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天电影幕布后的世界，藏着我们的纯真与荒唐

王希望

露天电影幕布后的世界，藏着我们的纯真与荒唐

对于七零后而言，童年最盛大的节日，并非春节，而是村里放露天电影的那个夜晚。

只要村头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传出大队支书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消息便如长了翅膀一般，顺着蜿蜒的土路和田埂，飞进了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各位社员请注意！今晚在大队部门口放电影，片子是《英雄儿女》！吃过晚饭记得带好板凳，早点去占位置啊！”

孩子们闻声而动，扔下饭碗，呼朋引伴。哪怕作业尚未写完，也要先扛起家里的小板凳，争先恐后地冲出去占地盘。

放映员老汪总是踩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两个沉重的铁皮箱子——那是全村人的快乐源泉。他一到场，人群便如潮水般涌上去。大家并非为了看老汪的长相，而是盯着那个神秘的箱子，仿佛里面装着整个世界。

那时候的电影幕布是正反两面的。正面人挤人，乌央乌央全是脑袋；背面则相对冷清，常是一些调皮捣蛋的半大孩子，他们倒着看，反倒觉得更自在。

那一晚，放映的是《英雄儿女》。

当王成手握爆破筒，高喊“向我开炮”之时，全场沸腾了。男人们攥紧了拳头，女人们擦拭着眼角的泪水，连平日里最爱哭闹的孩童也止住了声响。

就在这一片激昂之中，我注意到了一种奇特的“风景”。

那时的大人，大多都有烟瘾。电影的光影明明灭灭，映照出周围一圈圈缭绕的烟雾。人群姿态各异：后排的妇女们自带各式各样的折叠椅或小板凳，膝盖上还盖着花毛巾御寒；中间的主力军大多是蹲着的，双腿麻了便换个姿势直一直；前排靠近银幕的地方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干脆席地而坐，有的甚至站在拖拉机的拖斗上。

在这些参差不齐的身影中，星星点点的烟火显得格外醒目。男人们盘腿坐着或站着，指间夹着廉价的卷烟，深吸一口，然后缓缓吐出。在银幕强光的映衬下，那些烟头红彤彤的，像是一颗颗在黑暗中跳动的心脏，又像是夜空里流窜的萤火虫。

我看得入了迷，觉得那火光比电影里的手电筒还亮，比王成的红领章还要鲜艳。

童年的恶作剧之心，往往就是这么没来由地冒了出来。

我摸了摸兜里那块磨得发亮的“Y”型弹弓，又在地上拾起一个圆溜溜的土疙瘩。我想，如果我能打中那团火，它会不会像鞭炮一样炸开，或者像哪吒脚下的风火轮一样飞出去？

我屏住呼吸，估摸着距离，拉满皮筋，瞄准了离我最近的一个亮点——那是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他正站在人群外围，嘴里叼着烟，随着电影情节微微点头，那烟头在夜色中忽明忽暗。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划破了电影配乐的激昂。

时间仿佛在这一秒凝固了。

下一秒，只听黑暗中传来一声变了调的惨叫：“啊哟！”

那声音凄厉而短促，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痛楚。那个陌生男人猛地把烟吐掉，双手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嘴，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银幕上王成还在高喊口号，但这边的观众全都转过头来。借着微弱的月光，我看到那个男人惊恐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指尖触碰处，似乎已经肿起了一个硬硬的包。他疼得龇牙咧嘴，却又不敢大声吼叫，生怕惊动了周围的人，只能狠狠地瞪向四周漆黑的夜空。

那一刻，空气尴尬得令人窒息。

我吓得脸色煞白，手中的弹弓差点掉在地上。母亲一把捂住我的嘴，将我死死按在怀里，压低声音在我耳边急道：“这个小害伢，非要作死啊！这要是打到眼睛上怎么搞？”

那个男人疼归疼，毕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又是这种“飞来横祸”，他也无可奈何。他狠狠地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揉了揉嘴，看着周围指指点点的目光，无奈地苦笑了一声，并没有过多追究，只是默默地往后退了几步，躲进了更深的阴影里。只是从那以后，我看露天电影再也不敢乱动，总觉得周围的黑暗里藏着无数双审视的眼睛。

后来，村子里的露天电影越来越少。先是有了隔壁村的小型私人电影院，后来又有了彩色电视机，再后来有了DVD和网络。

如今，家里的100寸液晶电视挂在墙上，高清、环绕立体声，想看什么片子手指一点就有。可是，我却再也没有看过一场像当年那样让人心潮澎湃的电影。

现在回想起来，那晚的“啊哟”声，其实是一种告别。

我们打中的，不仅仅是一个烟头，而是那个物质贫瘠却精神饱满的纯真年代。

那束投射在白布上的光影，虽然粗糙、闪烁，还伴随着烟熏火燎的味道，但它却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图腾。它让我们在还没长大的时候，就懂得了什么是英雄，什么是牺牲，也让我们在懵懂无知中，第一次尝到了闯祸的滋味和被人包容的温暖。

那晚的月亮很圆，风很轻，那个陌生人捂着嘴的狼狈模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而那句“啊哟”，连同那块斑驳的幕布，一起留在了记忆的最深处，成了我回不去的青春，和抹不掉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