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知青峥嵘岁月(二)

和顺太極翁

一条蛇掉在了我的床上

Al创图

（十二）睡梦中与蛇奇遇

天天出工，说起来简单，坚持下来却不易。每天收工后，我累得沾床就睡，雷打不动。偶尔被屋里的老鼠吵得睡不着，撵上几次，也会不知不觉睡着。

有一天夜里，我总感觉床头的土坯墙在掉泥土，蹬了几次床，泥土还是不断往下掉。我以为是老鼠太猖狂，便起身点燃煤油灯，撩开蚊帐一看，一条长长的蛇，正盘踞在床头的墙上！我吓得后退几步，倒抽一口冷气。

慌乱中，我找来铁耙去打蛇，却把耙柄打断了。没办法，只能坐在一旁盯着它。许是被打疼了，蛇爬到床侧的墙上，突然掉了下来。我等了许久，实在太困，便鼓起勇气拉开被子，想看看蛇在哪里，却怎么也找不着。

实在撑不住了，我不管不顾地上床睡觉，却怎么也睡不踏实。迷迷糊糊中，听到耳边传来“丝丝”的声音，借着煤油灯的微光一看，蛇正盘在房梁上。天亮后，蛇还在梁上，是一条无毒的菜花蛇，我便没再理会它。

说来也怪，自从这条蛇来了以后，屋里的老鼠就不见了踪影。原来，它是来帮我撵老鼠的。

（十三）遭遇恶狗，侥幸脱险

在农村，能吃上一碗挂面，就算是改善伙食了。有一次，我用麦子去“双土地”面坊换挂面，路过六生产队的院子，刚走进院坝，就被三条狗盯上了。

那三条狗凶神恶煞，其中一只四眼狗尤其吓人——眼睛上方有两个圆点，像是多了一双眼睛，嘴唇外翻，呲牙咧嘴，狂吠着向我逼近。我手里没带木棒，只能步步后退，狗却越逼越近。情急之下，我蹲下身子假装捡石头，没想到这招竟管用——我一蹲下，狗就往后退。

我和狗僵持着，狗前进我就蹲下，嘴里大声喊着：“哪家的狗！”终于，院子堂屋里走出一个人，是六队的队长。他一声吆喝，三条狗便乖乖跑开了。我忍不住抱怨：“你咋养这么多凶狗？”他抽着叶子烟，笑呵呵地说：“打猎嘛，狗多才好。”多亏队长及时出现，我才侥幸脱险。从那以后，我宁愿多绕一段路，也再也不敢走这个院子的院坝。

（十四）钓鱼风波，连夜逃遁

又一次去换挂面，在双土地面坊门口，一辆解放牌货车突然在我面前刹住，尘土飞扬中，跳下三个穿“海河衫”的知青。他们是斑竹大队和公平大队的，和我是同一批下乡的，说是要去力裕水库钓鱼，知道钓竿放在哪儿，非要拉我一起去。

我连忙推辞：“水库边插着牌子，严禁钓鱼！”他们满不在乎地说：“扯了就是！”我解释道，水库就在我们小队门口，大家都认识我，实在不方便。可他们不依不饶，我实在推不过，只好说：“我去给你们拿点面粉做鱼饵，你们去钓，我在家烧锅等你们，钓上来的鱼做臊子面。”他们这才同意。

我在家等了大半个钟头，突然听到山谷里传来阵阵呵斥声，还有人喊打，回声震天。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出事了。跑到屋外晒坝往下看，只见漫山遍野都是手拿扁担、木棒的农民，正朝着水库的方向跑去。

我急得团团转——下山救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逃跑吧，又怕被人说“怕死”。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锁上门，打算跑到公平大队躲一躲，顺便通知其他知青。刚走过双土地面坊，转过公路弯，就听到山下有人喊我的名字，让我立刻回生产队的大院子。

我知道跑不出公社的地界，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下走。刚到院坝的水塘边，就看到一大堆人围在一起，三个钓鱼的知青低着头跪在地上，满身伤痕，青一块紫一块，显然是被农民打了。一个农民拿着扁担，劈头就要朝我打来，我赶紧闪身躲开，大声喊：“我是本队的知青，没去钓鱼！”

多亏我平时天天出工，和社员们关系不错，小队的人纷纷过来劝架，说我表现好，那农民才罢了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大队民兵组织的行动，专门整治偷摸的知青。带队的人告诫我：“好好劳动，不准串联，不准再惹事，否则见一次打一次！”说完，便把那三个知青“驱逐出境”了。

天色已晚，我回到半山腰的小屋，越想越怕——白天他们没打我，怕是碍于我是本队知青，晚上说不定会来报复。正好同住的钟德寿这几天不在家，我索性关好门，趁着夜色悄悄溜出小屋，直奔公平大队而去。

（十五）返城避难，感慨万千

因钓鱼风波，我逃回了故乡内江白马镇。那时正值盛夏，几个受伤的知青都不敢让家长知道伤情，有个邻居知青想穿长袖掩盖伤口，却被汗水浸得疼得受不了，只好换上短袖，终究还是被家长发现了。

家长们得知孩子在农村的遭遇，又心疼又担心。那段时间，回城的知青很多，听说简阳县其他区的内江知青，也和当地农民发生了冲突，内江城里到处都是知青聚会。重庆的一些知青插队在内江县，也闹得沸沸扬扬。那真是个动荡的年代。

知青下乡，实在是得不偿失。家长们并非真心愿意送孩子下乡，知青们更是迫不得已——学校停课，工作难找，除了上山下乡，别无选择。只能“自愿”离开父母，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而对农民来说，土地和粮食产量有限，知青下乡分走口粮，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真的欢迎知青吗？恐怕未必。再加上知青大多是未成年的孩子，远离家乡，劳动艰苦，缺吃少穿，难免有人去偷鸡摸狗、“跳丰收舞”，损害农民利益。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武斗流血事件自然难以避免，整个社会也因此动荡不安。

我和其他知青一样，在城里无所事事，天天聚在一起凑热闹，混天度日。下乡时，我们被告知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面对这样动荡的局面，我实在不敢回生产队，只能滞留在城镇，无形中又给本不宽裕的家里添了负担。

（十六）重返生产队，听闻往事

在城里待了一个多月，我渐渐觉得无聊。静下心来一想，自己天天出工，不偷不抢，和社员们关系也算融洽，应该不会有事。于是，我又回到了力裕大队五小队。

队里的人果然没有为难我，还和我聊起了钓鱼风波的缘由。原来，我们大队七小队有一片苹果林，长在公路边，苹果快成熟时，被一群人开着汽车洗劫一空。农民们本就憋着一肚子气，恰逢那三个知青去水库偷鱼——水库的鱼是大队公有财产，严禁私钓——于是有人振臂一呼，大家便借着这个机会，发泄心中的愤恨。

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一样，你踏实干活，不偷不抢，大家都看在眼里，你放心，绝对安全。”这番话让我吃了定心丸，安心留在生产队劳动。

闲聊时，我发现村里几乎没有和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不是大几岁，就是小几岁。问起缘由，社员们的话让我心头一沉——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尤其是1960年，村里饿死了不少人，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夭折得最多。最凄惨的是，当时人们饿得连埋死人的力气都没有，浮肿病人随处可见。

我听了心里发酸。那年头，我们这些城镇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饿得到处找野菜、吃米糠，比起那些饿死的人，已经算是万幸了。这么一想，下乡的日子反而算幸福的——至少第一年有国家供应的大米，加上红苕玉米，能填饱肚子。生产队的猪卖给国家后，还能分点返还肉，解解馋。

（十七）乔迁新居，落下病根

知青下乡，政府是拨了安家费的。我总住在钟德寿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便再三要求生产队为知青修建住房。后来，队里终于盖了两间土坯茅草房，我也跟着出工，参与了建房。

新房建在生产队大院子背后的半山腰上，十分简陋没有打地基，也没挖排水沟。两间房只能住两个知青，队长安排我和杨雯搬进去住。屋里的家当简单得很：一个土灶、一口铁锅、一个陶罐、一个石缸、一架单人床、一个装粮食的木柜、一张桌子、一条板凳，再加上粪桶、锄头、扁担、箩筐，还有我下乡时用肥皂包装箱木条钉的木衣箱。这就是我扎根农村的全部家当，可当时的我，已经觉得十分满足——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遇上阴雨天，屋里的地面潮湿得能踩出脚印。有一天早上，我准备洗锅做饭，突然发现左手无力，连锅刷都握不住，整条手臂发麻。后来我才知道，这大概是风湿病，也可能是长期挑担落下的颈椎病。山里的活，多半要靠肩膀挑，我们天天负重，稚嫩的颈椎不堪重负，渐渐变了形。这病根伴随我多年，直到现在，我的左手偶尔还会隐隐发麻。

（十八）养鸡趣事，一念之差

住在山下大院子时，我曾买过几只小鸡来养。有一天收工回来，隔壁的大爷——老队长的哥哥，用客家话对着我骂了半天。我听不懂，问了旁人才知道，他说我偷了他家的小鸡。小鸡长得都差不多，我百口莫辩，只好把自己的小鸡全送给了他，从此再也不敢养鸡。

搬进新房后，我实在忍不住，又买了一只快要下蛋的母鸡。这只母鸡不到三斤重，却很争气，没过多久就开始下蛋，而且天天不落。我早上喂它点玉米，然后放它去山坡上自由觅食，黄昏时它总会准时回来。

那年春节，我回白马镇家里过年，一住就是十多天。心里惦记着母鸡，却没想到，它竟能自己照顾自己，饿了就去山坡找虫子吃，晚上就钻到我门口的柴草堆里过夜。等我回到生产队，抱柴做饭时，竟在柴草堆里发现了一堆鸡蛋，乐得我合不拢嘴。这只母鸡性子倔，从不赖抱，天天都下蛋，直到1971年2月我离开农村，都舍不得杀它，最后以不到三块钱的价格，卖给了旁人。

还有一次，三小队的两个知青来找我，从背包里掏出一只兔子，说是偷来的，怕被人发现，躲到我这里避难。我本想拒绝，可架不住他们软磨硬泡，又保证以后不再偷东西，只好同意留下他们，一起吃了顿兔子肉。为了不惹麻烦，第二天赶场时，我特意把兔皮扔到几里外的草丛里，生怕被人发现。

（十九）参加工作组，坚守本心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1970)3、5、6号文件，万兴公社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我被抽调到公社工作队。各大队抽调的知青被交叉安排到不同小队，我是力裕大队五小队的，被派到了斑竹大队一小队，住在薛队长家，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打三反”运动，说白了就是在政治领域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经济领域惩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人。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知青，哪里懂这么多大道理，只能听上面的安排，跟着照做。

我到斑竹一队后，先跟着社员们下地干活，混熟了脸，才按要求组织大家晚上在保管室学习文件。山里的冬天格外冷，社员们大多提着“烘笼儿”烤火，寒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我念文件，大家围坐在一起听，偶尔插几句话。

我知道，农村的夜晚是社员们干自家活的黄金时间——煮猪食、挑水、缝补衣服，样样都要做。于是，我隔三岔五才安排一次学习，从不耽误大家的家事，社员们也乐意配合。

白天，我坚持和社员们一起出工。薛队长劝我：“陈同志，你是工作组的，负责搞运动就行，不用干活。”我却觉得，自己终究是个知青，不能搞特殊。社员们都喊我“陈同志”，说话时还带着几分敬畏，起初我不懂，后来才明白——历次运动下来，大家都怕了，只要是上面派来的人，都不敢怠慢。

其实，村里的社员都本分老实，家家穷得叮当响，根本没有什么“重点打击对象”，顶多有几个偷鸡摸狗的，教育一顿也就罢了。我整理好调查笔录，按时交到大队，心里却清楚，这样的运动，稍不注意就容易制造冤假错案。

队里有两个地主出身的兄弟，大家都叫他们“狗崽子”，但他们干活勤快，天天出工，是队里的主要劳力。我看他们实在，便一次也没找过他们谈话。那段日子，是我知青生涯里最安稳的时光——不用为口粮发愁，不用担惊受怕，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

（二十）招工回城，喜极而泣

1971年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斑竹大队的通知，让我去万兴场的旅馆一趟。赶到那里才知道，是白马发电厂的招工组在等我。招工师傅说：“再不来，你的名额就作废了，就差你一个人没填表了。”

我又急又喜，连忙解释，自己被派到外大队搞运动，交通不便，接到通知时已经耽误了。我赶紧按要求填了招工表，接下来便是漫长的等待——等政审过关，等体检通知。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我把这件事瞒得严严实实，从未在信里提过一字。

直到1971年2月的一天，我和几十个知青一起，坐着白马发电厂的解放牌货车，去厂里报到。晚饭后，我向带队师傅请了假，迫不及待地回了家。

我家离白马发电厂只有几里路，敲开家门时，是妈妈来开的门。她见我回来，笑着问：“这次回来住几天？”我忍着激动，说：“妈，我这次回来，就不回生产队了。”家人都愣了，他们知道，我若不回农村，家里根本养不起我。

我这才告诉他们：“我被白马发电厂招工了，正式上班了。”妈妈听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拉着我的手问：“这么大的事，咋不早写信告诉家里？”我笑着说：“怕政审、体检过不了关，让你们白高兴一场，所以进了厂才敢说。”

第二天，白马镇的特大新闻，就是镇上有几个知青被招进了白马发电厂——我，就是其中一个。

作者进厂后的照片

作者退休后的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