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同事们

平淡人生

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二）

文/赵仲强

石川河水悠悠，青岗岭坡留痕，流淌着岁月的低语，镌刻着父亲与同事们的足迹。那是一段没有豪言壮语的时光，却深埋着最朴素的忠诚——他们以肩挑重担，用脚步丈量土地，把百姓冷暖扛在心头。前些日子，一位父亲老同事的儿子谈及我写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一文，眼眶微红，连声道谢。那一瞬，记忆如河开春，奔涌而至。在渭北的洪水村，提起这帮基层党员和村干部，老人们总会停下手中的活计，轻声细语地讲起那些年的事。他们不曾惊天动地，却以一颗颗赤诚之心，默默撑起了一代人“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脊梁。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是村里的会计，笔尖算得出细账，心里装得下全村。入党后，他成了大伙信赖的“赵参谋”；后来因一次棘手难题的圆满化解，竟被村支书笑称为“赵总理”，这称号一叫就是几十年。而他的同事们，个个是铁骨铮铮的实干人：村支书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民兵连长嗓门如钟，走哪儿都带着一股劲儿；妇女主任心细如发，哪家缺衣少药她比谁都先知道。他们没有华丽辞藻，只有一腔热忱，拧成一股绳，心里念的，全是让村子变好，让乡亲们碗里有饭、脸上有笑。

1973年寒冬，村里修灌溉渠，却卡在三户人家的自留地上，谁也不肯让步。干部会开了半宿，争得面红耳赤，仍无结果。父亲站出来，主动揽下调解重任。同事们也纷纷响应——有人连夜翻出地契册子，有人提着烟袋上门拉家常，有人默默帮农户挑水扫院。最终，他们定下一套周全方案：调整土地补缺、渠线绕开果树菜地、按产量补粮还多给玉米、集体出工帮翻地。村支书拍案叫绝：“老赵啊，你这心细得比总理还周全！”从此，“赵总理”的名号不胫而走。而这场风波的平息，正是这群人同心协力、为民谋实的最好见证。

此后，谁家有难、邻里生隙，父亲和同事们总是结伴上门。张家与李家为半尺地畔险些动手，父亲翻出泛黄的分地册，民兵连长扛着麻绳直奔地头丈量，村支书站在田埂上劝道：“争的是地界，丢的是情分，和气才是过日子的根本。”两家人听着动容，当场握手言和。这帮村干部断事公道、处事周全的名声，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在乡间扎下了根。

那时的洪水村，土地零散如补丁，十年九旱，吃饱饭是全村人最大的盼头。父亲和同事们不喊口号，只知埋头苦干。清晨天未亮，父亲揣着算盘与图纸，同事们扛着铁锹锄头，一同踏着霜露走向荒坡；正午烈日当空，他们赤膊上阵，汗珠砸进黄土，摔成八瓣也不停歇；傍晚收工，众人蹲在田埂上，父亲一笔笔核算土方量，其他人围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议如何整修地块、引水入田。三个多月后，十几块零碎地连成大片方田，渠通水畅，机械耕作有了可能。乡亲们望着整整齐齐的田垄，眼里泛着光，心里暖了。

治水更是硬仗。父亲与村支书带头徒步勘察石川河，一步一记，把每段渠的造价、用工、木桩铁丝的开销都写进小本子；其他同事分头动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寒冬腊月，河滩寒风刺骨，他们挽起裤腿站在浅水中筑堤，腿冻得发紫，便轮流烤火取暖，稍缓口气又跳回泥水里接着干。为确保水渠精准贯通，父亲用竹竿与墨线反复丈量，误差不超半尺；遇陡坡便与同事们反复琢磨，创出“三级提水”法，修蓄水池引水上坡。有人提议买水泥管省力，父亲却算了一笔细账：青砖砌渠，成本减半，质量不减。当清冽的水流终于淌进干裂的田地，乡亲们欢呼雀跃，父亲和同事们满身泥浆，笑得比谁都踏实。

后来村里要买拖拉机，父亲跑遍县里农机公司谈价，同事们凑粮凑钱支持，他甚至自掏腰包垫了运费。拖拉机进村那天，父亲亲手犁下第一垄田，同事们敲锣打鼓，孩子们追着铁牛跑，欢快的童谣在村中传唱：“铁牛进村响隆隆，赵会计带头犁春风。”那一刻，泥土翻卷如浪，希望也在心底生根。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父亲和同事们又成了村里的“智囊团”。他们合计着办石料场、开粉条作坊，父亲背着样品坐绿皮火车跑销路，夜里蜷在候车室啃干粮；同事们则在村里盯生产、把质量。靠着这股韧劲，洪水村的粉条终于打进城里菜场。豆腐房、养猪场陆续开张，每月结账，父亲算得分毫不差，同事们挨家挨户送钱上门。村民们攥着崭新的票子，笑着感叹：“跟着这帮村干部，日子差不了。”

听说礼泉种苹果致富，父亲和村支书凑路费去取经，其他人留守村里做准备。两人在礼泉学剪枝、授粉、套袋，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技术要点，连成本利润都一笔笔算清。回村推广却遇阻力，村民怕改口粮田会断收成。父亲和同事们商议后决定：先在自家和村干部责任田试种。此后，他们天天泡在果园里，剪枝、施肥、浇水，寸步不离。第二年春，树苗抽出嫩芽，他们摆开账本向村民算账：“一亩苹果顶十三亩麦子，赔了算集体的。”村民们终于动心。

父亲和同事们手把手教技术，疏果时有人舍不得摘小果，父亲便掰开一颗果子说：“挤着长，个头小，卖不上价；留壮果，才值钱。”同事们蹲在树下，帮着村民一起疏果、套袋。挂果那年，红彤彤的苹果被抢购一空，一车果子抵得上三亩麦子的收入。最反对的王大伯红着脸，拉着父亲和同事们的的手，连声道谢：“是我看短了眼，你们才是咱村的主心骨。”

记得有一年，全村种的洋葱滞销，堆在场院无人问津。父亲和同事们连夜开会，最终拍板：收购洋葱，运往外地售卖。他们分头入户收洋葱，凑齐后雇车拉到甘肃，回来时还带回一车化肥，分给各家各户。村民们种地的劲头一下子又热了起来。那一年，不只是洋葱卖了钱，更是人心暖了、信心足了。

日子渐渐红火，父亲和同事们又从集体资金里挤出钱，买回全村第一台电视机。每到夜晚，学校门前便挤满了人，老少围坐，看荧屏里的世界。他们还多方奔走，筹物资、拉赞助，建起全镇第一栋教学楼，又在校园四周栽下一行行松树。当朗朗书声从新教室传出，父亲和同事们站在树影下相视而笑，眼里满是欣慰——他们修的不只是楼，更是孩子们的未来。

2000年前后，父亲和同事们陆续退岗，却“退而不休”。他们牵头编写《洪水村志》，不顾年迈，走家串户搜集资料。父亲依旧背着旧笔记本，同事们带着纸笔，把村庄的变迁、一村一户的故事，细细记录下来。一页页泛黄的稿纸，写满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深情。

如今，他们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有的已悄然离世，健在的仍常聚在一起，聊村事、出主意。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像一块块沉默的铺路石，不耀眼，却坚实。他们没有显赫头衔，心里却装着全村人的冷暖；他们从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