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几张照片回忆一下班吉塔、石门沟和水泉沟。再叙说一番几个战友的故事

黄海右岸

辽宁省锦州市锦县（现在改名叫凌海市了）班吉塔人民公社，房申（村名实际叫孔家房申）大队3241部队70分队，是我们当年一营营部经始班的通信地址。 这是位于班吉塔村边西北位置的班吉塔经过修缮后的样子。旁边有文字介绍，它建于辽代。拍摄于2006年9月。

班吉塔供销社（平房翻盖成2层楼了）当年一位梳着两条长辫子的美女小张，我相信每一个一营的军官士兵，每一个民兵营的成员，对这个美女印象深刻。小张除了身材矮一点，论长相、言谈、性情、为人，都非常好，非常优秀。几乎可以百分百地断定，小张是班吉塔那嘎达方圆十几里地范围内的第一美女。

让人欣慰又让人遗憾的是美女小张嫁给了我们工程团团部的唐军官，鞍山兵，赵班长的老乡。

2006年9月，我旧地重游的时候，在班吉塔供销社这座2层楼前面，向一个60多岁的男人，问他年轻的时候知道这家供销社有一个姓张的美女售货员吗？那男人愤愤不平地说道：“怎么会不知道！叫解放军给拐跑了。

这是石灰窑子村，2006年比1969年我们经始班住宿在这个村子里的时候，变化很大。

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在石灰窑子村停留。

1969年夏天，经始班关班长带领着老赵、老陈、老杨、乌居栋和我，住宿在石灰窑子村的村民老王家。

石灰窑子村在石头沟的沟口，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姓氏混杂，村民种植附近山坡上那些靠天长庄稼的薄田，生活都很贫困。老王家尤甚。

老王五十岁不到，极瘦，弯腰，一脸菜色，不爱说话，白天去生产队混工分，回到家就吸烟，一直吸到咳嗽不止。
老王的老婆也吸烟，用一根长长的烟袋。

我还没有到东北时，就听人说过东北的四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大闺女叼着长烟袋；养了孩子吊起来；老公公错穿儿媳妇的鞋”。

名不虚传，老王的老婆大概还是闺中玉女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开始手持烟袋腾云驾雾了。据说东北女人手中烟袋的长度，要随着年龄与在家庭中地位的增长而不断加长。到当上婆婆时，烟袋便可以达到一米多。儿媳在外屋的灶台前做饭，婆婆坐在里屋炕头上抽烟。儿媳如不听从指派，婆婆扬臂挥动烟袋，烟袋锅就可以敲击到儿媳的脑袋。

老王家一天到晚除去做饭吃饭吸烟，余下的时间就是咳嗽。她咳嗽的强度与声响远远超过老王，即便夜间睡在梦中，咳嗽也如白天一样激烈。她不停咳嗽的原因除吸烟外，还因为她患有严重的哮喘。一阵咳嗽之后，她会吐出一口浓痰。老王家里没有痰盂，为女主人准备的是一个纸制的痰碗。痰碗由厚纸糊就，刷上清漆，轻便而不易摔碎碰碎。痰碗简直可以说是一项可以享有专利权的发明。

颇为遗憾的是老王家从不把那痰碗放置于暗处，而是完全开放地放在炕头上。夜里躺倒睡觉，痰碗就在女主人脑袋的一边，不用开灯，可以就近排吐。女主人睡觉姿势变化，靠近那痰碗的或是脸，或是耳朵，或是后脑，全然不顾及痰碗的污秽。

老王的大儿子年龄已经不小，还没有成亲，所以也和父母睡在一个炕上。他的身材比老王高，还算强壮，在生产队混工分的时候，肯定还是有些气力的。但从他那沉闷的状态看来，很可能是那出工不出力的主。从生产队干活回来，他就坐在炕沿上等候吃饭，吃过饭后还是坐在炕沿上沉闷。不清楚他是因为沉闷才没有成家的，还是因为没有成家而沉闷的。

老王家的院子不小，按说可以种植很多的蔬菜。老王只在院子里种了很小的一畦，下工回来侍弄一下，缺水少肥，长得不好。从来没有见过老王的大儿子帮过他父亲侍弄院子里的菜。老王和老王的儿子好像都没有计划，更没有实践过在偌大的院子里多种植一些蔬菜瓜果，用以改善自家的生活。

王家里的水缸很大。怕冬天结冰，大水缸就放置在睡觉的屋子里，深埋在地下半截，高矮还与人的腰相齐，这样才能把挑来的水很容易地倒入缸里。老王的大儿子从不挑水，都是那老王或老王的小儿子的事。

解放军帮老乡挑水，好像是光荣传统，我们不在老王家吃饭，却还争着给老王家挑水。山区的水井一般都比较深，石窑村属于干旱的山区，到水井打水要用很长的绳子。把挑来的水倒进老王家的水缸里，沉淀在水缸底部的杂质便都泛滥上来：有米粒子，有粉条子，有烂菜叶子，有炊帚苗子，有地瓜皮，有蒜瓣，还有一些看不出原来是什么，现在已经腐烂了的物件，凡是垃圾箱里的东西，水缸里是应有尽有。

老王全家不仅用水缸里的水做饭洗涤，而且他们家是从来不烧开水，用水瓢从缸里舀出凉水直接饮用的。这样不讲卫生的结果，要么患病并引起更重的病，要么会使人的身体免疫力特别地强盛。反映在老王夫妇身上，大概是前者，当然了，他们俩拼命似地抽烟，大概也是中年身体就垮了的重要原因。

王家的饭食几乎全是高粱米水饭，即把高粱米蒸煮成干饭后泡在水里食用。佐餐的是腌咸萝卜和大酱。咸萝卜与大酱都是自家腌制酿造。

酿制大酱的缸就放在院子里，因为大酱需要在阳光下暴晒，提高发酵的温度。大酱缸的体型相当地大，这样才能盛得下全家一年的消费量，而且一边食用一边往酱缸里补充酿酱的原料。用于酿酱的原料当然是用面粉蒸制的馒头最好。老王家没有馒头，他家的酱缸补充进去的只能是蒸煮的高粱米或发霉变馊的剩饭。晴天时，敞开酱缸晒太阳。这时如果突然变天，即便院子里晾晒的还有棉被棉衣，最优先抢救的也应该是酱缸。如若沾惹上雨水，酱缸里的宝贝将会全部变质报废。纵观老王家所有的财产物品，唯一珍贵的物品就是那一缸大酱了。

老王的二儿子还在读中学，每天步行十几里地去公社所在地的中学上课。王老二的个子比他父亲哥哥都高，甚至可以说长得有点儿帅。正是青春的年纪，朝气与文化使他的性格比家人开朗许多。放学回家，我们如果也在，他就想法和我们几个士兵交谈。晚上熄灯睡觉后，他的谈兴依旧不减。没有人回应，他便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如若还没有人回应，他也坚持把故事讲完。我大约听他讲过三四个，或五六个故事。唯一至今不忘的是《聪明的狗虫》（这个故事的题目是我拟定的），石窑村的人管跳蚤叫狗虫。

故事说：有一只狗虫在人的衣服下遇到一只虱子，狗虫很看不起虱子，说：
“你看你，长得这么难看，走起路来像一只乌龟。”
虱子慢吞吞地说：
“你好？一天到晚偷鸡摸狗的，跳来跳去像只一条腿的蚂蚱。”
狗虫听了很生气，便想出一个狠毒的主意：狗虫狠狠地在人的身上咬了一口，嗖一下子就跳得无踪无影。人被咬得难耐，随脱衣在疼痒处寻找，一下子把虱子逮了个正着。人抓住虱子后用两个指甲咯嘣一挤，虱子便粉身碎骨了。

第二天，我问王家老二：
“为什么管着跳蚤叫狗虫呢？”
王老二把我领到院子里。

石窑村的村民一般都饲养几只鸡。鸡是山村中老人孩子补充蛋白质的唯一来源。老王家没有养鸡，不知道是怕鸡祸害院子里的那一畦子菜还是回避饲养的麻烦；村民多数人家都养狗，防人也防狼，主要是防狼。老王家也养了一只。那只非常瘦的狗就卧在院子里，王老二把狗唤了过来，用手扒开狗脊背上的毛，只见乱蓬蓬的毛丛中，跳蚤们如集市上的人群，密密麻麻，熙熙攘攘。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跳蚤集会，瘆得我的头皮直发麻。

可怜的狗啊，难怪你瘦得皮包骨头。

老王家的狗虫绝不仅是寄生于那条瘦狗的身上，老王家的炕上也是跳蚤的乐园。老王家的人看来是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些外来寄宿者却不堪那些小精灵们的骚扰。我从卫生所要来一瓶敌敌畏洒在铺盖下床单下,夜间的骚扰稍事轻微。早晨起床后，身子下面床单下面褥子下面找到十几个跳蚤的尸体。我们用毒药暂时抵御了跳蚤的进攻，却改变不了老王家的卫生条件，更改变不了他们的懒惰心境，改变不了他们祖祖辈辈形成的生活习惯。

幸亏我和战友们只在老王家住宿了十几天，否则那些跳蚤不知会把我们蹂躏成什么样子。跳蚤的的邻居，那些行动缓慢的虱子们肯定也会进驻到我们的被褥衣服甚至毛发中来。

贫困也好，病残也好，生活的条件艰难也好，人在何样的处境，都绝不应该像老王家那样生活。他们自己萎靡至此，老天爷和上帝也拯救帮助不了他们。罗嗦一些老王家让人既让人同情又让人气愤的糗事，表达一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罢了。

下面说一点士兵们借住石窑村时发生的稍微有趣的事：

既因为贫困，也因为冬季取暖薪柴的节省，石窑村多数人家只有一个卧室，两间房子连通，向阳的一侧一面大炕的那种。东北三省农村卧室几乎都是这样的格局。主人家的人口少则三五个，多则七八人，集中在炕头下榻，炕梢还可以住宿数位甚至一个班的士兵。

营部和四连的士兵住宿进来，家里的老人孩子未婚的小伙子们，生活起居如常。感觉不方便的是年轻的夫妇，还有那些未婚的姑娘们。年轻的夫妇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没有考证。即便考证出来，在这里也不便公开。年轻的姑娘们多数还都下榻于自家的炕上，只是铺盖的位置与士兵们隔开。起到隔开作用的有的是父母的身躯和被褥，有的是一尺高的一面专用挡板。人家大姑娘都不在乎，士兵们还用管那许多？

军民一起住宿了几个月，有细心的新兵发现了一个有规律的现象：房东家的姑娘，每个月都要去亲戚家或邻居家住上几天。带着这个疑问请教结了婚的老兵，老兵笑着回答：
“新兵蛋子，啥也不懂，来例假了呗！”

于是，住在这家与住在另一家的士兵们便互相交流自家房东女儿的身体信息。有的士兵们见面时会问：
“你们房东家的二丫头来了吗？”
被询问的士兵知道战友所问二丫头来的是什么，笑着反问：
“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大家的嘻嘻哈哈地笑一阵了事。

四连和营部在石窑村住了半年多的时间，军民关系那是没有说的，除去未婚的小伙子们，无不对解放军亲热万分。未婚的小伙子的不满，是因为他们在年轻的姑娘们面前完全不是士兵们的竞争对手。

按照军规，普通士兵是不能在驻地附近谈对象的。营干部，连干部对这一点抓得很紧，排长、班长们对士兵们更是严加看管，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即使这样，军规的巨石下依然萌发出了爱情的种子。

四连离开石窑村后，爱情的种子继续萌发，其中的两棵结出了果实。第二年春天，一批士兵退役回老家了，其中有两位来自黑龙江的士兵又返回石窑村，明媒正娶地带走了自己的秘密情人。仍在服役的战友们听说后无不感叹道：
“这俩小子，真他妈够鬼的。”

从石门沟04洞口外面的山坡上，可以看到这座熟悉的山头。

1969年初冬，关班长带领我们班的弟兄们，在这一区域，打了不少山草，晒干了，过冬保暖用。

1969年8月至1970年11月，经始班全体住在靠近施工现场的一顶帐篷里，在一连的伙房就餐。

经始班的帐篷前有一棵枝叶茂密的山梨树。2006年，这颗山梨树已经枯死，只剩下树干，埋没在树丛荒草里。

因为整个山沟处于封闭状态几十年，山沟里自生自灭的树木生长得十分茂盛。一位姓孟的少校，带领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在树丛深处寻找到这颗枯死的山梨树树干。

因为说到了我们经始班曾经住宿过的帐篷，顺便就与我们班的战友们一起回忆一下黄玉奇助理员。关班长、老赵、老杨、老陈、李靖，我们都曾经和黄助理一起住过山上的帐篷里。

要管理整个工地的工程，做为最基层的指挥机关，一营营部的机构大概要比其它兵种同级别的单位庞大许多。一营营部人数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军官与士兵的数量差不多。

除去正副营长、正副教导员，营部其余的军官士兵大致划分成五个部门：

通信班：包括通信员、司号员、广播员，书记官（排级）属于这一部门；

炊事班：包括炊事员、饲养员、给养员（一般称其为上士）、管理员（连级，职责是整个营部的行政管理）；

卫生所：包括卫生员、医助（排级）医生（连级）；

器材组：仓库保管员、采购员，器材技术员（排级）、器材助理（连级）、出纳（排级）、会计（连级）；

工程组：经始员、统计员、汽车调度、工程技术员（排级）、工程助理（连级）。

每个部门的士兵有三五个或更多，编制是一个班，设班长一人，不设副班长。连级或排级军官自然成为各个部门的业务领导。

营部的共产党员，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设立一个党支部。

所有党员，按照部门划分成五个党小组。

支部书记一般由副营长或副教导员兼任，副书记和党支部委员则由各部门的军官担任。

管理员是法定的党支部副书记并主持营部党支部的日常工作。

正副营长、正副教导员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分散到五个党小组里缴纳党费，参加政治学习。

各党小组的组长一般是由各班的班长担任。如果班长还不是党员则要另当别论。

我们经始班的业务领导隶属于工程组，工程组的业务负责人是助理员黄玉奇，工程组另一个军官是技术员刘隆超。他们两个调走之前都住在我们经始班的帐篷里，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差不多有一年半。

黄玉奇是连级军官却不是党员。这样一来营部党支部成员里就没有工程组系统的军官。没有自己部门的人就没有话语权，这对经始班我们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士兵很不利。

黄玉奇是湖南株洲人，毕业于南京工程兵学校。那时候人们都比较瘦。南方人比北方人还要瘦。黄助理身材苗条，在南方人里也算瘦的。黄助理瘦得很精神。

南方人一般比北方人精明。黄助理就很精明。施工搞工程他是科班出身，爆破掘进浇筑混凝土，他既有理论也有施工经验，工程的图纸数据记得清晰，说起来是头头是道少有差错。做为工程助理，在业务上黄玉奇是非常胜任的。

也许是因为军校出身，也许是南方人与北方人习性规则的差异，黄助理处事的方法和多数军官士兵都不一样。黄助理出差去北京，他在北京任职的同学或战友帮他买了许多毛主席像章。他带回来分给我们经始班的人，每人十个或八个，每一枚像章或八分钱，或七分钱。

那时黄助理的津贴每个月70多元，若豪爽一些，买几枚像章送给我们这些当兵的完全应当，花费上他也完全能承受得起。全部照原价收钱，四舍五入小差大不差，大家也能理解。黄助理却非要把像章的价格精确到每一分钱。他给我的几枚像章，总共七角八分钱，我给了他八角。一星期后，黄助理从衣兜里掏出来二分钱，郑重其事地递给我：
“臧宝兴，我还欠你二分钱呢。”
何必如此精准？

大凡有战友探家，因为假期有数，何时动的身，哪一天归队，早有人给算得一清二楚。这个战友返回时一进营区就早有战友静心等候，众人跟随至宿舍，不管带回什么食物零嘴，径直把旅行包打开，悉数往桌子床铺上一撒，任凭在场的人争抢，直至吃得一干二净。这就是军营里的豪爽风格。

黄助理探亲回湖南株洲老家，返回时带来两只大号玻璃瓶子。一个瓶子里是腌渍苦瓜；一瓶子是咸辣椒，黄色薄皮的辣椒和红色小而尖的朝天椒，湖南辣椒里最辣的两种。黄助理小心翼翼地把两个玻璃瓶子从旅行包里拿出来，打开瓶子的盖子，用筷子夹出十几个辣椒，分与我们几个士兵。每人两只，每个品种的辣椒各一个。腌渍苦瓜拿出两块，就餐的时候，每个人都尝一尝。瓶子里剩余的辣椒苦瓜，黄助理再次小心翼翼地存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每到开饭的时候，拿出一两只辣椒一小块苦瓜自己享用，绝不再让与别人一点儿。

黄助理这样行事规则精准细腻，虽然无可厚非，却有些不合情理，尤其是不合军营内豪爽粗旷的氛围。时间一久大家会觉得你不仗义，不合群，与大家不一样，甚至会有“非吾族类”之感。

大凡施工现场出现了差错发生了问题，不管责任人是谁，做为工程技术主管，黄助理一定会横鼻子竖眼地批评职责，一点儿也不留情面，犹如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按说这是对工作认真负责啊。可时间一久，上上下下就觉得你不通融，不体谅人，不懂人情世故。

晚上，张副营长和我们几个玩扑克，黄助理如果在帐篷里，他一定参加。黄助理和张副营长的资历相当，张副营长进步快，成为黄助理的领导。

玩扑克的时候，黄助理对张副营长不仅丝毫不谦让，而且经常故意卡张副营长的牌。如果张副营长输了，黄助理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督促张副营长钻桌子。如果黄助理输了，不用任何人监督催促，他自己就很规范地从桌子底下钻一趟。做任何事，黄助理都讲究规则，做起来一丝不苟。

罗列这些小事，也不知道这是黄助理的优点还是缺点。反正为这些事情，让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党支部的人都认为他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是黄助理虽然家庭出身不错，入伍十四年却还加入不了共产党的原因。真不知道黄助理的这些行为习性与“小资产阶级”有什么关联。

据说还有人反映黄助理与一两个年轻女性有婚外联系，通过信。那时没有手机，军内电话使用受限，信件来往的数量与联系人都是谁，也全部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观察的结果是：黄助理与传说中的女子来往不密切，通信也很少，基本属于精神方面的交往。

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底，黄助理加入了共产党。那天吃晚饭的时候，黄助理郑重其事地对我们经始班的几个士兵说：
“我终于加入组织了，你们应当祝贺我。”
赵生余说：
“好事啊！是应该祝贺。也没有酒呀”
黄助理说：
“今天没有酒，先口头祝贺吧，以后再补。”

黄助理入党后，也没有照例给他安排一个党支部副书记或支部委员一类的党内职务。营部党支部内还是没有我们工程组的人，我们经始班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士兵，依然如同没有人关心的孩子。

黄助理妻子的姓名，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驻扎在石头沟时，她探亲去过两次，很南方的模样，很贤惠，家在农村却会缝纫技术，以给人缝制衣服为职业或半职业。我们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带着一个五岁的男孩子。男孩子很瘦，骨架比北方男童要纤细许多。第二年，黄助理夫妇又有了一个女孩。黄助理没有见到女儿的时候，就给女孩子取名叫黄思玉。黄助理给我解释说：
“思玉，寓意是思念爸爸黄玉奇。”
关班长问他：
“如果叫‘思奇’不更贴切吗？”
黄助理说：
“‘思奇’不行，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思念刘少奇’，那可就是大问题了。”

黄助理很喜爱自己的孩子，没有见到女儿之前，他经常把黄思玉小姐襁褓中的照片拿出来看，端详来端详去爱不释手。

第二年，工程一营的正副职领导，全部都换成资历和黄助理相差不多或低一些的军官。黄助理依旧任职连级助理员。黄助理工作起来自然有些不自在。营里的领导肯定也不愿意手下有一个老资格的下属。尤其是黄助理的业务能力强，有时或固执己见或横挑鼻子竖挑眼，让营首长下不来台的场面不是偶然。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助理被调到团部工程股，级别职务都没有变化，依旧是连级助理员。

后来，黄助理有几次到一营出差，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与之搭三五句话，即行告别。

黄助理到团部后，大概是军龄超过了15年，他的妻子儿女办妥了随军手续，从湖南株洲搬家到团部驻扎的丹东市。后来，听说黄助理的心脏不是很好，修养了很长时间。四十年后，我去丹东，有战友告诉我，黄助理几年前在军官休养所里去世了。这一级别的军官休养所，实际上就是一个以退休军官为主的宿舍区。黄助理的孩子都生活在丹东，黄助理的老伴七十多多岁了，还经常用缝纫机帮助别人缝补衣服。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还是南京军事工程学校学员的黄助理曾参加过天安门十年大庆的阅兵。他有一件白色的背心，上面印有阅兵纪念的文字。每年八月一日，黄助理都要把珍藏的背心找出来，郑重其事地穿到身上，并且只穿一天。

黄助理是一位很优秀的军官。他受过正规的军校培训，有军人荣誉感，军人素质高，敬业，讲规则。我与之相处，潜移默化，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军人应有的东西。

可惜我没有黄玉奇助理的照片，哪位战友保存有，请拍照后，发给我，会很感谢。

这是石门沟口我们当年建设的那座桥。 这座小楼的东侧，是我们经始班1970--1971年住宿的平房的位置。几棵大树都是后来栽种长大的。军队编织变化很大，原18工地缩编成一个营的建制，几十个人，最高首长是一名少校。

这座红色的小楼包括水泉沟的人马，都归孟少校管辖。

技术员刘隆超是一九六九年秋天到我们一营的。他是西安军事工程学院毕业，中共党员。黄助理科班出身，学历只能算是中专。刘技术员的学历是正规的本科。刘技术员的到来，使得我们经始班的帐篷里不仅是小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中知识分子也都有了。

　　刘技术员的老家是安徽无为县，长江北岸的鱼米之乡。他们家好像曾经很富裕，属于古老的书香门第，而他的父亲却是共产党的革命烈士。刘技术员十多岁才开始上学，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入了党，是学校的学生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又晚毕业了几年，他分配到我们营的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且面容有些苍老。我们几个士兵刚刚与之相处，未免拘谨。过了些时日，看到刘技术员很随和，没有丝毫大学生的架子，打饭、洗碗、扫地、整理内务，与我们争抢着干，还喜欢和我们一起聊天说笑讲故事。

他讲过的一个罾、罩和一条小鱼故事。
安徽农村有一种捕鱼网具，三四米见方，用四根竹竿撑起，沉入水下，突然拉出水面，网中的鱼儿系数收入网中。这种高效的网具叫做罾；还有一种叫做罩的捕鱼工具，形状如一只无底大筐，用竹条或树枝编制，直径二尺左右，高七八十公分。突然把罩扣在认为有鱼儿游动的水域，被扣在无底大筐内的鱼儿便无处可逃，尽管瓮中捉鳖即可。用这种工具捉鱼，水的深度不能大于罩的高度，且水质浑浊为宜。与罾相比，用罩捉鱼效能相对要低得多。

当年曾希圣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时候。看上了合肥某大学的一名姓于（或姓余，谐音）的大学生。于同学年轻漂亮，是一名赵姓团职军官的未婚妻。曾希圣的爱情攻势很猛，他官职的威慑力更猛。最后赵团长只好忍痛割爱，把于姓未婚妻让给了曾书记。

有人把此事简化为一个谐音故事，说：“一条小鱼（于、余），没有被罩（赵）抓住，结果被罾（曾）网了去。”

大跃进的时候，曾希圣在安徽刮“五风”（所谓“刮五风”是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直到一九六零年间农村极左路线和恶劣工作作风的概括，一般是指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使得安徽饿死了很多人，据传说有几百万之多。安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省，那些年也是饿死人的数量仅次于河南四川的重灾区。谐音故事颇有挖苦贬低曾希圣书记之意。

巧合的是我的故乡刘口村也有这两种捕鱼的工具，且名称相同。刘技术员讲这个故事时，他还没有解释我就听懂了，所以印象深刻，四十多年后还记得清晰。

刘技术员和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一九七零年秋末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帐篷里玩扑克牌，参加的有张副营长，黄助理，刘技术员，广播员周瑜，赵生余和我。玩了一会儿，刘技术员输了。大家按照约定，要刘技术员钻桌子。刘技术员说什么也不钻。争执再三，他还是顽固地拒绝。突然，有人提醒说：
“哦呵，大家都想想，是不是刘技术员一次也没有钻过桌子啊？”

这时，众人如梦方醒一般，明白了刘技术员无论如何也不肯屈尊的原因。

大家一起玩了一年多的扑克。职务最高且身体肥胖张副营长不管多么费劲，多么气喘吁吁，多么丢面子，却也无数次从桌子底下钻过去；

非常爱面子的黄助理，也多次操演下蹲移动的姿势；我们几个士兵更不用说，关班长参加玩扑克的次数不多，输了也毫不犹豫地红着脸执行规则；

老赵和广播员邹东方，常常钻过去再原路钻回来，说这样更省事。

整个帐篷里的人，唯有刘技术员一次也没有输过，他真是高手啊。越是高手越要让你钻，似乎这样一来，失败多的和高手也就扯平了一些。让刘技术员来一次处女钻，是帐篷里每一个人的共同心愿。

僵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老赵为了牌局能继续玩下去，提出来由他代替刘技术员受惩罚钻一次。

张副营长和黄助理都不同意，刘技术员自己也不同意。几乎所有的妥协方案都尝试了，还是没有结果，最后只好不欢而散，拉灯睡觉。

第二天上午，刘技术员接到调走的通知。正好有顺便的汽车，下午，他就离开了我们一营，新的单位驻扎在辽宁北镇。

刘技术员走后我很想念他。过了一年多我出差到北镇，顺便去看望刘技术员，他的同事说他外出了。

我返回石头沟军营后班里的战友说，我不在的两天，正好刘技术员回一营来联系工作，他不愿意住营部招待所，晚上就来我们经始班住宿，用的我的被褥，当天上午刚刚离开。我们俩失之交臂了。

　　刘技术员的妻子叫慈欣，在沈阳工作，刘技术员晚年定居沈阳，两个孩子都旅居海外了。我们曾通过两次电话，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回忆和刘技术员相处的时间，深感刘技术员不是一般的人，他不仅玩扑克是高手，其它大事小事他都能既不露锋芒，又都尽在掌控之中，刘技术员是一个高智商、高学历的南方人，是我的良师益友。

让人担心的是他自尊心太强，在军队官场化的集体中，难免不会被人接受，迁升之途必然坎坷。

23 • 两 忆 三 查

“两忆”是忆阶级苦、忆民族恨；“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两忆三查”是林彪主政军队时经常开展的一种政治学习形式。其渊源可追溯至上世纪四十年代解放军组建初期的忆苦思甜活动。

　　一九七零年春节刚过，我们一营到距离营房十多公里一个叫老虎沟的村庄和贫下中农一起开展“两忆三查”。因为几个民兵连还在施工，且每天的进度很快，黄助理、关班长和赵生余留守在山上的帐篷里。我和陈国和、杨玉霞、乌居栋、刘技术员随大队人马去了老虎关村。

那时还有一个口号叫“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老虎关村既然和贫下中农一起“两忆三查”，肯定要和村民们“三同”。

我们五个人都住在了一户姓冯的老汉家里，吃饭也和冯大爷家的人一起吃，按人数天数付给粮票和伙食费。

冯老汉不到六十岁的年纪，很显衰老，一只老寒腿，干不了重活儿，只能随大溜去生产队里混几个工分。冯老汉沉默寡言，下工回来坐到炕上抽几口旱烟。

他的老伴白且微胖，快言快语性情十分爽朗。夫妻俩有三个子女：

长子冯海山，在县办煤矿上当煤工；

女儿冯海云，二十三岁，性格仿她的妈妈，亦爽朗，面容姣好，已嫁人，有了一个小男孩。她的夫君姓宋，是生产队会计或生产大队的会计，就住冯老汉家的隔壁。海云女士每天可以回无数次娘家。为了节省几十步路程，她从不走大门。院墙的两边各放置一只矮凳，随时翻墙而过。泥土的院墙竟被她的双脚踏蹭出一个豁口；

老三冯海泉，十七岁，一个漂亮的少年，在公社所在地的中学里读书，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

老虎关村和石窑村一样，也是几十户人家，也是全靠山坡地靠老天爷种植高粱和玉米，村民的生活也都很贫困。老冯家的日子在村里属于中等偏下，全年都吃不上几顿饱饭。原本四口人的饭食，突然增加了五个年轻的军人就餐，粮票菜金都还没有到位，冯大妈基本上处于无米下炊的境况。刚过完春节，冯老汉家还有过年剩下的一把粉条，三棵白菜。冯大妈全都做给我们吃了。接下来每顿饭就只能是咸萝卜条佐餐。

冯家米缸里的高粱米也已不多，每顿饭冯大妈做一小盆高粱米水饭，每人盛一小碗，盆子就要见底。我们五个军人只好把碗里的米饭盛得少了又少。冯老汉与冯大妈还劝我们要多吃。有一次冯老汉从菜窖里找到几块地瓜，煮熟后我们都说好吃。冯大妈又从其它人家寻了一些，看着我们吃得高兴，冯大妈乐得嘴都合不拢。

冯大爷在一旁不停地说：
“你看看，让解放军同志吃这个，多不好意思呀！。”

冯大爷家的地瓜加邻居家的地瓜，吃了三顿即告罄。“两忆三查”的动员大会上，王教导员宣布了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村里的小卖部买零食吃。连队有几个士兵去买了几块饼干被发现，全营点名通报批评。肚子里饥饿事小，不犯错误事大，我们几个只能强打精神忍着。

第四天或第五天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通信员要我和陈国和去临时的营部接电话。电话是赵生余打来的，施工现场有一条山洞该拐弯了，关班长他俩完成不了，要我和陈国和回去支援，我俩听说以后很高兴。

陈国和在电话里小声对赵生余说：
“弟兄，给留点儿饭。”

电话那边的老赵立马心知肚明。

我和陈国和早饭也不吃了，给冯大妈家省一点儿是一点，兴高采烈地往石头沟的山上赶。十公里山路一气儿跑到，头上热气腾腾，腹中饥肠辘辘。

关班长二人已经吃过了早饭。老赵为我俩备下的饭菜热在火炉上：满满一饭盆高粱米饭，半盆子猪肉熬白菜。二话不说，工作也免谈，狼吞加虎咽，两只饭盆就见了底。

关班长见我俩意犹未尽，说：
“先去干活儿，中午食堂里吃大米饭，和炊事班说说，给咱们多打一点儿。”

山洞拐弯的测量结束，我还陈国和又狠狠地吃了一顿，当天下午，便赶回老虎关村继续忍饥挨饿。

我们回到老虎关村的第二天，刘技术的两个妹妹到军营来看望他。准确地说，两个女子应该是刘技术员妻子慈欣的妹妹，刘技术员的俩小姨子。

二十多岁的叫慈彬，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刚刚分配在一个农场里养马。农场和干校是那几届大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去向，劳动锻炼的干活。

1988年，我在北京海关总署举办的关税学习班，与人教司司长陈淮安（女）聊天。她也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与慈斌是同学。陈淮安告诉 我，慈斌曾经在一家国际投资什么什么公司工作过。1988年之前就出国定居了。

十几岁那位，名字也是两个字，只记得她还是一个中学的在校生。俩人从小生活在大城市沈阳，性情活泼，衣着普通，却大方得体。慈彬休假期间带着妹妹来看望姐夫，探亲的意味淡淡，对军营的好奇心浓浓。

刘技术员请示领导后，把自己的两个小姨子也带到了老虎关村。说好听一点儿是让她们也接受一次阶级斗争的教育，说实在一点儿是为了更加充分地满足一下城市女孩子的好奇心。

“两忆三查”的重头戏是忆苦大会。解放军忆苦的是一个军官和一个士兵，说的内容大致相同：旧社会的时候自己的家里很穷，父亲给地主家做牛做马当长工，吃不饱饭还经常挨打挨骂。

忆苦的人事先书写了草稿，阅读稍一停顿，便有人带领着高呼口号：
“不忘阶级苦！牢记阶级仇！”
“打倒万恶的旧社会！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
“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贫下中农忆苦的有一个老汉。他在日本人统治东北时期，曾经被抓去当劳工，在一个煤矿里挖煤，受过很多苦，九死一生；

还有一个很矮很瘦的老太太，她从小没有父母，被亲戚和人贩子贩卖了四五次，最后被卖到了老虎关村。瘦小的老太太的遭遇让人同情，许多人都流出了眼泪。刘技术员的两个小姨子哭得最为伤心，眼睛都红红地了。

瘦小老太太的发言最后出现了纰漏。她苦难一生的轨迹并没有截止到一九四八年解放军攻克东北为止。她越说越伤心，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诉说：

“俺家里挨饿最厉害最厉害的那一年是吃过大食堂后的第二年啊，我的二小子就是那一年饿死的呀，我那可怜的儿啊！……”

有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有人意识到不对味，惊讶慌乱中领头喊口号者用高声呼喊救了场：

“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忆苦发言结束后，是军官士兵与老虎沟的贫下中农一起吃忆苦饭。有了前几天的饥饿垫底，忆苦饭就不再感觉十分难吃。谷糠麸皮干菜叶子加上少许玉米面做成的窝头，每人分得两个。有人大口地咀嚼并大口地咽下，用意无非是表示吃糠咽菜是咱祖传的本领，而且自己还依旧没有忘本。

我虽然出身于上中农家庭，先辈的肠胃大概也消化过此等食物。况且我童年时期，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时我们家的饭食，比旧社会的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谷糠、麸皮都是粮店里曾经占用粮食指标供应的品种，所以我完成忆苦任务的速度还算很快。

　　慈彬姐儿俩每人只拿了一个窝头，自然是吃得缓慢。咀嚼与下咽皆艰难，又不愿意让别人看出，大半个窝头藏匿于纤细的手掌里，薄薄的嘴唇紧紧地闭着，腮帮不停地蠕动。

有人小声嘟囔了一句：
“有点儿脑油味儿。”

其实我也品尝出窝头的异味来了，只是没有把下咽之物与头发的分泌物联系起来。一旦有人说破，便会想到窝头里的谷糠大概来自某位村民的枕头，肠胃里便涌出一阵恶心。

这里所说的谷糠，指的是谷子碾成米之后分离出来的皮屑。有的谷子，颗粒并没有成熟，也就是说，作为果实的小米粒没有发育饱满，农家一般管它叫作秕谷。碾压小米后把秕谷与小米与谷糠分离出来，小米是主要的收获物；米糠可用来饲养鸡鸭猪牛；秕谷则可以用来充填枕头。北方人都喜欢这种枕头，柔软，不返潮，极能迎合头颅的形状，舒适而且环保。

老虎关村土地里的出产很单一：高粱和玉米，根本不出产谷子。没有谷子，哪儿去弄谷糠？部队炊事班去老虎沟之前，事先也没有携带这稀罕物件。炊事班准备忆苦饭时找老虎沟的生产队长求援。定是生产队长急中生智，胡乱从哪家的枕头里寻找来一些秕谷捣碎了凑数。

按说秕谷虽然没有成熟，其中的营养也要比谷糠多上一些。只是秕谷在枕头里驻扎过后，陈旧尚且不说，脑油味道自然是难免的。

和解放军一起忆苦的村民，吃窝头的进度与解放军相差很远。许多人只是嘴好像是在工作，窝头却一直藏在手掌里。有的干脆就将窝头直接装进衣兜。

村民们的思想觉悟与表演能力自然无法和解放军官兵相比，或许他们早就知道用来蒸窝头的谷糠来自谁谁家的枕头，而那家素来都不甚讲究卫生，男人和女人的头发一年也洗涤不了几次。

煤矿农工冯海山

　　冯大爷的长子冯海山，那年三十三岁，身高有一米八五还要多，在县办二里沟煤矿当工人。说是工人，身份却是农民，挣的不是工资，是工分加少量的补助。哪个生产队派去煤矿几个劳动力，煤矿就把这些劳力的大部分工资划拨给了生产队，生产队给被派去的人记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年终分配。煤矿留下少部分工资，按照贡献大小，做为补助发给下煤窑的人。冯海山除去一年的全勤工分外，每个月还能拿到十几元的补贴，这样的收入比大多数的农村社员都高。

冯海山干活的二里沟煤矿，离老虎沟有四五公里。我曾经随车去那煤矿拉过煤。说是县办煤矿，实则是一简易的煤窑。一眼四百多米深两米多直径的斜井，井下的煤炭主要靠人工用镐用锹从石层中刨下来。刨下来的煤块全部靠背煤工们用筐从井下背到地面上来。

背煤工的装备是一大一小两只煤筐，一根一米高矮的T型手杖。矿井的两侧，各有一根两厘米粗细的钢缆，中间是一层又一层只能放下半只脚掌的小坑，供上下来往的煤工蹬踏。背煤工把两只煤筐装满，大约二百五十斤轻重，装狠一些，可达三百市斤。小筐挂在胸前，大筐背在身后。背煤工背着煤筐沿着矿井往上爬的时候，右手要抓紧钢缆，左手用手杖撑地，脚掌要踩准斜道上的小坑。中间需要休息，把T型手杖放于身后那只煤筐的下面，暂时支撑一下，喘口气，血液里补充一点儿氧气。背煤工干活的时候不论行进或休息，都是三点着地，有人便称他们是“三条腿的驴”。二里沟煤矿的背煤工劳动强度之大，条件之艰苦，环境之危险，几乎都是人类的极限。

冯海山就是二里沟煤矿的一名背煤工，一名最能干的背煤工。冯海山在二里沟煤矿很有名气。他的名气不仅是因为能干，不是仅仅因为他比别人从井下背上来的煤炭多，冯海山的名气是吃出来的。

二里沟煤矿煤工的身份是农民，国家的粮食系统不供粮食给他们。县里给他们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年五百斤毛粮。所谓的毛粮，就是未经加工过的玉米、谷子，没有碾成米的高粱。煤工们的劳动强度太大，五百斤毛粮根本不够吃，煤工们的意见很大，多次发生因为吃不饱饭拒绝下井的事件。

县革命委员会王副主任，（相当于王副县长），专程到二里沟煤矿来调查处理煤工们的口粮供给问题。当天上午，王副县长到达后先开会听取了煤矿负责人的汇报，计划下午再去井下现场，会议一直开到午饭时刻方才结束。那年代县长下基层也没有人招待吃饭.王副县长一行几人自行去煤矿的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就餐，顺便还可以考察一下煤工们的伙食。那天食堂里吃的是玉米窝头熬白菜，王副县长一斤粮票买了五个窝头，又买了一碗白菜，就自行吃了起来。

煤工们下井都是三班倒.那天，冯海山是白日班，午餐也在食堂里吃，坐的位置正好与王副县长挨着，他不知道旁边几个人是县里来的领导，还认为是哪里来买煤炭的客户。老冯也买了五个窝头，熬白菜舍不得买，佐餐的是从家里带去的一段咸萝卜。王县长一个窝头没有咽下，冯海山的五个窝头，眨眼间就都包了圆，只把王副县长吃了个眼花缭乱。

王副县长问冯海山：
“五个窝头你吃饱了吗？”
老冯说：
“凑凑乎乎吧！”
“你还能吃吗？”

周围几个正在啃窝头的煤工也都不知道问话者的身份，没等冯海山再回答，其中一个凑热闹的抢着说：
“五个窝头算什么，还不够老冯塞牙缝的。”

王副县长让随从又买来五个窝头，放到冯海山的碗里。老冯只当这个人是想和自己开开玩笑，便来者不拒,不紧不慢一口一口又把五个窝头一扫而光。

王副县长再问：
“你现在吃饱了吗？”

老冯还是那句话：
“凑凑乎乎吧！”

王副县长的随从又买来一斤窝头。冯海山与玩一样，再次都给消灭干净。

王副县长最初买的窝头自己只吃了两个.他把剩余的三个也给了冯海山，冯海山又毫不含糊地吃了下去，前后一共十八个窝头，只把王副县长吃得脑袋有些眩晕。

眩晕之后，脑袋里随即就有了清醒的决策。王副县长不再问老冯是否还能继续吃下去，他让人把煤矿的负责人叫来，直截了当地说：
“下午也不用再考察了，这件事我现在就拍板：每个工人每年的粮食指标增加二百，按七百斤毛粮供应。”

王副县长说完就开车拔锚回县里去了。增加口粮的喜讯传遍了整个煤矿，传遍了周围的山村。人们都知道七百斤的粮食指标是冯海山吃窝头吃出来的。冯海山成了不大不小的名人。

　　我们住在冯大爷家时和冯海山聊天，多次问及王副县长请他吃窝头的细节，冯海山不好意思地说：

“谁知道他是县里的王主任呀？”

然后就是嘿嘿嘿地笑个不停。

冯海山身高体壮，井下的活是那样地繁重，腹中经常处于饥饿状态，偶尔放纵一下肚皮，贫乏生活中的一朵浪花，一段小插曲。冯海山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因为饱吃了一顿窝头，竟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冯海山性情憨厚，不善言谈，三十多岁还没有谈成女朋友。有七姑八姨亲戚朋友给老冯介绍对象，但凡女方知道了十八个窝头的故事便都望而却步。粮食匮乏的年月，一个人的饭量大就是最最无法原谅的缺点，无法弥补的缺陷。

一提这事，冯大妈的气就不打一个地方来，多次破口大骂那些因为十八个窝头而误解儿子的女青年们，挨骂者还包括添油加醋传播吃窝头故事的人们。

为了给冯海山说亲，冯大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和一只烟台产的挂钟，都是那年月的名牌。崭新的缝纫机从来没有使用过。既是怕受潮，也是为了展览出效果，缝纫机就摆放在屋里最显眼的炕梢上；挂钟用透明的塑料纸包裹的严严实实，挂在墙的正中央，钟摆指针也都是停止状态。

冯大妈指着缝纫机和挂钟对我们说：
“结婚用的大件，我早就给准备好了，再买一辆新的自行车也行，可就是没有人来！”

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冯大爷坐在炕上闷头抽烟，脸色铁青铁青的。

在冯大爷、冯大妈眼里，大儿子冯海山既老实能干，又听话孝顺，还肯帮助别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儿子。我们几个住在老冯家的解放军官兵与冯海山相处了几天，也无不认为冯海山是个百里挑一的好男儿。

冯海山上下班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一有空闲，他就修理擦拭自己的坐骑。自行车虽旧，却一尘不染，两个轮子飞速转动没有一点儿杂音。自行车上的许多部件，都是冯海山自己加工改装过的。冯海山是一个勤快而且心灵手巧的人。

老虎沟村民晚上照明已经用上了电灯，电压很不稳。傍晚最需要电灯明亮的时候，电灯却如点燃的香烟，只有一丝儿红火。冯大爷家的电灯经过冯海山的改造，就能正常使用了。那时还没有稳压器一类的设备，冯海山串连安装了六个三十六瓦的小灯泡，傍晚电压最低的时候，小灯泡只开启三个。电压升高开启的灯泡就增多，下半夜用电的人少了，六个小灯泡就全部开启。冯海山对自己的发明很欣赏很得意，并帮助本村不少人家予以推广。这样的小发明，需要初中以上的物理知识。冯海山基本没有上过学，属于自学成才，刘技术员为此对冯海山赞赏有加。

我们在老冯家住宿吃饭的日子，冯海山不论什么时间上班，都不和我们一起吃饭。每顿饭冯大妈蒸煮的高粱米饭只有小小的一盆。到了吃饭的时候，饭都端到了桌子上，碰上冯海山在家，他都会借故走开。待我们吃过饭离开以后，再由冯海山回来打扫战场，剩得多，他就多吃；剩得少就少吃，没有剩饭，冯海山就饿一顿。

最初我们不知道是这样，每顿饭几乎没有剩余，着实地让那冯海山饿了几顿。我们知道真相后和冯大妈商量，要冯海山和我们一起就餐。冯大妈一百个不同意，她毫不掩饰地说：
“那哪行呀？这一盆子饭都不够他一个人吃的。”

我们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尽量少吃。每人往碗里盛半勺高粱米水饭，左手端起碗，用碗把嘴挡住，高粱米一粒一粒地送入嘴中，细嚼慢咽，装做吃个不停，想法多给冯海山剩留一些。冯大爷夫妇俩看到我们的吃相，明白了我们的用意，一个劲地说：
“解放军同志真好！解放军同志真好！”

我们五个军人的感受是：老冯这家人真好，冯海山这个同志真好。我们都为冯海山找不到女朋友而愤不平，尤其是刘技术员多次把那些女青年们当作思想落后不明事理不知好歹的典型来评判。

乌居栋和刘技术员开玩笑说：
“让你的一个小姨子留在老冯家怎样？”
刘技术员有些当真地回答：
“好的，我和她们说说看。”

刘技术员究竟和他的小姨子们说没有说，事后我没有考证。他没有说的可能性大；即便说了，也不过是开玩笑而已。

几天后，我们就离开了老虎关村。满打满算我们在老虎沟住了不到十天，和老冯家的交往，基本上属于萍水相逢系列。我一生萍水相逢的人也许有三千，也许有五千，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一直惦记这一家人，尤其惦记冯海山的亲事，惦念的程度超过了我对许多亲戚朋友的惦念。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难道象冯海山这样吃苦耐劳宽厚本分的男人，真地就能打一辈子光棍吗？

2006年秋天，为了了却心愿，我去了一次老虎关村。三十六年后的老虎关村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去老虎关的路平坦了一些。

冯海山已经六十九岁了，正如我担心的那样，老冯一直没有成家。冯大爷冯大妈早已去世。弟弟海泉结婚的时候，冯海山从北屋里搬了出来，在不远的路边用乱石垒了两间十几平方米的简易小屋。

推门走进冯海山的小屋，只见老冯正歪在小炕上听收音机。他自然不敢认我，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还记得当年住在你家的几个解放军吗？”
老冯频频点头说：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我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老冯有些激动：
“这么远，你还来看我。真是的，真是的……。”

打量他的屋内，桌子上放着一盆高粱米水饭，盆子好像还是当年冯大妈使用过的那个。我问老冯：
“现在你一顿还能吃这么一盆子饭吗？”
老冯笑着说：
“不能了，这一盆，差不多能吃两天吧。”
简陋的小屋里，最值钱的是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很明显，冯海山过得非常贫困。我问冯海山：
“现在还去下煤窑吗？”
“不去了，好几年了，我现在也干不了了。”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啊？”我估摸老冯享受不到工人的退休金。
“你看，我这条腿和眼都是工伤。县里很不错，每个月都发给我钱。”
我这才注意到老冯的左腿瘸得很厉害，左眼也完全失明了，
“能给你多少啊？”
“一百零八块，过年过节还有一点儿。”
“够花吗？”
“够了，反正就我一个人，够花。天气好时我再去拾点儿废品。很不错，够花。”

冯海山的小屋简陋破旧，院子很小，没有门，院里院外的界限是半截木桩。木桩上攀爬着一棵牵牛花。冯海山站在牵牛花旁边，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

我让冯海山陪我去他家的老房子看一看。老冯家的五间北屋已经非常破旧，只是院子原来的木门换了一付铁皮大门。老北屋现在的主人是冯海泉的儿子，当年那个翩翩少年冯海泉，五十岁的时候，骑摩托车出车祸撞到一棵大树上摔死了。院子的铁门紧闭，海泉的儿子儿媳都不在家，从缝隙望进去，院子里种着玉米和葱。

　　我没有问冯海山，但我完全能想象出来：朴实厚道的冯大爷，善良直率的冯大妈，两位老人撒手西去之际，望着尚未成家的儿子冯海山，一定是泪水流尽，死不瞑目啊。

2006年，69岁的煤矿农工冯海山，工伤，一只眼睛瞎了，一只腿瘸了。

这个农家院，就是班吉塔人民公社老虎关村村民冯海山家的旧宅。2006年我旧地重游的时候，冯海山的侄子住在这里。 院子里，门缝拍照。 乌居棟，蒙古族战友。照片是罗碧灵老领导提供给我的。 乌居栋与白德胜

经始班住在那平房期间，经常去我们宿舍玩的还有白德胜。白德胜是四连的一名班长。四连的营房与我们宿舍靠得近。
白德胜去找我们耍，是因为乌居栋，他和乌居栋是黑龙江杜尔伯特蒙古自治旗的老乡，且是关系非常密切的老乡。

白德胜是蒙古族，说话习惯用蒙古语，汉语都说不成完整的句子。他身矮体壮，皮肤白，体毛浓密，满脸青春美丽豆。四连近二百个士兵，白德胜最能干活。砌筑混凝土墙，四十公斤重的水泥预制砖，别人双臂搬一块还要用上腹部的肌肉。老白一支胳膊夹一块，在十几米高的跳板上行走如飞。因为能干，当兵第二年就担任了班长。管理全班士兵，说不畅顺汉语不要紧，带头干活儿就行。

乌居栋也是蒙古族。严格地说，他只能算是半个蒙古族。乌居栋的父亲是蒙族；母亲是汉族。他能听懂蒙古语，会说的也就十句八句，是一个几乎完全汉化了的蒙古族。

前面我已经说过，乌居栋脑袋很大。“头大心不闷”的乌居栋就聪明过人。他篮球打得也好，投篮用足腕力，很准，身体灵活，擅长假摔，能赚取很多罚球，假摔也需要聪明。

乌居栋入伍不久就担任了工程统计员。统计员名义上是经始班的人，因为工作分工不同，乌居栋一般不参与班里的日常测量作业，每半个月需要统计数字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进山洞的作业现场测量并记录施工的进度。后来，施工用的车辆多了，他兼任了全营的汽车调度，跟随我们进洞的次数就更少了。需要的统计数据直接由我们几个经始员替他完成测量。

经始班年年被评“四好”红红火火的时候，乌居栋参加经始班的政治学习，也参加经始班“五好战士”的评比，并连续三年榜上有名。后来“四好”“五好”都成为过时的风景，经始班的人也都污渍斑斑每况日下，乌居栋开始与经始班撇清疏远。编制还是经始班的人，人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了。至于后来接替乌居栋，担任统计员兼汽车调度的几位，干脆就都彻底脱离了经始班，成为工程助理技术员们的直属士兵了。

乌居栋一九五零年生人，与我同岁。他和赵生余同是一九六八年入伍。老赵担任经始班班长之前还是之后，乌居栋都是最爱和老赵开玩笑的人。只要俩人遇到一起，乌居栋就要开始挑逗老赵。老赵随和口纳；乌居栋机敏嘴利，多半是乌居栋进攻，赵生余防守。来自大城市鞍山年长的汉族老赵，硬是让来自草原农村年幼的蒙族乌居栋占去了许多嘴上的便宜。

乌居栋入党挺早，我还没有到经始班的时候，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不久，关于他将要被提拔成军官的消息就开始传播了，有时消息还很具体，具体到有关他提干的外调人员已经到达杜尔伯特了；某月某日他将要去医院参加体检了，等等。他还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件四个兜的军官上衣，穿着它拍照了相片。结果是只听到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到他退役离开部队，将要提干的消息依旧不绝于众人之耳。

对于经始班我们后来的几个士兵，乌居栋经常会摆一摆老兵的资格。纵观他与班内诸位战友的相处，他与我的关系最好。他是党员，关班长退役后，他担任了工程组经始班党小组的组长，是党组织距离我最近的人。他经常给我透露一些党内的秘密，秘密的细节细得不能再细。如：最近党支部准备要发展某某入党了；前天的支部会上，冯管理员为某某入党的事，与朱医生吵了起来。有时他的消息还会涉及营领导之间的关系；甚至团机关某些部门的人事变动。

　　乌居栋提供的消息，有的后来真地成为现实；有的则永无对证。他这些信息从哪儿得来的呢？几年下来，我逐渐学会了对他提供的信息进行甄别。毫无疑问，乌居栋是一个聪明机敏的人，他善于和人沟通，得到的信息比较多，传播的也多，传播的速度也快。但从他嘴里传出的内容，多是经过他思维后加工过了的混装品。

　　几位营首长几乎都欣赏乌居栋的聪明机敏，他的出身又没有问题，提拔军官是很有希望的，人事系统也真地考察过他。最终让首长们决定放弃的原因，或许就是他的高效打探，快速传播和过多的混装品。

白德胜空闲时找老乡乌居栋玩耍，乌居栋常领着老白到经始班的宿舍说话聊天。白德胜说汉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崩，说着说着就出来一连串的蒙古语。乌居栋在一旁赶忙给翻译成汉语。一来二去，白德胜就成了我的朋友，而且是十分密切的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老白非常地欣赏我。一天高兴，他非要认我做“老亲（发音qi n g )家”不可。东北说的“老亲家”，乃儿女亲家也。我还没有结婚，何来亲家之有？

因此我调侃说：
“我的丈母娘据说还没有找到男朋友。到哪辈子我才能和你结成亲家？”
白德胜无容置疑，说：
“我可以等啊！”

白德胜长我几岁，在家时就已结婚，妻子姓刘。老白的内弟刘成，也在四连当兵，汉族姓氏，也是蒙族，汉语说的比老白强不多少。乌居栋他仨交谈，蒙古话和汉语混合使用。

刘成个子也矮，脸上的美丽豆也挺丰富，默言，喜微笑，也经常跟乌居栋、老白一起到我们宿舍玩。老白一来，冲我老亲家老亲家地叫着，二十岁的我，平白无故地多了两个蒙古亲戚，真是民族团结的先进分子。

白德胜的妻子，刘成的二姐来部队探亲。白德胜带她到我们的宿舍串门。挺秀气的一个女子，只是皮肤黑一些，或许是大草原上晒的。

白德胜当着经始班的全体向她的妻子介绍我：
“唉！这是咱的老亲家呵！”

白妻刘姐就抿嘴笑个不停。在场的人都很愉悦，甚至叫好，只有我有些不知所措。如果有面镜子，我的脸一定不少红色。

乌居栋、白德胜和刘成都是一九七三年春节后退役的。回到杜尔伯特后，乌居栋娶了刘成的三姐为妻，与白德胜成为连襟。东北叫连桥。

三十年后的一天，我要通了杜尔伯特自治旗的电信查号台。查乌居栋，对方说没有登记。那就查白德胜。好的，电话号码记录下来。

要过去，一个年轻的男性声音，我问道：
“白德胜家吗？”
“是的，你是谁呀？”
“我是他的战友，山东的。老白在家吗？”
“我爸前年去世啦！”

老白那么壮的身体，五十岁就没了，出乎我的预料。
“什么病啊？”
“喝酒喝的，天天喝，劝不住！”
“你是他小子啊？”
“不，我是他姑爷。”

东北称呼女婿为姑爷。我想起当年老白与我“老亲家”的约定，思衬到：这是谁家的小子，顶了我儿子的位置？心中闷闷，夹杂着苦笑。为老白早逝发闷；为当年的笑话发笑。

年轻的男子在电话中问：
“你既是我爸的战友，一定认识刘成吧！”

我把电话给刘成要过去。刘成正在打麻将，听我自报家门，还能记起我来。他很高兴。我问乌居栋的消息，刘成说：
“也死啦，比老白晚一年。”
“什么病啊？”
“也是为喝酒。去年他家出了点事，心里闷，喝多了。”

穿肠的毒药夺去了乌居栋和白德胜的性命。呜呼！我的两位亲密战友！

　　顺便说说杜英豪。
　　
一九七零年底，六五年入伍来自河南扶沟、西华、太康的士兵们服役快六年了。他们中有很多人被提拔为军官，进步快的都成了连级副连级领导。一些没有被提拔者便有些不太安心。尤其是工作能力比较强，担任过几年班长，本来有机会成为军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错失良机的，这时就开始闹情绪了。排长连长副连长们多是他们的老乡，资历本事与之相仿，他们这一闹，就不好领导指挥他们了。

整个工地有工程一营五六百军人加上一千多民兵在紧张地施工。施工现场有许多具体的事情要有人做。营首长决定从连队抽调几个前面提到的老资格班长到营部工程组协助工作。具体任务就是满工地巡逻，发现问题后汇报给工程组和营首长处理。职责相当于当今官场的巡视员调研员一类。这样的闲差，说它重要就重要，说它不重要的确无足轻重。抽调这些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连队领导的负担麻烦。

杜英豪就是这时从四连抽调到营部的。和他同时到位的还有一连的游天祥，四连的魏福海。三个人都代理过排长，且都错过了转成正式军官的机会。

杜英豪是一九六九年二三月去山东临清接新兵的人之一。随后他在我们新兵连任二排长。新兵训练时，把我从人堆里拉出来向唐云普副团长展示的就是他。我与他有渊源，算是老熟人。
我们新兵训练结束后，杜英豪回四连代理排长。他算是六五年河南兵里代理排长比较早的一位。随后他很长时间外出执行任务，去某城市的中学军训；去团机关帮忙，却一直没有成为正式的军官。

杜英豪到营部后经常和我们经始班一起钻山洞去工地。下了班有事没事就到我们的宿舍聊天。他很健谈，愿意和我们谈他的过去。说起来老杜的家在河南扶沟，其实他家里没有一个亲人。老杜是一个孤儿，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在村里是吃百家饭长大。他十多岁就随老乡从河南去陕西新疆逃荒当盲流，遭过很多难，挨人打受人骗吃过很多苦。说到这些，老杜两眼就会哗哗地涌出热泪，湿透了手绢和衣襟。

和多数当过流浪儿童的人不同，杜英豪非常勤快，干活做事干脆利索。他心灵手巧，会做饭会缝被子补衣服，针线活比女人还细作。他还非常讲究卫生，衣着比所有的战友都整洁，尤其是衬衣，领子袖口没有一丝儿污渍。他的文化不高，钢笔字却写得很好，文笔也畅顺。他的智商情商都很高，说话风趣幽默，善于表达，清楚什么人爱听什么话，能够和各种性格的人相处。与老杜交往那一段时间，我从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老杜从小有人生没人养，没长辈管教指导，却具备了这么优良的习性。看来人的素质多是天然生成，与后来的生活环境教育培养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传说杜英豪在某城市的中学军训期间，认识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学生。这个女学生还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

我问老杜。老杜喜形于色地告诉我确有其事，说：
“是真的！的确漂亮。”

瞬间他的神情凝重了许多，自言自语似的说：
“人家太年轻。俺家在河南农村。”然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忽然，他的话题一转，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给你介绍介绍怎样？你们俩很般配，真的，准能成。”

这样的话题，那时那刻我们俩只能哈哈一笑。

杜英豪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张唱片，是豫剧《朝阳沟》，估计也应该是当年在街亭步兵学校时的战利品。接下来的日子，老杜纠集了魏福海、游天祥几个河南老兵，躲在广播室里用留声机听《朝阳沟》。听得兴起，河南兵们就都手舞足蹈随着唱片，吼上一段拴宝娘或银环娘的唱段。一天，大概是掰错了开关或忘了切断某个线路，留声机里的豫剧唱腔通过一个个大高音喇叭传遍了整个石头沟。山沟里的军人和民兵都撂下了手中的活计，倾耳聆听美妙无比的豫剧旋律。广播员陈国和和广播室里听豫剧的河南老乡们都没有察觉。直到王教导员气冲冲地推开广播室的门，各位才从梦中清醒过来。后果是陈老兄挨了一顿批评，《朝阳沟》唱片被教导员没收。

老兵退役复原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老杜几个谈论最多的是退役后的去向。河南扶沟一带的黄泛区，老兵是都不愿意的。经始班的关班长也面临这样的选择。
退役的老兵名单公布后传来一个好消息：某个兵工厂来我们一营招收工人。河南老兵们的军龄最长，自是首当其冲。竞争的结果杜英豪、魏福海、游天祥几个都如愿以偿，我们的关班长落选。是否又是“上中农”作祟？我没有核实考证。我只记得那些老兵离开军营前几天，关班长经常一个人呆坐着。杜英豪则很活跃，哭时鼻涕一把泪一把，笑时张开嘴哈哈有声。遇到营首长还会做一个鬼脸。临上汽车前一再拍着我的肩膀要我去看他。
杜英豪几个去的兵工厂在沈阳苏家屯，通信地址是苏家屯七零零二厂。老杜去那儿后第一个工作是采购员，算得上是人尽其用。物资紧缺的年代，即便是兵工厂的采购员也需要能说会道善于沟通才行，采购员的角色正好能发挥老杜的特长。期间老杜找到了对象并结了婚。杜嫂也是那兵工厂的工人，听说人不仅长得漂亮，性格也开朗。我听到老杜结婚后的联想是：这女人可算有福气，家务活肯定老杜一人就全包了。
杜英豪干了一年多的采购员就不干了。原因是常年在外跑采购，收入不高还要往里搭钱，经济上划不来。老杜要求去车间干活儿。到车间干活的第一天就发生了事故，一粒铁屑崩进了他的眼球里。大概因为七零零二是兵工厂的原因，老杜住进了沈阳军区总医院治疗眼睛。
他住院期间，我和李靖正好出差去沈阳。他躺在医院洁净的病房里绘声绘色地向我们俩叙说他治疗的过程：受伤的眼球被手术刀从一侧切开，把眼球翻出眼帘之外，启动一吸力强大的电磁铁，那崩进眼球内的铁屑就被从隐藏处吸了出来，然后再把眼球复位缝合。说的如此瘆人，他却十分轻松。最后他告诉我们，眼球内的伤口愈合后，也会留下疤痕，表现在视网膜上会是一个黑点，黑点的大小取决于伤口愈合吸收的程度。
那是我和杜英豪见的最后一面。后来又通过三两封信便中断了。前年听安家于沈阳的战友说老杜已因病去世了。
　　想念他，写此文。

我们一营的教导员王绍武，（1934--2010）。他没收了豫剧《朝阳沟》唱片。 大青山工地入口处的哨兵。蓝色的汽车是我在班吉塔雇佣的出租车。

我受赵班长的派遣，带领卞九宽、郭景文两位战友和吴岐春、侯申明两位民兵，从1971年春天到1972年底，驻扎在大青山沟，民兵营部旁边的一顶帐篷里。

下面是发生在大青山沟里的故事：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我回泉水沟去参加政治学习。学习结束后，营部党支部副书记管理员冯水央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里。冯管理员告诉我，我的《入党申请书》在营党委会上没有通过。冯管理员说他没资格参加营党委会，否决的原因他不清楚。

第二次再遭闭门羹，我的感受和头一次大不一样，心里有一种被欺骗被欺负的疼痛。和我同年入伍的六九年兵，绝大部分都入了党，被提拔为军官的也不少了。我干得不比他们差，付出的比哪个都多，做出的贡献能顶他们俩甚至仨。我整天工作在营首长的眼皮子底下，我的表现究竟怎样，你们都很清楚。凭什么六七十分甚至四五十分成绩的都发给了毕业证书，我八九十分的优良成绩却被打入了冷宫？难道就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上中农，外祖父家是地主吗？凭着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就可以这么歧视我，欺负我，耍弄我吗？我父亲参加工作第三年就入了党，到我这里怎么就不行了呢？掌握阶级政策的标准差别这么大，难道还有第二个共产党吗？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气愤也好，不满也好，我只能强压怒火不能发作。因为我知道发作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使我更被动。

一起去参加政治学习的老卞、小郭当天下午没有回青山沟子，我一个人跌跌撞撞往回走，脑袋里模模糊糊。“上中农”与“地主”的问题早已摆到了桌面上，党组织已经考验过我了，实在找不出自己被再次出局的原因和理由。我心里很清楚：入党的最后一道关隘前再被打回原处意为着什么。我基本上没有翻盘的可能了。我现在的处境好像是一个黑乎乎的深渊中，身体还在下沉。我想要好好清理一下思路。

第二天是元旦，卞九宽图热闹留在了泉水沟过节。郭景文回到青山沟子后，瞅我的眼神有些变化。几乎可以肯定他已经知道了我昨天的遭遇，他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卫生员叶思龙和郭老兄都还不知道我的噩耗。这时候不告诉或晚告诉两个至交或许更好。

元旦那天的主要活动是中午的会餐。整个上午，帐篷上面的伙房里一片菜刀剁案板与铁勺碰炒锅的声音。还没到吃午饭的时候，人已开始往餐厅汇集。我拾级而上，朝餐厅走去。心里突然有一种想喝酒甚至想喝醉的冲动。

往常节日和经始班的战友们会餐，解放军营部的食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个餐桌只提供给一瓶白酒，八个人或十个人分享，想多喝也没有。在民兵营部聚会情况就不一样了。餐桌旁早已摆下了许多“雪花”牌啤酒和“凌川”牌白酒。人人都摩拳擦掌，大有一醉方休的架势。

会餐开始，顾教导员举起一杯白酒就表示要拥军，然后一饮而尽。我们几个士兵，自然要用一致的行为表示“爱民”。有来有往，三五个回合后便有人酒力不支。顾教导员被小通讯员搀回宿舍去休息了。我的感觉是浑身发热，摘掉了帽子脑袋上还是冒汗。昨天的气恼和郁闷再次喷涌，只想用双拳敲击着桌子，高声把自己的委屈哭喊出来。我的脑袋还没有糊涂，还能控制住自己的喉咙，委屈和哭喊都随着白酒食物咽进了肚里。俗话说：“苦酒闷茶不自在的烟，”苦闷的心情助长了喝酒的冲动，我很想用醉酒的方式进入一个忘掉自我的世界。

依然留在餐厅里的人们多数都改换成了啤酒。我也端起身前的啤酒杯慢慢地吞咽。民兵营身体魁梧的李副营长喝了几杯啤酒后，走到我的对面，非要再和我碰一杯白酒不可。有人递给他一小杯白酒，他接过来把它倒进一个大大的空啤酒杯里，然后指着白酒瓶子说：

“来！给我满上！”

我手中的啤酒杯也有人给斟满了白酒。

我和李副营长隔着餐桌面对面站立着。李副营长说：

“小臧同志，你辛苦啦！”

我说：

“李副营长，您辛苦！”

我俩一齐把大杯的白酒端起来，举过了头顶，同喊一声：

“干！”

两只杯子碰到一起，我俩的动作整齐划一，仰头张嘴伸脖子，把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餐厅里再次进入喝酒的高潮。

郭老兄见我白酒喝得太多，赶忙给我的杯子里换成了啤酒。我端起来喝的时候，发现啤酒里又有人给掺进了很多白酒。半醉状态中很容易进入别人的埋伏圈。问题是我意识到自己进入了圈套却毅然不顾。把杯中的啤酒掺白酒喝完后，我就完全失去了意识。接下来我又喝了多少，喝的是啤酒还是白酒，喝完酒还发生了什么，我是怎么回到帐篷里去的，怎么躺到自己的床铺上去的，所有的一切，我就一概都不知道了。

二十多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明亮的太阳挂在空中。我的头很疼很疼，四肢无力。 我打算走到帐篷外边去，腿脚不听使唤，身子晃来晃去只想摔跟头。

郭老兄一直守在我的身边，我酒醒之后，他和其它的弟兄们都松了一口气。

吴岐春说：昨天我呕吐了一塌糊涂，都是郭老兄帮我清扫洗涤擦拭的；

郭老兄说：老乡叶思龙怕我昏迷中心脏发生问题，给我注射了一支强心针；

侯申明告诉我：昨天李副营长也喝醉了。整个下午，李副营长都在山坡上奔跑，一边跑一边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国际歌》的第一段歌词。民兵营的人都知道，李副营长只会唱第一句，而且老跑调。据说，李副营长在山坡上唱《国际歌》的时候，有几个民兵一直跟在他身后和他一起唱，是也喝醉了还是李副营长的知己保镖，那就不清楚了。

林彪事件之后，毛主席大病一场，巨人的身体垮了下来。病稍愈，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唱好三首革命歌曲的号召。三首革命歌曲包括《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东方红》。毛主席还曾亲自指挥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人们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想以这种小朋友过家家的方式收拢人心，收拾残局。

过后审视，此举收效甚微，反倒让人对曾经英明无比的毛主席有一种英雄不再，江郎才尽的感觉。毛主席指令的三首革命歌曲，我全都会唱，但毛主席已经再也收拢不了我的心了。我不再是他的忠诚战士了。我开始怀疑他说的很多话，开始怀疑他的学说，尤其是他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1972年元旦，我喝醉酒后，郭老兄（右）帮我擦拭了污物；临清老乡叶思龙，给我打了强心针。

水泉沟我们营部的平房位置，建成的小洋楼。后面的这座山头是我非常熟悉的。我曾经无数次爬到山顶上，晒太阳，全部裸体晒太阳，撒尿，拉屎，思考人生。

营房前后的两座山包


---第三份和第四份入党志愿书

一九七二年秋，青山沟的工程还没有完，配合我们施工的民兵就全部撤出了。军事建设局部上的调整，一般都和大背景有关。或许是因为中苏关系缓和；或许是因为林彪事件而焦头烂额的军队高层，已经没有精力关注这等琐事；或许是经济滑坡军费需要减缩。这些大事件与我这样一个普通士兵既无关又有关。

我告别了吴岐春、侯申明两个民兵好兄弟，告别了李副营长，告别了白发苍苍的顾教导员，告别了十四岁就做过新郎官的王胖子和“阎婆惜”，从青山沟回到了泉水沟的营区。

这时，我们经始班的人数达到鼎盛，总共有九个士兵：赵生余班长，杨玉霞、陆逊、李靖、张锁柱、朱文芝、郭景文、卞九宽和我。虽然溃不成军满是疮痍，却也人多势众。不久，陆逊去了团保卫股；张锁柱改行做了营部的给养员，经始班还剩下七员大将。


1972年末。经始班的7员大将。

时间过得真快，我们一九六九年入伍的士兵服役都快四年了。营部和我同时入伍的战友，来自山东临清和吉林东丰两个地域的士兵共有二十多个。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只有我们一、两个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直关心我入党的党支部各位领导第三次准许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当我拿着已经填写了大部分内容的《入党志愿书》找到赵班长，要求他在“入党介绍人”栏目填写介绍人意见时，赵班长一口回绝。他的理由是：我已经当过你两次介绍人了，都他妈的白忙活了，这次你老弟另请高明吧。

我去找党小组长乌居栋。乌居栋问我，另一位入党介绍人是谁。我把赵班长说的话如实告诉了乌组长。没想到乌组长说：我也赞成老赵的意见，你的这个介绍人我俩都胜任不了，你去找别的人吧。

我只好另选了技术员丛高杰和我们班的党员士兵陆逊作为我的两位介绍人。没想到，这样一个细节却让我再次马失前蹄。在营部全体党员大会上，有一名党员对两个介绍人的资格提出质疑，理由是他们俩到营部工作的时间太短，虽然和我在一个班或一个党小组工作生活，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被介绍人的思想状况，工作表现和政治态度了解清楚。提出异议的是营部书记官邹东方，附和他观点的是医助赵大祥。

邹东方和赵医助的说辞一点儿也不差。陆逊到一营经始班的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丛高杰工程学院毕业后就任技术员才十几天。

主持党员大会的副书记冯管理员说：
“也是咧，老赵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啦，还是由你们班长当介绍人最合适哩。”

于是，党员大会中断，待我换过介绍人后再另找时间开会。

我填写的第三份《入党志愿书》作废后赵班长不再推辞。他在我的第四份《入党志愿书》上填写了介绍人的意见。第二位介绍人我选择的是经始班的另一个党员张锁柱，他到经始班工作一年多了。

营部党员大会再次召开，我的第四份《入党志愿书》顺利通过。按说我入党的事已经拖延到如此地步，接下来应该不会再出什么问题了。等待我的却不是捷报而是噩耗，在不久后召开的营党委会上，我再次没有通过最后一道关隘的政治审查。

“党表”第三次被枪毙的消息，我不是从正式的渠道得知的。官方----参加营党委会的营首长或营部党支部里的人，没有人找我谈话，更没有人告知我被判死刑的理由和过程。

党小组长乌居栋虽然拒绝第三次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他却对我的再次失败表示非常同情。据他的“小道消息”报道：营党委的会议上审查我的时候，参加会议的七八个营首长和连领导，没有一个人发言表态。僵持冷场了好一会儿，主持会议的王教导员说了一句：那就再放一放吧。

我认为，乌居栋战友这次得来的情报，可信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乌居栋的“小道消息”之后是“评论员文章”，他非常感慨地评论道：关键时刻没有一个真正为你使劲的人。蒙古老乡的评论一箭中的。

我需要一个人好好地思考一番。不去山洞干活的时间，我就拿一件棉工作服去营房附近的山包上去思考。秋日的气温还很暖和，棉工作服不是穿在身上御寒，而是铺在山坡的青草石头上。斜躺着思考更能集中精力。

营房的北面和南面都有一座山包。两座山包的高度几乎一样，连形状都有些相似。选哪座山包去完成我的“思考”呢？那就用一枚五分的硬币来决定吧。国徽朝上去北面的；“伍分”则去南面那座。

两座山包我攀登上去或许有十一二次，或许有十四五次。南北两座被我选中的次数基本相等，符合硬币选择方式概率各为百分之五十的原理。

两座山包的垂直高度都差不多有六七十米。没有爬山的路，好在不算陡峭，如散步一般就可到达山顶。山顶上既没有突兀也不甚平坦，正适宜倾斜着身子或躺卧或坐靠，煞是一片自由天地。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日子，还可以看到有鸟儿在空中盘桓，它们的翅膀更能激起我自由的想象空间。

其实我思考的空间很有限。我那时不知道党组织一九七零年和一九七一年对我两次政审调件的内容。甚至都不知道《一九七一年调2号》的存在。我再三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是家庭出身是上中农；二是外祖父家是地主；三是曾经隐瞒篡改过自己的家庭成分。

这三个污点，别人的身上溅上一个就会非常被动，而我却荣幸地全都披在了身上。三块大号疮疤，使我成为工程一营政治上最不可靠的士兵，也成为一名最需要反复锻炼考验的另类。虽然我是多么地努力工作，多么地严格要求自己；虽然我和营领导营部领导的关系都还不错；虽然我担任营部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好多年了；虽然我和同志们的团结也没有问题；虽然团支部和党员小组多次向党支部推荐我。这些正数，加上前面三块疮疤的大负数，得出来的还是一个不小的负数。我在这个负数面前，垂头丧气，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我躺在山包上仰望蓝天,白云苍狗变幻了又变换。想家的时候，我就朝西南方向遥望。很远很远华北大平原上的临清，家里的两个弟弟是否又长高了？殷切盼望我早日入党的父亲，大概还在一日复一日地等候我的喜讯。父亲的期望并不高，我只有加入了共产党，退役复员后才能安排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人生才算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开端。哪有服役四年还入不了党的士兵？

因为父亲殷切，母亲也变得殷切了。她现在最关心我的已经不是安全不是婚姻，而也是“早日加入组织”的问题了。我如果就这么光着板回家，父亲母亲一定非常失望。

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朝北方和东方遥望，翻越一座座高山和不高的山，就是东北的原始森林。那里有老虎有黑熊有梅花鹿还有狍子；有人参有蘑菇猴头还有大马哈鱼。干脆我不入他娘的什么党了，没脸回临清的家我就不回家了，去那没有人烟的大森林里当一个没有人关注，也不需要非得加入什么组织的猎人渔民兼采参人，倒也自由自在。我身体强壮，我吃苦耐劳，环境再苦，还能苦过我们挖山洞的大兵？

思考可以使人理智，却也可以使人更加苦闷，我排解苦闷的方法有很多种。我曾经痛痛快快地哭过一次，泪水把一个手帕都湿了个透；我还高嗓门地呼喊过，声音可能传播得很远，却无法传到低下处的营房里去。也许营房里的战友有人能听到一些声音，但他们绝不会想到声音来自山包之上，高声呼喊的是我这个落魄悲观的人。

我还尝试着想唱一首或几首歌曲。唱了几句，自己听着都难受，反而更加重了苦闷。

更有效的排解是把自己脱成裸体或半裸体，让阳光直接晒着我的屁股和生殖器。

如果能顺势来一次畅快的大便和小便，心情就会更加好上一些。

有时屎尿的臭味会朝营房的方向飘扬，让那些阻拦我入党的人，给我使绊子的人闻一闻臭屎的臆想，会给我带来一丝儿快感。

在山包上大便后，瞬时就会招来几只苍蝇。带翅膀的小精灵使我变得警惕起来。即使一个人在山包上独处，周围也有紧盯着自己的眼睛。人在做，天在看，一点儿也不假。

上过几次山包后，我决定先找张副营长谈一谈。他肯定参加过审查我入党的营党委会，能透露一点儿信息也算是我的收获哦。一天，我俩下了几盘象棋后，我开启了有关的话题。张副营长虽然刚刚赢了我一盘棋，给我的话却还是不痛不痒的一句：
“小臧，你也不用打听，该给你解决的时候一定解决。”

我知道张副营长在党委会上的角色很不给力。我打算直接找党委书记王绍武教导员。去见王教导员之前，我内心反复准备了谈话的腹稿。去教导员办公室不到五十米的路上还鼓励了自己一番。通信班的战友指指一扇门，告诉我教导员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我走到那扇门前突然感到非常胆怯。

我认为王教导员一定会再次和我谈接受组织考验的问题。找领导去谈个人的问题本身不就是一种不能接受考验的表现吗？莫名其妙的胆怯驱使找我从教导员办公室门前退了回来。退回来后我沮丧的心情上又加上了三分气恼。我为自己的无能与软弱而气恼。

去见王教导员的计划制定了三次或四次，经历了几次失败后我终于见到了教导员。王教导员和蔼可亲，问了几句关于工作的话，便握住了我的右手。我们俩坐的椅子离得很近。

王教导员紧握我的双手细声满气地对我说：
“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你呢，要正确对待。好好工作，党的大门会向你敞开的。”

接着就又一次和我谈了一遍当年他入党时，党组织是如何考验他的。其中手握钢钎打眼爆破，用篮子大筐从山洞里往外挑石头的情节，一年多以前他曾经给我至少讲过两次。

找王教导员谈过话以后，我一点儿都没有轻松的感觉。不得要领的沟通，再次使我有一种撞到了橡皮墙上的感觉。很象一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争取加入红卫兵组织时受挫的感觉一样。

这时，我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国务院下达了文件，明年大学招收学生要采取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招收的人数也要增加。希望我做好准备，如果春节后能够退役的话，就争取参加明年夏季的入学考试。父亲在信中没有问我入党的事。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决定调转船头，准备回家参加一九七三年的大学招生。

和好朋友郭振忠商量，正中郭老兄的下怀。他虽然早已经入党，担任了器材组（班）的班长，家庭成分又好，提干的希望很大。和我们经始班不一样，他们器材组士兵互相间挤兑内耗很激烈，郭老兄对此很厌倦。我们俩约定，不管它三七二十一，争取回家参加明年的大学招考。我们俩都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很自信。有了新的目标，我的心里轻松了不少。

李靖同志好像在我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争取早日退役的目标。有杨玉霞和我这两块大石头拦阻在他的前面。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军营里，入伍晚的士兵要想超越同样岗位上比自己资格老的战友，需要下上三倍五倍的功夫。李靖不想出这么多的气力。他和小马同志的恋爱关系已经确立；他复原回哈尔滨肯定能换一个比入伍前更好的工作，何必还在这深山里山洞里拼死拼活呢？

李靖告诉我，党支部副书记朱医生曾经找他谈过话。或许是因为李靖的家庭出身非常好；或许是朱医生想布局我们的赵班长春节后退役走了，他要培养李靖来当经始班的班长。虽然培养经始班班长的事情，与他医生的职责，风马牛不想干，但朱医生还是伸长了手，代表组织找李靖谈了一次话。一大番鼓励之后，党支部的朱副书记，自然还要指出下属的所谓思想问题。朱副书记要求李靖今后要注意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注意克服自己城市兵的优越感。

李靖则不软不硬地回怼朱副书记，说：

“我不认为那是缺点！”

一下子把朱副书记怼了个没有脾气。

我和李靖一拍即合。那一年的冬季，我们俩过得很舒服，很滋润。李靖去商店买来几袋炒面，每天晚上，我们俩每人沏一碗炒面喝。炒面沏好后，满屋子飘香，我们俩谁都不让一让。李靖还大声嚷嚷：
“‘半截子革命者’喝炒面，没有‘长期革命者’的份。”

实际上赵班长即将退役早已板上钉钉了。赵班长也应该属于“半截子革命者”，李靖之所以造出这样的声势，其实是在发泄一种对经始班现状的不满，抱怨经始班的弟兄们遭受的不公正。

那一年，一连和营部都饲养了一群母鸡，是散养不是圈养。冬季，正是母鸡开始产蛋的季节。有不遵守纪律的擅自行动的母鸡私下选择山坡上背静的地方产蛋。它们的散漫违纪行为，被我侦察到了。于是，我回报李靖沏炒面的礼物，是水泼鸡蛋花，而且是绝对环保绝对新鲜的鸡蛋。

一天，我的裤兜里藏了几个鸡蛋。走在路上，正遇到卫生所的林医助抱着很多东西走过。突然，有一只盒子掉到了地上。林医助示意我帮忙。我弯腰帮他捡起了盒子。虽然我尽量地控制着我的身体，裤兜还是发出来喀嚓的声音。鸡蛋碎在裤兜里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大凡临近年末，总有一些即将退役的士兵开始松懈，甚至放纵，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大家管这叫做“闹复员”。军官们对此一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士兵们的要求若能满足，也都尽量地予以满足。我和李靖，还有郭老兄算是都加入了“闹复员”的行列。但我们只是稍微松懈，还没有到“闹”的程度。

一九七三年春节过后，李靖和郭老兄如愿以偿，退役回家去了。我的结局是继续留队服役。我“闹复员”失败的原因很多，最关键的还是不能真正拉下脸来。我根子里是一个本分的人。

加入我拉下脸来，不干别的，只要尿上一星期的床，让经始班的宿舍里充满了尿骚的气味。领导们肯定会紧赶慢赶地把我送走。哎！我真地不是一个狠角色。

郭老兄如期回到临清，当年夏天，他以优异的成绩加上生产大队和公社里的推荐，成功地进入一所很好的986大学。

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文化程度最好的一届。也就是那一年的招生，辽宁出现一鸣惊人的“白卷学生”张铁生。

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来形容我的大学情结十分恰当。一九七三年是我第一次与大学失之交臂。

没有办法，我只能继续安心在军队里服役。接下来又发生了很多很奇特的故事，悲剧喜剧还都要继续演下去。

水泉沟，营部宿舍前的篮球场。1972年春天。

后中是二营经始班的王班长，临清老乡，八岔路中学高中生。李德贵提拔成技术员，调一营营部之前，是二营经始班的副班长。

后右是吴岐春，如今还在我们经始班的群里。

前左，郭景文，1971年辽宁凌源兵，已经病故；

前排中，也是二营经始班的士兵，姓名我忘记了，71年兵，郭景文的凌源老乡。

前右，侯申明，内蒙，翁牛特旗，花加拉嘎乡人。

后排：金铁林，臧宝兴，通信班的小王，1970年黑龙江的兵；

前排：大朱、张锁柱（老闷）。

1973年8月10日，同一个位置，臧宝兴，孔令超，杨玉霞，盖文库（1969年，吉林兵，饲养员），卫生员小王，高个，黑龙江1970年兵。

好 兵 陆 颂 阳

　　负责全营施工业务的主管，工程助理黄玉奇和技术员刘隆超先后调离了一营。施工规模的扩大，施工人员的增多，工程一营需要人数更多，技术水平更高的负责工程管理的军官。
按照那时的军规，这些军官都要从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技术知识的士兵里提拔。我们经始班熟悉工程业务而又服役年限比较多的士兵应该是最具备提拔条件的人选。

前面说过，一九六五年入伍的关班长家庭出身上中农；一九六八年入伍的赵班长政审调件污渍斑斑。他们两个，在营领导的眼里早就被淘汰出局。一九六九年入伍的杨玉霞和我，还在为争取入党的路途上跋涉。没有办法，营领导只好扩大选拔的范围，从其它相对比较接近施工技术岗位的士兵中，提拔从事工程管理的军官。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四年，先后有七位士兵被提拔为工程一营的工程助理员（连级）或工程技术员（排级），他们是：

王长法，一九六五年入伍，河南扶沟县人，关纯立班长的老乡，四连木工班班长。他担任技术员一年后，被提拔为工程助理员；

罗碧灵，一九六六年入伍，四川巴中人，机械连木工班班长，被提拔为工程技术员；

曹福英，一九六八年入伍，黑龙江杜尔伯特人，一连风钻班班长，被提拔为工程技术员；

丛高杰，一九六九年入伍，来自山东临清，我的同学，一连的班长，被选拔去西安某工程学院学习两年，毕业后回一营任职。他应该是被提拔为技术员的七个人里最具备工程专业知识的；

王玉忠，一九六九年入伍，吉林东丰人，乌居栋之后任统计员兼汽车调度，被提拔为工程技术员；

李德贵，一九六九年入伍，吉林东丰人，二营经始班士兵，被提拔到一营任技术员一年后接替王长发担任工程助理员；

侯聪远，一九七一年入伍，本溪知青，王玉忠之后任统计员兼汽车调度，被提拔为工程技术员；

这些被提拔的军官，除我的同学丛高杰外，文化程度最高者只有初中，且多是连农村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初中。有的连工程图纸都看不懂，负责整个工地的技术工作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有权决定提拔士兵为军官的决策人王教导员和徐营长，何曾不想为自己配备几个业务上得力的部下助手？自己眼皮子底下经始班的技术骨干若能提拔，还用得着去二营经始班求援？无奈在政治条件优先的年代，只能如此这般。

我们经始班一帮弟兄比别人多念了几年书，从军服役，谁不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好的前程？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年又一年，得到的却是无休止的歧视和压制。

有时技术员们拿着施工图纸去我们经始班询问，其实是变相请教一些疑难问题。赵班长、杨玉霞和李靖往往都会没好气地给上一句：

“你个大技术员还用来问俺们这些小兵啊？”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外行领导内行；没学问的，学问低的指导学问高的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经始班几个士兵的遭遇，放到大时代的背景下很正常。

一九七二年，我们经始班的士兵中也有一个人被提拔成了军官。不过这位新提拔的军官，没有担任一营的工程技术员，他就任的职务是团保卫股的干事，正排级。

我们班的这个战友叫陆颂阳。陆颂阳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陆颂阳的不普通来自他的家庭背景。陆颂阳的母亲是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卫生部副部长兼军区总医院的院长，副师级。

据说她是全军区职务最高的女兵。陆颂阳的父亲级别也不低。在我们工程团有一个传说，说是陆颂阳的母亲在新四军某连担任卫生员的时候，我们团的刘团长任这个连队的通讯员。陆母与刘团长有几十年的战斗情谊了，你说关系铁不铁？

陆颂阳一九六九年入伍，在长春附近的第十六军炮团侦察排当战士，一九七二年春调到我们经始班来，来之前已经入党。

插一句：和陆颂阳战友一同1969年从丹东入伍，到16军炮团当兵的还有一个叫范长龙的，1946年出生，丹东二中高中三年级毕业。最后的职务是军委副主席。

一个士兵跨越兵种，跨越军级的建制调动是不符合军规的。林彪事件以后，各级军官思想混乱了一阵子后，都务实了很多。互相关照安排好子女的前程，比什么都务实。

团首长为什么指名把陆颂阳同志调到我们班呢？大概是因为陆战友在十六军炮团做侦察兵的时候，曾经操作使用过三角仪、平板仪，和经始班使用的经纬仪、水准仪有些相似。

陆颂阳到我们经始班后，几位营首长先后给赵班长打招呼：一定要重点保护陆逊同志的安全。

这样的指令或是直接出自团首长之口，营长副营长教导员副教导员们只是传达；也可能就是营里的军官们怕陆颂阳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无法向上级领导交代。

经始班去山洞里测量，人身伤害的主要危险是被坠落的石块砸伤砸死。

赵班长私下里多次和弟兄们议论如何贯彻执行营首长们的这项指令。我们几个从工作中积累的常识出发，都认为谁也无法提前知道洞顶上的哪一块石头会坠落下来。保障人身安全的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不进山洞或少进山洞。赵班长撇撇嘴，认可了我们的提议。

大凡是需要进山洞测量的活儿，赵班长一般就不安排给陆颂阳，尽量安排他多去参加一些不进山洞的工作，诸如参加政治学习，打扫卫生，去炊事班帮厨什么什么的。

有时陆颂阳看到大家换工作服拿测量器具，便主动跟随着朝山洞里走。赵班长实在也说不出不让他去的理由，就只好听之任之。

赵班长还和我们讨论过如果在山洞里工作时，假如有石头突然坠落，我们几个是否可以扑到陆颂阳同志的身上去掩护他。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石块的个头不大，这样地扑救还能有效；如果石块的重量超过十几公斤或二十公斤，牺牲的人只会再增加一个。

陆颂阳同志不傻不笨，经始班内形成这样“一国两制”的阵势，他不会看不出来。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干脆还是不说破的为好。

其实陆颂阳是一个很好的战友。他与我们经始班的人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不仅没有高级干部子女的自命不凡与狂傲，而且比大多数士兵都安稳低调。

赵班长不安排他进山洞工作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留在宿舍里打扫卫生，有一次把大家换下来的内裤袜子都给洗了。

陆颂阳打扫卫生也比别的战友细心洁净，据他说在家里就这样干活，从小养成的良好习惯。陆颂阳的父母不仅是高级军官，而且都是有文化的人。陆颂阳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性情温和，谈吐文雅，从来都是不愠不火，该幽默时还能幽默。

　　有一次，朱文芝、郭景文、卞九宽三个七一年“新兵”，故意和六九年的“老兵”陆颂阳开玩笑，大白天在宿舍里扒了他一个“老牛看瓜”。也就是说扒光了他的所有衣服，来了个裸体亮相。陆颂阳同志一点儿也不恼怒，起码是表面上没有恼怒的表示，并且很进入角色地拍击着床铺高声大呼：
“奇耻大辱啊！奇耻大辱！”

比较有意思的是，大凡营领导或营部的管理员、党支部的书记副书记们在会场上讲话，或出现纰漏，或他陆某人觉得谬误，陆颂阳就会小声嘀嘀咕咕，很认真地予以纠正或者批评。但他绝不大声或公开地谈出自己的意见，过后也不再提及，完全如同不曾发生一样。我坐在他的旁边，侧耳细听，陆颂阳同志的观点不乏真知灼见，对事物的认识有相当的水平。

陆颂阳在我们经始班生活了不到半年，就到丹东团部保卫股上任去了。那一年，陆颂阳的年龄是二十岁或二十一岁，女朋友也已经谈定。未婚妻长得很漂亮，他的父母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一切。后来陆颂阳又以保卫干事的身份回到一营公干几次。一下车，他就直奔经始班来找我们玩。

虽然陆颂阳同志是一个好兵，是我们的好战友。但从陆颂阳身上，经始班的弟兄们再次感受到命运的不公和部队管理的不公正。

大凡具备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没有公平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

我离开部队几十年以后，我一直想知道陆颂阳战友的下落。直到2023年11月，原二连的指导员王永庆，我们俩携夫人在三亚见面，一起喝早茶后，王指导员的父亲1969年前后担任过丹东军分区的司令员。他的夫人张医生，就在陆颂阳他母亲，沈院长手下工作，他们一直有联系。

王永庆指导员告诉我：沈院长七十年代后期，调北京解放军总医院（301）副院长兼保健部部长，正军级，负责301医院西楼的工作，岗位非常重要。301医院，西楼，只有副军级以上的军人，才有资格去那里看病。沈老太太102岁去世。

而陆颂阳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也出乎意料，起码是大大滴出乎我的预料，他去日本开了一个饭店，不大的饭店。定居日本几十年了。

王指导员给了我一个电话，北京的。他让我试试，并且说很大可能是空号。我一拨号，果然不通。

妥妥的红二代，却去了日本定居。陆颂阳的母亲，父亲，参加新四军的时候，是和日本人打过仗的。

世界变化真大，变化真快。欧耶！

我们的营长徐掌财。上海南汇人，即现在的浦东新区。

工程一营的营长徐掌财，上海南汇人。徐营长的夫人姓沈，随军后，和教导员的夫人老贾一起，使用一台制钉机为部队生产铁钉。我们营加民兵营施工需要很多大大小小的铁钉。团里批准一营设立一个小型的制钉厂，（如果只有两个工人一台机器的生产车间也可以叫做工厂的话）既是施工的需要，也是因人设事，让两位第一夫人能够就近照顾营领导。

沈夫人有两个妹妹是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的女知青。两个女知青到我们军营看望沈夫人的时候，我们这些士兵都把她俩看了个仔细。两人都穿着很旧的知青衣服，很瘦，脑后留着两条极短的辫子，有两次还戴着落色的旧军帽。虽然着装简陋陈旧，上海年轻女子的气质风度依然潇洒。

其实，两个女知青并不是老沈的亲妹妹，最亲近的关系也只能是她的表妹或堂妹。两个女知青去过军营几次以后，徐营长把她俩从黑龙江建设兵团给调到距离我们军营几十公里一个叫长阪坡的村庄（生产大队），由兵团战士变成了插队知青。

当时，两个女知青回上海去是不可能的，她们俩插队的长阪坡村也是丘陵山区，生活条件生产条件也都不好，徐营长沈夫人之所以费大气力把两个表妹或堂妹从黑龙江建设兵团调出来，自有它的原因和道理。老沈向别人解释说是因为两个女孩子有病，黑龙江太冷，身体难以适应。至于除了躲避黑龙江的寒冷之外，她们还要躲避什么。读者看过本节最前面的一些文字，也就了然于心了。

两个女知青在长阪坡安顿下之后，就很少到我们的军营来看望姐姐姐夫了。不过，她们的姐夫徐营长为了安顿保护她们，却为自己引来了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长阪坡生产大队的人和管辖长阪坡生产大队的人都与徐营长夫妇非亲非故，两名表妹知青安排到他们那里是有代价的。

长阪坡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去过我们军营几次，徐营长夫妇自然要招待他们吃饭，很可能还要喝酒。那些人第三次或第四次去军营的时候向徐营长提出来生产队需要一些钢材。

徐营长的确掌管着很多钢材，有各种规格的角钢、扁钢、螺纹钢和钢板。但这是军用物资用于军事工程，哪个敢送与你们？那时军人遵纪守法的观念很强。若是今天，不要说生产大队集体需要，就是送与个人，只消稍微变通拿去好了。

　　两个女知青安顿在人家的村庄，不说犹如人质，将来恐怕还要有很多事情需要这些地头蛇似的人物首肯照顾。徐营长踌躇数日，还是安排人弄了两车角钢圆钢盘钢，多是或有锈迹或弯曲变形近似于废铁的那种。这些钢材，在物资极缺的年月对于长阪坡这样的生产大队已是难得的珍贵。徐营长做事谨慎，全营上下知道两车钢材去向的人不超过三个，其中就有汽车调度魏玉琪。运输钢材的两辆汽车，隶属于汽车十五团，驾驶员不是我们营的人。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为。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让教导员王绍武知道了一丝儿信息。

自从解放军还是红军的时候，每一级军事指挥员都配有级别相同的政工干部。团以上的叫政委；营里的叫教导员；连里叫指导员；排里没有相应的军官，却还有一个党小组长陪伴。政工干部多数都担任着党委会或党支部的书记。权力势力多数情况下要超过同级的军事指挥员。这样配备的确有利于“党指挥枪”；相反的后果是政工干部与军事指挥经常是矛盾重重互相扯皮，用军人行话说是“尿不到一个壶里”。

我们一营的教导员王绍武和营长徐掌财是一九六九年秋天同时任命的。一开始还看不出什么来，一年半载之后两个人的分歧争斗便循序渐进了。

王教导员扫听到有关钢材的信息后，决心要以此为突破口抓到徐营长违纪的证据。最先踏入王教导员视线的是汽车调度魏玉琦。只要魏玉琦能证明为徐营长派车运输过钢材，事情就基本上板上钉钉了。

魏玉琪是山东临清人，原先在四连浇筑混凝土，因为貌似憨厚为人又灵活，被抽调到营部工程组做混泥土实验员，有时也客串一下汽车调度。魏玉琦在四连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按说魏玉琦只是一个士兵，一个普通的党员，营党委书记教导员让你证明点什么，你就乖乖地从命好了。魏玉琦一则有营长撑腰，二则山东人瓦岗寨水泊梁山的家底还没有完全丢弃，硬是不买教导员的账。

王教导员决定先拿魏玉琦开刀。因为魏玉琦正陷入一场有关男女作风的官司纠纷。

男女作风问题的另一当事人是机械连木工班班长刘表的夫人蔡女士。蔡夫人到军营探亲时与刘表一起住在泉水沟的一户老乡家。木工班长刘表去山洞里干活的时候，工作比较清闲的魏玉琦，经常去找蔡夫人说话聊天。一来二去俩人就有了偷偷摸摸的苟且。没成想好事情做的不周密，刘表知道自己的后路被魏玉琦抄了，便提出要与蔡夫人离婚。这仅是一件只有与魏玉琦刘表关系近的士兵们知道的小事，天晓得王教导员是怎么打探到的。

蔡夫人早已经被刘表严厉指责批评后给撵回了老家。王教导员把刘表招到自己的办公室，答应给刘班长无限期的探亲假，要他如此这般回家找蔡夫人取得证据，证明魏玉琦道德败坏，玷污了蔡夫人。刘表回家一趟不辱使命，软硬兼施地让蔡夫人签字画押，把按了鲜红手印的证据带回了军营，恰如其分地交到了王教导员的手里。

各位看官也许惊讶，解放军内部怎么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故事？其实这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九七一年林副统帅亡命温度尔汗之后，解放军的军心震惊之后逐渐演变为信仰消失军纪涣散，表现在工程营这样远离政变中枢的基层单位就是军官和士兵们都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

诸如魏玉琦苟且蔡夫人之事，已经屡见不鲜，偷盗军用物资私肥的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是士兵中那些家庭出身好，早早地入了党提拔干部又没有多大希望的人，基本是能出手者就出手。

就在王教导员准备降伏魏玉琦之前，魏玉琦早就和器材组的保管员张苞、满宠等人勾结在一起，把器材仓库里的几台电动机用火车发运回了山东临清老家。只是王教导员不知悉而已。

我对这些事的感受是：这些素质差却能尽早入党的老兄们都开始腐败了，我他妈的却还在为入党而拼命工作。心内难免愤愤不平，并因此而沮丧郁闷。

王教导员手持刘表取来的证据与魏玉琦摊牌。你魏同志的面前明明白白有两条路：如果你一五一十地揭发徐营长私自利用部队的钢材与地方上拉关系我就放你一马，否则我就坚决开除你的党籍。

出乎王教导员的预料，魏玉琦同志宁死不屈宁死不讲，宁愿被清除出党，也不揭发信任自己的领导徐营长。结果，王教导员也就真地开除了魏玉琦的党籍。

一九七五年三月，士兵魏玉琦退役回原籍。徐营长当时正在丹东参加团里的会议。为了能见魏玉琦最后一面，徐营长请假提前坐夜车赶到了街亭市。在火车站为魏玉琦送行的时候，徐营长撸下自己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给了魏玉琦。

“小魏，回家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回来找我。”

魏玉琦讲义气够朋友；徐营长也够哥们。

我们这些位于整个事件外围的士兵们，只知道一营党政军事两位第一首长的争斗；知道起因是因为两名上海知青；知道刘表夫妇为此而离婚；知道魏玉琦被开除出党；甚至知道徐营长的手表给了魏玉琦。其它的因由细节却都模糊不详。

几十年后几个人与魏玉琦一起喝酒，念及此事，我问魏玉琦：

“魏老弟，当年那么大的动静，莫非是营长把他那两个小姨子怎么怎么啦？那可是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大罪呀。”

魏玉琦说：

“哪里和哪里呀？就为两车破钢材。教导员想整营长一个狠的。”

“营长给你手表的事是真的？”

“真的。‘上海’”牌，还挺新。

“你也挺够意思啊！”

“那当然，我把那两辆汽车的《派车单》都他娘的给撕了，让他老王一点儿把柄也抓不到。”

魏玉琦还挺会办事。

王绍武教导员是山东章丘人，颇为有意思的是他的家庭出身也是上中农。大概因为他曾就读过军校，不存在提干时遇到障碍。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谈过，他入党时组织上就有意地考验了他很久，并以此鼓励我要经得起党组织的长期考验。

王教导员做事细致认真，很自律，生活简单朴素。工程团打组建他就在一营任职，一营的连排军官多数与他关系密切。作为政工干部的不足之处是他不善演讲，讲话罗嗦，多语病，没有层次条理。

有一次，王教导员在全营官兵大会上，把经常使用的一句“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教导我们说”中的谆谆讲成了“哼哼”。他这一著名的语病被调皮捣蛋的士兵们给演绎成:“毛主席哼哼教导俺老人家说（必须用山东口音模仿才够味）。”这一演绎基本上能代表王教导员的讲话水平。

一九七六年前后，王教导员被提拔到某军事仓库任副政委，几年后转业到山东电力某建设公司任副书记副经理。工作依旧兢兢业业。二零零五年，我曾专程去看望过他。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尚健，只是颈椎不好。那天晚上，老教导员谈兴很高。约见刘表，迫胁魏玉琪与徐营长较劲的情节，全场景地向我叙说了一遍。我的认知是教导员所言真实可信。二零一一年春，有战友告知我，王教导员不久前因病去世了。

　　徐掌财营长也是一九五五年入伍，身材很矮，军事素养却很强。他讲话简洁，嗓门很高。单论个人威信，士兵们普遍对徐营长的评价比较好。

徐营长也是一九七六年前后离开一营的。他没有按照干部的身份转业，而是回南汇县做了一位上海郊区的农民。

通过二十多年的奔波打拼，徐营长在周浦附近搞起来一家中药厂。徐营长多次向与他有联系的原一营的军官表示，很希望能见到当年一营的老部下们。

二零零九年春，我去周浦的那家中药厂看望过他。他已经75岁，退休后，仍担任着厂里的顾问，曾经多年住在安徽亳州采购药材，煞是颠簸奔劳。徐营长的夫人老沈已经去世，又续了一个吴姓老伴，老吴对他照顾得不错。

又过了两年，徐营长给我电话，说是他几个月前突发血管疾病抢救过来，身体刚刚恢复了一些，身体大不如以前，很想和曾经的战友们通通信息，聊上几句，声音已无当年前年的高昂洪亮。

王教导员和徐营长都告诉我，他们俩分手后互相再也没有联系来往，只是某一年在济南飞机场等候飞机的时候，偶然遇到过一次。

二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怀念当年在工程一营的故人往事，因为那是他们三十多岁时跨度达七八年之久的一段经历。颇为不可思议的是，当年他们一千多名下属，三十多年来，唯一专程前去他们晚年的定居地看望过他们两个的，是我这么一个多次被他俩阻挡在共产党大门外面考验了又考验的普通士兵。

人间世事，多彩得很呀！

2010年，一营营部和二连的临清战友们一次聚会。前中胖者，是徐营长的忠诚卫士，魏玉琦，已病故。生前经商，颇有积蓄，在临清某街道旁，盖了座楼。

后左2，是姬宗祥，后面还会提到他。曾经担任二连的炊事班长。关照过我。

其他战友，读者自己辨认吧。

卸 磨 杀 驴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东北的天气已经很凉。108#山洞很快就要贯通了。

那天早晨，从这一侧都能听到另一侧风钻冲击岩石的声音了。山洞贯通如同临产的产妇，经始班的士兵则是等候胎儿降生的父亲。山洞的轴线与水平能否一致，犹如父亲担心自己新生的儿子是健康还是畸形。

又爆破了一排炮，在这边作业的士兵们，甚至都能听到另一侧用撬杠敲击石头的声音了。我翻过山梁去那边查看，干活的士兵们也都很兴奋，大家都想快一点儿看到山洞的贯通。

几乎全天我都在两侧的作业面来往奔跑，我的心情比搬石头打风钻的战友们还兴奋。下午三点多钟，最后一排炮声轰隆轰隆响过，顷刻，浓浓的烟尘即从洞口飘出。有经验的工程战士都知道，这是山洞贯通了的标志。

遵照爆破操作规程，等候了差不多一刻钟，我和郭景文还有二连的军官士兵们跑进山洞里查看。两侧的作业面对接准确无误。用东北的黄色歇后语形容，真说得上是大闺女骑瘦驴-----严死合缝。我的心里非常高兴，为半年多来的悬念有了正确的答案高兴，为圆满地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高兴。

回到我们俩那间小屋，我洗了把脸，想歇息一会儿。这时有人通知我，要我晚饭前回营部开会。我说与郭景文：晚上我如果回来得晚，他一个人去洞内现场，把最后一次幅圆画完，让整条山洞的断面对接看上去整齐。小郭连应答都没有，眼睁睁地看着我，颇为诡异地一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一点儿也没有在意。

事后回忆他的笑容，方才理解了“小林彪”的诡异，他已经知道了我回营部去面对的将是什么。

我到了营部说是要开会的地方，等候我的是一桌宴席。“会议”的主持人是党支部副书记朱世和医生。围坐在大圆桌四周的七八个士兵，其中有经始班的卞九宽，担任给养员不到一年的张锁柱，通信班的小王等七八个士兵。

“会议”的内容是给这几个士兵送行。依照朱医生讲话的基调，说是营部机关执行上级精兵简政的指示，你们几个需要回连队去。革命同志到了那里都是干革命。通俗实际的解释应该是：你们吗，表现不是很好，现在营部不需要你们啦，哪里来的还是回哪里去吧！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108#山洞今天下午贯通，晚上就把我驱赶出经始班，这不是典型的卸磨杀驴吗？驴身上的汗水还在流淌，立马就被豁开了胸膛，天下真有这等不公？前几天营部开会，朱医生还代表党支部表扬我来着，说我长期单独在外执行任务，条件艰苦，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等等。今天怎么我就又成了残次品，成了营部机关难以容纳之人？

朱医生指指他旁边的一把空着的椅子告诉大家说，营领导原本是要亲自来欢送大家的，因为有事暂时来不了，权且由他本人敬大家一杯酒。朱医生在撒谎，他招呼我们的时候，徐营长高嗓门说话的声音，多次出现在附近的房间。这样不愉快甚至有些尴尬的场面，哪个领导愿意参加？

朱医生见大家不动碗筷，就开始劝酒。愤愤不平的卞九宽大声说了一句：
“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不吃白不吃，不喝白不喝！”

有人拿起筷子，有人端起了酒杯。
我站了起来，非常气愤而又尽量地心平气和地质问朱医生：
“我想问一问领导，让我们这些人下连队去，是按照什么标准确定的？为什么没有你们卫生所的一个人？”

朱医生一时语塞，呜丫了片刻，无奈地说了一句：
“这都是营领导决定的，和我们卫生所没有关系。谁有什么疑问，直接去找营领导吧。”

我纵有千般委屈万言倾诉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再说什么也都是多余的啦。我移开身后的椅子，推开拦阻我的战友径直走出了那间会议室。其它几位被驱逐者也都纷纷离场，欢送宴会不欢而散。

外面已经天黑，我混混沌沌地走回了筷子沟二连驻地的那间小屋。郭景文不在，他的行李物品也都全部拿走了。我俩朝夕相处两年有半，连告别一言一面都不肯给我，人情冷暖何至于此？这个郭老弟，行为理念和规则可真是一个小号的林彪。
没有吃饭，没有喝一滴酒，我歪倒在床铺上，立时昏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依旧懒得起身，开始思索自己的处境，回忆自己的冤屈。屋里没有别人，索性放开无有声音的痛哭，让委屈的泪水统统都流出来。

我回忆那年跟随着关班长打干草；回忆跟随赵班长杀猪；回忆钻研“闭合导线复测”；回忆去街亭书店的仓库里去寻找十一位对数表；回忆没黑夜没白天转遍每一条山洞，每一个作业面；回忆04#山洞内和刘维恩一起差一点儿被砸成肉酱；回忆一次次入党志愿书被枪毙；回忆父亲和母亲对我入党的期盼；回忆和张副营长下棋；回忆各位领导与我每一次谆谆善诱的谈话。

反反复复的回忆让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只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傻瓜，现在价值没有了，被屠宰，被一脚踢开是恰如其分的结局。没有利用价值了，领导们也不再谆谆善诱了，甚至连事先告知我一声的待遇都享受不到。

文化大革命中各个行业各个单位，都实行“清理阶级队伍”的政策。我的家庭出身是上中农，外祖父是地主，这样的政治身份在士兵中是最差的，在军营里是最差的。这次我是真地被清理出革命的队伍了。

两天或三天，我没有吃一口食物，喝了几次水桶中的洗涤用水。想得疲劳了就睡过去；睡醒了后还是胡思乱想。白天也不开门；晚上也不开灯，就好象我这个人，整个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一天，二连炊事班长姬宗祥去敲门看我。随后他回伙房给我打来了饭菜。

恢复了些体力，我去了一趟小林河边，静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初冬的太阳照着我，理智也渐渐回归。事情反正也就这样了，还有两三个月，新兵就要来到，老兵就要退役。党是加入不上了，大不了回去挨父亲的一顿训斥，再加上若干时间的看不起我；进工厂安排不了好工作，差的总还会有的；女朋友找不到好的，差也差不到哪里去，人生就这么回事，能有多大差别呀？

心里释然了一些。算一下近来的时光，我一个人在那间小屋里已经蹉跎了七日。期间姬宗祥给我送过三次饭菜，再也没有其他人见过我。

到了第八天，营部的会计王合文独自一人去看我了。他不仅是经始班的老战友，也曾经是和关班长一样关心我的人。他好像知道七天来我是怎样度过的，但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达了简单的善意：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胳膊不要和大腿较劲。去二连报道吧，你不是原先就是从二连来的吗？老贾不会待你很差。

我听从了王会计的劝告，收拾好自己的衣服被褥物品，也没有回经始班去向战友们告别，就去二连连部报到了。仔细看一眼居住了半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屋，心里依然充满酸痛。

这张照片，应该是1972年的冬天。（罗技术员提供）。

从左至右，后排：乌居棟，雷万生，李靖，王金才，满庆友；

前排：炊事员小吴，炊事班王班长，郭振忠

中排：邹东方，朱世和，冯水央，赵班长。

书 记 官 邹 东 方 下面的文字，是从前写的，故意把邹东方的名字写成了周瑜。现在也不改了，邹东方的心胸比小周郎周瑜的心胸还要狭窄很多。

在文字随着我的思绪，离开一营营部去二连之前，我还准备说一说营部的书记官周瑜小周郎。我那几年所受的周折冤屈，这位周战友难脱干系。究其原因，既因为小周郎的为人，也因为他所处书记官的位置。

周瑜，吉林省集安县人。他是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吉林东丰一家军工厂的中学当体育教师，一九六九年和来自东丰县的新兵一起入伍。先到机械连，后到营部担任广播员。施工任务紧急的时候，他长时间住在我们经始班的帐篷里播音，放唱片，放起床号与熄灯号。

干广播员总不是长久，因为广播员的职位只能由士兵担任。周瑜比我年长几岁，也比我成熟干练很多。周瑜瞄准的目标是营部的书记官。

周瑜攻取书记官职位的第一步是练字。周瑜在学校学的是体育，钢笔字很差。周瑜同志练字必须速成，若练上三年五载，黄花菜也凉了。周战友选择了一种类似小学生练字的笔体，横平竖直，撇与奈也都呈直线，然后让所有的笔画都倾斜一定的角度。这样的笔体，很快就能熟练掌握，书写到纸张上，能给人整齐划一的感觉，重要的是它适应文化程度不高的领导阅读。周瑜同志练字，很实用，很速成，也很成功。

周瑜策划自己进阶的第二步，是想法接近一营的最高首长王教导员。按说周瑜同志远在山上的帐篷里，能够近距离接近教导员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但小周郎自有办法。周瑜同志的敲门砖是主动给领导搓澡。

营部的澡堂子盖好以后，王教导员也经常去澡堂泡澡。去过几次之后，为教导员搓背的差事就基本上被周瑜一个人承包了下来。周瑜给王教导员搓背，不仅手法娴熟，搓得舒服，重要的是他能预测教导员什么时候去洗澡。教导员什么时候去，他就能在最适当的时候出现，待教导员泡过了热水，他早把一条毛巾铺在台子上，另一条热毛巾也已拧干，只等教导员匍伏就位。

和领导接触多了，得到领导认知的机会也就多了。前面已经说过，一九六九年秋天王教导员从一连指导员被提拔上任营教导员的时候，营部的书记官正由原经始班的士兵蒋文阁代理。一年后，蒋准书记官的位置为周瑜替代。

以地理位置比较，蒋文阁办公的地方就在王教导员隔壁，咳嗽的声音都听得清晰；周瑜同志远在山上的帐篷里，难得有见到教导员的机会。二人竞争的结果，周瑜同志捷足先登，其中有蒋文阁自身的原因，最重要的应该是周战友的功力。

周瑜被任命为代理书记官后，他搬到教导员的隔壁。周书记官与教导员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王教导员自己的一些琐事，周书记官也都承包下来。紧急集合野外拉练为教导员挎手枪、背背包，这些本是通信班通讯员们的职责，周瑜也都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一来，不仅通信班觉得他越俎代庖，营部其它的军官士兵也认为他做得过分。

有人去找教导员，问营部的人，教导员在哪里？得到的回答也许是：
“去问周书记官吧，只有他知道教导员在哪里！”
再不就是：
“你去找周瑜吧，找到了他，也就找到教导员啦！”

一九七一年春，周瑜被任命为一营的书记官，正式成为排级军官，津贴由士兵三级每月八元，提高到国家行政干部二十三级每月五十二元。周瑜在一九六九年入伍的士兵里，进步是最快的一个。

我与周瑜的密切关系，始于经始班山上的帐篷里。吃住在一起且是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单位，交流则更放得开。他头脑机敏灵活，说话风趣幽默，篮球与扑克都玩得精湛且遵守规则，输了牌钻桌子痛快麻溜，是娱乐时的最佳玩伴。我们俩都是营部篮球队的主力，他担纲控球后卫；我是跑右侧的投手。常常是他带球过人，我按固定路线往前冲。待我到了一定位置，他并不看我就嗖地一声将球传过来。我球到人到接球就投，擦板进筐，配合非常默契。

一天午饭的时候就我们俩在帐篷里。去一连的食堂打饭，我拿着饭盆排队打米饭；他去另一个灶台打菜。那天一连改善伙食，午饭吃大米饭炸鱼，我俩心中窃喜。他朝我使了个眼色，我便知道应当怎样配合。炊事员问他：
“几个人？”
他随即答道：
“都在家！”

炊事员按惯常的数量，给了七八份炸鱼，差不多满满一饭盆。我也盛了一盆大米干饭。
回到帐篷，周瑜说：
“老天爷对咱俩真好！”

我也很兴奋，甚至有点儿激动。接下来是酣畅淋漓大快朵颐，七八份炸鱼，一盆米饭，两张嘴米西了个净光。这次炸鱼大米干饭之美妙，战友间配合之默契，后来多次被我俩提及。一块儿弄出点儿生活小花絮，小周郎也是最好的搭档。

书记官的职责，相当于营机关的文字秘书加人事秘书。营里的主要文字，如工作总结，打给上级的报告，综合情况汇报，营首长的重要讲话等，都要书记官起草。周瑜在师范学校的专业是体育，基本是玩耍的体力活，书读的也不多，缺乏搬弄排列文字的基本功夫。担任书记官后，营里起草一些重要的文件文章还得要他人帮忙。我就是“他人”之一。

周瑜就任书记官后的一年多，我先后替他书写过有五六份材料。记忆最深的是一篇名为《工程一营关于清仓查库工作的汇报》。报告送到团部后，团后勤处非常重视，营里又派我专门去丹东口头汇报一次，最后团里还在我们一营召开了全团的清仓查库现场会，很为营首长增光长脸。

我帮书记官写材料，有的是周战友当面相求；有的是营首长直接下令。写过几次以后，我意识到其中的芥蒂与尴尬。

当年，周瑜他捷足先登超越蒋文阁最终取而代之。如今周瑜他也一定会提防我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周瑜是一只聪明的螳螂，他捕获了蒋文阁这只蝉的同时，也时刻在提防自己身后的黄雀。

虽然我先天不足，几乎没有取代他的可能。周瑜是一个心境细腻之人，他还是把我列入了黄雀的行列。谨慎的人都知道：警戒线划定在距离安全区比较远的地方，安全区里的人才最安全。我在周瑜书记官心目中，也是好玩伴，好球友，但他还是把我当成了仕途上潜在的竞争对手。

周瑜书记官把我隔离在安全区之外的武器手段就是多次在关键的时刻拿出我的政审材料来说事。营部士兵们的档案材料都存放在周书记官的文件橱里。有机会看到我的政治审查材料的少数人中，只有他能够比较仔细地进行研判。按照我们俩玩伴的友谊，周瑜如果能够把我政审材料中的内容透露给我一些，我一定会向领导提出申诉。

我档案中两次五份政审材料，其它几份都无大碍，唯独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九日，临清县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出具的《一九七一年调2号》中的内容凶险：

“……。一九四六年在保定读书期间参加过童子军，系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
臧XX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在旧县委宣传部、旧县委办公室任干事，文化大革命中坚持反动立场，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攻击红色政权。……”

而恰恰就是这段对我的杀伤最重，内容最离奇的文字，最经不起推敲。即便你书记官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私下透露，我那些政审材料中自相矛盾的结论，你也应该主持正义向组织上向营领导汇报呀。

参加营党委会，做好会议记录也是书记官的职责。每到营党委会上审批我入党的时候，周书记官就把写有上面内容的那份政审材料拿出来阅读一遍，参加会议的人就都只能息言息声。我的所有努力也就全都化为泡影。

假如周书记官对我抱有中性的立场。在营党委审批我入党的会议上不仅阅读《一九七一年调2号》，把其它几份也全部端出来展示一下。参加会议的营领导连领导们文化程度再低也都会看出其中的蹊跷与谬误。事情也会出现转机。而周瑜他却连手指间的缝稍微松开一点儿都不肯，坚持把事情做到极致。

如果我在仕途上还有一定竞争力的时候，书记官小周郎如此操作，将我压制在地板之下，尚且情有可原。当我早已落入井下苦苦挣扎即将溺水而亡之际，周书记官依然没有丝毫恻隐之心，没有改弦更辙之意。仍旧一如既往地把那份政审材料当作炸弹巨石，毫不留情地砸在我的身上头上，就未免太残忍太冷酷太自私了。

而我却一直傻乎乎地把他当作好友，球场上拼命地奔跑，努力把他传给我的，那个该死的篮球投进篮筐里。

上面的情节场景，不是杜撰。它是我几年后看到自己档案中那几份政审材料之后反复思考分析得出来的。准确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全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很可能更戏剧，也很可能更卑鄙下作。

当兵服役多年，我一直以“与人为善”和“谨慎小心”为座右铭，没有伤害得罪过什么人。书记官周瑜是唯一刻意陷我于万劫不复之地者。而他害人的动机动力却看似荒唐得不可思议，只能用本能和惯性来解释。

周瑜很少与人提及有关他家的事。因为我俩私交甚久且甚好，他和我说过一些。他家在集安县的农村，很穷。父亲务农，身体不好，供他读完师范已经很不容易，家里还有一个严重残疾的弟弟，生活不能自理。后来大概是家里知道他被提拔成了军官，收入多了，便来信要钱。

一次，我递给他一封来自集安的家信，或许信里有刺激的文字，他拆开阅读后心情十分不好，竟然有些失态，嘴里嘟嘟囔囔带骂骂咧咧，说了一些不耐烦的言话。对自己家里的人尚且无情，对战友朋友还能有义吗？

二零零五年，我去山东济宁看望王教导员时，老首长的一席话，对周瑜的为人给出了一个更精彩的注释。

王教导员那天几乎把当年一营营部的军官士兵，都评论了一遍。说到周瑜书记官的时候，王教导员提高了嗓门：

“妈拉个巴子的，那小子，典型的机会主义！”

　　“我那时对他怎么样？没有我，提八个书记（官）也轮不到他！他是怎么巴结我的？你们也都知道。最后他却毫无道理地咬了我一口。”

王教导员说的“最后”是指一九七六年春天，后勤分部（师级）领导，准备提拔王教导员，派了了几个政工干部去一营考察。所谓“考察”只是人事变动时的例行公事，只要是没有硬性的问题，考察的评语好与坏，一般不会影响最终的任命。那时，周瑜已经被调到后勤分部工作，成为被派往一营考察王教导员的几个人之一。

“这小子，他妈的，在我的考察材料中写了好几个问题，什么老乡观念强；什么与营长不团结；还有什么遇事不坚持原则。净他妈的胡说八道！你说说，我要是老乡观念强，还能提拔他这个吉林的坏小子吗？”

“问题是，他周瑜咬我一口，并没有耽误我提拔。和他一块去的李干事，当天就都告诉了我。他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你说他这是图了个么？害人不利己，真他妈拉个巴子的不是东西！”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很微妙。上级与下级，既是工作关系，也是利害关系。下级若对上级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实则是在用自己的尊严换取利益。这样就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相似了。妓女付出的是身体，前者卖出的是自尊。多数妓女对嫖客都会恨之入骨。献媚的部下对上级，深藏在脑海里的大概也是相同的意念。若这样的比拟成立，王教导员所述，就丝毫也不奇怪啦。

唉！当兵遇到周瑜（化名）这样一个战友，人生结识小周郎这么一个朋友，真是一件倒霉透顶，遗憾八辈子的事。

因为邹东方后来调去了四分部机关，最终的居住地有两种说法（来自东丰老乡），一是辽宁葫芦岛市，一是回了吉林东丰县。

照片中间唯一戴着棉军帽的是朱世和医生。周围众星捧月的一伙人，是营部的全部山东临清兵。可见朱医生在山东兵里的影响力。

陈副政委召见

离开那间小屋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我给工程团政治处写了一封信。在叙说这封信的内容之前，我先详细介绍一下营部党支部副书记卫生所医生朱世和。

朱医生是山东临邑县人，一九六四年入伍。他和我们经始班第一任班长刘明河是同乡。

全中国各个地域，也许山东人是最看重老乡关系的了。营级军官王绍武教导员是山东人；连级的朱医生是山东人；一九六九年以后，一营营部陆续调入山东临清的士兵十几个。几年下来，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朱医生为核心的小小同乡会。朱医生在山东的士兵和王教导员之间，发挥着启上承下的作用。工程二一三团的王兴治政委，也是山东人，老乡观念也很重，通过王教导员的举荐承接，王政委对朱医生的印象也不错。

一九七二年冬天，营部十三个山东临清的士兵和来自山东临邑的军官朱医生有一个合影。十三个临清兵都头戴单军帽；头戴棉军帽的朱医生端坐在正中间，整幅照片的画面如众星捧月一般。这幅照片准确地说明了朱医生与我们这些临清兵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朱医生当时正在增长的政治实力与在营部范围内的人事话语权。

我与朱医生的关系多年来一直正常，不十分密切也没有分歧隔阂。我对朱医生第一次产生反感，是在决定我能否担任经始班长的支部会议上，他那“一锤定音”的否决。其实细细思量，支部会议上传到局外的声音一定是真实的吗？我那时对此没有多想，一直认为我就是栽在朱医生的手里了。

营部为下连队的士兵举办欢送宴会，营长诸人明明在家却都托辞不到。由朱医生来主持一件尴尬不爽落孬人的差事，其实是一种替领导诿过，“勇挑革命重担”的行为。我却把被贬谪的怨气也都记恨于朱医生的身上。

我在陋室床铺上煎熬的七天，心态混乱加扭曲，甚至可以说是魔鬼附身。心态如同被逼急了的兔子，想的是无论如何我也要挣扎着胡乱咬一口。这被我咬的人就是医生朱世和。

我在写给团政治处的信中主要说了朱医生的两条过错：

一是不钻研业务，医疗技术比较低，精力都用于党务行政方面，大家称他为“政治医生”；

二是朱医生经常无偿地送药给驻地的老百姓，换取老百姓的好处。两条过错，差不多都是“莫须有”一类。尤其是第二条，说它是“军民团结”的篇章也是可以的。在“兔子急了，也咬人”，在“破罐子破摔"的心境下,把信写好寄出，我几乎也就把它给忘记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已经到二连报到了。一天，连部的通讯员邓殿虎跑到我们11班的宿舍，传我去连部一趟。去连部的路上，我问邓殿虎什么事。邓战友说是团里的陈副政委找我，不知道什么因由。

我的脑子转了一圈半，突然想到了那封写给团政治处的信。心里咯噔一下震动，不知是福是祸，霎时一阵紧张。

陈副政委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瘦，严重的罗圈腿，说话口音是河南普通话。陈副政委很简单地了解了一些我的情况，把那封信给我看了，毫无表情地问我：
“这是你写的吗？”
我回答说：
“是！”

然后，陈副政委并没有多说一句，就终止了谈话，只是我离开之前，叮嘱了我一句：
“今天我们俩的谈话内容，不要和任何人说。回去好好工作吧！”

这张我在网络上下载的照片，是1965年我们工程213团刚刚组建不久，全团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合影。

最后一排：

最右边的一位，就是后来的陈副政委，河南人。他那是的军衔是上尉，连级。

右3，二连连长吴荣发，少尉；

右5，副团长刘西路，上尉

；左一，杨副团长，大尉；

左4，工程股长王惠泉，上尉；

前排：

右7，是刘培显团长，中校；

左5是唐云普团长，中校；

右4是一营的董营长，大尉；

右2，王副政委，少校，我们在部队时就病逝了；

中排：

右6，我们一营发许副营长，大尉；

右二，工程股杨西路参谋，少尉，最后一任参谋长；

右一，杨政委，大尉；

我只能辨认出来这几个老领导了。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军队，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善待士兵。如果军官、首领不善待士兵，士兵怎么能在战场上为你卖命？军官不能得罪士兵的另一个因由，用脚后跟想一想，也会知道，士兵手里有枪。谁个得罪了士兵，士兵会在战场上，趁乱打你的黑枪。

朱医生，你欺人太甚，管得太宽，一步步对我斩尽杀绝，把我逼上了绝路。你们可以“卸磨杀驴”，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我临死要找一个垫背的，先朝你朱医生，打一个黑枪再说。

你们不要评价我狭隘，更不要说我下作。

我这黑枪扣动了扳机，子弹便飞了出去。那咱们就让子弹先飞它一会儿。

我看到的子弹飞行的轨迹是，让陈副政委，千里迢迢，风尘仆仆，从丹东跑到锦州一趟。破例召见了我这个落魄的士兵。

好像子弹还要继续飞下去。 子弹还在飞到过程中，我聊一聊，陈副政委为什么召见我。 就在1973年11月，我趴在小黑屋子里朝朱医生打黑枪之前，工程团团部卫生队马队长，即将要转业去地方。卫生队长是正营级，接替马队长职务的人选有两个：一是一营的朱世和医生；一是团卫生队的张医生。

当时工程团第二任团长唐云普，和政委王兴治正打得不可开交，陈副政委是站在唐团长一边的。唐团长属意提拔张医生；王政委则倾向于山东老乡朱世和。

陈副政委不远千里专程到一营召见我一个普通的士兵，目的很简单，无非是想寻找一颗炸毁王政委方案的炮弹，置办获取让天平朝自己一方倾斜的砝码。

我的那封微不足道的“群众来信”，基本上满足了陈副政委和唐团长的需要。接替马队长职务的是张医生；朱世和医生被淘汰出局。

因为有了以上的背景和作业流程，一营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封终止了朱医生前程的信。其实值得后怕的应该是我。倘若事情不是这样发展，我的处境将更加困难，甚至可以说是吃不了的兜着走。

1978年5月，我已经在聊城地区交通局混饭吃3年了。新盖的办公楼，买不到荧光灯的灯棍。管基建的老张求助我，工程团一营的战友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我回一营驻地发货的时候，遇到了朱医生。他看到我以后，很远的位置就跑步赶到我的面前，热情地握手，寒暄。

那时候，朱医生已经被批准转业回山东临邑县的老家。手续正在办理，他在赋闲等待。不久他就回山东临邑县，安排在某一个乡镇（大概是他原籍）卫生院工作。

朱医生的热情握手，不是装出来的。他真地不知道我打过他的黑枪。

黑枪的子弹已经命中到他的身上。只是他不知道。我那些年也不知道。直到36年后，我才从二连贾连长的口中知道。我打出去的子弹，正中在了目标的靶心。

2009年，我与赵班长，一起去沈阳，贾连长（中），金铁林（左）和李吉祥（右），三人接待我们俩。 喝酒刚刚开始，贾连长就说起了朱医生没有竞争过张医生的事情。赵班长可能没有留意贾连长说的是怎么回事。我听到后，心中窃喜：打中了那厮，谁个让你多管闲事？你个凭什么往死里欺负我？

赵班长与金铁林，大快朵颐耶！ 2015年，工程213团50年团庆集会。聚会在沈阳和丹东两个地方，非常隆重。

沈阳，贾连长（团长）坐前排中央；我后倒数第二排中央。是贾连长亲自电话联系我，要我去参加聚会的。

丹东，前排右7是贾连长；后排左6是我本人。

沈阳、丹东，差不多五天的时间，贾连长两次说到朱医生被弃用的事情。我这才明白过来：陈副政委专程找我谈话的事情，贾连长是知道的。贾连长是在以这种方式，告诉我：你小子打出的子弹，当年是命中了目标的。我老贾早就知道了，我很欣赏你这样做。所以贾连长既亲自邀请我参加了2015年的团庆，还亲自打电话邀请我参加了2017年，二连的聚会。在丹东。

如果朱医生不欺负我，蹂躏我。如果我没有打这么一下子黑枪。朱医生1973年就会被提拔为正营级的卫生队长。家属和孩子，立马就可以随军，从临邑县的农村迁移至丹东市里，成为非农业人口。孩子们长大了，可以在城市安排工作 。

人生没有假如，朱医生被我的黑枪击中以后，他和他的全家，的确失去的不少。的确改变了命运。这都是他应该得到的，只因为他张狂了，无缘无故地，欺负凌辱了我。

2020年7月，受关班长的委托，我专程去临邑看望老班长刘明河。刘班长身体微恙，住院治疗。他的病榻前。

我去临邑县复原转退军人办公室，查阅朱医生的信息。工作人员说没有登记。

我问刘班长，过去，他们这批213团的战友，经常聚会。朱医生是参加的。最近十几年，没有见到过朱医生，也不知道朱医生的音信。

三个戴棉帽子者，最中间的一位是朱医生。

朱医生，一路走好。是你对不起我在先；而我对不起你在后。箭在弦上，气在心头，不得不发而已。

愿菩萨保佑你，阿弥陀佛！
编辑于202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