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清○娄县姚氏兄弟《姚（椿）先生行状》《卢氏知县姚君（楗）墓志铭》附父亲《姚公（令仪）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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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经典｜清○娄县姚氏兄弟《姚（椿）先生行状》《卢氏知县姚君（楗）墓志铭》附父亲《姚公（令仪）墓志铭并序》汇辑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关联参考

一、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姚公（令仪）墓志铭并序
二、林则徐致姚椿、王柏心书考释
三、郑熙杰｜姚椿教育实践及教育思想研究《第一章》姚椿生平简介
四、解读｜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椿）先生行狀 原页：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姚（椿）先生行状

沈日富撰

句读原文

曾祖士英，皇赠通奉大夫；曾祖妣徐氏，赠夫人。
祖宗侃，赠通奉大夫；祖妣瞿氏，赠夫人。
考令仪，乾隆丁酉选拔贡生，朝考一等，以知县用，官至四川布政使；妣许氏，刲夫人。
本籍江苏松江府娄县人。

先生讳椿，字子寿，一字春木，别自号樗寮生，姓姚氏。帝舜之后，居于姚墟，以邑为氏。汉世避莽乱迁江南，改姓妫，未几复姓。及隋，北绛郡公僧垣居吴兴武康，有二子，长曰太子舍人察，实草创《梁》《陈》二书，以授其二子。唐左散骑常侍思廉者，娄县之姚，其后也。由武康徙娄，不详在何世。

先生高祀讳天麒，皇赠通奉大夫，居松江府城西门外。生赠公讳士英，士英生赠公讳宗侃，宗侃生方伯公讳令仪，由云南禄丰县知县，瀳陟至四川布政使，追赠其三代。配夫人许氏，生子二人，长即先生也。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十一日生于里第。自幼从宦滇、蜀，资禀绝人。十岁许即通声术，以《全唐诗》出入怀袖间，屡为塾师所斥，弗改焉。喜博览，遇未见书，必手自钞录。

年十八，以国子生应顺天乡试，才名噪京师。一时所与游，皆前辈绩学之士。六十年恩科，特命六大臣先汰所试卷，上合格者乃送礼部听入闱。南昌彭公元瑞、河间纪公昀见先生文，皆奇之，置其卷第一。两公方以文字受高庙知遇，位望隆赫，故事入选者俱投贽门下，先生不屑焉。

既而连试不售，先生处之夷然，曰：“与洪太史亮吉、杨农部芳灿、张太守问陶辈极论词赋，气甚凌厉。”时川中方用兵，方伯公屡以知府参诸大帅幕，先生仍岁往省，又数数归家，奔驰千里，所至必周览其山川，交其贤豪长者。

嘉庆四年（1799年），见郡先达王侍郎昶于杭州。侍郎知先生能诗，叩以所得。先生曰：“以讽谕为主，以音节为辅，以独造为境，以自然为宗。”侍郎激赏不置，赠以诗，有“中流砥柱，大雅扶轮”之誉。又有句云：“文章名节无穷事。”先生叹曰：“诗外固有事在，古人言之矣。”乃更求为有用之学，凡河渠、农桑、漕运、边防以及闾阎疾苦，无不反复熟筹，稽诸史传，证之以游历，自谓古人事业可立致。如是者数年。

乃以方伯公命，从学于桐城姚先生鼐。姚君语先生曰：“子之业几成矣，然亦尝从事程朱之学乎？”先生未有以对。姚君作色曰：“南宋以后之人，类乃程朱留下者，毋忽视焉。”先生退而遍发濂、洛、关、闽之书读之，爽然如有所失，已复欢然如有所得。是时，词章、训诂两家之气焰方盛，姚君生当其际，独以其所学引迪后进。听其言者，有信有疑，惟先生闻即开悟，服膺弗失。自此屏弃夙习，壹志求道，廓如也。

十四年，别姚君于金陵而西上。其冬，方伯公卒于蜀。明年，丧归。十六年，营葬于佘山。二十年，复至金陵，时姚君已有疾，先生视医药盛数月，及卒，亲视含殓，又裒辑其遗书。

既归，杜门力学，不复应举。先生弟蓝氏令君楗为校官于宝应，先生偕之任，得其乡朱止泉氏泽沄遗书读之，数曰：“作而言曰：‘此真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欲以文著者。虽然，言者道之华也，行者文之实也。约者博之极也。不极诸繁赜，则无以穷其变而尽事物之情状；不根诸理要，则浮文析义，小言拙道，而学适足以为害。学富矣，辞工矣，而其人不足称，后世读其书而病之，然则人其尤要也欤？向者桐城之言，特引而不发耳。’”于是悉访朱氏未行之书及其门人所述，极力表彰之。又亲诣其墓拜谒，申私淑之礼。先生至是，造诣盖益深矣。

作《国朝名人赞》二十八首，以见趋向。又作《心为严师箴》及《读书静坐箴》以自课。

道光元年（1821年），诏天下举孝廉方正之士，于是松郡以先生名首列，而太仓亦以先生执友彭上舍兆荪荐。时彭以书告先生，言盛名难副，先生亦有诗寄彭，道不当就之意。未几彭卒，娄宰犹必欲起先生，先生乃一再作书恳款求免，始寝其事。时先生年四十五。

是秋，奔叔父丧于明州。又三年，乃就河南长吏聘，主讲夷山书院，以实学励诸生。遇才高行美者，奖借不容口；有孤寒无以自立，必资给焉。取广昌黄太守永年所作《范文正公论》张示讲堂，一院之士咸知以名节自重。又主他书院，所教前后一律，及去，辄荐贤以自代。

初，先生客中州未久，而卢氏君以保举知县亦来豫省。许夫人与诸孙家居，先生岁必归省，已遂留家侍养。十六年，许夫人卒，卢氏君奔丧归，不复求仕。先生乃更出游。

会林文忠则徐总督两湖，聘主荆南书院，先生遂作楚中之游，留楚七载。二十五年，先生年六十九矣，乃始归里。既归，仍主本郡景贤书院。以有足疾，自称“蹇道人”，或称“樗寮病容”，或称“东佘老民”。下帷著书，不接外事。春秋佳日，邻曲招邀，闲携杖一赴，坐中少长咸在，时有问难，随口酬答，必满人意。

贤士大夫官云间者，下车之始，拜问起居，先生豚舆一谢，自后不再诣。与卢氏君白首相对，各据几案读书。先生以好钞书，晚年腕常痛，有所作，卢氏君辄为书之。两从子之烜、之烦侍奉寝兴，未尝离侧，孝友之积，化及一家，雍雍如也。

咸丰二年（1852年）冬得疾，终日不言，亦不肯进药，遂以三年（1853年）春二月二十一日考终，春秋七十有七。葬柰山，祔方伯公之墓。子二人，次忻早世，长子炳，遣随其妇翁丹徒严大令学淦于湘乡，严卒官，炳护其孥归，道梗未得达。孙三人，殇者二，其季曰雒，甫冠而死。故先生之丧，卢氏君父子实主之。呜呼，悲已！

生平著述甚富，其已刊而行者，曰《通艺阁诗录》八卷、《续录》八卷、《和陶诗》三卷、《晚学斋文录》十二卷。先生自言于诗用力多，故可自信为通一艺；文则初好骈俪，三十后始为古文，故称“晚学”云。选《国朝文录》八十二卷，张侍郎祥河抚陕时，刻于署。又仿黄氏宗羲、全氏祖望两家例，为《国朝学案》一书，而采掇甚烦，未及成。又有《诗后录》若干卷、《别录》若干卷、《文续录》若干卷、《词录》若干卷、《樗寮诗话》三卷、《樗寮随笔》皆下卷、《茸𣆈（同眓）笔记》若干卷，今藏于家。

诸经皆有所论述，未及类聚为书。晚好读《易》，辑《易传》若干卷，上下经备而不及《系辞》。殁前数年，更命门人震泽陈惠熊补之。先生解经主兼通汉、宋儒，曰：“譬之释氏之有宗有教，不可偏废也。”尝作论曰：“《易》，四圣人之作也，大旨以处忧患而已，而后儒以谶纬之说乱之；《书》，列代帝王以出政事，归于言治法而已，而后儒纷纷以古文、今文之说乱之；《诗》，作不一人，人不一事，圣人以‘无邪’蔽之而已，而后儒以大小序、淫诗淫声而出入之。至于考前代典章制度，以为后人立身之矩矱，而有《礼》也；纪东周列国时事，以观圣人之褒贬，而有《春秋》也。或以后世之事证前代而不肯阙其疑，或泥时人之所载以为实而不能观其会通，此岂圣人所以望诸后世者乎？秦火之后，抱残守阙，历久而仅存者，诸儒功也。其说之未尽当，传之未尽真，其势然，非汉儒过也。历魏晋六朝至唐，而有注疏之作，其说悉本于儒先，然而经各有主，则其说亦未尽备。宋继五代之后，周、程、张四子出，始各为书以言圣人精微之蕴。至朱子，则又兼综历代之说，虽推尊四子，而复追崇汉人之学，以为非有所论说于前，则后人亦无所凭借以为精究之地，其言可谓公矣。后之人遵其说而行之，虽百世无弊可也。自明以科举之学囿天下士，其始非不善也，后乃务简陋而或不能以博观。至于中叶而心学兴焉，废弃典籍，自作聪明。迨其未造，狂禅肆出，学术横裂。于是笃实之士，乃复理汉、唐旧说以救其弊，而奇衰者亦或借此出龁宋儒，以便其私。后之学者，益以名高相胜，论上古则可以避今之所讳，斥他人则可以匿已之所短，吾不知其所说者为何经，而于圣人之心为何等矣。”

先生论文，必举桐城，所称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曰：“好学难，深思更难，心知其意，难之难者也。”又自言曰：“文之为用，不外四者：曰明道，曰记事，曰考古有得，曰言辞之美。”故其选《国朝人文》，皆本此旨。又论古人所作及文之极诣，则曰：“退之出，一洗旧习矣，学之过者则又有前此之失。欧、曾起，而天下一轨于正，然而肤庸牵率之病又兴焉。有豪杰者作，酌唐之文以准宋之理，庶乎可矣，而其本原别自有在。”

其论诗也，每曰：“元裕之以后无大家。”于明初推刘伯温，谓在高季迪上。论本朝人诗，尝曰：“诗者，性情之事，才与学皆后起者也。王文简标举神韵，天下翕然宗之，数十年来，其弊也流于蹇弱而貌似。于是学诗之士，务以才力相胜，而通儒巨公又以其学问之余溢为咏歌，至于推原本始，则犹有间焉。”居常盛称武进管侍御世铭所选《唐诗》，以谓备正变、具劝惩，一一皆如胸中所欲言。其自选则有《五朝长律偶钞》《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绝句偶钞》《国朝诸家七言长句选》共六册，亦藏于家。

先生行修于家，道积于厥躬，世不见用，无由发为功业。其欲正人心而厚风俗，耿耿此志，仅托语言文字以见。窃疑天之畀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抑何薄欤？虽然，古之圣贤君子，殚精竭神于毕世，而阨穷以老，何可胜数？所堪信者，无当世之荣，必有后世之名。异时儒林、文苑之收录，其能遗之也耶？先生虽并不以此为重，而述德撰行，门弟子之责也。

曰富从游日浅，于先生微言逸事不能详举，今就见闻所及，存其大槪，以俟夫载笔者之择焉。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译文（按：以下为现代汉语意译，力求通顺易懂，保留关键信息）

姚先生生平述略

沈日富撰

姚先生的曾祖父名士英，受朝廷追赠为通议大夫；曾祖母徐氏，追赠为夫人。祖父名宗侃，追赠为议大夫；祖母瞿氏，追赠为夫人。父亲名令仪，是乾隆丁酉年（1777年）的选拔贡生，朝考获一等，以知县任用，官至四川布政使；母亲许氏，受封夫人。家族本籍是江苏松江府娄县。

先生名椿，字子寿，又字春木，别号樗寮生，姓姚。他是帝舜的后代，原居姚墟，以封地为氏。汉代为避王莽之乱迁至江南，改姓妫，不久恢复姚姓。到隋朝，北绛郡公姚僧垣定居吴兴武康，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太子舍人姚察，实际上草创了《梁书》《陈书》，传授给两个儿子。唐代左散骑常侍姚思廉，就是娄县姚氏的祖先。从武康迁到娄县，具体年代不详。

先生的高祖名天麒，受追赠为通议大夫，住在松江府城西门外。生曾祖父姚士英，士英生祖父姚宗侃，宗侃生父亲布政使姚令仪，从云南禄丰县知县逐步升迁至四川布政使，朝廷追赠三代官爵。父亲配许夫人生二子，长子就是先生。先生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老宅。自幼跟随父亲在云南、四川官署生活，天资超群。十岁左右就通晓音律诗韵，常把《全唐诗》揣在袖中翻阅，屡被私塾老师斥责也不改。喜爱博览群书，遇到未见过的书，一定亲手抄录。

十八岁时，以国子监生身份参加顺天乡试，才名震动京师。当时交往的都是前辈饱学之士。乾隆六十年（1795年）恩科，皇帝特命六位大臣先筛选试卷，合格的才送交礼部参与会试。南昌彭元瑞、河间纪昀看到先生的文章，都惊叹不已，将其列为第一。这两位当时正因文才受乾隆皇帝赏识，地位显赫，按惯例被录取者都会拜入门下，先生却不屑于此。

后来连续应试未中，先生处之坦然，说：“与洪亮吉太史、杨芳灿农部、张问陶太守等人尽情讨论词赋，意气很盛。”当时四川正用兵，父亲常以知府身份参与各大帅幕府，先生连年去探望，又频繁回家，奔波千里，每到一处必定周览山川，结交贤士豪杰与长者。

嘉庆四年（1799年），在杭州拜见同乡前辈侍郎王昶。侍郎知道先生擅长作诗，询问其心得。先生说：“以讽喻为根本，以音节为辅佐，以独创新境为追求，以自然天成宗旨。”侍郎极为赞赏，赠诗称赞他“中流砥柱，大雅扶轮”，又有诗句说：“文章名节无穷事。”先生感叹：“诗外本就有事在，古人早已说过。”于是转而追求经世致用之学，凡是河渠、农桑、漕运、边防以及民间疾苦，无不反复深入研究，查考史传，用游历见闻印证，自信能立即成就古人那样的事业。如此数年。

后遵从父命，到桐城姚鼐先生门下求学。姚鼐对他说：“你的学问几乎成了，但可曾研习过程朱之学吗？”先生一时未能回答。姚鼐正色道：“南宋以后的人，大抵都是程朱留下的，不可忽视。”先生回去后遍读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理学著作，恍然若有所失，随后又欣然若有所得。当时，词章之学与训诂之学正盛行，姚鼐生逢其时，独以自身学问引导后进。听者有的相信有的怀疑，只有先生一听就领悟，衷心信服不忘。从此抛弃旧习，一心求道，心胸开阔。

嘉庆十四年（1809年），在金陵告别姚鼐西行。同年冬，父亲在四川去世。次年，灵柩回乡。十六年（1811年），在佘山安葬。二十年（1815年），又到金陵，当时姚鼐已患病，先生照料医药数月，直到去世，亲自料理丧事，并收集编纂其遗著。

回家后，闭门努力治学，不再应试。先生的弟弟蓝氏（指其弟姚楗，过继蓝氏？）在宝应任学官，先生随他赴任，得到当地朱泽沄（字止泉）的遗著，读后感叹说：“此人真正宗守程朱之道而不想以文章著称。然而，言论是道的花朵，实践是文章的根本，简约是博学的极致。不穷究复杂深奥之处，就无法穷尽变化、透彻了解事物情状；不扎根于根本原理，就会流于浮文碎义、琐言拙道，学问反而成为祸害。学问富了，文辞工了，但若其人不足称道，后世读其书也会不满。如此看来，做人不是更重要吗？先前桐城姚先生的话，只是引而不发罢了。”于是全力寻访朱氏未刊行的书及其门人记述，极力表彰，又亲到其墓前拜谒，行私淑弟子之礼。先生至此，造诣更深了。

撰写《国朝名人赞》二十八首，以表明志趣。又作《心为严师箴》《读书静坐箴》来自我督促。

道光元年（1821年），下诏推举孝廉方正之士，松江府将先生列在首位，太仓也由先生挚友彭兆荪（上舍）推荐。当时彭写信告诉先生，说盛名难副，先生也写诗回复，表示不应接受。不久彭去世，娄县知县仍想起用先生，先生再三写信恳切推辞，此事才作罢。当时先生四十五岁。

同年秋，赴明州奔叔父丧。又过三年，接受河南官员聘请，主讲夷山书院，以实学勉励学生。遇到才高品优者，赞不绝口；有孤寒无法自立的，必定资助。将广昌黄永年太守所作的《范文正公论》张挂在讲堂，全院学生都懂得自重名节。后来主持其他书院，教学方法一贯如此，离任时总是推荐贤才代替自己。

起初，先生客居河南不久，儿子卢氏（指其子姚炳？）因保举知县也来到河南。许夫人和孙子们住在家乡，先生每年必回去探望，后便留家侍奉。道光十六年（1836年），许夫人去世，卢氏奔丧回乡，不再求官。先生于是再度出游。

适逢林则徐（谥文忠）总督两湖，聘请他主持荆南书院，先生遂游历湖北，停留七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先生六十九岁，才回到故乡。回来后仍主持本郡景贤书院。因有足疾，自称“蹇道人”，或“樗寮病容”、“东佘老民”。闭门著书，不参与外事。春秋佳日，邻里邀请，偶尔拄杖一去，座中老少皆有，有人请教问题，随口应答，必令人满意。

来松江任职的贤士大夫，上任之初常来拜访问候，先生乘车回谢一次，此后不再往访。与卢氏白发相对，各据书桌读书。先生因喜好抄书，晚年手腕常痛，有著述时，卢氏就代为书写。两个侄子之烜、之烦侍奉起居，不曾离开左右，孝友家风感化全家，和睦融融。

咸丰二年（1852年）冬患病，整日不语，也不肯服药，于三年（1853年）春二月二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葬于柰山，附于父亲墓旁。有二子，次子姚忻早逝，长子姚炳，被派跟随岳父丹徒严学淦大令去湘乡，严在任上去世，姚炳护送其家眷回乡，因道路阻塞未能抵达。有三个孙子，两个夭折，最小的名雒，刚成年就去世。所以先生的丧事，实际由卢氏父子主持。唉，可悲！

生平著述甚丰，已刊行的有《通艺阁诗录》八卷、《续录》八卷、《和陶诗》三卷、《晚学斋文录》十二卷。先生自称在诗上用力最多，所以自信精通此艺；文章起初喜好骈俪，三十岁后才作古文，故称“晚学”。选编《国朝文录》八十二卷，侍郎张祥河任陕西巡抚时在官署刊刻。又仿照黄宗羲、全祖望的体例，撰写《国朝学案》一书，但因搜集材料太繁，未能完成。还有《诗后录》若干卷、《别录》若干卷、《文续录》若干卷、《词录》若干卷、《樗寮诗话》三卷、《樗寮随笔》（仅存下卷）、《茸𣆈（同眓）笔记》若干卷，现藏于家中。

对诸经都有论述，未及整理成书。晚年喜好读《周易》，辑录《易传》若干卷，上下经齐备但未及《系辞》。去世前几年，命门人震泽陈惠熊补写。先生解经主张兼通汉学与宋学，说：“好比佛教有宗门、有教门，不可偏废。”曾论述道：“《周易》是四位圣人之作，主旨在于应对忧患，而后世儒生用谶纬之说淆乱；《尚书》记载历代帝王政事，旨在阐述治国之法，而后世儒生以古文、今文之争淆乱；《诗经》作者非一人，内容非一事，圣人以‘思无邪’概括，而后世儒生用大序、小序及‘淫诗’‘淫声’之说穿凿附会。至于考察前代典章制度，作为后人立身准则，于是有《礼》；记载东周列国时事，以观察圣人的褒贬，于是有《春秋》。有人用后世之事附会前代而不肯存疑，有人拘泥时人记载以为实情而不能融会贯通，这难道是圣人对后世的期望吗？秦始皇焚书后，儒生抱残守缺，使经典历经久远而得以留存，这是他们的功劳。其学说未必完全恰当，传授未必完全真实，是形势使然，并非汉儒的过错。历经魏晋六朝到唐代，有了注疏之作，其说法都本于先儒，然而各经各有侧重，学说也未完备。宋代继五代之后，周敦颐、二程、张载四子出现，才各自著书阐述圣人精微的蕴奥。到朱子，则又综合历代学说，虽推尊四子，但也追崇汉儒之学，认为若没有前人的论述，后人也就没有凭借深入研究的根基，这话可谓公正。后人遵循其说而行，即使百代也无弊病。自明代以科举之学局限天下士人，起初并非不好，后来却趋于简陋而不能博观。到明代中叶，心学兴起，废弃典籍，自作聪明。到了末期，狂禅肆出，学术分裂。于是笃实之士又重新整理汉唐旧说来救其弊，而一些偏颇者也借此攻击宋儒，谋取私利。后来的学者，更以名声高低相争，谈论上古可以回避当今忌讳，指责他人可以掩盖自身短处，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经，对圣人之心又是何种态度！”

先生论文必推崇桐城派，常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又说：“好学难，深思更难，心知其意，难上加难。”又自述：“文章的功用不外四点：阐明道理、记录事件、考据古事而有心得、言辞优美。”所以他编选《国朝人文》都依此宗旨。又论古人文章及文章的极高境界，说：“韩愈（退之）一出，一扫旧习，但学得过分的人又犯了从前的错误。欧阳修、曾巩兴起，天下文章归于正道，然而肤浅平庸、牵强附会的毛病又兴起。若有豪杰出现，斟酌唐代的文采以规范宋代理学，或许可以，但其根本另有所在。”

他论诗常说：“元好问（裕之）以后没有大家。”在明初推崇刘伯温，认为在高启（季迪）之上。论本朝人诗，曾说：“诗是性情之事，才气与学问都是后起的。王士禛（文简）标举神韵，天下一致尊崇，数十年来，其弊端是流于孱弱而仅得形似。于是学诗之人争以才力相胜，而博学大儒又以学问余力作诗，至于推究诗歌本原，则尚有欠缺。”平时极称赞武进管世铭侍御所选的《唐诗》，认为兼备正变、寓含劝惩，每一首都像自己心中想说的话。他自己选编的有《五朝长律偶钞》《四朝七律偶存》《七言绝句偶钞》《国朝诸家七言长句选》共六册，也藏于家中。

先生修身于家，积学在身，世道不任用他，无法建立功业。他想要正人心、厚风俗的耿耿之志，只能寄托在语言文字中展现。我私下疑惑，上天赋予先生的才德如此丰厚，而对待先生又为何如此刻薄？然而，古来圣贤君子，毕生殚精竭虑，却困顿终老者，哪能数得清？可以确信的是，没有当世的荣耀，必有后世的名声。将来儒林、文苑收录人物，怎能遗漏他呢？先生虽然并不看重这些，但记述其德行事迹，是门弟子的责任。

我（沈日富）跟随先生时间短浅，对他的精言轶事不能详尽列举，现就所见所闻，记其大概，留待后世撰史者采择。

续碑传集卷七十八

【解读透析】
本文是清代学者姚椿（1777-1853）的传记，由门人沈日富撰写。作为一篇“行状”（记述死者生平、供官方议谥或史官立传的材料），它系统呈现了姚椿的家世、学业、交游、著述及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1.时代背景与家世
姚椿生于乾隆盛世（1777年），卒于太平天国运动初期（1853年），历经乾、嘉、道、咸四朝，正值清朝由盛转衰、学术思潮变迁时期。其父姚令仪官至四川布政使，属中层官僚，使姚椿自幼有“从宦滇蜀”、游历千里的经历，接触实务，视野开阔。

2.学术脉络与转向
姚椿早年以诗才闻名，受王昶、彭元瑞、纪昀等大家赏识，但科举不顺（“连试不售”）。关键转折是从学桐城派大师姚鼐，受其点拨转向程朱理学，实现“屏弃夙习，壹志求道”的转变。他后又深入研究朱泽沄（止泉）的理学著作，并大力表彰，体现其“宗守程朱”的学术立场。

3.学术思想特征
兼通汉宋：在乾嘉汉学鼎盛、宋学相对低迷的语境中，姚椿主张汉宋兼采，认为二者如佛教“宗、教”不可偏废，批评偏执一端者“以便其私”。
经世取向：早年即“求为有用之学”，关注河渠、农桑、边防等实务；主讲书院时“以实学励诸生”，强调“名节自重”。
文学观念：诗文主张上，诗重“讽谕”“自然”，文重“明道”“记事”，推崇桐城派“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治学方法；对清代诗坛“神韵说”流弊有所批评。
经学阐释：对《易》《书》《诗》等经典的解读，强调回归圣人本旨，反对谶纬、古今文之争等“淆乱”之说，体现出一种返本开新的学术态度。

4.生平志业与遗憾
姚椿虽有经世之志，但一生未获大用，主要活动限于书院讲学、著述编纂。传记末尾沈日富感叹“天之畀先生也甚厚，而其待先生也抑何薄”，点出传统社会中许多学者“阨穷以老”的普遍命运。但其著述丰富，尤其在整理乡邦文献、表彰理学方面有所贡献。

5.文献价值
本文不仅记录姚椿个人生平，也折射出嘉道时期学术界的动态：
桐城派在江南的传播与影响。
理学在汉学笼罩下的延续与调适。
书院教育中“实学”“名节”的提倡。
学者在科举之外的人生路径（讲学、著述、选文）。

6.其他文献补充
姚椿著述多存于世，如《通艺阁诗录》《晚学斋文录》等，可与其生平互证。此外，《清史稿·文苑传》《国朝耆献类征》等亦有相关记载，可资参照。

综上，这篇行状不仅是一位学者生平的真实记录，也是观察清代中期学术生态与士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姚椿其人，可谓乾嘉学风与道咸经世思潮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其学问路径与命运际遇，颇具典型意义。

卢氏知县姚君（楗）墓志铭

原页：续碑传集[清]缪荃孙纂卷四十三

《续碑传集·卷四十三》



句读

卢氏知县姚君墓志铭

顾广誉

君讳楗，字建木，一字子枢，娄县姚氏。四川方伯公讳令仪之次子，樗寮先生讳椿之弟也。性孝友，颖悟好学。少承家传，凡名臣言行与夫朝家掌故、闾阎利病，无不悉心咨访，慨然有经世之志。

始以廪生遵事例，入粟为宝应县学教谕。月试诸生，必丰其膳，奖赏其文之优者，为讲敦品励行之方。由是士咸知以名节自重。有以非辜为县吏折辱者，君移文争之，事得白。宝应旧无教场，武生童与试者，率习射于沿河堤，堤为行人往来道，易生衅。君则捐俸购学宫后隙地，建射圃，亦按月课之，争端用息。逾年而捷武闱者数人。

道光三年（1823年），邑患蝗，君偕令行野，督捕昼夜不息。四年（1824年），高家堰决，君奉檄勘灾，亲自履查，不以委胥吏，即据实造册，详请抚恤。令恐有驳诘，难之。君坚请执其咎，卒如数上之，得不减。灾黎赖以全活者无算。郡守黄公在厚知君能，将保举卓异，君力辞乃止。

后以俸满保荐，擢用知县。十三年（1833年），得山东之乐陵，以嫌改河南卢氏。故事，县官初履任，三日吏民为供县，君至则首却之。展祀城隍神，为文以告，誓非义不取。卢氏瘠贫，其民轻生健讼。君乃撰《敦俗劝士文》以化导之，曰：“坐堂皇，取应讯事，召两造立为判决，不株连，不稽时日。”以故案无留牍，而控诉者无不得情以去。奸民蠹吏，噤不敢出气。尤恶吸食鸦片烟者，出谕示众，以为其害甚于砒毒，“砒止一身，烟及一家”云。

尝有异兽入城，居民恇扰，君祷于神，潜遁去。在卢氏年余，方孜孜益求上理，以母许夫人之忧归。时君年仅及五十，生平淡于荣利，服阕不再出。家居以课读为事，绝不干请。贤士大夫官此土者，或就访君，一报谒即屏迹。林文忠公（则徐）抚吴时，修葺海塘，宿知君在宝应办理水灾事，使华亭令来询曲折，君具答之。及请董事，则力辞。里党有事，必就质君，依理论断，不稍假借，闻者皆心服。

君事亲能孺慕，与兄相爱甚。既貤封如其官，及樗寮先生倦游杜门讲学，内外事君独身任之。暇则怡然相对，唱和不辍。其有著述，辄为搜录副本，罔或佚。自少至老，门庭之内，学问行事互相砥砺，远近称为“二姚”。君顾欿然不自足，病中犹谓“父立功，兄立言，为极盛难继”云。

后其兄卒之一年，以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十一日卒，年六十九。君于书无不览，尤潜心经义。尝与樗寮先生分录惠氏栋《九经注疏》本。又访求乡先生嘉言懿行，辑《敬止录》，未成书。著有《归云堂诗稿》《双红豆馆词草》，藏于家。

为人刚直敢言。在宝应时，归安姚文僖公（姚文田）督学江南，援往例，檄所属教官与乡试者，无庸录送；继又檄令录科。君以其自相违例，执不可。姚公乃条奏二例请旨，自是教官与试必先录科，著为令，此例始归画一。其不肯依违，类如此。

君疾世俗丧礼作佛事，每语其子以为戒。殁后，家中遂屏绝弗用。即以其冬十二月望日，祔葬于青浦县方伯公墓之穆位。

君始娶何孺人，继娶张孺人。子二：长之朗，县学生；次之烜，府学廪膳生。女一，许字华亭县学生顾庭萱。孙男一，孙女一。之烜以状来请，补为君志。广誉于君卒之前两年，曾再谒见，知其为质实君子人也。既不获辞，为撮其大者书之如右。家世详姚先生鼐所为方伯公志中，故不著。

铭曰：
孰居其中？名臣之域。
孰列其左？名儒之室。
吁嗟卢氏！功不必著边疆，文不必继韩、欧阳。
惟其就义如嗜欲，而去不义如鸩毒。
以斯无忝于考若兄！

译文（按：以下为现代汉语意译，力求通顺易懂，保留关键信息）

卢氏知县姚君墓志铭

顾广誉

姚君名楗，字建木，一字子枢，娄县姚氏。他是四川布政使姚令仪的次子，樗寮先生姚椿的弟弟。性情孝顺友爱，聪明好学。年少时继承家学，凡是名臣言行、朝廷典章掌故、民间利弊，无不细心访求，慷慨有经世济民的志向。

最初以廪生身份按例捐纳，成为宝应县学教谕。每月考核生员，必定丰富他们的膳食，奖励文章优秀者，并讲授砥砺品行、勉励操守的方法。从此士人都懂得自重名节。有人无辜被县吏欺辱，姚君发文争辩，事情得以澄清。宝应原来没有教场，武生童生考试，都在沿河堤岸练习射箭，河堤是行人往来道路，容易发生冲突。姚君便捐出俸禄，买下学宫后面的空地，修建射圃，也按月考核，争端因此平息。过了一年，有好几人考中武举。

道光三年（1823年），县城遭遇蝗灾，姚君偕同县令巡视田野，昼夜不停地督促捕蝗。四年（1824年），高家堰决堤，姚君奉命勘查灾情，亲自实地调查，不交给胥吏代办，随即据实造册，详细上报请求抚恤。县令担心会被驳斥诘难，感到为难。姚君坚决请求承担责任，最终按实数上报，得以不减损。灾民赖以保全性命的不可计数。郡守黄在厚知道姚君的才能，打算保举他为“卓异”（考核最优等），姚君极力推辞才作罢。

后来因任职期满被保荐，升用为知县。道光十三年（1833年），被任命为山东乐陵知县，因回避（可能与原籍或亲属任地冲突）改任河南卢氏。按旧例，县官刚上任，三天内吏民会供给县衙所需，姚君到任后首先拒绝了。祭祀城隍神，撰写祭文禀告，发誓不取不义之财。卢氏土地贫瘠，百姓轻生、好打官司。姚君于是撰写《敦俗劝士文》来教化引导，说：“坐在公堂上，处理应审之事，传唤双方当场判决，不株连，不拖延时日。”因此案件没有积压，而上诉的人无不得到合理处置后离去。奸猾之民、贪蠹胥吏，吓得不敢出声。尤其憎恶吸食鸦片的人，发布告示告诫众人，认为其危害比砒霜更毒，说“砒霜只害一人，鸦片则害及全家”。

曾有异兽闯入城中，居民惊慌骚动，姚君向神明祈祷，异兽悄悄离开。在卢氏任职一年多，正孜孜不倦地追求更好的治理，因母亲许夫人去世而归乡。当时姚君年仅五十岁，生性淡泊于荣华利禄，服丧期满后不再出仕。在家以教授子弟读书为事，绝不求人请托。在此地为官的贤士大夫，有的来拜访姚君，他回访一次后就隐居不出。林则徐（谥文忠）巡抚江苏时，修整海塘，早知姚君在宝应办理水灾的事务，派华亭县令来询问详细情况，姚君详细答复。等到请他主持事务，则极力推辞。乡里有事，必定来向姚君请教，他依据道理分析判断，丝毫不徇私情，听到的人都心悦诚服。

姚君侍奉父母能如孩童般依恋，与兄长感情极好。得到封赠后，等到樗寮先生倦于游历、闭门讲学时，内外事务都由姚君独自承担。闲暇时便愉快地相对，诗词唱和不停。兄长有著述，他就搜求抄录副本，没有遗失。从少年到老年，家庭之内，学问和行事互相砥砺，远近之人都称他们为“二姚”。姚君却谦虚不自满，病中还说“父亲建立功业，兄长创立学说，盛况极难继承”这样的话。

在他兄长去世一年后，姚君于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十一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姚君博览群书，尤其潜心研究经学义理。曾与樗寮先生分头抄录惠栋的《九经注疏》本。又访求乡里先辈的善言美行，辑录《敬止录》，未能成书。著有《归云堂诗稿》《双红豆馆词草》，藏在家中。

为人刚直敢言。在宝应时，归安姚文田（谥文僖）督学江南，援引旧例，下令所属教官参加乡试的，无须录送（参加预考）；接着又下令必须录科（参加预考）。姚君认为他前后矛盾、违背定例，坚持不同意。姚文田于是分条上奏两个方案请旨，从此教官参加考试必须先录科，定为法令，此例才得以统一。他不肯随声附和，大多如此。

姚君痛恨世俗丧礼中作佛事，常常告诫儿子以此为戒。去世后，家中就摒弃不用佛事。就在同年冬十二月十五日，附葬于青浦县父亲布政使公墓的左侧（穆位）。

姚君先娶何孺人，后续娶张孺人。有两个儿子：长子之朗，是县学生；次子之烜，是府学廪膳生。有一个女儿，许配给华亭县学生顾庭萱。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之烜带着行状来请求，补写姚君的墓志。广誉在姚君去世前两年，曾两次拜见他，知道他是一位质朴诚实的君子。既然无法推辞，就择取其主要事迹写在上面。家世详情在姚鼐先生所写的布政使公墓志中已有记载，所以不再赘述。

铭文说：
谁安息在此中？是名臣的墓域。
谁排列在左边？是名儒的坟室。
唉，卢氏县令啊！功勋不一定显赫于边疆，文章不一定继承韩愈、欧阳修。
只因他追求正义如嗜好，抛弃不义如避毒药。
以此无愧于父亲和兄长！

【解读透析】

本文是清代学者顾广誉为姚椿（樗寮先生）之弟姚楗（1790-1854）撰写的墓志铭。作为《续碑传集》中紧接姚椿行状的篇章，它与前文构成“兄弟列传”，生动呈现了姚氏家族第二代中两位杰出成员的不同人生轨迹与共同精神底色。

1.人物对比与家族镜像
姚椿（兄）：以学术、文章名世，走的是“立言”的儒林道路。终生讲学著述，是理学传承与地方文教的代表人物。
姚楗（弟）：以吏治、实务见长，走的是“立功”的仕宦道路。从教谕到知县，在基层教育、灾荒赈济、司法刑名、移风易俗等方面均有建树。
共同内核：二人虽路径不同，但共享“经世之志”“淡于荣利”“刚直敢言”的品格，以及深厚的孝友亲情与学问切磋（“二姚”并称）。这反映了清代中期江南士绅家族的一种典型模式：兄弟间分工协作，共同维系家族的学术声望与社会责任。

2.姚楗的为官之道与基层治理细节
墓志铭详细记载了姚楗在宝应教谕和卢氏知县任上的具体政绩，是观察清代中下层官员行政实践的宝贵案例：
教育行政：作为教谕，他不仅“月试”“奖赏”，更注重“敦品励行”，修建“射圃”解决实际问题，体现务实精神。
灾荒应对：道光初年宝应的“蝗灾”“高家堰决”，是当时常见自然灾害。姚楗“偕令行野”“亲自履查”“执其咎”的记载，描绘了一个亲力亲为、敢于担当的官员形象。
司法理念：在卢氏，他推行快速判决（“立为判决”“案无留牍”）、反对株连，并撰写教化文告，试图从根源上解决“健讼”问题。其司法效率与当时常见的吏治拖沓形成对比。
禁烟立场：他对鸦片“其害甚于砒毒”的认识和禁谕，早于林则徐大规模禁烟，反映了当时部分有识地方官对鸦片问题的警觉。
官场风骨：拒绝“三日供县”、反对上级前后矛盾的政令（与姚文田之争），都显示其廉洁与原则性。

3.文本的互文性与史料价值
家世互证：文中提到“家世详姚先生鼐所为方伯公志中”，指引读者查阅姚鼐撰写的姚令仪墓志，构成了家族史料的链条。
时代关联：文中提及林则徐修海塘时咨询姚楗，将个人事迹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道光年间水利、禁烟等大政）中，增加了历史纵深感。
补充前文：对姚椿晚年“倦游杜门讲学”后，姚楗“独身任之”内外事务的记载，补充了前篇行状中未详述的兄弟互助细节。

4.思想与习俗
学术兴趣：姚楗“尤潜心经义”，与兄长共录惠栋《九经注疏》，参与辑录乡邦文献（《敬止录》），显示其虽为官吏，亦有扎实的学术根基和文献意识，是清代“士大夫”亦官亦学特征的体现。
批判习俗：他“疾世俗丧礼作佛事”，并令家人遵从，反映了部分儒家士大夫对民间佛教仪式的排斥，坚守儒家丧礼的立场。

5.铭文的总结与评价
铭文以对比手法，将父亲（名臣）与兄长（名儒）作为参照，突出姚楗虽未达至“著边疆”“继韩欧阳”的显赫，但其“就义如嗜欲，去不义如鸩毒”的道德实践，同样“无忝于考若兄”。这既是对死者的褒扬，也点出了在传统评价体系中，“立德”与“立功”“立言”同样重要。

总结：
这篇墓志铭与姚椿行状互为表里，共同勾勒出嘉道年间一个江南官宦学术家族的完整面貌。姚楗的形象，是一个清廉、能干、有原则、有学问的基层官员典型。他的生平事迹，为我们理解清代中期地方社会的治理实态、士人家族的生存策略以及儒学价值观在实践中的表现，提供了具体而微的鲜活个案。同时，文本自身严谨的史源交代（提及姚鼐所撰父志）和生动的细节描写，也使其具有较高的史料可靠性与可读性。

全文关联综合解析

这三篇文献共同构建了姚令仪、姚椿、姚楗父子三代的家族叙事，清晰地展现了姚氏家族的核心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仕途、学术等不同领域的传承与演变。下面是该家族的简要世系与成就概览：

|人物|主要身份/成就|

|姚令仪|四川布政使，以循吏、能臣著称。|
|姚椿(长子)|桐城派学者、诗人，致力于讲学、著述。|
|姚楗(次子)|卢氏知县，以干吏、能吏闻名。|

一、家族核心精神：文武并重，经世致用
纵观三代人，姚氏家族展现出一种稳定且强大的精神内核：“文”与“武”兼备，学问与事功并重，核心在于经世致用。

1.奠基者姚令仪：父亲姚令仪（1754-1809）完美地定义了这种精神。他既能驰骋疆场，跟随福康安、勒保等名将参与平定廓尔喀、白莲教等战事，屡建军功；又能治理地方，在知县、知府任上“善平狱讼”、赈济灾民，留下了“请神破案”的佳话。他既有“愉愉有文”的儒雅，又有“侃侃其武”的刚毅，是家族文武之道的开创性典范。

2.“立言”与“立功”的分途传承：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了父亲精神的一个侧面，并发展为各自的志业。
姚椿（兄）走“立言”之路：他继承了父亲的“文”的一面，并升华为学术追求。他师从桐城派宗师姚鼐，潜心程朱理学与古文，成为桐城派的重要传人。他一生讲学著述，选编《国朝文录》，其文论强调“明道、记事、考古有得、言辞之美”，核心仍是关注现实。他的学术道路，是家族经世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
姚楗（弟）走“立功”之路：他则继承了父亲的“武”或“事功”的一面。从宝应教谕到卢氏知县，他捕蝗、勘灾、整顿治安、禁鸦片，事事躬亲，展现了出色的实干能力。他“坐堂皇…立为判决，不株连”的作风，与其父“善平狱讼”一脉相承。他的仕途，是家族经世精神在地方治理上的直接实践。

3.共同的道德基石：尽管路径不同，兄弟二人都坚守着由父亲奠定的道德准则：廉、直、孝、友。
姚令仪“持身廉而厚施”。
姚椿淡泊荣利，坚辞“孝廉方正”的举荐。
姚楗则“誓非义不取”，并敢于抵制上司不合规的政令。
在孝友方面，姚椿为父守丧、为母侍养；姚楗在兄长倦游讲学后，“内外事独身任之”，兄弟“怡然相对，唱和不辍”，门庭之内学问行事互相砥砺，被时人称为“二姚”。这种内化的家风，是他们各自事业的人格基础。

二、时代的注脚：家族与学派的交织
这三篇文章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记录，也折射出清代中期的社会与学术图景。

1.桐城派网络：姚氏家族与当时主宰文坛的桐城派关系密切。不仅姚椿师承姚鼐，其父姚令仪的墓志铭也由姚鼐亲撰。姚鼐在墓志铭写作中主张“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用，姚椿的文学观（明道、记事等）显然是这一主张的继承与发展。这表明姚氏不仅是官宦之家，也深度嵌入了当时的学术主流网络。

2.文献的文体与价值：这三篇文章属于典型的传记文献。
《行状》与《墓志铭》：正如研究指出的，“行状”的主要功用是“备撰墓志”，常由门生故吏撰写。姚椿的《行状》由门人沈日富撰写，姚楗的《墓志铭》由友人顾广誉撰写，均属此列。而墓志铭的主体在于“铭”文，用以对逝者进行褒扬赞美。
“称美不称恶”的原则：这类文体素有“谀墓”的嫌疑，其艺术限制在于“称美不称恶”。因此，文中对父子三人近乎完美的描绘，需结合时代文体惯例来理解。它们更多是家族与学派共同构建的理想化形象，旨在“明道义、维风俗”，其史料价值与文学教化价值并存。

总而言之，这三代人的故事，共同勾勒出一个清代中期江南士绅家族的典型样貌：以经世致用为家族灵魂，以道德文章为立身之本，通过仕途与学术的分工协作，维系并提升家族的社会声望与文化影响力。姚令仪奠定了家族的根基与方向，姚椿、姚楗兄弟则分别从文化和实务两方面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成为理解清代士大夫家族生存与发展策略的一个生动案例。

《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先生行狀》与之前分析的《姚先生行状》是同一篇文献的不同版本或不同抄录本，两者主体内容一致，但后者在细节上更为详尽，并包含了一些关键的补充和修订。

为了清晰地展示异同，我将两篇文献（为方便区分，前者称A，后者称B）的核心差异对比如下：

|对比维度|A.前次分析的行状(简化版)|B.本次提供的行状(详实版)|差异分析与说明|

|标题与作者|《姚先生行状》沈日富撰|《國子監生貤封修職郎晉文林郎姚先生行狀》门人吴江沈日富谨状|B版标题完整，包含姚椿的封赠官阶，署名更正式，表明其门人身份。|

|结构完整性|结构完整，但结尾略显简略。|结构极其完整，从家世到逝世、葬仪、著述、学术思想、门人回忆，一应俱全，是标准“行状”范文。|B版是更成熟、定稿的形态，A版可能是早期版本或删节本。|

|关键细节增补|1.提及纪昀“心喜其辨博”，但姚椿“无所质问而退”。2.关于许夫人逝世、兄弟侍养等，叙述较简。3.结尾为“以俟夫载笔者之择焉”。|1.补充彭兆荪细节：详述彭的学问、二人书信切磋及彭对“孝廉方正”举荐的劝阻。2.补充葬仪细节：明确记载因太平军战乱（“江、杨、镇三府已陷贼”），于三日内匆匆下葬。3.补充晚年生活：与门人沈日富等人的具体交往、游历、对话场景，生动形象。4.补充著述细节：临终前校订《朱子文选》并感叹未能同时刊刻《语类选》的遗憾。5.结尾：在“以俟夫载笔者之择焉”后，还有大段对姚椿才德与命运的议论与哀悼。|B版的增补极大丰富了姚椿的人格形象（如与友人的道义之交、战乱中的仓促葬仪、对后学的殷勤教诲、临终学术牵挂），使人物更有血有肉，时代背景更清晰。|

|文字表述差异|文字较为平实、简洁。|文字更具文学性和情感色彩。例如，描述姚椿兄弟“怡然相对”，与门人游历“极饮至醉，感慨欷歔”等。|B版作为门人所撰，融入了更多个人观察与敬仰之情，文学感染力更强。|

|核心事实|姚椿的家世、生平主要经历、师从姚鼐、学术转向、讲学、著述及基本思想。|与A版在核心事实上完全一致，未出现矛盾。所有重大事件（生卒、科举、从学、讲学地点、著作名目等）均相同。|两者为同一传记的不同版本，B版是在A版事实骨架上的丰富与润色。|

综合解析：文献关系与价值

综上所述，这两篇文献的关系可以理解为：
B版本（您刚提供的）是A版本（之前分析的）的“详注本”或“定稿本”。它很可能是沈日富在撰成初稿（A）后，进一步补充见闻、润色文字而形成的最终版本，旨在更全面、更生动地呈现其师姚椿的生平与精神。

B版本的核心价值在于：
1.史料更丰富：补充了诸多A版本没有的生活细节和时代背景（如太平天国战乱的影响），历史信息量更大。
2.人物更立体：通过补充与彭兆荪、门生等的互动，展现了姚椿在学者、教师、友人等多重角色下的真实面貌。
3.情感更充沛：作为门人追忆，B版本充满了对恩师的深切怀念与对其命运不彰的感慨，是研究当时士人师徒关系与心态的珍贵材料。

深入探究建议

如果您想进一步研究，可以关注以下几点：
1.文本源流：这两个版本分别出自何处？是收录于不同的文集，还是同一文集的不同刻本？查考其出处有助于理解版本差异的原因。
2.沈日富其文：作为姚椿的门人，沈日富本人的生平、学术倾向如何？这会影响他撰写行状时的视角与侧重点。
3.与《墓志铭》互证：将这份最详实的《行状》与姚楗的《墓志铭》、姚令仪的《墓志铭》对读，能更完整地拼图出姚氏家族三代人的传承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