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津城记忆，‍天津博物馆（上）

佳雪

冬日走进天津，第一站是天津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天津文博院）位于天津市河西区平江道62号，是展示中国古代艺术及天津城市发展历史的大型艺术历史类综合性博物，是天津地区最大的集收藏、保护、研究、陈列、教育为一体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机构和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2008年，天津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天津博物馆的馆藏特色是中国历代艺术品和近现代历史文献、地方史料并重，有古代青铜器、陶瓷器、书法、绘画、玉器、玺印、文房用具、甲骨、货币、邮票、敦煌遗书、竹木牙角器、地方民间工艺及近代历史文献等各类藏品。截至2022年末，有珍贵文物137909件（套），藏品总数217638件（套）。

共三层

《天津人文的由来》位于一楼大厅右侧，概略地展示了天津自旧石器时代末至清朝中后期上万年的历史进程，揭示了天津从不毛之地到运河城市的曲折过程，对于因河、海交汇与毗邻首都而形成的军队屯驻、人口聚集、漕运枢纽、商品流通等影响古代天津发展的重要因素给予了突出展示。

天津博物馆志愿者讲解很多，隔个20分钟就有一组。粗略的讲解了天津的来历和发展

像个大鹏展翅鸟的天津地图

第一个展柜一“天津人”你在哪里。天津地处海滨，境内分布许多洼淀，加之文献资料对天津的记载不甚详实，因此许多地下古代遗存不为人所知，时间断限也无从确定。旧石器时期是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以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为典型代表

展柜中展出的小石器即为打制石器，是2007年考古工作者在蓟州区（蓟县）发掘东营坊遗址时采集到的，获得的数据表明：在距今43500年时，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

2015年天津考古又有重大发现，不仅发现了天津地区首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一-蓟州区杏花山朝阳洞，而且将早期人类在天津地区活动的时间又向前推进6万年，就是说10万年前，天津地区就有人类在活动。

史前的天津

两大部族迁徙到了这里，促成了天津的史前文明

工具

陶支脚

大口尊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已经熟练掌握了人工取火，并且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伴随着这些发明的出现，人类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当时的居住方式也由最原始的穴居变成了半地穴式建筑。这种建筑一般是在地面挖出几十厘米的浅穴，上面用木棍搭成人字形顶棚，外面铺草抹泥，再用火烤成硬面，不仅光滑平整，而且干燥。它的防暑御寒性能很好，冬暖夏凉，还能简单的抵御野兽侵袭。

青铜岁月-夏商周时期的天津

夏、商时期，天津地区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土著文化。从西周开始，外来的燕国文化逐渐融合土著文明和自北方传入的其他文化。与此同时，天津平原地区逐渐成陆，这一地区的人文历史从一开始就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相互影响。

中国的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大体上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约经历了1500多年的历史。这与中国奴隶制产生、发展及衰亡相始终。

贝壳堤，天津地处海滨，沿海一带海生贝壳富集成堤，形成了最具特色的贝壳堤。退海城路自然现象的演变

天津的贝壳堤是世界著名的三大古贝壳堤之一。另外两处分别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贝壳堤，和南美苏里南贝壳堤。天津的贝壳堤位于东部的津南、大港、塘沽等地。

自陆向海排列有四道贝壳堤，代表了四个时期海岸的位置。

对照平面分布的古代文化遗存，可以看到天津的成陆过程。它是古海岸变迁极其珍贵的海洋遗迹，是研究海岸演变、古气候、湿地生态的重要场所，是中国罕见的不可再生性资源，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陆地上的海洋博物馆”，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不断。海河南北地区几乎全被燕国所占领。这是1956年在天津东丽区张贵庄一带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墓葬，表明燕国势力已达当时的海岸线附近，这次发掘是天津地区的首次考古发掘。

后来，齐国势力进入今天津南部地区。燕齐两国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人口曾多次发生战争。地处两国接壤的天津平原自然成了角逐之地。

今津南、静海和大港的部分土地成为两国争夺的对象。这是津南巨葛庄出土的带有箭腿骨。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终都被秦所统一。

当时燕国太子丹派勇士荆轲刺杀秦王失败，秦王大怒，下令攻打燕国。我们展柜中展出的这件器物，就是秦国军队吞并燕国时在天津地区留下的武器—一铜戈。它铸于秦王政十七年，即公元前230年，这一年，秦国开始统一中国的战争。

簋，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初是用于放置食物的食器，相当于今天的饭碗。到了商周时期，簋就成为了一种礼器。在宴享和祭祀时，簋和鼎往往一起配合使用，鼎是以奇数出现，簋是以偶数出现。西周时期，实行严格的列鼎等级制度，规定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这种等级制度，等级森严，不可逾越，体现了享用者的地位和权利。

蓟县自古是燕国的领地。公元前1046年，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实行分封制，封召公奭于燕，建立燕国，定都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国版图以今北京地区为中心，占有今天津、河北北部、山西东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燕国建立以后，封于燕国的周人携商代遗民进入天津地区，带来了新的文化。张家园遗址出土的铜鼎和铜簋说明属于中原系统的西周文化在燕山地区出现了，体现出天津地区的土著文化被汉化的过程。

天字簋出土于天津蓟县，簋颈部和圈足饰夔龙纹，内刻“天”字铭文，“天“字是当时周朝一个氏族集团的族徽。目前所有铸有“天”字铭文的铜器大多出自于陕西和山西北部，而燕山地区（含今蓟县）也有发现，证明当时周朝在灭商以前就已经和燕山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燕国

戎狄部落的青铜剑

带有箭簇的腿骨

帝国春秋——秦朝至元代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天津地区正式进入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帝国版图。作为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天津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经历了汉唐盛世和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战乱。这一时期，天津地区经历了海河水系的形成、京师门户和漕运枢纽的确立，这些都为天津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增添了动力。

陶楼

六层陶楼，楼高1.36米，宽0.7米，方形，下有台基，四面设踏跺，惟妙惟肖地展示了一座汉代“井干楼”的形象。。它是一种不用立柱和大梁的房屋结构。仅以圆木、矩形或六角形平行向上层层叠置，在转角处，木料端部交叉咬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榫卯结构

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尤其是帝王贵族，崇信在死后能在阴间继续享受阳间一样的荣华富贵。因此，很多墓葬中的陪葬品都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状态的体现。这种井干楼便是如此

陶厕所和猪圈，上面厕所，下面猪圈，空白地方没有展示的是大片的农田，体现出了当时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自给自足式的生活方式。以及别山东汉墓群出土的猪玉握，说明了家猪已经成为当时财富的一种象征。

陶灯

陶俑

在蓟县小毛庄东汉墓出士的画像石具有河南南阳风格，表明当时已有中原移民北上蓟县，并扎根于此。这一情况可能与曹操率中原兵马北征乌桓有关。

东汉时期，人们的信仰多种多样，祭祀活动有官、民之分。官方主要有祭祀天、地和山川、日月等自然神以及祖先、社稷等：民间主要涉及求雨、禳灾、驱鬼、除疫、成仙等。这是在蓟县七里峰出土的东汉祭坛。

坛石上的杀牛景象表明祭祀的牺牲为牛；舞蹈形象为祭祀仪式。

在蓟县七里峰出土的东汉祭坛的石片上刻有河南东汉时期的一个县名——

宜禄（今河南郸城宜路镇），表明当时两地之间可能有较密切的人员往来。这是刻有“宜禄”的祭坛拓片。

鲜于璜石碑，1277年5月出土于武清高村，碑主人为雁门太守鲜于璜，他为官期间以德政教化民众，声誉极高。去世后葬在武清高村，此碑是他的孙子为纪念他而立。这是建国以来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碑，非常有特色。

碑高242cm，宽83cm.上锐下方，呈圭形。碑两面刻有隶书碑文，书法端庄凝重，笔触浑厚有力，因字形.略呈方形，在汉书中独树一帜。碑两面均有界格，碑阳16行，满行35字，碑阴15行，满行25字，共计827字。字数之多比较少见。石碑额阳正中竖排篆书“汉故，鲜于君碑”，两侧线刻青龙、白虎，额阴刻展翅朱雀，以”四神”图像做碑额装饰的，在汉碑中罕见。碑上的圆孔名碑穿，用于系绳引导棺木平稳下葬，是汉碑的断代标志之一。碑中文字揭示了当时举孝廉入仕的察举制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石碑额阳正中竖排篆书“汉故，鲜于君碑”，两侧线刻青龙、白虎

碑背面，碑额阴刻展翅朱雀

三国时期，曹操为北征乌桓，开凿了人工运渠，连通了河北平原上大部分水道，使海河水系的主要河流汇于今天的天津市区后东流入海，形成了最初的海河水系。

海河水系的形成，使位于众流汇合处的天津，立即成为了航运枢纽，对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海河水系形成之前，华北平原是黄河泛滥之区，黄河下游频繁改道，几度由天津附近流入渤海。

到了隋朝，隋炀帝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把海河与黄河、淮河、钱塘江连接起来，使地处运河北端，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天津一带的地位重要起来。

公元前2年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 佛教影响不大。

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领袖接受佛教信仰，使其在中国才得到发展。正是在这一时期，佛教传入今天津地区。这是大港区窦庄子出士的鲜卑族拓跋氏北魏延兴五年（475年）的铜佛造像，也是国内已知有纪年的较大的一件北魏造像。

释迦佛像通高42cm，由主身、佛座、背光三部分组成。背光为单叶莲瓣形，中部铸方穿与背部上的铜鼻相吻合，可以拆卸。释迦发梳螺髻，身披通肩大衣，面目和善丰满，双手一上一下做接引状，赤足立于莲台之上，完全是一副超然洒脱的救世主形象。背光上镌（juan）刻圆形顶光、坐佛、舍利塔和火焰纹等，更烘托出铜佛像的庄重。

佛像背面的图案由线刻小佛和浮雕宝塔组成，在两塔之间有一株形如灵芝的菩提树下是两个双脚交登而坐的“伽跌佛”，这是修行的场面。菩提树别名思维树，当年释迦摩尼就是在这种树下大彻大悟，成为正觉的。

佛座上层雕莲花瓣花纹，下层背面刻铭文"延兴五年正月十六日，王徐兄弟为亡父造像一区，居家大小现吉安，常值诸佛，易达六。”后三字较小，是工匠名字。铭文说明此像是为超度亡者而造的

唐代的蓟县是蓟州治所在地，称渔阳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除城内驻扎静塞军外，蓟州北部还驻有雄武军。这是蓟县城关白马泉出土的唐代塔形罐。

唐朝建立以后，地处燕山脚下的渔阳（今蓟县）成为军事重镇，驻有重兵。河北地区所需粮食和军需物资数量庞大，当地无法筹措，主要由江南供给，天津地区是河海运输中转的必由之路。此时，历史典籍中出现了“三会海口”的名称，意指南面的清河、西面滹沱河、北面的沽河交汇的地方（指向三会海口运粮忙油画）。请大家注意这幅运送漕粮的示意图，三会海口的位置，据考证就在今天的东丽区军粮城附近。

唐代兴衰的转折点在“安史之乱”，而当时山和史思明起兵反唐的地点就在渔阳（今蓟县）。

北宋时期，在北方形成了宋、辽两朝对峙的局面。当时，宋、辽在天津地区是踞界河（今海河）对峙的，海河成了双方天然分界线。宋朝为了防止辽兵，在界河的险要处设置了"寨”、“辅”等军事据点，其中独流、沙窝、小南河、双港等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宋、辽沿界河对峙，虽然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未能阻隔界河南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因为地利之便，天津地区成为经济交流和商品集散之处。这种经济活动对以后天津城市长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推动。

宋代瓷器

宋辽对峙导致南北阻隔，使一些家庭骨肉分离。武清区李佬村出土的这块辽应历十四年（964年）的赵氏夫人墓志，就记述了家庭分离的情况：赵氏家住燕京（今北京），而长子在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长女、次子和次女在钧州（今湖北均县），长孙在儒州缙山县（今北京延庆），次孙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丈夫随长子居住，死后难返故园，一家人终不得团聚。

武清出土的辽代赵氏夫人墓志

到了1153年，金代迁都燕京，即是今天的北京，由于燕京附近严重缺粮，供给首都的粮食必须由中原调运。所以就出现了运河。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开始流经天津。三岔河口成为首都的漕运枢纽。为了保护漕运枢纽，金政府在天津地区设置了军事组织“直沽寨”，它是天津留名青史之始。

自元代开始，天津作为漕运枢纽才真正发挥作用。漕运分为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无论哪条航线，三岔河口都是漕粮集中和转地。现在看到的这幅油画是张翥的《代礼庙次直沽作》，就呈现出了三岔河口地区槽船云集的景象

自元代开始，天津作为漕运枢纽才真正发挥作用。漕运分为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无论哪条航线，三岔河口都是漕粮集中和转输要地。现在看到的这幅油画是张翥的《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就呈现出了三岔河口地区槽船云集的景象。元代，还在三岔河口地区兴建了一座天妃宫，俗称西庙，是祭拜海神的场所

油画是张翥的《代礼庙次直沽作》，就呈现出了三岔河口地区槽船云集的景象

独乐寺塔上层塔室出土的这件辽代刻花玻璃瓶为钠钙玻璃（中国古代多为铅钡玻璃），与一般伊斯兰玻璃成份相似。它的器型和刻花纹饰都与伊朗德黑兰考古博物馆现存的十世纪水瓶相似，应为伊斯兰玻璃器，是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又灭北宋，天津地区全部纳入金朝版图。海河以北属中都路大兴府的宝坻、武清县和蓟州的渔阳县；以南属河北东路的靖海（今静海入会川和清池县。这是天津地区出土的金代瓷器

为了储运漕粮，1279 年元政府在天津设立广通仓，它是天津历史上的第一座国家粮库：又在北运河畔的武清河西务建立十四个粮仓，使其成为大都外围最大的仓储基地。这是十四仓遗址出土的元代文物。

铁权

城市时代—明清时代的天津

永乐二年（1404年12月～1405年1月），明王朝在海河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地区设卫筑城，天津历史进入城市时代。永乐皇帝为这座新城赐名“天津”。

随着漕运、盐业及商品流通的发达，文化教育的兴盛，经过三百多年的变迁，到1731年（清雍正九年）设府，天津由一个军事卫所成长为一座中等规模的城市。

经过进一步发展，到1850年前后，天津成为仅次于首都北京的中国北方第二大城市。

139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其孙宋允炆（wen）继位。为了夺取朱允炆的帝位

1399年，朱元璋四子朱棣（1360~1424）在北平（今北京）起兵南下。这是朱棣在天津三岔河口时的情景。

鼓楼上的大钟

鼓楼上悬大钟，早、晚各撞54下，城门开关以钟声为准。道光年间1821~1850天津诗人梅宝璐曾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这是当年鼓楼上的大钟。

此钟直径1.4米，高2.3米，重1500公斤。

用铁铸成，铸工精细，造型古朴，钟体都是阳铸浮雕，钟钮铸成交尾双螭（chi），片片麟甲清晰可辨。双螭的两个头和四只脚连接钟体，另外四只脚互相抓攀，躬身欲吼。钟身倒覆呈莲瓣状，沿钟身周围分割成八块长方形框格，上下两层。钟的腰部铸着云龙和折枝花卉连续纹样。钟口八个莲瓣的凹处，各铸一个八卦符号。铁钟的下框格铸有“兖州长老院“字样，可知是由山东移至天津的。

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继皇帝位，史称明成祖。次年改元“永乐”。朱棣命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 xuan 在三岔河口地区设卫筑城 井将此地命名为“天津”，意即“天子经过的渡口”。这是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刻的《重修天津三官庙记》，记述了“天津”一名的由来。

这是1550年（明嘉靖二十九年）刻的《重修天津三官庙记》，记述了“天津”一名的由来：“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这就为天津名称的由来提供了佐证。

由于明朝统治者深感天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404年，明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军事组织天津卫。十几天后，添设了天津左卫，同时，开始修筑天津城，一年后，再增设天津右卫。

天津三卫共有官兵16800人。

到了清朝，清政府将天津三卫合一，称天干卫。1725年，雍正皇帝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后又升为直隶州。1731年，又升为府。至此，天津才由一个军事组织基地转变为行政中心

鼓楼的东.西、南、北设有四门，门上各镶嵌一块石匾，分别为：镇东、安西、定南、拱北。这是1921年重修后鼓楼北门洞的石匾—”拱北”

1725年（清雍正三年），天津城重建。重建后的城墙周长1626丈6尺（9里2分），东西长504丸2里8分）南北长315文（1里8分）高2丈4尺。

天津城的占地面积约为1.76平方公里，城内人口约有95300余人（1846年）。这是清代天津城的模型

1725年，天津大水，城墙几毁。盐商安尚义、安岐父子捐款重修天津城。明朝弘治年间，人们在城的中心建造了高10余米的鼓楼，东、南、西、北四面设有四个门，门上各镶嵌一块石愿，分别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

初代的天津城为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人们常常形象地将她称为“算盘城”。南北运河、鼓楼、天后宫、玉皇阁、清真寺，1900年后，八国联军拆毀城墙。

戚继光，山东登州（今蓬莱）人。

明朝著名军事家。他在蓟州16年，加固长城，筑建墩台，整顿屯田，训练军队，多次击退倭寇侵扰。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曾将天津连升三级。

1644年，清朝建立。天津因为近海临都的地理位置，所以很受朝廷重视。1652年，清政府将天津三卫合一，称天津卫。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将天津卫改为天津州，旋又升为直隶州。1731年（清雍正九年），雍正皇帝又将天津直隶州升为天津府。天津卫是军事组织，天津州、府是行政建制，这种变化表明天津在清朝政府眼中的重要地位。

清代的漕船大致分为三种，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漕船叫江广船，江南、浙江的船叫江浙船，山东、河南的漕船叫浅船。江广船最大；江浙船次之；浅船最小。

康熙年间，各省船只以装米400石为准。1724年（雍正二年），江广船、江浙船实际容积都在1000石以上。这是清代漕船模型。

明代永乐年间（1403 ~1424）天津城外除设有“百万仓”外，城内还建有粮仓。宣德年间（1426~1435）增建了 22个仓廠，总计110间仓房，粮食储存方式由室外改为室内。1724年，清廷在今天津北仓兴建仓廠48座，有仓房240间，占地20多万平方米，可存粮40万石

这是仓廒模型。明代出现了仓廒，粮食储存方式由室外改为室内。1724年，清廷在今天津北仓兴建仓廒48座，有仓房240间，占地20多万平方米，可存粮40万石，留下了“北仓”地名。

这是海河岸边漕运漕船复原情景。漕运的意义不仅在于粮食运销，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南北地区的商品流通。粮道终成商路，漕船即为商船。这种变化使天津由行政色彩极浓的国家漕运枢纽、漕粮中转之地，向着商品集散之地和消费市场迈进。早在明朝宣德年间，天津城内中心和四个城门附近就出现了集市。到弘治时期，又添设五集一市，达到了每天有集有市的程度，商业繁荣可见一斑。

估衣街达仁堂药店。算盘，长3.06米，有117位，售货员可以随时或多人同时核算，反映了当时的店铺规模和商业的繁荣。

门当。又叫“抱鼓石”，一般放在建筑大门两侧，彰显主人的等级身份，有吉祥、祈福、辟邪的寓意。相传古代将军荣归，常将战鼓置于门前炫耀战功，后来就演变成抱鼓石。在古代，只有较大的宅门，才会配有抱鼓石。它的数目决定着屋主的地位和官阶。旧时大户人家有财不外露，一般很难打听到财产情况，儿女定亲之前，一般都暗暗派人到对方家的门前看一看，通过“门当”上雕刻的纹饰，就能了解对方家所从事的行当。

明朝末年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他曾四次来天津，垦田数千进行南粮北种的试验，并获得成功。在天津期间，他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起草了传世之作《农政全书》的部分纲目。这是一部集我国古代农业科学之大成的学术著作。说明当时天津的农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农政全书》

书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教育设施。1436年，天津的地方学校“卫学”建立，地点在东门内的文庙，卫学的建立标志着天津教育事业的开端。

后改为州学，1731年又升为府学，以后又在府学西侧建立了县学。天津的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发展。天津文庙是全国唯一的府学、县学同址的文庙。

在清代，天津共有书院15座。建于1752年的“问津书院”是在天津影响最大的官办书院。这块匾额是李鸿章的老师李铁梅所写。

天津历史上许多名人都参加过科举考试且成绩优良，如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著名教育家严修等。这里展出的是部分科举考试的试卷，其中包括天津文史馆馆长王襄的试卷

旁边是朱岷的秋庄夜雨读书图，这是朱山庄夜雨读书图（绘画）。画得是大盐商查为仁德儿子查礼于夜雨中读书的情景。

1723年（雍正元年），盐商查日乾与其子查为仁等开始在城西南运河畔兴建水西庄，并于此园内和各名流才俊，吟诗作画、著书立说。水西庄最为兴盛时期，藏书万卷、文人荟萃，其与扬州小玲珑山庄、杭州小山堂并称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乾隆皇帝南巡到天津时还曾多次将水西庄当做其行宫，并将水西庄西侧的一个园林命名为“芥园”。就是今天芥园道、芥园水厂一带。只可惜水西庄后来毁于八国联军的战火。

旁边是朱岷的秋庄夜雨读书图，这是朱山庄夜雨读书图（绘画）。画得是大盐商查为仁

在古代，天津人的宗教信仰纷繁复杂，这就使得天津地区的庙宇比较多，明代大约建有50座。天后宫、城隍庙、玉皇阁、大悲院、清真寺。

每年在天后宫那里都会有皇会，这是天津民间庆祝妈祖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而举办的酬神祭祀活动。妈祖最初是从福建传到天津，是海神，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全能神，保各方平安。其中，尤以“子孙娘娘“最具特色。传统时期人们崇拜多子多福。为了满足这一愿望时，天后宫里的“子孙娘娘"前放有许多泥娃，已婚未孕妇女烧香磕头，供奉祭品后，偷抱一泥娃娃带回家，小心供养，俗称"拴娃”

天后宫里的“子孙娘娘”前放有许多泥娃娃，已婚未孕妇女烧香磕头，供奉祭品后，偷抱一泥娃娃带回家，小心供养，俗称“拴娃娃”。如果怀孕，不仅要将泥娃娃“洗大”，即加些新泥，重塑一个与孩子年龄一样大小的泥娃娃，还要再塑99个与小泥娃娃同样的泥像，送回天后宫“还愿”。这是天津民间最普遍的求子方式。展柜里展出的就是当时的泥塑娃娃大哥。

明清时期，天津较大的家族多建有宗祠，作为节日祭祀祖先、平时供奉牌位及决定族内大事的场所。天津大盐商振德黄家的家庙模型。

古代天津结束

聚赏珍玉—古代玉器陈列

虎虽凶猛，却被先民奉为善神；佩带虎首形玉珮不觉恐惧，反而欲借它的神威，战胜野兽，取得狩猎成功。

这件玉佩为白玉，黄褐色沁，横置圆筒形，外弧一面浅浮雕一虎首，高额，短脸，阔鼻，鼻下镂空长方形孔为嘴，另一弧面为简化的虎身。这就是原始先民神话思维的奥妙之处

鸽，也就是猫头鹰，在中国北方很常见，它是捕食鼠类的“能手”，有助于农耕生产。红山人把鹗当成具有神力的善鸟。

这件玉鹗呈黄色，晶莹滋润。作展翅飞翔状，头部深圆，嘴作钩形，眼睛为双圆圈。两翅上各有两道隐约的直线，磨成浅浮雕的羽毛状。

双足提起，表现飞行中的状态，其下阴线刻出斜方格纹，背后头部有两对对穿的圆孔。可见是为了系绳，用于佩饰。

马蹄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中的一个独特品种，整体为椭园形长筒，一端为平口，一端为斜口，斜口的口沿薄而有刃，而平口的侧壁上穿有小孔。将它倒置时类似于马蹄形，因此名为马蹄形器。此件器物呈青绿色，有灰色土沁，筒外光素平滑，筒內有掏膛时留下的锯痕。

由于马蹄形器常常出土于死者头骨下面，因此可能是古人的一种发饰。我们可以联想一下，如果将它竖立在头顶上，长发穿过孔披于，的那种英姿及其至高无上的权势。

百工商邑—三千年前的中国制造

本展览依托殷墟出土文物、辅以传世精品，聚焦晚商手工业的精湛技术与独特艺术，系统呈现其辉煌成就。透过这些来自三千多年前的珍贵文物，我们得以真切体会商邑百工的独妙匠心，清晰听闻远古文明的空谷跫（qiong）音。让我们跟随殷墟考古人的脚步，一起领略三千年前中国制造的独特魅力！

玉器

陶㼽，古代搓澡巾

安阳博物馆收藏的殷墟青铜刀是商代晚期都城遗址出土的重要生产工具类文物，其形制、工艺与历史背景深刻反映了商代社会的物质文明、手工业水平及文化交流。

刀身呈长方形，曲背弧刃，刃尖微微上翘，便于切割或削刮；扁平长条形柄约占刀体的三分之一，柄端可能曾有穿孔。尺寸适中，符合日常握持与操作需求。刀身由陶范精密铸造而成，表面可见范线痕迹，刃部经反复磨砺锋利，背部及柄部素面无纹饰，体现实用主向。铜质成分以铜锡合金为主，质地坚韧，刃部经局部淬火工艺强化硬度，满足长期使用需求。

“亚址”铜方尊铸造于商代晚期，于1990年在河南安阳殷墟郭家庄 M160号墓出土。郭家庄墓地是殷墟范围内保存较好的贵族墓葬群之一，此墓共出土青铜器291件，其中礼乐器以“亚址”为主要铭文，表明墓主属于商代“址”族的高级贵族。

方尊通高约43.9厘米，口部呈长方形，长约 3

3 厘米，造型庄重大方，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大口折肩尊形制。器物主体分为口、颈、肩、腹、圈足五部分，线条硬朗规整，彰显出威严的祭祀礼器气质。

主体纹饰为兽面纹，以雷纹为地，双目突出，鼻梁高耸，营造出神秘威严的视觉效果。兽面纹之上环绕一圈夔龙纹带，与颈部蕉叶纹呼应，形成主次分明的纹饰体系。

器物周身分布八组扉棱（口沿处扉棱尤为突出，伸出约3厘米），将器表分割为多个独立单元，扉棱既是纹饰的边界，也增强了立体感。更值得一提的是，肩部四角及四边中部各设有一个圆钉头，其上分别套接象首和兽首形饰件，这些兽首（象首、鹿头或其他动物造型）均为单独铸造后通过榫卯结构组装而成，可自由取下或更换，这种设计在商代青铜器中极为罕见，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铸造技术与创新思维。

殷墟铸铜作坊内存在许多商代晚期墓葬，部分随葬刻刀、磨石、鼓风嘴等生产工具，许多研究者据此推断这些墓葬的主人应是工匠。

安阳辛店铸铜遗址M11属殷墟文化四期中型偏下贵族墓，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及漆器等随葬品共36件。其中15件青铜礼器铸有“戈齐”“戈”铭文，表明墓主属“戈”族成员。该遗址迄今发现的10座贵族墓葬中，累计出土带“戈“戈齐“陶戈”戈父丁”等族氏铭文的青铜器逾30件。综合判断，商代晚期辛店铸铜作坊或“戈"族掌控，M11墓主当为该族群首领级物。

方彝为典型酒器礼器，通高约30厘米，口部方形外侈，束颈，直腹，高圈足外撇，顶部覆四阿式屋顶形盖（带兽首钮捉手）。整体庄重典雅，符合商代晚期高级贵族的宴飨祭祀用器标准。

铜方彝的设计融合了实用功能与宗教美学，体现商代晚期青铜艺术的巅峰水准。器盖呈四阿式屋顶造型仿宫殿建筑，象征墓主在人间与幽冥世界的崇高地位。盖顶边缘饰凸起扉棱，既便于开合又强化神圣感。器身四角及每面铸纵向扉棱，模仿青铜器范铸合模痕迹装饰功能。扉棱顶端与盖缘扉棱对接，形成贯通全器的神圣中轴线，暗喻天地人神的沟通管道。

它的制作代表商代块范法铸造技术的集大成，器身、器盖、扉棱、牺首鋬耳等部件分模翻范后嵌合浇铸，确保扉棱对接精准、纹饰线条流畅。圈足方孔或镂空设计需精密陶范支撑。绿松石镶嵌部位预留凹槽，冷却后填胶固定（矿物残留显示有机质黏合剂），工艺容错率极低。它不仅是泥范与青铜铸就的艺术杰作，是商代多元文明整合及精密手工业体系的见证。

夔纹铜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