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结缘的英国父子

Xiao Huan

霄云

此文刊登于《世纪》杂志2026年第1期

这是一个与中国有深厚情结的两代英国人的故事。

半年多前，Rossmoor社区的一位杨姓邻居提起他哥哥在北京大学的一位老同学，一位曾在中国生活十五年的英国人David，如今也搬来了Rossmoor。他的父亲，一位英国外科医生，曾在中国极度贫困的年代携家人来到中国，协助建立基层医疗站并培养赤脚医生。那时我便对David一家在中国的经历充满了好奇，可惜他当时已出国。我随后也外出旅游，后来又因家中的事而耽搁，就把这事忘了。

直到最近我参加一场关于中国的新书发布会，在提问环节，一位发言人说他10岁从英国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至25岁，经历过文革、下乡等。他中等身材，清瘦的脸庞，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相貌——我立刻意识到，他很可能就是David。

会后，我径直走过去问：“Are you David？” 他说是啊。我告诉他我读过他父亲的故事，非常希望听听他本人在中国的经历。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几天后约他与杨学长夫妇一同吃饭，聊天。David一口地道京腔，说起过往平实克制，只讲事实，从不渲染。

第二天我飞往巴黎，在飞机上开始回忆并记录这次交谈。从法国回来后我们又见了一面，他显然更放松了，也同意我录音。他的记忆力惊人，说到动情处还几度落泪，令人动容。

我很快完成了第二稿，并将英文翻译稿发给他审阅。我原以为只需添加些细节就可定稿了，没想到他问我：“我有一份177页的英文自传，从未发表，你要不要看看？”

我有点犹豫，177页英文我何时读得完？我已写得七七八八，还要推倒重来？在我收到他自传的第二天清晨，反正时差睡不着觉， 4点就开始读。却被其中真挚、生动的故事深深吸引，欲罢不能。这不仅颠覆了我对David理工科出身的刻板印象，更让我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原稿，重新写起。

仿佛是一条狭窄的小溪骤然坠入深谷，化作磅礴的瀑布，倾泻而下！面对如此丰富详实的第一手资料，我还要什么谈话录音？以至于我决定将这篇文字作为序章，为他日后出版自传打个广告。我为曾劝他“我们有责任还原历史”而感到羞愧。原来，人家早就写了长篇回忆，只是深藏不露而已。

一、父亲洪若诗医生（Joshua S. Horn）

洪若诗1914年出生于英国一个贫寒家庭，勤奋求学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在剑桥大学任讲师。1944年David刚出生不久，父亲便参军赴伦敦东港区担任外科医生，东港是德国轰炸最厉害的地区。次年，他随英军参加“D日跨海登陆”，登上诺曼底滩头，直抵柏林。

他曾讲过这样一个真实而震撼的故事：在欧洲某地的战地医院中，两名被烧伤的德国高级战俘愤愤地说：“我们不愿让犹太人或共产党人治疗。”洪医生平静地答道：“我就是犹太人，也是共产党员。你们若拒绝，就没人能为你们治疗了。”这番话令那两个德军军官如泄了气的皮球，立刻安静接受治疗。

战争结束后，他又被派往西非尼日利亚，担任三年医疗总监。David记得家中曾挂着父亲与名将蒙哥马利元帅的合影。

他的母亲同样生于1914年，立陶宛人，战争中逃亡至乌克兰，几经辗转躲过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成为一名护士。1943年，两人在伦敦火车站偶然相遇，一见钟情，迅速结婚，携手共度三十余载。

David 的父母 战争结束后，洪医生在伯明翰医院担任创伤外科专家。然而，他不满足于和平环境中的安逸生活，始终怀抱理想，渴望到发展中国家服务。有一部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纪录片深深打动了他，片中中国工人赤脚在工地劳动，令他想到那里必定工伤频发，而这正是他大有用武之地的去处。



于是1954年，他主动提出申请赴华工作。妻子全力支持，毅然带着10岁的David和6岁的女儿Jessica以及大量医疗器械启程。他们从英国出发，辗转巴黎、瑞士，经布拉格、莫斯科，一个多月后最终抵达北京。



1954年9月24日，全家抵达北京西郊小型机场，受到一位卫生部副部长的亲自接待。洪医生提及一位曾在英国结识的医生杨克勤，没想到这位副部长笑着说：“他是我姐夫。”之后他们和杨克勤两家便同住在和平门里东松树胡同12号的一座四合院内。



在中国，洪医生受聘于卫生部，主持创建了积水潭医院的骨科和烧伤科。他曾担任过国际烧伤协会的主席，曾多次参与断肢再植与严重烧伤病人的抢救。他还随医疗队深入延庆农村，没有公路，许多村子只能靠步行或骑毛驴沿崎岖山路前往。他与农民同吃同住一年，亲手搭建医疗站，还为赤脚医生编写教材，培养了大批基层医护人员。他还与另一位外籍医生马海德一起，前往广州东莞的麻风村工作，探讨如何用外科手术治疗麻风病导致的畸形。



洪若诗将这些亲身经历写成回忆录，1971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扫除一切害人虫：一个英国外科医生在人民中国（1954–1969）》（原名：Away With All Pests: An English Surgeon in People’s China）。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为此书作序，称赞洪若诗 “将十五年作为外科医生、教师与野战医务人员在中国的经历写得真实感人”，“他拥有高尚的服务精神，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切敬意”。

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医疗工作的种种实例，也阐述了他对新中国社会、教育与卫生制度的观察与赞赏。他多次在演讲中表达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由衷敬佩。

1975年，洪医生在中国访问期间突发心肌梗塞，于北京病逝，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成为极少数葬于此地的外国人之一。几周后，身在英国的妻子亦因病离世。两位理想主义者，皆于61岁离世。

洪若诗医生，是一位英勇的战地医生，更是一位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者。他不远万里投身新中国医疗事业，奉献生命，堪称中外人民友谊的典范。他的精神，他的一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缩影，更是中英人民友谊的一座桥梁。

二、洪德威（David）在中国的十五年（1954–1969）

David在北京上了北师大附小、附中，直到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

小学与中学（1954–1963）

全家抵达北京三周后，David被送入“明明小学”（后为北京火车站所在地）, 父亲的翻译给他起了个中文名洪德威。刚开始因语言不通，他沮丧失落，想回英国。几个月后，在纽约出生、能说中英文的同桌唐闻生的帮助下，他逐渐听懂课堂内容并能与同学交流。后来唐闻生成了大名鼎鼎的毛主席的英文翻译，两人至今仍有联系。

之后他转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从家步行五百米即可到校。他喜欢理工类课程，中文和历史则较为吃力。他还学习了书法和珠算。

洪德威在中国深受“节约粮食”的宣传“如果每个中国人每顿饭浪费一粒米，一年浪费的米就足以购买若干台拖拉机。”于是，他始终做到每顿饭都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干净，直至今日。

小学毕业后，他进入北师大附中。在一次历史测验中，唯一满分的是来自泰国的Sirin Phathanothai（中文名常媛），她十五年后成为洪德威的第一任妻子（后文详述）。

初中班主任刘若庄是出色的数学老师，二年级的沈建之老师既风趣又亲和。1992年洪德威访华时，特意请她吃烤鸭叙旧。

高中语文老师高福增讲课时充满激情，完全沉浸在文学故事中，使洪德威渐渐理解并喜爱古诗的深邃和优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深深影响了洪德威，他现在还能背诵出大部分诗句。高老师带学生到中山公园社稷坛现场授课《社稷坛抒情》，让同学们能深刻体会文章中的情感。洪德威也读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如高尔基、托尔斯泰及还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物理课是洪德威的最爱。学校实验室设备完善，老师不仅讲授理论，也重视动手能力。他参与木工、金工实践，掌握车床、钻床等技能，逐步成长为“万能工匠”。

课外，他一边学习中文课程，一边阅读父亲订阅的《New Scientist》和俄文《无线电》《Радио》杂志，双语对照提升理解力和语言能力。

初中时他有一个朋友圈包括宋柔、尹振海、李磊落，张瑞生、范莉等人。尹振海是中国京剧演员的儿子， 1959年随父母下放新疆，后上人大并任教。1990年代洪德威访华时邀请一群老同学聚餐，也见到了他。李磊落考入清华，文革时不幸在四川武斗中被枪杀，洪德威特意去清华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他们几个男生曾骑行至八达岭长城。花了两天时间，来回超40英里，道路陡峭，一路攀升，晚上就宿在桥下。

16岁时洪德威暗恋才貌双全、成绩全校第一的恽恕文。洪德威曾写情书给她，她婉拒了。洪德威未免伤心，但33年他们居然重逢，成了第二任妻子（见后文）。

班长王中云与杨光劝他“别早恋”，滑稽的是这两位后来成了夫妻，也不知他们在高中时是不是早已暗生情愫。更滑稽的是杨光在33年后又重新为他和恽恕文拉线搭桥。

洪德威在高中时参加多项体育活动。高三时代表学校参加全北京市高中运动会，获得了三块奖牌：4×100米第一，200米短跑第二，跳远第三。

那时的课余活动相当有趣：做晶体管收音机、航模竞赛滑翔机冠军、市级射击第18名。无线电班中，他边设计边制作出遥控军舰，甚至能升降国旗，为他日后成为电子工程师打下基础。

1958–59年间，他亲历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初中生被炼钢的“浪漫“所吸引，下课后自愿参加，第二天上课时常常打瞌睡。炉火喷出的炽热火星直冲夜空，场面十分壮观，而最终只是炼出废铁疙瘩。那时全国人民都为了凑够1070万吨钢产量而红着眼日夜奋战在土高炉旁。

高中时学校每年都定期下乡劳动，大概是两周时间。白天在地里干活，劳动强度非常大。洪德威说他那时年轻力壮，干得了。晚上大家在一个大屋子里睡稻草褥子，也能忍受。饭主要是窝头，刚吃的时候难以下咽，但后来竟然喜欢上了那种味道。通常就着大白菜，或腌菜吃，完全没有肉。而最难忍受的是厕所——那是一个长沟，上面搭木板供人蹲着。洪德威不习惯蹲坑，加上味道熏天，竟然憋了差不多一星期才上一次厕所。有趣的是，那两周体重却增加了十磅，全是肌肉。

洪德威还自买理发工具，学着给同学理发。这件事让他赢得了同学们的喜爱。

洪德威的母亲在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医学词典，也参加了建设十三陵水库。所有人都住在帐篷里，他们用扁担挑着沉重的土筐来回搬运，很辛苦。尽管如此，她挑土不逊于男工。母亲后来到小学教英语，深受学生喜爱。

北大岁月（1963–1969）

1963年，洪德威高考被北大物理系接受。收到录取通知后，他怀疑因父亲声望而被“照顾”。三年后红卫兵抄出当年高考成绩单，证实他的成绩超过北大的录取分数线，终于解了他的疑团，是真金白银地考取了中国最高学府！

洪德威被北京大学录取时，校方并不知道他是外国人。几天后，才发现新生中竟混入一位“老外”，于是安排他搬入专为外国留学生设立的宿舍。但洪德威不喜欢特殊待遇，坚决要求与中国同学一同生活学习。他搬回了六人一间、上下铺的43宿舍楼，日常也在中国学生食堂排队打饭，端着饭盆站着吃饭。那时的伙食极为简单——多为粗粮和蔬菜，很少有肉。但洪德威身体一直很好，从未发胖，因此他始终信奉“少吃肉有益健康”的理念。

同学们学习十分刻苦。每天清晨赶往教室，在上课前就开始预习，下课后继续复习。数理教材使用的是莫斯科大学的教科书。当时，苏联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957年发射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便是有力证明，堪与美国并驾齐驱。

北大设有四个与物理相关的系：洪德威所在的是“物理系”（他还被选为物理实验课的课代表），此外还有“无线电与电子系”、“技术物理系”与“地球物理系”。物理和高等数学课程由四个系的学生一起上大课，每堂约四百人听讲，课堂上无人提问，只能专心记笔记。随后则分为每班约四十人的小班讨论课，由老师带领复习课堂内容，巩固理解。老师往往出一些极难的问题激发学生思考，这些题目通常无法由个人独立解决。学生们先分析问题的本质：这是个什么问题？解法可能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着手？然后集思广益，共同找出解决方法。洪德威非常欣赏这种“自上而下的系统讲授”与“自下而上的合作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他惊讶地说，自己后来在英美多所名校（如帝国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和任教期间，都未曾见过类似的教学法。它的另一个优势是鼓励团队协作，与企业中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非常相似。

课余时，洪德威和同学常常去圆明园遗址越野跑。圆明园是清代皇帝的夏宫，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摧毁，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当时遗址仍是一片荒野，后经修复才成为今天的旅游胜地。

1968年洪德威（右二）与同学在北大北阁前的合影

文革中的北大

1966年5月25日，北大食堂外墙上突然出现一张批评校长陆平与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压制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署名为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几位教师。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数小时内，校园内迅速贴满上百张大字报，观点各异，或支持，或反对。

6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聂元梓的大字报，并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向北大革命学生学习，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当天，北大校园便被红旗招展、口号震天的学生、工人和农民队伍占据，呐喊着“支持北大革命学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洪德威亲历了这一历史时刻。他甚至略带骄傲地提到，当时许多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子女都渴望参与中国的政治运动，却苦于无法接近现场。

1966年夏天，江青曾出现在北大校园，阅读墙上的大字报。之后在校体育场举办了几场群众大会，洪德威全程参与并做了大量笔记。大会持续了三个夜晚：第一晚由北大学生发言，意见纷呈；第二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登台讲话；第三晚江青出场，发表震撼全场的演讲，讲述她如何受到迫害，几次提到杨开慧所生的次子毛岸青。

洪德威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原本是大学的精英学生，会变得如此极端？”他认为，中国长期强调英雄主义教育，塑造了“非黑即白”、“非我族类即敌人”的观念，鼓励人们通过极端斗争表现忠诚。一些年轻人嗅到了机会：只要比别人更激进，就能成为英雄；另一些原本处于边缘地位的人，也藉此报复曾打压自己的人。这场运动，既非真正的“文化”，也非严谨意义上的“革命”，其实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最终造成严重社会撕裂与国家瘫痪，持续十年之久。

文革期间，由于大多数学生已离校，洪德威自愿与一批研究生前往北京南部的红星人民公社“鹿圈”大队参加劳动。那里曾是清代皇帝狩猎时圈养鹿群之地。他们住在一户农家的大仓房里，与主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家一起睡在烧火取暖的大炕上。虽然正值寒冬，农田不需耕作，但劳动繁重，如挖灌溉沟渠、地窖储菜等。但他并不觉得辛苦，反认为是对身心的锻炼。

我当年也曾自愿到青海农牧区插队，以苦为乐，所以深有共鸣。洪德威继承了父亲的志向，也如那个年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般，心怀理想。前不久我们大院电影院放映《牧马人》，他在观后座谈中提及自己下乡的难忘经历。那时我尚不认识他，只听人说：“这个老外真不简单。”

1968–1969年：在二七机车车辆厂学徒

到了1968年春，北京大学校园的生活已被无休止的派系斗争所充斥，原则尽失，令人厌倦。洪德威感到迷茫而沮丧，便请求父亲“走后门”，为他安排一次去工厂锻炼的机会，希望能学点真正实用的东西。父亲如他所愿，成功地将他安排进了“二七机车车辆厂”当学徒工一年。

这个工厂是为纪念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上著名的工人大罢工而命名的，位于北京西南郊，紧邻京汉铁路主干线。洪德威与其他工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里，不领工资，过着与普通工人一样的生活。

工厂主要负责机车与车辆的维修工作。当时大部分仍为蒸汽机车，不过厂内设有一个专门车间，负责检修一种由匈牙利生产的小型柴油机车。这种机车每四年需要大修一次。洪德威被分配到一个由10至12人组成的小组，专门负责从机车上拆卸柴油发动机，并将其主要部件送往其他小组进一步维修。

这些维修任务繁重而艰苦。许多大螺母需要两三名工人合力，用超长力矩扳手才能拧紧到位，操作常常在湿滑的金属平台上进行，不出几分钟就已筋疲力尽，只能轮换上阵。

不久，洪德威萌生了一个改进工具的想法。他向组长李师傅建议，能否造一把气动扳手，以减轻工人负担。李师傅听后赞许地说：“好主意！你来设计，我们送去车间加工！” 洪德威于是开始动手设计。他构思出一种类似蒸汽机原理的气动结构，以压缩空气推动气缸活塞，形成连续动力输出。李师傅认可了洪德威的设计，并协助他绘制了详细的工程图纸。加工车间按图制造后投入试用，效果非常理想，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六年后，洪德威的父亲重返北京时突发心脏病住院。洪德威赶到北京探望父亲时，顺道回访了他曾工作过的二七车辆厂。当他走进那个熟悉的车间，意外惊喜地发现自己设计的那把气动扳手还在使用！

洪德威还用机车上的弹簧钢，亲手打制了一把精巧的钳子。他十分珍惜这份纪念品，后来带回英国，一直收藏在身边。可惜这把钳子后来在英国被盗，他调侃说：“这也说明它的确‘精致’。”

洪德威常说，在中国十五年间，他收获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种“动手思考、自我解决”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正如那句英文谚语所说：“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

回归英国与科技人生的启航（1969年起）

1969年，洪德威一家决定回到英国。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最紧迫原因，是母亲年仅五十多岁却已出现了早期痴呆的症状，父亲希望尽早带她回英国治疗。同时，由于文革的冲击，北京大学早已停课，父亲的医疗教学工作也受到严重限制。既然留在中国已难以继续有意义的工作与生活，全家不得不回英国。1969年4月中旬，洪德威与朝夕相处六年的同学依依惜别，在上海登船，踏上归途。

回到英国时洪德威25岁。他很快进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电气工程系（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

1979年，洪德威通过导师推荐，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s）工作了21年。这家全球顶尖的研究机构，正是20世纪科技创新的圣地。他后来又先后任职于马里兰州的Corvis Corporation（一家光纤通信公司，专注于fiber-optic communication）6年。之后转至加州硅谷，在Laserscope（激光医疗设备）公司工作了16年。

洪德威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都投入到了科研事业中。他在多个领域取得创新成果，共获得9项发明专利（patents），并参与建立T.120国际标准。无愧为科技界的实干家和探索者。

早在1980年代，洪德威就在贝尔实验室设计用于内部系统基准测试与性能评估的计算机与软件。他幽默地说：“我可能是最早的一批‘黑客’。我工作的核心，就是尝试‘攻破’我们自己的CPU系统，检验其安全性与性能。也许，‘反黑客’这个说法更贴切些。”

阅读他自传中关于科研工作的章节时，我不禁感叹技术细节之复杂、逻辑推演之严密，但对我来说专业词汇过于“烧脑”，因此也不敢多引用，以免读者一头雾水。

在繁忙的科研之余，洪德威还热心投入青少年科教活动。他曾指导中学生的机器人科研团队，并在1993年获得美国首届机器人比赛的最高荣誉——总统奖（President’s Award）。他与学生一同前往白宫接受颁奖，并留下了与克林顿总统的珍贵合影。

这张有克林顿总统亲笔签名的在白宫玫瑰园的照片，是1993年总统与获得美国第一届机器人比赛总统奖的高中生的合影。David Horn（洪德威）是指导教师之一，位于第二排，穿蓝色裙装的女生之后。

三．婚姻往事

洪德威的两段婚姻可谓颇具传奇色彩。

第一段婚姻：

洪德威的第一任妻子是泰国总理顾问桑·帕他努泰（Sang Phathanothai）的女儿常媛。正值中泰关系微妙之际，桑先生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联系。1955年，他与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沟通后，于次年8月将一双儿女，12岁的常怀与8岁的常媛送往北京。1957年泰国政局突变，披汶政府被推翻，桑先生因“亲华”立场被捕入狱长达七年。滞留北京的兄妹俩此后在周总理和廖承志的关怀与庇护下成长。

常媛13岁时和周总理的合照

常媛曾深情回忆：“在中国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从1956年到1970年，我在周总理的关爱下生活学习达14年，比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还长。周总理曾对我说：‘你就是我的孩子。’” 她在回忆录《龙之珠》（The Dragon’s Pearl）中，详细讲述了这段独特的成长经历。

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时，常媛邂逅了物理系的洪德威。彼时的她颇受瞩目，甚至几近与同在北大读书的西园寺公一（也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儿子成婚，但因他父亲不同意而作罢。文革时期，常媛和哥哥常怀曾遭到在华激进分子的猛烈攻击，被要求与父亲划清界线。常怀拒绝妥协，最终被驱逐出境。常媛则在周总理的安排下，前往河北农村劳动一年半后，又回到北京，在国棉三厂担任工人。她曾在一次工厂火灾中救出两名儿童，因英勇表现受到表扬。

1970年，洪德威已回到英国。鉴于常媛在国内的处境不稳定，周总理对她说：“到英国去找David结婚。” 并亲自安排她持旅行证件前往英国。两人在英国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为表达对周恩来与廖承志的感激之情，他们将长子命名为“念周”，次子为“念廖”。而“念周”的两个儿子后来也分别取中文名为“颂周”与“恩周”——这种情感的传承，跨越了三代。

常媛到英国后，受父亲所托多次回中国见周总理，为中泰建交而奔波。1975年中泰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2年9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为中泰建交赴华的泰国破冰使团，右三为常媛

周恩来的“泰国儿女” (炎黄春秋）

20世纪70年代末，常媛带儿子常念周到北京看望邓颖超奶奶

洪德威与常媛的大儿子常念周，亦有一段与中国密不可分的人生轨迹。他在1985至1987年被送回北京实验二小就读，后来考入牛津和剑桥攻读数学。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国际投行工作，2001年创立“战略六幺三”咨询公司（洪德威为顾问），致力于帮助外国企业进入亚洲市场，同时协助中泰企业“走出去”。

2010年，他代表泰国政府与中国工商银行促成合作，推动“工银泰国”的建立，为中泰金融合作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与此同时，常念周长期投身公益事业。2004年起，他创立“常爱儿童基金会”，协助创办了一所少数民族儿童学校。他还定点帮扶云南德宏地区的多个贫困村庄，带领团队协助村民修建净水设施、开展理财培训，5年后，当地人均收入提升了240%。常念周资助了多位优秀的泰国青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其中至少有一位目前已成为泰国国会议员。

2019年6月9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常念周一枚“大英帝国勋章”（MBE）。 “表彰其在慈善事业、教育发展，以及促进与中国和泰国关系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如今，这个家族与中国的情结已延续至第四代。常念周说：“我每年会带两个儿子回中国两三次。在家里，奶奶和我都和他们说中文，小哥俩之间有时也用中文交流。” 一个英国与泰国血统的家族，却与中国有着如此深厚的联系，是不是很神奇？

然而，洪德威与常媛的婚姻止于1989年7月。洪德威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期间，常媛带孩子到美国团聚。但他们申请美国绿卡却迟迟未获批。按照规定绿卡申请期间不得离境。他们因不了解此规定，常媛离境到泰国看望父亲，结果未能再次入境美国。鉴于家庭再难于团聚，若干年后常媛提出离婚，洪德威虽不情愿最终还是协议离婚了。

如今，每年冬天，洪德威都会去曼谷与儿孙团聚，而儿子也会来看望他。晚年的洪德威，最珍视的便是家庭的亲情。

2018年6月洪德威携儿孙在北大物理楼前合影留念 洪德威参加两个儿子在曼谷主持的牛津-剑桥2025校友会

顺带一提，洪德威的妹妹也因热爱中医，曾远赴中国学习，归国后在伦敦开设了中医诊所。这个家庭，自父辈始，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二段婚姻：

洪德威的第二任妻子恽恕文是他在北师大附中时的同班同学。少年时的洪德威曾对15岁的恽淑文一见钟情，并写情书表白。然而恽淑文是一个极其守规矩的好学生，出于对校纪的敬畏，并未回应这段懵懂情愫，感情就此无疾而终。此后两人各自成家。

1992年，洪德威因贝尔实验室公务访问北京，与中学同学相聚，得知恽恕文已离婚，居住在洛杉矶。同学杨光帮助拉线联系到恽恕文，洪德威随即邀请她前往新泽西见面。1993年4月7日，恽恕文带着全部行李飞抵洪德威家，并于同年12月21日正式结婚。洪德威对这段感情的记忆细节之清晰，可见情深意重。他常提及恽恕文的优点：美丽、聪明、能干、热爱艺术、厨艺出众。他为她购买了相机，共同外出摄影。不久恽恕文便屡获摄影大奖，甚至超越了洪德威。她的艺术天赋也许来自家族传承——她的祖先包括明末清初的诗人兼画家恽南田。

不幸的是，恽恕文在7年前因胆囊癌去世，终年72岁。她的离去让洪德威悲痛不已，家中至今仍挂满她的照片与画作。虽然这是他人生的第二段婚姻，却也是他少年时期最纯真的初恋。有多少人能在人生有这么多精彩的传奇？

洪德威退休后，于2022年搬入位于旧金山湾区、拥有一万多名退休居民的共享社区——Rossmoor。我们成了相距仅一英哩之遥的邻居，使我有幸得以近距离与他交谈。

我写下这篇文章，旨在抛砖引玉，相信那部由洪德威亲笔撰写的自传，必将为读者带来更丰富、更深刻的精彩内容。

洪德威站在家中马海德夫人苏菲为纪念洪若诗在华工作10周年画的国画前

2025年8月于旧金山湾区 刊登于《世纪》杂志 202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