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知青峥嵘岁月(一)

和顺太極翁

我的知青证

我的知青证

作者下乡时的头像

(一）下乡当天被包围

1969年3月9日上午10点，载满知青的解放牌卡车从白马镇内江五初中操场出发，在家长和欢送人群的簇拥下驶离。经老成渝路一路颠簸，行至龙泉山急弯处时，右侧车轮离地，车身倾斜险遭翻车，满车知青失声尖叫。万幸平安抵达简阳县洛带区时，已是下午6点。

区革委安排我们在供销社饭馆吃夜饭，席间突生斗殴，菜盘碎裂满地，经工作人员出面才平息事端。当晚我们住进供销社旅馆，刚躺下就听见楼下喧闹，俯身望去竟被人群团团围住。很快有人持棍棒冲入，知青们情急之下拆了楼上栏杆防御，一场血战在即，幸得区革委及时制止。疲惫难眠的夜里，我满心后悔下乡来到此地。

（二）插队落户，初尝温情

3月10日，我和另外三名男生被分配到万兴公社力裕大队五小队。第一年口粮由国家供应，此后便按工分领取——和妇女出工分值低，随男社员干重活分值略高，小队里每天十个工分能值0.3元左右，属中等水平。

小队距洛带区8里山路，离公社所在地万兴场十余里碎石路，是个背靠陡峭山坡的小山村。院子前有晒坝、水塘和水田，一条小河沟蜿蜒流向水库，全村60余口人，全劳力连知青在内不足20人。社员们对我们十分欢迎，将我们安置在一名参军单身汉的家里，两间房两架床，备齐了泡菜坛、辣椒酱坛、桌椅和农具。

收拾床铺时，有人拿出饭馆的菜盘、旅馆的枕巾，我隐约明白了前夜冲突的缘由，却始终不知详情。入住第一晚，社员们围在煤油灯旁与我们说笑，有同伴拉起二胡，奏的都是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众人跟着哼唱，五音不全却热情高涨。此后这样的欢乐之夜常有，我暗下决心：听毛主席的话，在农村干一辈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三）一锄挖翻脚指甲

次日清晨出工，我们先被分到妇女组，做扯草、选种之类的轻活。妇女们说笑用的是客家话，我们听得一头雾水，后来才知她们是广东移民后裔。为了交流，我们跟着学起客家话，渐渐能听懂只言片语。

半个月后，因生产队缺劳力，我们转入男社员组，干的都是肩挑背磨、开山劈石的重活。一日挖干田，宽重的锄头我从未用过，没干多久便腰酸背痛。干田泥土含水量高、黏性大，每挖一锄都要蹬脚抖落泥块，时间一长我体力不支、动作变形，一锄头下去竟将左脚大脚趾甲掀翻，鲜血直冒。

我忍着剧痛到水塘洗净泥土，徒步走到万兴场卫生院简单包扎，又咬牙走回生产队。夜里伤口疼得钻心，双脚无处安放，怕碰着同床的同伴，只能眼睁睁熬到天亮，第一次尝到了知青生活的苦头。

（四）掉进猪粪坑，闹尽笑话

在农村，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农业技术、劳动技能、方言风俗，样样都是全新的课题。我下乡两个多月后才满18岁，年轻懵懂，闹了不少笑话，也和老乡闹过不少误会。

村里的老房子布局紧凑，我们起初在唯一的古井旁洗衣，遭到村民呵斥后，才懂得要保护水源；老乡们挑担用的弯扁担，我们一挑就翻过来打脸，练了许久才掌握技巧；种小春粮食时，老乡用一种类似考古圆头空心杵的工具打窝，腰胯转动间一插一抽，这门手艺我们也是在劳动中慢慢学会。

最狼狈的一次，是去看集体猪圈里的猪吃食。猪圈前的粪坑铺着玉米秸秆，我刚走近就一脚踩空，整个人往下掉。万幸的是，我本能地撑开双手，恰好撑在坑边的木棒上，双腿虽浸在粪水里，人却没掉下去。我慌忙爬起来跑到水库冲洗，双腿长满了红疙瘩，又羞又窘。

（五）为建转播塔修路，见证山村“第一屏”

龙泉山脉呈南北走向，北起安县，南达乐山，狭长绵延200公里，在四川盆地内形成一道隆起，西侧便是成都平原。1970年，四川电视台要在万兴公社背后的山峰建电视转播塔，我们知青也参与了修路劳动。

工程完工后试播，恰逢国庆节，公社组织全体社员到礼堂看电视。电视机摆在主席台中央，社员们排着队左进右出，不得停留，只能走马观花。黑白屏幕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方队招手的画面，让众人激动不已——比起露天电影，电视实况转播实在太神奇了。

那段时间，我们还响应“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清理生产队附近山坡岩洞口的杂草，以备防空之用。村民说，解放初期剿匪时，土匪就躲在这个隐蔽的岩洞里，解放军从洞口小路经过都没发现。

（六）知青串联，口粮告急

山里人吃苦耐劳，一年四季以玉米、红薯为主食，想吃大米就得挑着粗粮下山去换。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社员们春节只放几天假，其余时间天天出工，上午8点到12点，下午2点到6点，烈日炎炎也不更改作息。农忙时更是天不亮出工，天黑才收工，只有做饭吃饭的间隙能歇口气。

下乡第一年，因有国家补助口粮，日子还算好过。知青们初离家乡，个个想家，又难常回家，便兴起了互相串门的风气，后来渐渐演变成大规模串联。今天约十人去你队，明天邀八人来我队，我们四个知青集体开伙，接待几次后，一个月的口粮就见了底。

没了吃的，不少知青加入串门队伍，靠蹭饭度日，自然也就耽误了出工，来年的口粮更成了难题。队里规定，缺工分要补钱才能分粮，我深知家里拿不出钱，也不愿给父母添负担，便咬牙坚持天天出工，从不参与这种串联。

（七）挑担走夜路，练出硬骨气

生产队长每天给我们安排的，多是挑担的重活——去万兴场挑粪，到洛带送公粮，上山改土抬石头，去大石大队修水库挑淤泥。小队劳力不足，我们知青被当成了主力。

第一次挑蒜薹去洛带赶场，我记忆犹新。上山的路又陡又长，空手走都腿软，何况肩上压着近百斤的担子。好不容易爬上山顶，又要走一段小路和石板路，再下漫长的“五里坡”才能到洛带场口。一路艰辛，平路难走，上坡更难，下坡时脚下发飘，更是步步惊心。肩上磨出血泡，脚板打起水泡，每走一步都要靠意志力支撑。

完成任务返程时，空担子压在磨破的肩膀上，疼得钻心。但多练几次后，我渐渐能挑起百斤重担，七八十斤的担子更是不在话下，甚至能挑着柴或红薯去龙泉镇、石板滩、西河场赶集，换点油盐钱。

有一次从石板滩赶完集往回走，天色已晚，走到五里坡时，夜幕四合，坡上草木丛生，坟堆遍地。听老乡说，解放初期解放军曾在这里和土匪打过仗，想到这些，我心里直发毛。但年轻气盛的我偏不信邪，心想若对面走来黑影，是人是鬼都不必怕——真要是鬼，指不定谁吓谁呢。我壮着胆子，心里哼着歌，硬是凭着一股倔劲，安全走回了生产队。从那以后，我常走夜路，胆子越来越大，骨头也越来越硬。

（八）目睹暴力，悄然抽身

日子久了，我们知青的体力练了出来，也盼着能借挑担赶场的机会，进城歇歇脚、打打牙祭。知青们爱在洛带公园集结，去洛带中学操场打篮球，然后到供销社餐馆大吃一顿——我一餐能吃下八两米饭加两个红苕粑，再配一盘蒜薹炒老腊肉，才算过足了瘾。

有一次在洛带公园，集结了长安公社和万兴公社的大批知青，说是要去金龙寺附近打架。走到五里坡时，我找了个借口，悄悄溜回了生产队，此后再也没打听那场架的结局。

但凡遇到预谋斗殴的事，只要我在场，总会找理由躲开。为此，不少人对我有意见，警告我要“合群”，我只能连连点头敷衍。还有一次中午，烈日当头，一群知青在万兴场附近挨家挨户查“五类分子”。在一个院坝里，一名“五类分子”被勒令只穿裤衩跪在地上，一个身强力壮的知青抡起干树棒，拦腰狠狠打去，那人惨叫求饶的模样，让我心头发颤。我无力阻止这场暴行，只能再一次悄悄溜走。

（九）知青“分家”，雪夜暖情

知青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我索性搬离了集体住处，和队里的单身农民钟德寿住到了一起。他三十多岁，浓眉大眼，为人憨厚，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对知青格外和善。我们俩投缘，干脆把粮食凑到一起，搭伙过日子。

那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我在睡梦中被冻醒。寒风从土坯墙的裂缝里灌进来，床上的干草和破棉被根本挡不住寒气，我冻得瑟瑟发抖，度夜如年。清晨开门一看，茅草屋檐挂满了冰棱，院坝里积雪皑皑，远处的山峦、树木全被冰雪覆盖，白茫茫一片，寂静得听不到一丝声响。

我衣着单薄，身上的破棉袄补丁摞补丁，脚上是冰冷的破胶鞋。下雪天不用出工，我正缩在屋里搓手跺脚，知青朋友张宗荣串门来了。两人又冷又饿，肚子咕咕直叫。山里的主食只有红苕和玉米，能吃上一碗面条，堪比过年。

我们的目光落在灶房梁上，那里挂着两根黑乎乎的东西。“那是啥？”张宗荣问。“我熏的腊排骨。”钟德寿爽快答道。我看着腊排骨，心里想吃，嘴上却不好意思说。钟德寿看出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想吃就煮！”他立马取下排骨洗净下锅，我负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把我的脸烤得通红。

排骨煮熟后，钟德寿剁成小段，又往锅里下了挂面。“吃饭咯！”他一声招呼，我们围坐在桌前，捧着热气腾腾的腊排骨汤面，暖意从指尖直抵心底。张宗荣叹道：“这是我吃过最香的面条！”钟德寿才说，这排骨是队里分肉时剔的，原本打算留着过年。我听了心里过意不去，他却摆摆手：“莫关系，过年前队里还会杀猪，肯定能再分点肉。”

一碗面下肚，寒意全消。饭后，我装了一担红苕，踩着积雪下山去洛带镇售卖。山路湿滑，深一脚浅一脚，生怕摔进山沟里。好不容易走到镇上，又要东躲西藏——那年月，私自卖红苕被视作“搞资本主义”。万幸的是，我的红苕新鲜，很快就卖了8块多钱。

路过供销社餐馆时，蒜薹炒老腊肉的香味飘了出来，我咽了咽口水，终究还是忍住了——这笔钱是用来买棉毯御寒的。我走进供销社，选了一床灰色带红杠的棉毯，忍着饥渴，一步一步爬上五里坡，回到生产队吃红苕玉米粥。这床棉毯伴我度过了知青岁月的寒冬，后来又跟着我参加工作、退休，至今仍被我洗净叠好，珍藏如初，成了那段岁月最珍贵的纪念品。

卖红苕买的棉毯已成“纪念品”

（十）“防空防特”，月夜惊魂

虽说练出了走夜路的胆子，但有一次，我还是被吓得不轻。1969年初夏的一天，我去斑竹大队八小队帮表妹挖自留地，干着干着才想起，当天是我18岁生日。我没敢声张，怕被人误会是来蹭饭的。

傍晚吃完饭返程，表妹队里出门就是陡峭的山路，弯弯曲曲，走了许久才上公路。月光皎洁，山草长得比人还高，林木茂密。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突然，头顶传来一阵“咕呜哇”的尖叫，紧接着“扑扑扑”的扑腾声响起，一个黑影从我头顶掠过。毫无防备的我，吓得汗毛倒竖，当场僵在原地。

定了定神，我判断那是一只野鸡，便加快脚步赶路。刚走到万兴场，就听到戒严的喊声，公路上有人来回巡逻。我一路小跑，刚进力裕大队的地界，就听见各小队的民兵被召集到大队部——原来是要搞“防空防特”。

我也是民兵，索性没回小队，直接去了大队部。民兵连长简单动员后，派我们一部分人设卡盘问夜行人，一部分人去山顶的防空观察哨值守。我暗自庆幸回来得及时，若是再晚一步，怕是要被当成“特务”盘问了。

那一晚，我们在山顶的草棚里守到天亮，敌机的影子没见着，倒被山里的蚊子叮了一身红疙瘩，又痒又疼。天亮后解散回队，吃了早饭，我们又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

左一是作者

1971春节年与知友在洛带镇的留念

(十一)再卖红苕 惺惺相惜

生产队里的人都晓得，我是个不轻易请假耽误出工的人。但凡请假，多半是去帮表妹的忙。

表妹的母亲，是我的大姨孃。大姨孃和其他几个知青家长，来过我们生产队，大姨孃给我讲，幺妹人小个子弱，没什么力气，再三嘱咐，要我多帮衬着干点重活。帮表妹挖自留地，对我而言算不得什么难事，真正的考验，是帮她去洛带镇卖红苕。洛带镇，还有个老名字叫甑子场。

知青在乡下过日子，虽说不用花太多钱，但点灯的煤油、炒菜的盐巴，这些生活必需品，少了钱可买不来。钱的来路，无非是卖点红苕、玉米之类的杂粮，或是砍些干柴挑去镇上换。表妹这次要卖三担红苕，凭她那点力气，连担子都挑不起来，只好请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农民，再加上我。赶场前一天晚上，表妹就忙着把红苕一筐筐装好，就等着第二天一早出发。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挑起担子上了路。那段通往山脊马路的小路，又陡又弯，活像一头拦路虎，横在眼前。路窄得容不下并排走，坡度又大，还没有规整的梯步，每走一步，都得使出浑身力气。箩筐时不时就蹭到路边的土坡，另一边就是陡坎，脚下稍一打滑，心里就咯噔一下，生怕连人带筐摔下去。担子搁不平，根本没法放下歇口气，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挪，步步都要稳当。约莫走了两里地，汗水早把衣衫浸透，顺着脊梁往下淌，这才好不容易登上了山脊的马路。

到了马路上，总算能放下担子歇歇脚。等缓过劲来再挑起担子，就轻松多了。右肩挑酸了，就换左肩，担子在肩头晃悠悠的，脚步也能快些。实在累了，就找个平坦的地方放下担子，喘口气再走。走着走着，我渐渐落了单，那两个农民体力比我好，步子迈得快，早就把我甩在了后头。我也不着急，只管按自己的节奏赶路，沿途经过万兴场、双土地、五里坡，直到下完坡，足足走了三个钟头，才终于到了洛带镇上。

镇上人来人往，很快，一个穿海河衫的小伙子盯上了我的担子。一番讨价还价，价钱谈妥，称也过好了，我挑起担子就往镇子外头走。那时候正兴“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私下卖点农产品，被撞见了就要被驱赶。走出镇子约莫一里地，见四下没人，这才放下担子，准备把红苕转到小伙子的箩筐里。

可这一转，就转出了不愉快的事。小伙子看着箩筐底下的红苕，眉头皱了起来——筐面上的红苕，个头大、颜色鲜亮，看着就喜人，可底下的，尽是些小不点。他当下就想反悔，说这红苕表里不一。我当时臊得满脸通红，心里也犯了难：我哪里晓得表妹是这么装的筐？可红苕都挑到这儿了，再挑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急得嗓门都大了些，跟他说，价钱早就谈好了，我从乡下挑着这么重的担子走了几十里路，有多辛苦，要是反悔，我肯定不答应。小伙子愣了愣，叹了口气，说他也是知青，从附近场镇下乡到外地，这次是回家探亲，想买点红苕当口粮。

“同是天涯沦落人”，这话一下子就撞进了我心里。我语气软了下来，一个劲儿跟他道歉，说自己是帮表妹卖红苕，真不知道筐里的红苕是这般模样。小伙子听了，也没再计较，摆摆手，把买红苕的钱递给了我。

接过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我心里五味杂陈。肩上的担子轻了，可心里头，却沉甸甸的。这一趟洛带卖红苕，卖的哪里是红苕，分明是那个年代里，知青与农民的不易，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点惺惺相惜的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