间，成立了党纲起草委员会，在几个临时党纲的基础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并在代表大会上通过。1922 年 6 月，党的中央局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7 月，起草二大宣言，还起草了较详细的党章。这一系列重要文献的酝酿、讨论、起草，都是紧密结合探索建党思想而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早期文献也就是探索建党思想的历史记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思想的六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初创时期探索建党思想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一）关于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思想的探索，首先是围绕着党的性质而展开的。党最早的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宣称：“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的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手里，正如 1917 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1920 年8 月，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况看，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写道，“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成立了强固精密的政党，“中国彻底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陈独秀也说：“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资产阶级上面金力造成的政党。”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旅欧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刊物——《少年》第二号曾提出：“我们主张即刻要有的只是一个共产党，公开的共产党，强有力的共产党，极有训练的共产党，万众一心的共产党。……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由此可见，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建立本阶级的政党，才能避免工联主义的倾向，有效地组织阶级斗争；中国的彻底改造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也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指挥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从筹建开始，就在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建党的一个基本特征。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先进分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然而，资产阶级学者胡适，于 1919 年 7 月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打着反对空谈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幌子，公然攻击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主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对胡适的谬论，李大钊迅速奋起反击。他于 8 月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锋相对地提出：立志于改革社会的革命者，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并且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声称“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这场斗争揭穿了胡适的反动面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直接关怀和指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超越思想界、知识界的范围，直接与工人群众见面。1920 年 5 月 1 日，中国几个大城市第一次公开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群众活动。各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纪念五一的时机，采取了多种通俗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杂志也于同年五一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等 20 多篇文章，不少文章都运用劳动创造一切、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工人在劳动和生活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同年 8 月至 11 月，上海、广州、北京的党组织先后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觉悟迅速提高，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自己的斗争，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

各地在筹建党组织的实践中，对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更加迫切了。毛泽东在提到指导思想时曾经指出：我们“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a。后来，在讨论建党问题时，毛泽东更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凡是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地方都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或俄罗斯研究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习和宣传。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1920 年下半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与梁启超、张东荪、黄凌霜、区声白等人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并且取得重大胜利。通过三次论战，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澄清了模糊认识，提高了辨别能力，捍卫了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关于党的纲领

党的纲领是党的任务、奋斗目标和基本政策的集中概括，是判断党的性质和领导水平的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早在筹建初期，就十分重视研究和制定党的纲领。1920 年 11 月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第一期的《短言》明确指出：“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底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里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立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党的第一个文献《中国共产党宣言》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一一收归社会公有，社会公用。”并且提出夺取政权以后，党的任务还没有结束，“不过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大通过的纲领对党的任务和奋斗目标作了明确的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这些条文反映了当时党的认识水平，它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必须充分肯定。然而，党在当时还来不及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革命特点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独立的判断，因此，一大只主张在中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阶段的革命纲领。从一大到二大的一年时间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党领导下的新型工农运动逐步展开，迫切需要党提出现阶段的革命纲领。1922 年 5 月，在党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同年 6 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都比较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认为中国是处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并且明确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战斗口号，为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深入分析国情和现阶段革命任务的基础上，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并且相应地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提出了与国民党联合的基本策略。至此，中国共产党既有了为实现最终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又有了反映现阶段革命任务的最低纲领。这表明党制定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奠定了统一全党意志的政治基础。

（四）关于党的组织原则

党早在创建初期就明确指出，党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党员必须过严格的组织生活。这些思想写进了一大二大的文献。一大通过的纲领，兼有党纲和党章两方面的内容，尽管条文比较简明，仍对从基层直至中央的组织机构作出了规定。

党的二大又单独起草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各级组织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当同一地方建立两组织以上时，应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各区有两个以上地方执行委员会时，则组织该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各委员会均互推委员长一人总理党务及会计；其余委员协同委员会分掌政治、劳动、青年、妇女等运动。”从上述规定可看出，党十分强调建立自下而上的组织系统，并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设置了小组、地方、区、中央四级组织，提出了各级组织产生的方式和主要任务，使党成为无产阶级的有严密组织的战斗集体。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党从创建开始就确立了既民主又集中的组织基础，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已经在一大二大的纲领、党章中有所体现。一大规定党“采取苏维埃管理制度”，这种体制实际上就是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二大党章更明确提出党的各级组织机构或负责人要通过“公推”“选举”产生，并规定了任期年限。就是说，党的组织是按民主程序产生的；而不是终身制或党魁制。同时，党又十分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大纲领中提出，“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这个纲领经三分之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意，始得修改”。二大党章则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在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上，“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在下级与上级的关系上，“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有了“四个服从”，党组织就可以集中意志，统一步调，正确处理相互关系中的各种矛盾，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形成坚强的战斗力。同时，为党的组织原则的实行，还规定了严格的制度和铁的纪律。规定下级组织不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和命令，“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党员如犯有言行违背党的宣言决议、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周不为党工作、留党察看时不改悟、泄露党的秘密这六项错误之一二项者，“必须开除之”。

（五）关于密切联系群众

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早在初创时期，就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一大纲领和决议，要求党员做好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的工作，并强调着重搞好工人运动。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更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急先锋。……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并把“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作为党的活动规律。党在早期活动中对密切联系群众问题，不仅观念上明确，而且行动中力行。早期党员不论当时已是社会名流的李大钊、陈独秀，还是涉世不久的毛泽东、邓中夏，等等，都积极深入到工农市民中去，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完成党的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和基本方法。党密切联系群众，开展实际斗争，使中国出现了新型的工农运动。上海机器工会、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等第一批新型工会，安源路矿大罢工、开滦五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等著名罢工，以及浙江衙前、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民运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和开展起来的。由于党密切联系群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唯一宗旨，因此，党得到了人民大众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和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六）关于国际主义原则

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建党思想的过程中，同样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国际性最早作出论述的是李大钊。1919 年初他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旅欧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蔡和森在与国内的通信中，曾多次提出共产党要注重“国际色彩”。他在 1921 年 2 月给陈独秀的信中写道：“劳动解放决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乃是一个世界的社会问题，马克思社会主义乃是国际的社会主义，我们绝不要带地域的民族的色彩。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时隔不久，《共产党》月刊也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是带有国际性质的，彼是要征服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也同彼一样，也是带国际性质的，也是要征服全世界的。……中国是世界底一个地方，住在这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的世界’。”由此可见，当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认识上是明确的，他们已经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党在国际主义原则的指导下，组织上也作出相应的决定一大就把“联合第三国际”作为党的基本方针。一大召开之前，张太雷已受党的派遣前往伊尔库茨克，成立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作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机构。张太雷、杨明斋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一次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2 年 1 月，以共产党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的基础上，二大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议决案》，从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在第三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下展开了卓有成效的革命斗争。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党思想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思想的探索是在特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社会条件中进行的，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思想的探索是在列宁和第三国际的影响、关怀和帮助下，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而展开的。这与欧洲的一些共产党、社会党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共产党的创建及其以后的活动，大多与第二国际相联系，特别是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迅速滋长，右派和中派取得了领导地位，这在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给欧洲各国共产党以很大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与第二国际发生直接联系，所受到的影响也很少。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认真学习和充分吸取了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建党经验，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都是一致的，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使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其次，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党思想的探索是和建党的组织活动紧密结合、同步进行的。由于中国建党的进程发展很快，不能按部就班地等到建党思想完整形成之后再展开建党活动，而是一边进行思想上、理论上的探索，一边进行组织上的建党。这样，虽然理论准备上显得很仓促，但是探索建党思想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却增强了，党从最高纲领到最低纲领的制定过程就是一个证明。一大为党制定了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从党的性质来说，这个纲领无疑是正确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很快意识到，这个纲领没有能够回答中国现阶段革命的问题。从 1922 年初开始，党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阶段斗争目标，7 月，二大终于完整地制定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两次代表大会时间相隔仅仅只有一年，党能够对斗争纲领的认识产生一个飞跃，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初步结合起来，正是思想探索与实际活动紧密联系的结果。

最后，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建党思想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时候，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和胡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讨论中国改造的道路和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陈独秀、李达等人又和张东荪、梁启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而争论时间更长、范围更广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分歧。要不要实行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和斗争纲领的大问题。北京、广州党组织成立之初，都曾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加入进来，在北京有黄凌霜等 6 人，在广州有区声白、刘石心等 7 人，特别是广州无政府主义分子一度占了优势。当讨论党的临时纲领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两个地方的党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通过这三次斗争，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教育和争取了大部分曾经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青年，进一步坚定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经过全党的集体努力和悉心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建党思想，为在中国建设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必须首先肯定的。当然，初期的建党思想还不够完整，不够成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有些理论观点的阐述尚欠精确；在党内生活上虽然也讲到民主，但由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开展实际斗争的需要，当时过分强调了集中，影响了党内民主的发扬等。我们在评价初期建党思想的时候，既不能因为它不完整、不成熟而否认当时探索建党思想所取得的成果，也不能因为肯定当时的努力和成果而忽视存在的不足，而应作符合历史实际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评价。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初期建党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这些宝贵的建党思想，清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绝不是“舶来品”，亦不是“早产儿”，而是扎根中国大地应运而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具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简介:

邵维正，浙江黄岩人，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一级教授、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35年9月8日生于江苏常州，祖籍黄岩。1951年初入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9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专业技术一级。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8年被总后勤部授予"一代名师"，2001年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主编、参编著作36部，发表文章200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30项。主讲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党史故事100讲》。

2024年，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谢绝献花和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