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贵州，一校四地办学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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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谨此纪念浙大西迁贵州办学86周年暨东归回杭80周年。
1939年2月5日上午，一阵急促的空袭警报声响彻广西宜山标营的上空，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很快，侵华日军的18架战机，以西迁于此办学的浙大为目标，疯狂投掷燃烧弹、爆炸弹118枚，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此举导致学校大门、新礼堂1幢、新教室3幢14间、学生宿舍8间以及导师办公室、体育室、阅报室等悉数被毁，浙大迁校时带去的一架钢琴亦遭到毁坏。
看来，“宜山宜水”的宜山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三十六计，只能是走为上计。浙大的再次迁徙，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月22日下午，浙大召开行政会议，重点讨论学校迁移问题。校长竺可桢表态：“如教育部能发给迁移费之一部而能觅得较佳之地点，自然可以再迁”（《竺可桢全集》.第七卷36页）。事不宜迟，第二天，竺校长就借去重庆出差的机会，顺道去贵州的贵阳、遵义等地考察迁校校址。
2月25日，在贵阳，竺校长偶遇贵州省建设厅技术室主任宋麟生。宋建议浙大迁往湄潭。无独有偶，次日会晤的省财政厅厅长周诒春亦赞同浙大迁湄。
在委托贵阳师范学院友人王克仁去瓮安、湄潭考察之后，竺可桢校长于28日下午到遵义。他先去老城女子中学看望他在南京高师时的学生、女中校长傅梦秋，再去会晤遵义县县长刘慕曾，对遵义情况进行详细了解，也将急于寻觅校址之事进行了沟通。

3月1日，竺可桢校长前脚刚走，刘慕曾县长就给湄潭县长严溥泉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日昨浙江大学竺校长可桢由筑过遵赴渝，因寻觅该校校址，拟于返身时来湄一视。特嘱弟先行函达左右，并请代为寻觅城内最大房屋数所（该校共需房屋三百间以上）以备指拨应用，日内即请拟定绘具略图，载明房屋间数，专丁速送弟处，请于三月十日以前送遵。彼时或陪同竺校长前来观光。事关促进地方文化，想湄邑人士必能尽力协助也”。
接到刘慕曾来信后，严溥泉雷厉风行，3月4日，他就召集湄潭士绅开会，着手在城内规划三百余间房舍为浙大校舍。3月6日，严溥泉在刘慕曾的信末写下一段话：“浙大移湄，极表欢迎。惟城内房屋甚少，碍难指拨，只有在城外指拨公地新建临时校舍。兄与竺校长何时驾临，盼示！”随即，向其回信表态。
3月14日，竺可桢校长由重庆飞昆明。从友人处得知“建水有屋，粮食亦相当便宜，治安虽有问题，但无大股土匪”（《竺可桢全集》.第七卷48页），产生迁校建水的念头。于是，安排同行的史地系主任张其昀赴建水勘察。经勘察得知：建水逼似杭州，有房屋300余间，可供浙大使用。

4月4日，严溥泉向贵州省第五行政督导区（遵义地区）专员刘千俊具函，言明与刘慕曾信函往来情况，并呈送湄潭县城全图一份。
4月19日下午四点半，浙大召开由竺可桢校长主持的迁校委员会会议。各学院院长和代总务长沈思玙、农经系主任梁庆椿、园艺系主任冯言安、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土木系主任吴钟伟、生物系教授张孟闻、化工系教授程耀椿等参加。会议决定派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去重庆与教育部接洽学校迁徙事宜。如果不能迁往建水，则依原议迁往贵州的湄潭、赤水等地。
5月14日，竺可桢校长先是接到梅光迪发自重庆的电报，称教育部允许浙大向贵州迁移。随后，又收到教育部公文，允准浙大于暑期即可迁移到贵州。

5月23日，专员刘千俊致函严溥泉。信中说到“察看地形，万寿宫一带作浙大校址似甚适宜。昨有该校文学院院长梅君迪吉（应为文理学院副院长梅光迪——引者注）来桐（指当时专署驻地桐梓——引者注）接洽，比将该图转交，据云决即移湄等语。希速预为布置”。
严溥泉6月2日向刘千俊复信，称“浙大决即移湄，极表欢迎。惟原有房舍多属破旧，早在钧座洞鉴之中......”。
6月2日下午四点，浙大迁校委员会召开会议，由梅光迪报告去重庆的经过。以大体而论，赞成迁校至湄潭，他特别强调遵义专员刘千俊非常赞同浙大迁往湄潭。在6月5日下午召开的第27次校务会议上，梅光迪再次报告了赴重庆、贵州接洽校址迁移的经过情形。
为下定迁校的最后决心，竺可桢校长在胡刚复、张孟闻的陪同下，于6月9日上午离开宜山，前往湄潭就校址勘定作实地考察，14日晚抵达。
6月15日上午，竺可桢校长一行由县长严溥泉、湄潭中学校长冉懋森陪同，对湄潭县城及其周边环境作了详实、认真、深入的考察，先后看房270余间。对于竺校长一行的到来，湄潭社会各界表示了极大的热忱，二十一个团体召集湄潭中学四五百名学生隆重集会，热烈欢迎。
6月22日，归途中在省城贵阳，竺可桢校长一行专程拜会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谈及浙大校址的落实。吴亦赞成浙大迁往湄潭。称“其地文化尚高，物价廉，而交通虽便，不在大路上，惟运输亦无办法”（《竺可桢全集》.第七卷111页）。
随着战事日紧，宜山空袭警报增多，导致浙大师生惶恐不安，正常教学秩序难以为继。张其昀、叶良辅、郭斌龢、张孟闻等教授纷纷主张学校尽快向贵州迁移。但竺可桢校长则忧虑贵州路途遥远、交通困难，不到万不得已，只能选择留在宜山，还要积极推进宜山小龙山新校舍的建筑，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8月29日的日记中，竺可桢校长如此记载。

时间到了11月下旬，南宁失陷，桂林局势紧张。浙大离桂迁黔已是箭在弦上、迫在眉睫。人心惶惶的浙大学生不待学校安排，就已自由听课，打点行装，准备启程。这让竺可桢校长忧心如焚。他赶快主持召开临时校务会议（第29次），派定由张其昀、吴钟伟、梁庆椿、贺熙、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等组成迁校筹备委员会，着手制定紧急处置办法；接着，派出张其昀、李熙谋前往贵州，寻觅暂避之所；然后，分别致电教育部、遵义专员刘千俊、湄潭县长严溥泉。其中：给严溥泉电文如下：“贵县尚有余屋足容敝校否？湄遵公路通否？请电复！”接连两问，急不可待。收到电报的严溥泉亦未敢怠慢，当即在电文上批注：“立即召集地方各界开会决定后，再为函复”，并以“贵校迁湄，极表欢迎。惟公路刻尚未通，至房屋能否相容，请即派员来湄，会商洽办理”电复。

12月10日，严溥泉收到贵州省政府委员何辑五电报，称浙大已决定“由桂迁湄”，要求速作准备，予以协助。两天后，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亲自向湄潭县政府签署发编号为1823号的“训令”，全文如下：查国立浙江大学，将由广西宜山迁来本省，所有校址业经择在该县境内，并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为教室宿舍，仰即预为准备，切实协助为要！三天以后的12月15日，严溥泉收到“训令”，未敢稍有懈怠，即在“训令”上签下如下文字：“俟浙大派员未到时，即召集地方各界开会表决办理”，或许出于稳妥考虑，后将“办理”二字改为“准备”。而此时，浙大首批教职员及家属已于12月6日就启程，正在艰难跋涉的路上；第一批仪器、图书也分别装车、装船，准备出发，尽管迁移经费还尚未落实。
12月18日，湄潭县政府成立“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协商将贺家祠堂、禹王宫、双修寺等约150间房屋出让浙大作校舍使用。
同日，竺可桢校长收到李熙谋电报，称“决定遵义”。竺校长当即复电，询问能否容纳全校。接下来，他又请胡刚复、李熙谋、蔡邦华等三人作为遵义新校舍的筹备委员，即日赴遵详查。
12月31日，时近元旦。竺可桢校长对前来报告战地服务团活动的农经系学生潘家苏叮嘱，要他们务必尽快结束劳军活动，赶到遵义，因为二、三、四年级将于3月1日前在遵义开学。而一年级则因贵州省教育厅已允许以5000元为代价，将贵阳青岩的乡村师范房屋出让，近期可在此开学上课。
元月1日，新年伊始，竺可桢校长电复在贵阳的浙大教育系副教授胡家健，要他立即接洽落实青岩的乡村师范校舍，以备一年级新生入学使用。
元月14日，竺可桢校长由蔡邦华等陪同，前往青岩，在乡村师范所在的真武宫以及慈云寺等处实地考察，力争尽快落实一年级校址。
元月16日清晨，滞留贵阳的浙大校长竺可桢礼送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赴重庆。陈答应从救济款中划拨6万元补贴浙大搬迁；竺校长请同往送行的省主席吴鼎昌敦促于短期内完成遵湄公路。中午，即赶往遵义，下午抵达。他从先期抵遵的张其昀、李熙谋那里得知，陈立夫中午已命地方将遵义师范转让浙大办学。
次日，竺可桢校长偕同胡刚复、王琎、蔡邦华等从临时下榻的丁字口寰球旅社出发，察看浙大已在遵义租定的校舍。他们先看新城古式巷（今幸福巷）内老邮电局，次到桃源山上江公祠，再去石门坎（今新华路）一侧的何家巷三号何家大宅及与之邻近的何家巷五号周公馆。然后出磐安门过中正桥（今新华桥）进入老城，沿城墙至经历司街（今唐家祠堂巷），顺杨柳街折入大士阁县立小学，最后到遵义师范，将校舍用途大致勘定。
元月19日至28日，竺可桢校长一直待在贵阳，为浙大师生、图书、仪器设备搬迁经费的筹措，交通工具的落实；为青岩一年级校舍的敲定，四处奔波，疲于奔命。但诸事繁难，颇费周折，举步维艰，难如人意。
元月29日下午，听说湄潭县长严溥泉到遵公干，竺可桢校长即刻邀至南京饭店晚餐，打探湄潭情况。得知遵义至湄潭公路路面二月可铺就、石桥三、四月可建成，心中稍有宽慰。
2月1日，尽管只得到一间办公室，竺可桢校长还是开始在设于江公祠的总办事处办公。苦于遵义校舍明显不足，不敷使用，浙大仍决定在湄潭扩充校舍。

为此，竺可桢校长在2月3日上午八点半，来到江公祠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电告省政府吴鼎昌主席，“谓浙大决移湄潭，请其设法令遵湄公路早日筑就”；又给湄潭县长严溥泉去信。
信件全文如下：
日前文旆过遵，得聆教益，至为欣慰。敝校此次由桂迁黔，承台端及贵县士绅热忱欢迎，无任铭感。弟与敝校留遵诸同人商洽之下，决俟湄遵公路通车以后，逐步迁移来湄。弟已电省政府吴主席，请其“催促主管机关迅速将路修竣”，希望能于本年阳历六、七月间可以竣工。惟敝校同事二百余人，有眷属者百余人，迁湄以后恐无大量住宅可以安置，且供求不相应之时，宅主往往视为奇货可居，故昂其价，深望鼎力代为筹划于事先。此外，敝校仪器图书二千箱，若全用汽车，在此汽油缺乏之时，所费不赀。希望将来能有一部用人力推运，亦正望台端为将伯之助也。一俟旧历年初，敝校当再派人至湄晋谒，藉商一切。
字里行间，情真意挚。急于脱厄解困、先于未雨绸缪之意，溢于言表。
2月8日，浙大280名一年级新生，由主任彭百川主持，在贵阳青岩正式开学上课。青岩分部以真武宫为教室、图书馆、办公室，慈云寺作男生宿舍，另租民房作女生宿舍，物理试验室租自彭姓的三层洋楼房，金工工场设在圆通寺。到2月18日，新生已增至361人，其中有女生33人。学年结束于8月底。
10月15日，新学年刚入学不久的400余名一年级学生，就启程步行迁往遵义。此行首日宿贵阳，次日宿扎佐，第三日宿息烽，第四日宿乌江渡，第五日宿新站，第六日到遵义。在遵义北大路（今延安路）口汽车站附近浙大新租用的学生宿舍修整了三天后，再步行过湄潭、去永兴，以江西会馆和三楚会馆作为办公室、教室和学生宿舍，租用多处民房作教职员住宅和实验室，开始新的学习生活，直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6月。当然，这是后话啦，然而这也足以说明青岩是浙大西迁贵州办学的重要节点。

2月22日，按照前一天在江公祠总办事处召开的浙大迁遵后第一次行政会议（总第56次）安排，浙大二、三、四年级在遵义恢复上课。4月25日，上海《申报》以《浙江大学由桂迁黔——在遵义复课.现设五学院》为正、副标题，对浙大西迁历程及在遵义开课状况作了详细报道。

3月22日，湄潭“浙大校址协助委员会”召开会议，推举县长严溥泉为主任，对常委、委员进行分工，明确浙大校舍落实相关事宜。以此作为对竺可桢县长2月3日信函的回馈。时为浙大代理校长的教务长张绍忠与胡刚复、蔡邦华两位院长列席了会议。

五月初，企盼已久的遵湄公路终于建成通车啦！5月6日一大早，竺可桢校长约上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后勤主任贺熙、体育部主任舒鸿、教育系副教授胡家健，由遵义县县长刘慕曾、士绅胡忠相（宪之）等陪同，乘“国54346黔字”卡车出发，迫不及待赶往湄潭。
次日晨，竺可桢县长一行由湄潭中学校长冉懋森等陪同，用了大半天时间，进行实地参观考察，对文庙、天主堂、朝贺寺、万寿宫、玉皇观、禹王宫......，但凡湄潭拟提供的校舍或用地，无一例外地查勘了一遍，为即将开启的浙大农学院、理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科部分迁移湄潭办学尽量做到心中有数，尽早谋划。
当晚，由严溥泉县长主持，“湄潭浙大校址协助委员会”召开会议。竺可桢、胡刚复、蔡邦华、舒鸿、贺熙、胡家健等六人列席。会议作出五项议定：1、湄潭中学与浙大实验学校合并；2、由协助委员会觅住宅250间，登记造册后交浙大分配；3-5、由浙大向出让文庙的县党部支付迁移费500元；其他如民教馆200元，救济院220元，贫民住户每户30元（《竺可桢全集》.第七卷352页）。
校址勘妥，诸事商定，料想再无碍难。第三天上午，感觉收获满满的竺可桢、刘慕曾一行于众多乡民好奇的围观中，在湄潭县政府门前与严溥泉握手言欢，合影留念，返回遵义。
5月25日，农学院园艺系教授林汝瑶带领第一批22名学生，乘校车至三渡关，再步行25千米，于26日抵达湄潭，入驻文庙。由此迈出浙大西迁湄潭、建立分校的第一步。
5月27日，浙大迁校筹备主任胡家健列席湄潭“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会议，具体落实校舍筹措、实验场地交涉、器具置办等相关事宜。
6月8日，农学院二三年级学生全部迁入湄潭，开始上课。学校要求四年级学生必须在20日以前迁到湄潭。农学院的六个系中，农艺、园艺、蚕桑三系在贺家祠堂，农化系在禹王宫，农经系在财神庙，植物病虫害系则新建一幢二层大楼安置。
理学院的搬迁就没有农学院那么容易啦。10月份玉皇观的四座男生宿舍地址方才排定；12月文庙旁边征得一块地，修建一栋五间女生宿舍的刚打好基础；双修寺拟建科学馆的常姓用地，到1941年2月还在协商购买中......几经波折，总算有了着落。
到后来，物理系在双修寺，化学系在四川会馆（万天宫），数学系在朝贺寺，生物系在唐家祠堂。至少是在1941年的年末，理学院方才迁徙到位。因为1941年10月浙大“教职员膳食补贴费”表册中，理学院两个核心人物的家庭住址：物理系王淦昌住遵义火神庙七号；数学系苏步青住遵义文化街十四号。
湄潭分部的办公室、图书馆、部分教室、教师宿舍设文庙。竺可桢校长在浙大湄潭、永兴办学近六年间往返45次，总共216天，绝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文庙。
1942年元月24日，竺可桢校长在日记中写道：“九点半，余偕梁（庆椿）、蔡（邦华）二先生及潘家苏、滕维藻二人乘校小车由湄潭出发。十二点抵遵义校本部。”（《竺可桢全集》第八卷286页）。这是首次把遵义称作“校本部”。因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自1940年5月5日从江公祠迁往何家巷四号，一年半以后的1941年10月18日又迁到子弹库，直到1945年5月16日离开，而且文学院、师范学院文科部分的办公处都在子弹库，这里理所当然的成了浙大的行政中心；何家巷则是工学院和教务处、训导处的办公处，教室、食堂、男生宿舍也在这里，是浙大名副其实的教学中心；江公祠成了图书馆，柿花园一号建成教职员俱乐部，工学院的实验室还是依托湘江河边十多间东倒西歪的茅草屋扩建成实验工场的。
由此，贵州成为了浙大西迁的最后一站，“一校四地”的办学格局得以形成。遵义是校本部，湄潭、永兴为分部。当然，一年级在贵阳青岩八个月的办学过程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关于浙大西迁贵州办学的提法，竺可桢校长在八十多年前就已认定。1945年6月，以竺校长名义镌刻、矗立在子弹库校本部花园内的那块碑，碑名即“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用了“黔省”二字；碑文最后有“军兴以来，初徙建德，再徙泰和，三徙宜山，而留贵州最久，不可以毋记也，故记之以谂后之人”的内容，其中：“留贵州最久”几个字，引起人们关注。
至于办学格局，除人们熟知的遵义、湄潭、永兴外，碑文中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引者注）春始抵贵州之遵义，而别置一年级生于青岩。既而以理农二院处湄潭，文工二院处遵义，师范学院则分布两县间。湄潭有镇曰永兴，一年级生复徙居之。”1940年4月25日上海《申报》的那篇报道也提到：“该校二十九年度，新收一年级学生五百余人，先修班学生四百余人，已于二月八日在筑南青岩临时校址复课，二三四年级亦于四月二十二日在遵义临时校址复课。”虽然学生人数、复课时间和客观事实有些出入，但也明确提到了青岩的办学。
2026.1.2 草成
2026.1.8改定
主要参考文献:
《竺可桢全集》（第七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竺可桢全集》（第八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
贵州省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遵义市档案馆、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要事纪略》，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