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明○石门姚汝舟撰《重立传贻书院记》《赡学田记》《关王庙记》《姚绳祖与姚文传记》石门县志汇辑

望星空（蓬安姚氏）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重立传贻书院记●姚汝舟

原页：石门县志[清]杜森纂·[清]邝世培续纂·[清]徐原增校 卷之七

知石门县事：螺阳社森、元培创稿，舜水邝世培、晴岚父续编，黄山徐原、遂庵增校。纪文 时间：明嘉靖年间（约公元1532年）
出处：清·杜森、邝世培、徐原等纂修《石门县志·卷之七·纪文》

句读：

重立传贻书院记。

姚汝舟，邑人。

学者学为圣人，曷尝无所沿？周以前，找贩鼓刀之徒，尽贤圣人。秦之残毁天下，儒术并绌，齐、鲁之门，学者独不废，所沿然也。迨明兴，黜放百氏，尊先儒术，制诏海内外立学，仍令有司以时祀礼乡贤先生祠宇，示乡人向往，既翕然从风。而吾崇辅潜庵先生传贻书院，久废不复。按邑志，书院始宋，入元而废，明兴，并湮其址。宋之衰，王路废，伪禁烈考。亭逐季通贬死，一时及门屏伏，无敢见，甚者诡他师，而潜庵笃信考亭，独立不惧，必雠所自任，传先贻后，羽翼六经，而书院竟毁，未有复之者，岂二百年无同志者耶？墨山张先生起楚服来令崇，振作士类，得传贻废缺状，矍然曰：“伟哉！往献潜庵，足征。诸生不免野处，私从考论，此吾奉邑无状。”于是征诸生，按往迹，寻传贻堂湮址，或曰在贤祠，或曰在射址。先生曰：“风乡人阐厥文献，宁事胶执。”乃行视傍舍，得射圃故址，址未称，捐俸贸市民址拓之。复按所部，得淫废祠材，卜日落始。进邑人曰：“若乡有贤者，吾为若复其祠。”进诸生曰：“吾为诸生复故传贻书院，诸生勉乎，无坠汝乡文献。”工三月报成。为阁额尊经，示百氏一统。左右掖楼八区，额格物，额致知，额诚意，额正心，额修身，额齐家，额仁让，额絜矩。南为门，额即传贻，为翼楼二于门之旁，大率仿宫制为之。后九载，雷子龙潭莅学事，高墨山风说图勒石，谋于彭大夫镜湖。镜湖敦化崇贤，雅重，同墨山庠彦范子栻、沈子良臣，谓舟同侍墨山，备悉始末，属舟记。墨山名守约，字彦博，楚之华容人，嘉靖癸未进士。墨山，其别号云。

译文

重立传贻书院记

（作者）姚汝舟，本县人士。

学者学习成为圣人，何尝没有所传承的渊源？周代以前，即便是商贩屠夫之流，也都能成为贤人圣人。秦朝残暴毁坏天下，儒学一并被压制，但齐、鲁之地的学术之门，学者唯独没有废弃，这就是传承的缘故啊。等到明朝兴起，罢黜放逐诸子百家，尊崇儒家学说，下诏令海内外设立学校，仍命令官吏按时祭祀，礼拜乡贤先生的祠庙，向乡人显示（应）向往（的方向），（于是人们）已然一致地顺从风尚。然而我县（崇德县，石门县古称）辅潜庵先生的传贻书院，却长久废弃未能恢复。查考县志，书院始于宋代，到元代废弃，明朝兴起后，连遗址也湮没了。宋朝衰微时，王道衰败，虚伪的禁令严酷迫害（朱熹）。考亭先生（朱熹）的学说遭排斥，其门人季通（蔡元定）被贬而死，一时间门下弟子都隐藏起来，无人敢露面，更有甚者假称别的老师，但潜庵先生（辅广，号潜庵）坚定信仰考亭之学，独立而无惧，一定要实现自己承担的责任，传承先学、贻教后世，辅助阐发六经，但书院竟然毁弃，没有恢复它的人，难道二百年间没有志同道合者吗？墨山张先生从楚地前来担任崇德县令，振奋读书人群体，得知传贻书院废弃缺损的状况，惊视着说：“伟大啊！往昔潜庵先生的贡献，足以作为征验。诸位生员不免在民间私下钻研考订学问，这是我治理本县的无方表现。”于是召集诸生，查考以往遗迹，寻找传贻堂湮没的遗址，有人说在乡贤祠，有人说在射箭场旧址。张先生说：“教化乡人阐发其文献，怎能拘泥固执。”于是巡视旁边房舍，找到射圃的旧遗址，但原址不够理想，（他）便捐出俸禄购买民地来扩展它。又查核所辖区域，找到一些荒废淫祠的材料，择定吉日动工。他对县里百姓说：“你们乡里有贤者，我替你们恢复他的祠宇。”对诸生说：“我为诸位生员恢复旧日的传贻书院，诸位要勤勉啊，不要使你们乡里的文献传统坠失。”工程三个月宣告完成。建造楼阁题匾“尊经”，表示百家学说统归于儒。左右两侧辅楼共八区，分别题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仁让”、“絜矩”。南面建大门，匾额就是“传贻”，在门旁建有两座翼楼，大体仿照宫室规制建造。九年之后，雷子龙潭（雷姓，字龙潭者）莅临主持学政，推崇墨山（张守约）的风范学说，计划刻碑纪念，与彭镜湖大夫商议。镜湖（彭氏）致力于教化、尊崇贤德，向来持重，他与墨山先生门下的优秀学子范栻、沈良臣，认为我曾一同随侍墨山先生，详尽知晓事情始末，嘱托我写这篇记文。墨山先生名守约，字彦博，楚地华容人，嘉靖癸未年（1523年）进士。墨山，是他的别号。

解读透析

1.核心主题与历史背景：
本文记述了明代嘉靖年间，石门县（明代称崇德县）知县张守约（号墨山）重建“传贻书院”的经过。书院最初由南宋理学家辅广（号潜庵，朱熹门人）创建，是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场所。宋元之际因战乱与政治打压（文中暗指“庆元党禁”等对理学的迫害）而废弃，明朝虽尊儒兴学，但该书院遗址湮没长达二百年。张守约的重建，不仅是对地方文化遗产的修复，更是对理学正统传承的自觉接续，体现了明代中期地方官员推动儒学教化、振兴文风的普遍努力。

2.结构与内容分析：
历史追溯（第1段）：开篇立论，强调儒学道统传承的重要性。从周秦讲到宋明，突出书院兴废与儒学命运紧密相连。重点描绘了南宋理学受压时，辅广“笃信考亭，独立不惧”的坚守，与书院被毁形成悲剧性对照，为后文重建铺垫历史张力。
重建过程（第2段）：详细记载张守约发现遗址、捐俸购地、收集建材、动员乡民与士子的全过程。其言行（“吾为若复其祠”“诸生勉乎，无坠汝乡文献”）展现出地方官员兼具文化使命感与行政执行力。
建筑格局与象征（第3段）：对书院建筑布局的描写富含深意。“尊经阁”统领全局，彰显儒学核心地位；八区辅楼分别对应《大学》八条目（格物至修身齐家），外加“仁让”“絜矩”二区，强化了道德实践与社会伦理教化功能。整体“仿宫制为之”，暗喻书院作为地方“文化宫殿”的崇高地位。
立碑缘起与作者说明（第4段）：交代作记缘由，点明张守约的籍贯、科第等身份信息，增强记述的真实性与纪念意义。

3.思想内涵：
“传贻”精神：书院名“传贻”（传承与馈赠），本文核心——文化道统的承前启后。作者将张守约重建书院与辅广在理学危难时坚守并列，构建了一条跨越二百年的精神链。
“官师一体”的地方治理：张守约作为县令，主动承担起“师者”的教化职责，通过修复书院这一文化空间，将国家“尊儒术”的政策转化为地方具体的文教实践，实现“政教合一”。
对抗“文化湮没”：文中反复出现“废”“湮”“毁”“坠”等字眼，与“复”“寻”“拓”“成”等行动形成对比，突显了在历史变迁中，主动保存与复兴地方文化记忆的艰巨与必要。

4.文献价值与补充：
本文是研究明代地方书院建设、儒学传播史及石门县地方文化史的珍贵一手资料。
文中提及的辅广（潜庵）是朱熹重要弟子，其学说在浙西一带影响深远。可补充《宋元学案·潜庵学案》等相关记载。
张守约（墨山）事迹可查考《华容县志》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
“传贻书院”在清代方志中仍有续载，可见其影响持久。

结语：
《重立传贻书院记》远非一篇简单的工程记录，而是一篇内涵丰富的“文化复兴宣言”。它通过一个书院的重生，串联起从南宋到明中的理学传承史，展现了地方精英在维系道统、教化乡里中的关键作用，是观察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命力与修复机制的典型文本。

赡学田记●姚汝舟

原页：石门县志[清]杜森纂·[清]邝世培续纂·[清]徐原增校卷之七

知石门县事：螺阳社森、元培创稿，舜水邝世培、晴岚父续编，黄山徐原、遂庵增校。纪文 时间：明嘉靖年间（约公元16世纪中叶，与《重立传贻书院记》年代相近）

出处：清·杜森、邝世培、徐原等纂修《石门县志·卷之七·纪文》

句读原文：

赡学田记。

姚汝舟，邑人。

吕大夫东汇之为诸生，慷慨务奇节，慕义无穷通，宾客有无缓急，锐身为筹策，尽如所急，不责必酬，羞拘学，抱挟铢两秦越，若所𬴐交，至不与伍立。时论旁籍，无问知不知，尽知大夫有古豪士风。大夫既通贵，典衡选，进退天下士，其倾心急人，若摈鄙所为拘曲人，如其为诸生时。于是诸尝为大夫摈鄙者，相与媒孽，振暴其短，卒沮大夫。大夫既中谗，家居，益欲以义相高，破产养士，大夫乐也。有为大夫私计，年不继，大夫外相，然信心终薄其人。遭岁连绌，齐忆无藏盖，士或不得安意卒业。大夫召其子太学生端甫曰：嗟乎！小子！礼生于有，废于无。吾始蒙世业，弛于樵贩市魁，得专肄习，以能有成功，起家文学。今诸生得无有困窘征会，几至易业者乎？自吾为诸生，料量学宫，进醵宴享，岁费可四十金，率征之诸生，诸生病无羡赀，转贷求给，往往而是。夫布衣任侠，亦足声施，况被服礼义，籍于有土之伦哉？若为我履亩，割腴亩而计之，可得百有二十，敛其租可得四十钟。移书学师，籍其入附著令甲，什二给常赋，什八以供进醵享宴，以其奇赢赡诸生丧祭冠婚之不能备礼者。端甫度其田数以输学宫。童谕承祐以闻，督学孔大夫，相与造大夫礼旌之。大夫恭让弗有。居数岁，学谕李子蓁与训导蓝子尧则、训导张子承恩后先至，按籍，惧不勒石载文献，无所稽覆，贪墨机利之徒，得以遂恣并兼，侵蠹湮灭。大夫贤，谋之诸生，属姚子记其事。姚子曰：余及并大夫业诸生，孰察大夫论议，上名下殖，批患振匮，义形于内，无难虚贮，其意固巳远矣。然大夫虽瑕衅不得尽意，犹能席余烈，养士乐学，同行于晏、范而从大夫后，无尺寸不足以自通，附行德于大夫，何能强颜论著大夫之义？然其私心慕义，犹夫大夫不得不综其终始。嗟乎！充大夫之义，虽往古豪士，何以加哉！

译文

赡学田记

（作者）姚汝舟，本县人士。

吕东汇大夫在做生员时，就性格慷慨，追求非凡的节操，仰慕道义无论境遇顺逆。宾客朋友有无缓急之事，他都挺身而出为之筹划，完全像处理自己的急事一样，不要求对方必须报答，以拘谨吝啬的学问为羞，厌恶那些斤斤计较、视友如秦越之人般疏远的行为。如果是他所厌恶的交友方式，甚至不愿与之并肩站立。当时的舆论广泛传播，不论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吕大夫有古代豪侠之士的风范。大夫显贵之后，执掌考核选拔之职，决定天下士子的进退，他那种倾心待人、急人所难的性格，以及排斥鄙视那些拘泥狭隘之人的做法，还和他做生员时一样。于是，那些曾经被大夫排斥鄙视的人，便一起捏造罪名，宣扬揭露他的短处，最终阻挠了大夫的仕途。大夫遭受谗言中伤后，退居家中，更加想用高尚的道义来标榜自己，即使倾尽家产来供养士人，也是他乐意的。有人为大夫私下考虑，说年景不好，家计难以为继。大夫表面应和，但内心始终看不起这种说法。遭遇连年歉收，仓库空乏没有积蓄，有的士人无法安心完成学业。大夫召来他的儿子、太学生端甫说：“唉！孩子啊！礼的产生在于富有，废弃在于贫穷。我当初承袭祖上产业，不用操心柴米买卖，得以专心学习，因此能有所成就，以文学起家。如今那些生员们，难道没有因困窘于聚会摊派，几乎要放弃学业的人吗？从我做生员时起，估算学宫的（各种活动）费用，如筹集聚餐宴会等，每年花费大约要四十两银子，通常都向生员们征收。生员们苦于没有多余的资财，只好转借来应付，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一个布衣平民行使侠义，也足以传播声名，何况是学习礼义、列于士绅阶层的人呢？你替我去丈量田地，划出肥沃的田地计算一下，可以得到一百二十亩，收取地租可得四十钟粮食。写信给学官，将这项收入登记在册，附于规章之后，十分之二用于缴纳常规赋税，十分之八用来供给学宫的聚会宴享，用其盈余来资助那些因丧葬、祭祀、冠礼、婚礼而无力备办礼仪的生员。”端甫量好田亩数目，将其收益移交学宫。县学教谕童承祐将此事上报，督学孔大夫一同登门以礼表彰吕大夫。吕大夫谦恭推让，不居其功。过了几年，学谕李蓁与训导蓝尧则、训导张承恩先后到任，查阅簿籍，担心如果不刻石记载以存文献，就无从稽查复核，贪婪谋利之徒就可能趁机恣意兼并、侵吞蛀蚀，最终使此事湮灭无闻。他们感念吕大夫的贤德，与诸生商议，嘱托我（姚汝舟）记述这件事。姚子（我）说：我曾与吕大夫一同研习学业，深知他的言论主张，他重视名声、致力于生产（殖），解除患难、赈济匮乏，道义发自内心，不畏惧钱财空虚，他的志向本来就很远大了。然而大夫虽然因为（仕途）瑕疵和嫌隙不能完全实现抱负，仍能凭借其余威，培养士人、乐于为学。我虽想效法晏婴、范仲淹那样的义行而追随大夫之后，但自己没有丝毫建树足以显达，只是附从大夫践行德义，怎么好意思厚着脸皮来论述彰显大夫的道义呢？然而我内心仰慕道义，就如同大夫（当年仰慕道义）一样，不得不（为他）综述事情的始末。唉！将吕大夫的道义推而广之，即使是古代的豪侠之士，又有什么能超过他的呢！

解读透析

1.核心主题与历史背景：
本文记述了明代石门县乡绅吕东汇（号东汇）捐置“赡学田”以资助县学（学宫）及贫困生员的义举。与上一篇《重立传贻书院记》记载官方（知县）主导的文化复兴不同，本篇聚焦于地方士绅（大夫）私人慈善行为对官方教育的补充和支持。这反映了明代中后期，在官方财政对地方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士绅阶层通过捐田、设基金等方式，成为维系地方儒学教育运转、保障生员权益的重要力量。这种“学田”制度是宋明以来支撑官学体系的重要经济基础之一。

2.结构与内容分析：
人物刻画（第1-2段）：开篇不惜笔墨，塑造吕大夫“古豪士”的鲜明形象。他为人慷慨慕义，轻财重交，性格刚直，因此在官场因得罪人而“中谗”家居。这一笔既解释了其退隐原因，更将其捐田义举置于个人一贯的品格逻辑之中——仕途受挫后，转而通过服务乡梓、资助教育来实现人生价值。
捐田动机与方案（第3段）：通过吕大夫对儿子的训话，道出捐田的直接原因：生员苦于摊派（“进醵宴享”等学宫公共活动的费用）。他从自身求学经历出发，体恤后学艰难，提出系统方案：捐良田120亩，年租40钟，收入纳入学宫公产管理，八成用于支付公共活动，结余用于资助生员“丧祭冠婚”等人生大事。这显示其考虑周全，不仅“输血”更旨在建立“造血”机制。
实施、表彰与立碑（第4段）：记载了其子执行、学官上报、督学表彰的过程。尤为重要的是，数年后新任学官“惧不勒石载文献，无所稽覆”，恐日久被侵吞湮没，因而刻石永志。这揭示了当时学田管理面临的普遍风险——产权和用途容易被侵蚀，故而需要碑刻作为法律与道德的“双重凭证”。
作者感评（第5段）：作者姚汝舟作为吕大夫的同窗和后辈，在赞扬中夹杂着谦卑与感慨。他将吕大夫比作古代豪士，并提及晏婴、范仲淹（历史上著名的慈善家），将其义举置于悠久的慈善传统中，给予了极高评价。

3.思想内涵与社会意义：
“义”的实践：全篇核心是“义”。吕大夫的“义”超越了个人恩怨和仕途得失，升华为对地方文教事业的担当，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理念的体现，更是“独善”之后进一步“兼济”乡里的升华。
士绅的社会角色：本文生动展示了明代士绅阶层在地方社会中的关键作用。他们不仅是文化精英，也是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和再分配者。通过捐设学田，他们稳固了自身作为地方文化领袖的地位，加强了与官学体系的联系，也履行了对“士”这一群体的内部救济责任。
明代官学的经济困境：文中透露，学宫常规活动经费需向生员摊派，导致贫寒士子“转贷求给”，甚至“几至易业”。吕大夫的捐田正是针对这一结构性痛点。这反映了明代地方官学经费不足的普遍状况，以及学田对于保障教育公平、维系士子体面的重要性。

4.文献价值与补充：
本文是研究明代地方教育经济（学田制度）、士绅慈善行为及地方社会管理的珍贵个案史料。
文中“进醵宴享”等细节，为了解明代官学生活与礼仪活动提供了具体信息。
“令甲”指法规，说明学田收入管理试图纳入正式规章。
可与《明史·选举志》、《地方志》中关于学田的记载相互印证。宋代范仲淹创设“义田”赡养宗族，明代士绅则将此类慈善模式扩展至地方教育领域，体现了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脉络。

结语：
《赡学田记》与《重立传贻书院记》构成了明代石门县文教复兴的一体两面：前者是官方主导的文化空间重建，后者是士绅主导的教育经济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描绘出一幅在中央尊儒政策背景下，地方官员与精英协同努力，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建设（书院、学田）来维系儒学道统、培养地方人才、巩固文化秩序的生动画卷。吕东汇的形象，作为一位未能尽展抱负于朝堂，却将热情与财富倾注于乡里的士大夫，成为观察明代地方社会能动性与文化韧性的典型缩影。

关王庙记●姚汝舟

原页：石门县志卷之八纪文记二 关帝庙。旧在永安桥北，明嘉靖中，邑人姚汝舟捐赀迁于崇义桥东南，自为记巳，每年五月十三日祭。正殿、叁间。仪门、叁间。三义阁、叁间。庙门、壹间。左藏经阁、叁俱顺治丁间，亥年重建。（本志） 句读与全文



时间：明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

出处：清·杜森、邝世培、徐原等纂修《石门县志·卷之八·纪文》

注：石门县（今属湖南）在明代受吴地（江浙）文化影响较深。关羽信仰在明代因官方推崇（如封“协天大帝”）而极为兴盛，各地广建关庙。本文探讨的“吴地祀关羽”现象，是关羽崇拜超越地域与历史恩怨、成为全民信仰的生动例证。

句读原文：

关王庙记。

姚汝舟，邑人。

王翼昭烈起微细，抗群凶，几存汉绪，义甚高，志甚锐，然竟为吴所沮，殉义以终。百世而下，吴中人追慕王义，搆祠栖神，岁时伏腊，水旱疾疫，有求辄祷。王镇绥此邦人，应亦如响。而说者曰：“吴本憎蜀，幸天下发难借交，持首鼠心，直蹈瑕候间，为操所为。王素愤操羞权，奋欲拥蜀剪魏，以次举吴，虽未遂事，然王心未尝一日忘于吴也。吴卒诈王，连魏背蜀，议王之后，代挠其谋。意王雠吴人甚于雠魏，奈何歆吴祀？”姚汝舟曰：否，否，不然。吴故汉南，服其人，故汉人。党魏掩荆，权制其命，蒙任其事，邦人何能为？藉使王竟疾下吴，江东之地可全而有，汉人见存，王其歼之，无亦绥之。夫举大功者不雠匹夫，矧吴人以义祀王，王义绥吴人，当亦如吴人之慕义者。

说者又谓：“举事不蹈后祸，要之识微；饵敌不嫌卑辞，要之成事。王自策能北取操，东取权，宜并绝权。即不能然，则专力图操，隐忍待权，由灶上骚除，不知出此。樊之役，悉师而北，七军为俘，禁德为虏，华夏震动，汉鼎几出。当此之时，吴人惊骇，上下生心，兵事尚奇，所宜饵吴，收之于魏，以为后图。乃更骂使激吴，一操尚存，复开一操，师毁身毙，汉业更殆。夫定倾者先与人，策勋者弃忿悁，并兼者高诈力，事势固然，意王且有遗憾。”

姚汝舟曰：即如议者，斯亦怀诈饰知，权蒙俦耳，岂古烈士意较然以身殉信义，不欺其志者？且王尝困下邳，陷陈寄迹，何异虎口。犹之对操披沥，出其素誓同成之言，皭然不滓，皎然与日月争光，曾不饰逊避绐辞，以幸全权，其雅所弗玌。顾阳与相闻，阴蓄相噬，移贰其生平？夫夷吾不贪小利而信要盟，贯高不侵然诺而威立义，伟人奇节，固将天下后世彰信明义，乃更屈申高下乎？

晋以还，王慷慨勋名，世既多王之烈，置古弗论，著著世俗所未悉者，示吾邦人，坚其扶义。遂询言之曰：嗟乎！异哉！汉道下衰，九土分裂，此邦孙氏据有为墟，传历数世，专制百年，曾不庙食。而邦所祀，乃昔孙氏之所深憎。然是者，深知王也。义不义，虽更百世，人心向背章明乃尔。权与蒙挟诈欺一时，卒不能得之后人。虽幸图荆，曷益乎？

崇祯年间姚汝锡、介宾。（本志）

译文

关王庙记

（作者）姚汝舟，本县人士。

关王（关羽）辅佐昭烈帝（刘备）从卑微中兴起，抗击众多凶逆，几乎保存了汉朝统绪，道义极高，志向极锐。然而最终被吴国所阻挠，为道义殉身。百代之后，吴地（江浙）的人追慕关王的道义，建造祠庙安奉其神位，每年伏祭、腊祭，或遇水旱疾疫，有求必祷。关王镇抚保佑此地百姓，感应也如回声般迅捷。但有一种议论说：“吴国本来憎恨蜀国，只是趁天下大乱借与蜀国结盟，内心首鼠两端，直接寻找（关羽的）疏漏时机，做了曹操想做的事。关王素来愤恨曹操、鄙视孙权，奋起想要拥戴蜀汉剪除曹魏，接着再攻取吴国，虽然事业未成，但关王内心何尝有一日忘记吴国？吴国最终用诈术害了关王，联合曹魏背叛蜀汉，破坏了关王身后的计划。想来关王仇恨吴人应甚于仇恨曹魏，怎么会享用吴人的祭祀呢？”

姚汝舟我说：不对，不对，不是这样。吴地原本是汉朝南方的疆土，那里的百姓，本是汉朝子民。（偷袭荆州）勾结曹魏、袭取荆州，是孙权决定其计谋，吕蒙执行其事，吴地百姓又能做什么呢？假使关王当时迅速攻下吴国，江东之地可以完全为汉所有，那里的汉朝遗民尚在，关王难道会歼灭他们吗？不也会安抚他们吗？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普通百姓为仇，何况吴地百姓是本着道义祭祀关王，关王本着道义安抚吴地百姓，也应当如同吴地百姓仰慕他的道义一样。

议论者又说：“行事不招致后来的祸患，关键在于洞察细微；诱敌不嫌言辞谦卑，关键在于成就大事。关王自己料想能北取曹操，东取孙权，就应该同时与孙权断绝关系。即使不能这样，也该全力图谋曹操，暂时隐忍对待孙权，等扫除主要敌人（曹操）后再处理次要的（孙权），像打扫灶台一样容易，却不知采用此策。樊城之战，倾全力北伐，于禁七军被俘，庞德被擒，华夏震动，汉室政权几乎要复兴。当此时机，吴人惊骇，君臣生出异心。用兵贵在出奇，本应诱使吴国，使其为我所用以对付曹魏，再作长远谋划。却反而辱骂孙权使者激怒吴国，一个曹操尚在，又树一敌（孙权），最终兵败身死，汉室大业更加危险。稳定危局的人要先给予（对方）好处，谋划功勋的人要放下个人忿怒，兼并天下的人推崇诈术与实力，时势道理本来如此，想来关王或许也有遗憾吧。”

姚汝舟我说：即便像议论者所言，那也不过是心怀诈术、粉饰智计，是孙权、吕蒙之流罢了，哪里是古代烈土那种光明磊落、为信义献身、不违背自己志向的本意呢？况且关王曾经兵困下邳，身陷曹操军中寄身，与落入虎口何异？即便如此，他仍对曹操坦陈心迹，说出自己素来与刘备誓同生死之言，洁身自好不染污浊，光明磊落可与日月争光，从不假意谦逊避让、说些欺骗言辞，以求在孙权那里侥幸保全，这本是他不屑于做的。难道要表面上与（孙权）互通声气，暗地里却积蓄力量相吞并，改变自己一生的信义吗？管仲不贪图小利而信守重要的盟约，贯高不违背诺言而树立威信、成就大义，伟人非凡的节操，本就是要为天下后世彰明信用与道义，难道还要权衡利弊、屈伸变通吗？

自晋代以来，关王激昂慷慨的功业声名，世人已大多颂扬他的刚烈。那些古代的事迹暂且不论，我写下这些世俗之人未能详知的内涵，告知我乡邦之人，坚定他们扶助道义的心志。于是感叹道：唉！真是奇异啊！汉朝国运衰微，天下分裂，我们这块地方曾被孙氏占据成为其基业，传国数代，专制百年，却从未得到立庙祭祀（的尊荣）。而如今本地所祭祀的，正是当年孙氏所深深憎恨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姓）真正懂得关王啊。道义与非道义，即使历经百世，人心的向背仍是如此分明。孙权与吕蒙凭借诈术欺骗得逞于一时，终究不能赢得后世人心。他们虽然侥幸图谋了荆州，又有什么长远益处呢？

解读透析

1.核心论题与历史语境
本文是一篇充满思辨色彩的庙记，核心是回答一个尖锐的历史与信仰悖论：关羽毕生之志在兴复汉室，其败亡直接源于孙吴的背盟偷袭。那么，在曾经的敌国故地（吴地），百姓为何会虔诚祭祀他？而他的神灵又为何会“享用”并“庇佑”此地的祭祀？

这一设问基于明末关羽崇拜已深入民间、关庙遍及南北的现实。作者姚汝舟作为石门（属吴文化影响区）的本地文人，试图为本地的信仰实践提供一个超越简单忠奸叙事、更具哲学深度的解释。

2.文章结构与论辩层次
文章采用典型的设问驳论体，层层推进：

第一层驳论：“义”的超越性。针对“关羽应仇吴”的质疑，作者将“吴国”（孙氏政权）与“吴人”（吴地百姓）区分开来。指出百姓无辜，且本为汉民。关羽之大义在于“存汉绪”，其精神核心是普世的“义”，而非针对某一地域或群体的私仇。因此，吴人慕义而祀，关羽秉义而佑，合情合理。这完成了从“历史恩怨”到“道德感召”的升华。

第二层驳论：“信”的绝对性。针对“关羽战略失误，应行权诈”的事后诸葛亮式批评，作者展开了全文最精彩的反击。他捍卫了关羽“较然以身殉信义”的纯粹性。将关羽在曹操处光明磊落、不改其志的行为，作为其人格的基准线，反问其怎么可能对孙权阳奉阴违？作者鲜明地对比了两种价值观：一种是“权蒙俦”的功利主义谋略（“怀诈饰知”、“高诈力”），另一种是关羽代表的绝对主义信义（“不欺其志”、“彰信明义”）。在作者看来，后者的道德价值远高于前者的成败利害。

结论：人心的终极裁判。最后，作者回归石门本地的现实，指出一个深刻的历史反讽：专制此地百年的孙氏政权未曾得到庙食，而深受其害的关羽却香火鼎盛。这强有力地证明了，“义”与“不义”或许能欺瞒一时，但人心向背才是最终的、历史的裁判。孙权吕蒙之诈虽得逞于一时，却“卒不能得之后人”；关羽之信义虽败于当时，却赢得了百世馨香。

3.思想内涵与价值
关羽形象的重塑：本文没有停留在“勇猛忠义”的常规颂扬上，而是深入探讨其失败，并通过对失败的辩护，将其人格提升到“信义原则化身”的哲学高度。这反映了明代士人对关羽崇拜的理性思考深度。
对功利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文章严厉驳斥了那种以成败、利害、权谋为唯一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权蒙俦”的思维，而历史与道义应当崇尚更高层次的、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
民间信仰的合法性论证：本文为吴地（乃至所有非蜀汉故地）祭祀关羽的民间行为，提供了有力的伦理和文化解释。它使地方信仰实践摆脱了“祀仇”的逻辑困境，锚定在更具普遍性的“慕义”与“崇信”的道德基础之上。

4.文献价值与补充
本文是研究明代关羽崇拜、民间信仰心理及士人历史观的一份珍贵文献。它展现了在官方推崇（如《关帝圣迹图志》等文献编纂）之外，地方精英如何主动参与并深化信仰的内涵建设。
文中体现的思辨性，在众多的关庙碑记中颇为独特，可与其同时代或更早的碑记（如所载）进行对比研究，以观察关羽崇拜内涵的在地化与多元化发展。
可与《三国志》等正史记载，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等所汇集的官方、民间文献对读，全面理解关羽从历史人物到“关圣帝君”的神化历程。

结语
《关王庙记》绝非一篇应景的庙宇兴建记录，而是一篇充满道德激情与理性思辨的“义理之文”。姚汝舟通过为本地关王庙信仰辩护，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历史哲学讨论：在历史的长河中，究竟是暂时的成功与诈力，还是永恒的信义与节操，更能定义一个人的价值并赢得后世不朽的尊崇？文章给出的答案，不仅坚定了乡邦的信仰，也折射出明清之际士人对理想人格与历史正义的不懈追寻。

姚绳祖、姚文 传

原页：石门县志卷十一纪事遗事 《姚绳祖、姚文传》句读、译文与解读

出处：清·杜森、邝世培、徐原等纂修《石门县志·卷十一·纪闻·遗事》

时间：传主姚绳祖生活于清前期（具体年代不详，应不晚于康熙朝）；传主姚文主要活动于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公元1403-1435年）。

一、原文句读与全文翻译

（一）姚绳祖传

原文句读：
姚绳祖，字云骧，世居邑之东田里，敏学公之裔孙也。为人孝友醇谨，苦志读书，少负大志，及壮不遇，遂隐居授徒，绝意干进。家贫壁立，恬如也。训人必先于孝弟，言论必根于忠信。生平最不喜浮屠，曰：“吾奉程伊川、朱紫阳两先生垂教，极知外道惑人，可为习俗所移乎？吾儒那有天堂地狱之说，惟患善心不彻耳。”所七十有六，临终戒其子，断不用浮屠法，可谓卓然有定见者矣。以视近日纷纷佞佛之辈，堪为衰风之一砥也。

译文：
姚绳祖，字云骧，世代居住在县城的东田里，是敏学公（姚文）的后代。他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品性醇厚谨慎，立志刻苦读书，少年时就有远大志向。到了壮年，科举未能及第，于是便隐居起来教授学生，彻底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家中贫寒，四壁空空，但他内心却恬淡安宁。他教育学生一定先讲孝悌之道，言论务必以忠信为根本。一生最不喜欢佛教，曾说：“我尊奉程伊川（程颐）、朱紫阳（朱熹）两位先生的教诲，深知佛教是迷惑人的外道，怎么能被世俗习惯所改变呢？我们儒家哪有什么天堂地狱的说法，只担心自己的善心不够纯粹罢了。”活到七十六岁，临终前告诫他的儿子，断然不能用佛教的法事来办理后事，可以称得上是见解卓越、有坚定信念的人了。用他来对照近时那些纷纷谄媚佛事的人，他真可算是挽救衰败世风的一块砥石。

（二）姚文传

句读：
姚文，字敏学，永乐进士，选庶吉士，攺（改）礼部主事。建北京，取木川蜀，差莅马湖府，措置有方略，兵民趋赴。后调行部户曹，凡天下漕运米粟，及内郡所输粮草，悉属督运，请托不行。宣德中，罢调，六曹官，独留文，言文选事。九年，升稽勋郎。时朝廷重郡守之选，以兵部侍郎柴车荐，出知庆远。民与瑶僮杂处，文结以恩信。其修治山谷书院、怀远桥，徭僮悉来赴役。移守袁州，平易近民，驭吏以廉慎称，无淹狱，亦无横敛。复韩公庙、敦教堂、三阳、尚古诸桥，坛𭏸（壝）道途，靡废不举。将代，百姓愿借寇。当道请诸朝曰：“袁民不忍去其守，以政平讼理也。若文者，非良二千石而何？乞赐食三品禄，俾终惠慈土。”命下逾年，以疾卒，父老哭于庭，哀甚。文清苦自持，扬历中外几四十年，一介不妄取。在户曹，有馈生鱼去者，归见，亟命追还，不及，乃悬诸壁以待腐。其持操类如此。

译文：
姚文，字敏学，是永乐年间的进士，入选庶吉士，后改任礼部主事。朝廷营建北京城，需要从四川伐取木材，他被派往马湖府督办，处置事务有方法谋略，军民都乐于效力。后来调任行在户部，凡是全国的漕运粮食，以及内地各郡上缴的粮草，都归他督运，说情请托在他那里行不通。宣德年间，朝廷罢调各部官员，唯独留下姚文，负责文官的铨选事务。宣德九年，升任稽勋司郎中。当时朝廷重视郡守（知府）的选拔，因兵部侍郎柴车的推荐，他外放任庆远府知府。当地汉族百姓与瑶族、僮族（壮族先民）杂居，姚文用恩德信义来团结他们。他主持修建山谷书院、怀远桥，瑶族、僮族百姓都前来出力。后调任袁州知府，为政平易近人，驾驭下属以廉洁谨慎著称，没有积压的案件，也没有横征暴敛。他修复了韩公庙、敦教堂、三阳桥、尚古桥等，从祭坛到道路，没有荒废的事务不加以兴办。即将离任时，百姓像汉代挽留寇恂一样希望他能留任。地方长官向朝廷请求说：“袁州百姓不忍心让他们的太守离去，是因为他政事公平、诉讼得理。像姚文这样的人，不正是优秀的那一级长官（汉代郡守俸禄二千石，代指知府）吗？恳请朝廷赐予他三品官的俸禄，让他继续造福此地。”朝廷的任命下达一年多后，姚文因病去世，袁州父老在衙署庭院哭泣，极其哀痛。姚文一生清苦自持，在朝廷内外为官近四十年，一丝一毫也不妄取。在户部任职时，有人送了一条活鱼后离去，他回家看见，急忙命人追还，没追上，就把鱼挂在墙上任其腐烂。他保持操守大都像这样。

二、解读透析

这篇《遗事》以“纪闻”形式，补录了正史或《纪献》卷（人物列传）可能未详载的两位姚氏乡贤的事迹。其编纂并非简单的资料堆砌，而是通过遴选典型，从“隐”与“仕”两个维度，共同构筑了清代石门县推崇的儒家理想人格典范，并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的规劝。

1.“穷则独善其身”的典范：隐士姚绳祖
安贫乐道的隐逸精神：姚绳祖的形象，是科举制度下“不遇”文人的典型出路。他“壮不遇”后“隐居授徒”，将人生价值从“求仕”转向“育人”与“修身”。“家贫壁立，恬如也”的描写，生动刻画了其安于贫困、内心充实的儒者风骨，与颜回“箪食瓢饮”的精神一脉相承。
坚定的理学卫道士立场：他对佛教的排斥尤为突出，声称“吾儒那有天堂地狱之说”，直接将其信仰源头归于程颐、朱熹。这不仅仅是个人好恶，更反映了清初理学复兴、强调“华夷之辨”与“正学”的思想背景。县志编纂者将其树为对抗“纷纷佞佛”衰风的“一砥”，意在借表彰先贤来整饬地方风俗，强化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他的临终遗命“断不用浮屠法”，是其信念贯彻终生的最强注脚。

2.“达则兼济天下”的楷模：循吏姚文
“清、慎、勤”的完整官德：姚文的仕宦生涯，堪称一部标准的模范官僚传记。在中央（户曹），他“请托不行”，廉洁拒腐；在地方（庆远、袁州），他“结以恩信”、“平易近民”，仁爱亲民；“无淹狱，亦无横敛”，勤政高效；“靡废不举”，励精图治。这四点完整勾勒了儒家对“循吏”的核心要求。
卓越的治边与理政能力：传记特别记载了他在民族杂居的庆远府的政绩，“徭僮悉来赴役”一句，凸显了他以文化工程（书院、桥梁）凝聚人心、促进民族交融的智慧，超越了简单的武力管控。而袁州百姓“愿借寇”及请求朝廷让他留任的记载，则是对其政绩的最高褒奖，塑造了一个深受爱戴的“父母官”形象。
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刻画：“悬鱼待腐”这一细节，虽可能借鉴了东汉羊续“悬鱼拒贿”的典故，但用在姚文身上，极大地增强了他清廉形象的戏剧性和感染力，使其操守变得具体可感，深入人心。

3.文本的深层意涵与编纂意图
互补的榜样建构：编纂者将姚绳祖（隐）与姚文（仕）两传并列，并非随意组合。他们代表了儒家知识分子两种经典的人生路径，但都统一于“孝友忠信”、“清苦自持”的核心道德之下。这为石门县的士子与民众提供了无论穷达皆可效法的完整榜样体系。
现实教化功能：在《纪文》卷中收录表彰捐学田、修书院的义举之后，于《纪闻·遗事》中补录此类人物传记，其目的显然超出了存史，更重在“教化”。表彰姚绳祖，是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佞佛”的“衰风”，匡正士林心术；表彰姚文，则是为官员树立一面“清、慎、勤、能”的镜子。这正体现了方志“彰善瘅恶”、“以敦风教”的核心社会功能。
家族荣耀与地方认同：指明姚绳祖为“敏学公之裔孙”，不仅是为其身份溯源，更是将两位乡贤的德行叠加，共同铸就姚氏家族在石门的地方声望，进而将家族荣耀融入地方文化传统，增强本地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感。

总结：这两篇短小精悍的传记，是清代石门县文化价值观的集中投射。它们通过“隐逸儒者”与“模范循吏”两个完美典型的塑造，构建了一套从个人修身到出仕为官的行为规范，旨在教化乡里、整饬风俗、激励后进。其中蕴含的对纯正儒学的坚守、对廉洁实务的推崇，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道德力量。

《石门县志·关帝庙》补充文献句读、译文与关联解析



出处：清·杜森、邝世培、徐原等纂修《石门县志》（具体卷次待查，应为“建置志”或“祠祀志”部分）

时间：记载了从明嘉靖年间（约公元16世纪中叶）至清顺治丁亥年（公元1647年）的修建沿革。

一、补充文献原文句读与译文



原文句读：

关帝庙。旧在永安桥北。明嘉靖中，邑人姚汝舟捐赀迁于崇义桥东南，自为记（巳，通“已”）。每年五月十三日祭。正殿，叁间。仪门，叁间。三义阁，叁间。庙门，壹间。左藏经阁，叁间。俱顺治丁亥年重建。（本志）



全文翻译：

关帝庙。旧庙址在永安桥的北面。明朝嘉靖年间，本地人姚汝舟捐献资金，将庙迁建到崇义桥的东南方，并自己撰写了碑记（此事已完成）。每年五月十三日举行祭祀。庙宇建筑包括：正殿三间，仪门三间，三义阁三间，庙门一间，左侧的藏经阁三间。这些建筑都是在清朝顺治丁亥年（1647年）重建的。（以上据本县志记载）

二、关联前文深度解析



这份关于关帝庙建筑本身的志书条目，与前文姚汝舟所撰写的《关王庙记》构成了“实践”与“理论”、“物质”与“精神”的完美互证关系，为我们理解明清时期地方关羽信仰的构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完整链条。



1.从“著文者”到“捐建者”：姚汝舟的知行合一

前文的《关王庙记》展现了姚汝舟作为思想家与辩护者的一面，他以雄辩的笔法为“吴地祀关羽”的信仰合法性奠定了哲学基础。而此处的建筑记载，则揭示了他作为实践者与建设者的另一面。他不仅“自为记”进行理论阐述，更“捐赀迁”庙，亲身推动信仰的空间落地。这种“文”与“行”的高度统一，使得他的论述绝非空谈，而是基于深厚地方实践的真知灼见，其影响力与说服力因此倍增。



2.从“义理之祠”到“空间之庙”：信仰的物质承载

选址象征：庙宇从“永安桥北”迁至“崇义桥东南”。“桥”是连接两岸、沟通往来的要津，将关帝庙建于桥畔，象征着关羽所代表的“忠义”精神，是维系地方社会伦理秩序（“永安”）、倡导道德风尚（“崇义”）的公共枢纽与精神桥梁。

建筑格局的意涵：

正殿：祭祀关羽主神的核心空间。

三义阁：此建筑尤为关键，它将关羽的信仰从单独的“武圣”崇拜，明确纳入“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兄弟情谊与君臣大义的叙事框架中。“义”的内涵由此从个人品格扩展为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契约，更贴近民间社会的理解与需求。

藏经阁：表明此庙不仅是祭祀场所，可能还兼具储藏与宣讲儒家（或关帝善书）经典的文教功能，与姚汝舟文中“彰信明义”的教化目的相呼应。

祭祀定时：“每年五月十三日祭”，将抽象的信仰转化为周期性的、制度化的社区公共仪式（相传此日为关羽诞辰或磨刀日），确保了信仰的世代传承与活力。



3.时间线上的信仰传承：从明到清的延续

文献记载了两次关键建设：明嘉靖年间（16世纪）的迁建与清顺治丁亥年（1647年）的重建。这跨越百余年的修建史，有力地证实了姚汝舟在《关王庙记》结尾的论断：孙权、吕蒙的诈力“卒不能得之后人”，而关羽的忠义精神却通过这座庙宇，在地方社会真正扎下了根，历经朝代更迭而香火不绝，甚至在清初得以重建和巩固。这本身就是“人心向背”最直观、最有力的历史证据。



4.文本互证下的完整图景

将《关王庙记》与此建筑条目合并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明清石门县关羽信仰的立体建构过程：



1.理论奠基（《记》）：由姚汝舟这样的地方精英撰文，解决信仰的历史合理性与道德正当性问题（“为何要祀”）。



2.实践落实（《志》）：同样由姚汝舟等人捐资迁庙，解决信仰的物质空间与仪式载体问题（“何处以祀”）。



3.制度固化（《志》）：通过志书记载，将庙宇的方位、格局、祭期官方化、典章化，使之成为地方制度与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如何永祀”）。



结论：这份简短的建筑记载，与前文宏大的义理阐发，实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证明，关羽在石门县从一位历史人物，升华为一位地方保护神，并非简单的民间自发行为，而是经历了地方知识精英有意识、成体系的理论建设与空间营造。姚汝舟等人通过“文”与“物”的双重投资，成功地将对关羽的尊崇，从可能存在的“祀仇”情感矛盾中解脱出来，深植于地方社会的文化肌理与空间秩序之中，使其成为教化风俗、凝聚人心、彰显地方文化品格的核心象征。这一过程，是明清时期中华帝国晚期地方文化整合与信仰建构的一个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