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与当代文学

靳轲

　　文学是有时代性的。“伤痕文学”特指十年后涌现出来的一大批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例外，描写的都是那十年间发生的故事。“伤痕”，顾名思义，是受伤之后留下来的疤痕。艺术家们用文学这种形式，把十年间留下的创伤陈列在我们面前，其目的是为了起到震憾人心，警示后人的作用。

　　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11期的《人民文学》上。小说通过讲述光明中学张俊石老师接受失足少年宋宝琦，和团支书谢惠敏受极左思潮毒害的故事，展现了1977年的青少年们在十年运动刚刚结束后的思想困境。作者以强烈的责任心和求实的精神，发出了救救这些孩子们的呼声。开创了“伤痕文学”的先河。

　　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在1978年8月的《文汇报》上。小说讲述了一个有着“叛徒”母亲的女学生王晓华和母亲断绝关系，只身一人到东北上山下乡；八年后，王晓华收到母亲的来信，得知母亲已经平反，希望她回家的消息；就在王晓华马上就要回到家里的当天早上，她的母亲已经离世了的故事。“伤痕文学”源于《伤痕》这篇小说而因此得名。

　　此后，国内的伤痕文学便蜂拥而出，多到枚不胜举的地步。诸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第七个是哑巴》，冯骥才的《啊！》、《一百个人的十年》，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等等。

　　伤痕文学的基调大多数都是对十年经历的批判，歌颂的很少，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在这些作品中，最好的结局也就是在小说的结尾，会给读者留下一个光明的希望，让读者自己去展开思维想象，或是沉思。这样的作品阅读起来，常常会使人感到心痛或者愤怒，而产生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

　　伤痕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不可或缺。当一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应该放开眼光向前看，伤痕文学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我们文学创作发展的方向，最终还是要回到当代文学这条正规的轨道上来。

　　当代文学包涵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只是当代文学这片海洋中的一朵浪花。除了伤痕文学，当代文学的天地更为广阔和宽厚。如果说伤痕文学高举的是批判的旗帜，那么当代文学的作品则更倾向于对光明的歌颂，对历史的沉思。这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

　　在当代文学的作品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数不胜数。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化，涉及到了现实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们的思想内容深刻，紧密地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它们的语言风格及具个性化和地域的特点……由于本文篇幅的关系，在这些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我只例举几部小说，来简单地说一说我的读书感受。

　　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以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背景，通过描写秦岭山下蛤蟆滩上青年农民梁生宝带领互助组发展壮大，并同各种人物进行斗争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小说的语言质朴，生活气息浓厚。当我读到“梁生宝买稻种”这一章节时，不禁为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感到敬佩和隐隐的心疼。当我读到第一部的最后一章梁生宝的继父梁三老汉流泪的情节时，我的泪水也被书中的描述感染的盈满眼眶了。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的是湖南一个叫清溪乡的山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在书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和亲切的乡土气息的语言，为我们刻画了一些干部和农民的形象：邓秀梅的坚定执着，李月辉的和蔼近人，刘雨生的淳朴善良，陈大春的疾恶如仇，盛淑君的热情勇敢，陈先晋的行事稳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那个性格开朗随和、喜欢喝酒的亭面糊，更是令我过目不忘。每当我读到亭面糊卖完红薯到饭铺里喝酒那一段的描写时，都会忍不住地笑出声来。

　　浩然的《艳阳天》，讲述的是1957年麦收前后，京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面临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书中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塑造了萧长春、韩百仲、焦二菊、马老四、喜老头、焦克礼、焦淑红、马翠清、韩小乐等一批朴实乐观的人物群像，他们在作者的笔下栩栩如生地鲜活起来。在书中，生趣盎然的人物，回肠荡气的情节，浓郁优美的乡土气息的描写，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艳阳天》共计三卷，这部上百万字的作品到现在还有争议。有人说这部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书中描写的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对此，我却深以为不然。文学作品本来就是时代的产物，讴歌时代是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应具有的特征。《艳阳天》为一个时代做了鼓舞人心的记录，不论是在气势的宏大、气韵的饱满上；是在人物的丰满、语言的生动上；还是在农村风茂优美景物的描写上，能够超出浩然其右者，恐怕没有几人。

　　陈忠实的《白鹿原》，描写的是渭河平原上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变迁史。书中描写白鹿两家两代人，为了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兄弟相煎，情人反目……故事从清朝末年写起，到建国前夕结束，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讲述完成的。我曾做过一个推测，如果书中描述的故事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没有停止下来，而是往下继续，那势必会因为它失去了历史性的厚重感，而不能获得它现在已经享有的声誉。

　　最近，我正在阅读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通过一个九十岁的、卾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之口，向我们讲述了鄂温克人历史变迁的故事。我在初读的时候，还有些看不进去；再读，渐入佳境；继而，我竟被主人公那缓慢的叙述感动了起来。一个九十岁老人用平稳迟缓的语气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弱小的民族与命运进行抗争的故事，这其中，是一种克制压抑的心情在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这种平稳和克制，正符合一个见惯了雨雪的九十岁老人的性格特征。

　　本文写到这里，似乎还想就伤痕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个话题再说一点什么，算是做个总结。思衬许久，觉得还是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本人的学识和水平有限，前面的话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就是再说，也不过是前话重提，没有新意。还是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