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家曾迁居火葬厂

白云生处

老火葬厂旧照

远眺位于姚家店水库左侧的火葬厂

有谁在青少年时，曾有过居住火葬厂的经历，恐怕没有，或者少之又少。这种令人想起来就感觉恐怖的经历，偏偏在我和弟弟身上存在过。

这个经历发生在特殊的年代，那年我十八岁，正在读高中，我的弟弟才八岁，还是二年级小学生。

1971年，正值＂文革＂的第六年。这年五月，我们家突然离开了居住了十二年的陈家祠堂，被迁往刚刚建成不久的县火葬厂。

原来，当时的县革委会组织一些“问题”干部，到陈家祠堂举办封闭式管理的学习班，原居住在陈家祠堂的职工和家属，被要求一律迁出。

我的父亲恰在这时被调到离县城六华里远的县火葬厂工作。我们举家迁到这里居住，成了唯一带有家属的住户。我对居住火葬厂很不情愿，甚至不愿向别人透露我家的住处，但父亲无法改变这种尴尬状态。

水库堤上的道路直通火葬厂大门

火葬厂呈长方形建在一处坡岗上，毗邻姚家店水库，四周围着院墙，坐北朝南，三面环坡，一面临水，是个人迹稀少的偏僻之地。

火葬厂的大门筑在临水的南面，门口的路直达姚家店水库泄洪沟桥上，与二百余米长的姚家店水库大坝堤路相通。穿过这段坝堤路，便是五宜公路和姚家店集镇。

我们一家四口（父母及我和弟弟）被安排住在火葬厂大门口西边的一栋平房宿舍里，共两间不大的房间，倒也整洁簇新。这时已有电灯照明了。

火葬厂火化尸体的炉子，建在离大门最远处的北边院墙内。据说，火化时是用喷嘴将柴油喷射在尸体上燃烧的。炉后还耸立着一座高达二十多米的烟囱，远远的人们都能看见它的身影。它成了人们识别火葬厂的标志性建筑物。

火葬厂的大门处

火葬厂隶属县民政科管理，总共只有四五名职工，未设置厨房。职工们的一日三餐，都是自行料理。当年我的父亲已经六十二岁了，暂时还未办理退休手续，作为火葬厂的炊事员，平日一般都闲着。

那时候，火化还是个新鲜事物，还未向社会强制推广，所以很少有送死人来火化的，火葬厂在大部分时间里显得很清闲。白天，有几个职工守在火葬厂。到了夜晚，除留值班人员、我们全家四口人仍在火葬厂过夜外，其他职工就离开火葬厂回各自家休息了。

从陈家祠堂一同迁居来的，还有一叫董老的。他在火葬厂院内开垦了一片蔬菜园地，种植豇豆、辣椒和茄子等。我放学回家闲着无事的时候，父亲会要求我帮助董老种菜。

董老孤身一人，七八十岁了，身材高大。他一直被民政部门养着，早先在陈家祠堂也种菜。他总是天天佝偻着腰在菜田里劳作，园地被打理得整整齐齐，生机盎然，我们因此可以吃上新鲜的蔬菜。

如果来了火化的，董老会留心收集火化炉边剩下的零碎骨灰，施在菜田里。蔬菜吸收骨灰的养分后，长势更加诱人。

火葬厂内设的殡仪厅

在火化炉从事火化工作的有二三名职工。其中有个年轻人叫史顺选，曾是孤儿院的孤儿，后被安排到孤儿院厨房工作，成了我父亲的同事，与我们家的关系很熟。他早于我父亲调进火葬厂工作。在我眼里，他们从事火化司炉如同做平常工作一样，并不显出一点害怕。

有一次，我的弟弟从姚家店小学放学回家吃午饭，正赶上有死人火化。弟弟因好奇，躲着父亲端起饭碗跑到火化炉旁看热闹。正在司炉的职工，竟然抱起弟弟，从炉外瞭望孔观望火化尸体的情景。这事很快被我父亲知道了，当即把那位司炉工狠狠地臭骂了一顿。从此，弟弟被禁止看火化死人。

火葬厂门卫及骨灰盒存放处

起初居住火葬厂，有好一阵子不习惯。特别是附近乡下人常谣传，说夜里火葬厂后面有奇怪声音。我听到后，更感到恐怖。有时我从先锋中学放学回来晚了，途经火葬厂院墙旁，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火葬厂大门处的水库泄洪沟桥

久而久之住熟后，我的胆子才慢慢大起来。偶尔我会去炉边看火化死人，围观职工是怎样挑选碳化骨头、再用砖头压碎装进骨灰盒的。甚至还随职工一起，顺着铁梯，爬上高高的烟囱，帮忙清除烟囱口边的积炭。这些积炭，是火化时产生大量烟雾后形成的，若不及时清除，会影响火化时的抽风及燃燃效果。

当年末，我们在火葬厂居住大半年后，又举家迁回了陈家祠堂居住。

这段居住火葬厂的经历，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什么是死亡，也让我对死亡再不感到恐惧。

（说明：文中插图照片，均为2014年8月拍摄，当时的老火葬厂已被废弃，因为在相距十几公里之远的山区，又新建并启用了一座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火葬厂。现如今，这座老火葬厂已被全部拆除，原址被一座新建的商贸物流园占用。这几张照片，成了弥足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