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碑碣映丹心一一三绝碑的风雨沧桑与精神传承

笃定前行

千年碑碣映丹心——三绝碑的风雨沧桑与精神传承

劲草

在黄河以东的河东大地，山西闻喜县裴柏村静静矗立了千百年。这座被誉为“中华宰相村”的古村落，自秦汉至明清，先后走出了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正史立传者多达600余人，如同群星闪耀在中华历史的天空。而在村中的裴晋公祠内，一通四连石碑历经千年风雨，承载着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传奇，这便是集“史绝、文绝、书绝”于一身的《平淮西碑》，世人敬称之为“三绝碑”。

驻足碑前，指尖抚过斑驳的石面，那些被岁月侵蚀却依旧苍劲的字迹，仿佛在低声诉说着跨越千年的是非功过。这通高2.54米、宽0.92米、厚0.20米的四连石碑，以精细石质为基，刻工绝佳，楷书字体大如拳，气势磅礴而不失典雅壮丽。它的“三绝”之名，绝非空穴来风：一曰史绝，是宰相裴度力挽狂澜、平定淮西藩镇的卓著功业；二曰文绝，是唐代古文大家韩愈挥毫写下的千八百字雄文；三曰书绝，是清代大学士、军机大臣祁寯藻亲笔书丹的精湛墨宝。这三者珠联璧合，使得此碑不仅是一方镌刻历史的石碣，更是一件凝聚中华文脉与忠义精神的艺术瑰宝。

然而，这通石碑的命运，远比想象中更为坎坷。它曾是唐代的“功德碑”，却转瞬沦为“麻烦碑”；曾被磨去原文换上“段文碑”，又在宋初重刻韩文成为“出气碑”；最终在清代重立于裴晋公祠，才得以“三绝碑”之名传世。这背后的跌宕起伏，都要从一场决定大唐国运的战争说起。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安史之乱的硝烟虽已散去四十余年，但大唐王朝早已不复贞观、开元盛世的荣光，藩镇割据的毒瘤遍布边疆内地，王朝基业如风中残烛，风雨飘摇。其中，淮西藩镇尤为猖獗，自李希烈叛唐以来，蔡州一带已然形成“国中之国”，割据长达五十年，传三姓四将，“其树本坚，兵利卒顽，不与他等”。到吴元济掌权时，更是手握重兵，据地千里，烧杀掳掠，直逼东都洛阳，成为悬在大唐心头的一把利刃。

为平定淮西，唐宪宗下令讨伐，可战事一开便是数年胶着，官军屡战屡败，收效甚微。朝堂之上，百官惧怕吴元济的强悍，纷纷主张安抚妥协，唯有御史中丞裴度、宰相武元衡、右庶子韩愈等寥寥数人坚决主战。元和十年六月，一场骇人听闻的暗杀震惊朝野——吴元济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勾结，派遣刺客深夜行刺，主战派领袖武元衡当场遇害，头颅被割去，而裴度也身中三剑，幸得随从舍身相护，才侥幸生还。

一时间，朝中人人自危，主和派趁机上书，请求罢免裴度官职以安抚藩镇。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唐宪宗展现出了一代明君的决断与魄力，他厉声斥责：“若罢度官，是奸谋得逞。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贼！”遇刺后的第三天，宪宗便正式任命裴度为宰相，将平叛淮西的重任全权托付于他。白居易在《除裴度中书舍人制》中曾赞裴度“茂学懿文，润色训诰，体要典丽，甚得其宜”，更称赞他“中立不倚，道直气平，介然风规，有光近侍”，这样的品格与才学，正是支撑大唐渡过难关的中流砥柱。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唐宪宗授裴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赋予他节制诸军的绝对兵权。裴度临危受命，立刻着手整顿军务，起用韩弘为宣慰处置使，马总为副使，韩愈为彰义行军司马，集结各路兵马，准备与淮西叛军决一死战。八月三日，裴度离京奔赴前线，唐宪宗亲临通化门送行，君臣执手，感慨万千。临行前，裴度立下铿锵誓言：“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朝无期！”其词情慷慨，掷地有声，宪宗为之动容落泪。

抵达淮西前线后，裴度深入军营，慰问将士，废除了监军制度，让将领们得以自主用兵，极大地提振了军心士气。他审时度势，采纳了唐随邓节度使李愬的奇袭之计。同年十月十一日，大雪纷飞，天地苍茫，李愬率领三千精锐兵勇，冒着严寒，疾驰百二十里，趁夜半时分突袭蔡州。叛军自以为有坚固城池和大雪天险，毫无防备，官军一举破城，活捉吴元济，这场历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入蔡州”之战，就此终结了长达五年的平叛之战，也结束了蔡州五十二年的割据局面。

捷报传至长安，举国欢腾。大唐王朝终于除去了心腹大患，中央集权得以巩固，王朝基业重获稳定。当年十二月，裴度班师回朝，被封为晋国公，李愬封为凉国公，韩愈升任刑部侍郎。为表彰这场旷世奇功，唐宪宗下诏，命文坛领袖韩愈撰写碑文，勒石立碑于蔡州汝南城北门外，以昭示后人，这便是最初的《平淮西碑》。

韩愈接到圣谕后，深知此事意义非凡。他“公退斋戒坐阁，濡染大笔何淋漓。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历时七十天，殚精竭虑，终于完成了这篇千八百字的碑文。全文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又如大江三峡，气势磅礴，“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将裴度运筹帷幄的谋略、唐军将士奋勇杀敌的壮烈刻画得淋漓尽致。碑文既颂扬了唐宪宗的英明决断，更突出了裴度在平叛中的核心作用，被誉为“千古第一碑志文”。勒碑之日，国人争相传诵，视为奇文，一时间洛阳纸贵。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通“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的功德碑，不久便惹上了天大的麻烦。李愬认为自己奇袭破城，活捉吴元济，功劳最大，而韩愈的碑文却着重称颂裴度，对自己的功绩着墨不多，心中颇为不满。其妻子唐安公主是宪宗的姑母之女，得以频繁出入宫中，不断向宪宗哭诉碑文“不实”。在皇室宗亲的压力下，唐宪宗最终下诏，磨去韩愈的碑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文勒石。

韩文虽被磨去，但那些字字珠玑的文字早已深深镌刻在世人心中。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得知此事后，愤愤不平，写下长诗《韩碑》，为韩文叫绝，为裴度叫屈。诗中写道：“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盛赞韩愈的文才与胆识；又以“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揭露了碑文被废的真相；最后直言“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表达了对韩文的无限推崇。

宋代大文豪苏轼对裴度的功业与韩愈的碑文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沿流馆中得二绝句》中写道：“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短短二十八字，既肯定了裴度平定淮西的功业冠绝有唐一代，又盛赞韩愈的文章如日月般光辉永存，而段文昌的碑文则早已被世人遗忘。清代诗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更是直言不讳：“较之韩碑，不啻虫吟草间矣”，将段文与韩文的差距说得淋漓尽致。

公道自在人心。到了北宋年间，蔡州知府陈珣有感于韩文的不朽与裴度的忠勇，下令磨去段文昌的碑文，重新镌刻上韩愈的原文。这一举措，恰似为世人出了一口积压已久的冤气，大快人心，因此这通碑又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出气碑”。这通石碑，在唐宋两朝的磨刻之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记功碑意义，成为了是非曲直的见证，成为了公道人心的象征。

然而，岁月无情，战火频仍。北宋以后，随着王朝更迭，兵燹不断，《平淮西碑》在风雨飘摇中迭遭破坏，唐碑的原貌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裴度的忠勇事迹、韩愈的千古雄文，却始终为后人所敬仰，从未被遗忘。时光流转，转眼到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户部员外郎钟秀、主事董醇、刑部主事冯栻前往裴晋公祠拜谒，见先贤功业无碑可纪，痛心不已，遂倡议重立《平淮西碑》。

翌年，裴氏后人裴骅专程恳请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著名书法家祁寯藻书写韩碑全文。祁寯藻是清代中后期的书法大家，其楷书厚重端平，典雅壮丽，兼具颜筋柳骨之风，与韩愈的雄文堪称珠联璧合。他欣然应允，挥毫泼墨，将韩愈的千八百字碑文一笔一划认真书写，而后工匠们精雕细琢，勒石于裴晋公祠内，以垂永久。这通历经千年波折的石碑，终于在清代完成了它的“涅槃重生”，因史、文、书三者皆绝，正式被世人誉为“三绝碑”，从此屹立于裴柏村，见证着岁月流转，传承着忠义精神。

站在这通饱经沧桑的石碑前，仿佛能看见裴度当年“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朝无期”的慷慨誓言，仿佛能听见唐军将士雪夜奇袭蔡州的呐喊之声，仿佛能感受到韩愈撰写碑文时的满腔赤诚。裴度作为唐代名相，不仅在平淮西之战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远见，更以其“中立不倚，道直气平”的品格赢得了后世的敬仰。他一生历经四朝，三度为相，在朝廷内外动荡不安之时，总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史称其“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除了李商隐、苏轼、沈德潜等文人墨客的赞誉，历代名人对裴度的评价更是不绝于史。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盛赞裴度：“度身貌不逾中人，而威望远达四夷，四夷见唐使，辄问度老少用舍。”可见其威望之高，影响之远。明代思想家李贽评价道：“裴晋公功高盖世，而平生所重者，不过一‘忠’字耳。”清代名臣曾国藩也说：“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然考其得人最盛者，莫如唐宪宗之世。而其功最大者，莫如裴度平淮西之乱。”这些评价，字字珠玑，无不彰显着裴度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

而韩愈的《平淮西碑》，作为“文绝”的代表，其文学价值同样震古烁今。这篇碑文不仅叙事清晰，气势磅礴，更在遣词造句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全文“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既继承了先秦散文的古朴典雅，又兼具唐代古文的雄健豪放，被后世誉为“碑志文之典范”。明代文学家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评价此文：“通篇以皇帝为主，裴度为佐，李愬诸将为役，章法森严，气势雄阔，足以配其功业。”清代古文家姚鼐也称赞道：“韩公此文，当与《史记》并传，其气魄之盛，千古无二。”

祁寯藻的书法，则为这通石碑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清代“书坛四大家”之一，祁寯藻的书法融合了颜真卿的雄浑、柳公权的刚劲、欧阳询的严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书写的《平淮西碑》，楷书字体端庄大气，笔力遒劲，结构严谨，每一个字都如同铁画银钩，既体现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又展现了文人志士的刚正不阿。后世书法家评价其书法：“祁相国书法，雍容大气，骨力内蕴，兼具庙堂之雅与山林之气，与韩文公之文、裴晋公之功相得益彰，堪称三绝。”

从唐代的功德碑到清代的三绝碑，这通石碑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王朝的兴衰更迭，经历了磨刻与重立的波折，却始终屹立不倒。它就像一位沉默的历史巨人，静静地矗立在裴晋公祠内，向每一位前来拜谒的人诉说着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传递着忠义爱国的精神。唐碑虽已不复存在，清碑亦显沧桑，但裴度的忠勇、韩愈的文才、祁寯藻的书法，却如同三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历史的天空。

诚然，裴度、韩愈等人都是封建王朝的臣子，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抛开历史的局限性，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爱国精神、忠义品格、担当意识，却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裴度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身许国，展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韩愈坚持真理，秉笔直书，展现了文人的风骨与气节；祁寯藻重刻碑文，传承先贤事迹，展现了对忠义精神的敬仰与坚守。这些精神，在今天依然焕发出绚美的光彩，依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球村里百帆竞发，各个国家都在奋力争先。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虽然都是凡夫俗子，但身处这样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更应该继承和发扬先贤们的爱国精神与担当意识，树立志在图强的宏愿，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而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裴度故里”的人们来说，这通“三绝碑”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它是我们的精神坐标，是我们的文化根脉，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不能忘记先贤们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不能忘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我们应当以先贤为榜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力，脚踏实地，续写历史的新篇章，让裴度的忠义精神、韩愈的文人风骨、祁寯藻的传承之志，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三绝碑上，为斑驳的石面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碑前的香炉里，袅袅青烟缓缓升起，仿佛在与千年的历史对话。这通历经风雨沧桑的石碑，不仅是一件珍贵的文物，更是一座精神的丰。它将永远矗立在裴柏村，矗立在河东大地，矗立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中，提醒着我们：历史不容忘记，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以三绝碑为鉴，以先贤为榜样，砥砺前行，不负时代，不负韶华，让忠义爱国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