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无言 光耀千秋——忆优秀共产党员辛吉明同志

春雨

栗郭记

有一种离去，让山河动容

四十多年的时光，足以让许多记忆模糊，让许多往事尘封。然而，在山西省乡宁县，一个名字却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清晰，一种精神在时代的变迁中愈发璀璨。

他，就是辛吉明同志。

1983年8月9日，“县委组织部原部长、纪委筹备组副组长辛吉明同志，因病逝世，享年47岁。”噩耗传来，全县震惊。那一天，天色阴沉如铁，俄而大雨倾盆，敲打着鄂河两岸的黄土崖壁。老人们喃喃自语：“老天爷，也在为一个好人落泪啊。”

县委大院里，有人摘下眼镜，久久擦拭；田间地头，老农放下锄头，对着坡水头方向深深磕下烟锅；街头巷尾，相识不相识的人们，传递着这个令人心碎的消息。一位与他共事多年的老干部红着眼圈说：“吉明走了，咱乡宁少了一股顶天的正气，少了一盏照路的心灯。”

四十七岁，正值壮年，生命戛然而止。他没有留下豪宅大院，没有为子女安排“铁饭碗”，甚至临终时，家中还欠着一笔债务。他留下的，是一身洗得发白的涤卡中山装，一辆骑了十几年的旧自行车，一张布满裂纹的办公桌玻璃板，以及塞满案卷和廉价烟叶的抽屉。

然而，正是这位看似“一无所有”的共产党员，用他短暂而炽热的一生，在吕梁山的褶皱深处，在乡宁人民的心中，竖起了一座无形的丰碑，燃起了一束永不熄灭的精神之光。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近辛吉明，去探寻这束光的源头，去丈量这座丰碑的高度，去感悟一个共产党人所能达到的生命宽度与精神海拔。

一、红色血脉——初心的萌芽与铸炼

（一）战火窑洞里的家国课堂

辛吉明的精神底色，并非源于书本上的理论说教，而是熏染自抗日烽火中那孔朴素的农家窑洞，启蒙于父亲那负重前行的背影。

1936年1月，辛吉明出生在乡宁县双鹤乡坡水头村一户普通农家。他的童年，与中华民族最危难的岁月重叠。1938年，山西新军政治保卫二支队（后改编为213旅）战地医院，在寻找隐蔽之所时，选中了地势险要、民风淳朴的坡水头村。

抉择，摆在了每家每户面前。辛吉明的父亲辛起发，这位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做出了全家乃至儿子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无条件腾出祖辈居住的整座院落、数孔窑洞，供医院使用。这不是简单的“借住”。这意味着全家老小要挤进堆放农具杂物的狭小边窑，意味着要拆掉刚刚修缮好的牲口棚以扩大收治空间。母亲望着贴了新窗花、承载着家族记忆的正窑，眼中流露出不舍与担忧。父亲的话语却像夯土一样实在，回荡在窑洞里：“鬼子在咱中国地上杀人放火，八路军是替咱老百姓拼命的。人家连命都能豁出去，咱腾几间房、受点挤，算个啥？没有国，哪有这个家？”

这句朴素至极的道理，如同第一颗种子，深深埋进了当时年仅两岁的辛吉明懵懂的心田。“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抉择，从此成为他人生最早、最生动的政治启蒙课。医院进驻后，辛家院、沈家院、董家院构成了独特的“品”字形布局，成了战时救死扶伤的“生命方舟”。上院指挥调度，下院救治伤员，暗洞连通以备转移。年仅四五岁的辛吉明，穿梭其间，所见是医护人员彻夜不息的忙碌，所闻是伤员坚韧的呻吟与感激的话语。一种关于牺牲、奉献、军民鱼水情的直观认知，悄然形成。

（二）风雪驮炭路上的“信义”丰碑

如果说腾房展现的是抉择的勇气，那么接下来辛起发所做的，则诠释了何为“一诺千金”的信义与坚韧。

战地医院的运转，离不开取暖的煤炭。而坡水头周边无煤，最近的煤窑也在三四十里外的崎岖山路上，运输全靠牲口驮运。寒冬腊月，朔风凛冽，滴水成冰。辛起发主动揽下了这项最苦、最险的任务。他牵着自家那头老骡子，天不亮就出发，顶风冒雪，在布满碎石荆棘的陡峭山路上往返跋涉。一路上不仅要忍受彻骨严寒，还要时刻警惕可能出现的敌情。

一天半夜，辛起发才一瘸一拐地回到家。妻子问他脚怎么了，他只说抬驮子时没注意。妻子帮他脱鞋，却发现袜子和脚上的伤口冻粘在一起，成了硬邦邦的血块。她心疼得直掉眼泪，用剪刀小心剪开袜子，用温水棉花慢慢浸润，才将粘着皮肉的袜茬剥离。战地医院的护士闻讯赶来，为他清洗、上药、包扎，并叮嘱他必须休息三五天。然而，后半夜，牲口圈里又响起了他拌草料的沙沙声。天未亮，铃铛声再次响起，那个背影又倔强地没入风雪之中。

他运炭，坚持只收取成本价，不肯要一分钱运费。在医院首长的再三劝说下，他才勉强收下少许酬劳。直到1939年底医院安全撤离，他始终坚守着这份无声的承诺。后来，他用这笔微薄的收入，加上自家积蓄，在院里盖起了三间厅厦。房子落成那天，他在新房梁上郑重地挂了一小块红布。每当有人问起这房子的来历，他总是挺直腰板，声音洪亮而自豪地说：“这是共产党给我修的！”——没有半分炫耀，只有发自肺腑的感激与荣耀。

这份“受恩必铭记，得利知来源”的厚重信义，通过父亲躬身垂范的背影和朗朗话语，如涓涓细流，日夜不息地流淌进少年辛吉明的血液里，塑造了他最初的是非观、恩义观和对党的朴素情感。

（三）“小交通员”的初次担当

环境的熏陶，也激发了早慧的辛吉明参与其中的渴望。由于辛家是可靠的“堡垒户”，一些非核心的简易通知或口信，有时会交给年龄稍长的辛家孩子传递。年仅四五岁的辛吉明，就曾多次跟着姐姐或叔伯，以走亲戚、挖野菜为掩护，往来于邻近村落。

任务虽小，意义却重。长辈们“千万莫对人言”的郑重叮嘱，让他第一次懂得了“纪律”与“信任”的分量；成功将折好的小纸条送到指定地点后，一位伤员叔叔用草梗为他编了一只栩栩如生的“蚂蚱”作为奖励。这枚粗糙的“草蚂蚱”，他珍藏了许久，那是他关于“责任”、“贡献”与“被认可”最初的可触记忆，是他心中“革命”二字最早的可视化奖章。

战地医院虽然只驻扎了一年多，但其带来的影响却深远持久。进步思想如星星之火，点燃了坡水头村的革命热情。辛起发的言传身教，战火中的所见所闻，共同构成了辛吉明人生最早的“红色课堂”。忠诚、奉献、守信、担当的基因，自此深植于他的血脉之中。这颗在烽火中萌芽的初心，注定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生长为支撑他一生巍然屹立的精神主干。

二、寒窗星火——“二先生”的修身砺志之路

（一）崎岖求学路和煤油灯下的坚守

走出烽火岁月，辛吉明的人生轨迹，沿着“耕读传家”的古训，在贫寒与坚韧中缓缓铺展。坡水头村小，没有学堂，他直到九岁才得以到五里外的西卜头村读小学。每天往返十里山路，风雨无阻。夜晚，在冒着黑烟的煤油灯下，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铅笔头写到秃短，石笔尖磨至叹息。那专注的眼神，比灯焰还要明亮。

十三岁，他以全学区第一的成绩，考入三十里外的乡宁县第二完校（七郎庙完校）。求学条件极为艰苦：每周六下午，徒步三十里山路回家背干粮——多是杂粮窝头和咸菜；周日下午，再负重返校。睡的是麦草铺地的大通铺，喝的是清可见底的稀米汤。然而，物质的匮乏，反激发出他惊人的求知欲和韧性。新课本为他打开了广阔的世界，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将全部精力与热情倾注于学习。书本上密密麻麻的笔记，见证着他的不懈思考；面对难题，他非钻研透彻不可。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二）“二先生”之名的仁爱初显

辛吉明的出众，不仅在于成绩，他天性热忱，乐于助人。晚自习时，他总被同学团团围住请教难题。他从不厌烦，总是耐心讲解，直到对方豁然开朗。久而久之，老师发现这位学生对同学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老师，于是郑重宣布：晚自习由辛吉明协助辅导全班。同学们欢呼雀跃，亲切地称他为“二老师”、“二先生”。

“二先生”之名，不仅源于学识，更源于品德。班里曾有一位同学因家庭突遭变故而面临辍学。辛吉明得知后，没有声张，而是默默发动几个要好的伙伴，大家每天从自己本就不多的口粮中，省出一小块窝头或菜团，凑在一起接济那位同学。同时，他们轮流帮其补上落下的功课。这件事，他从未向老师提及，直到多年后，那位已成为人民教师的同学含泪诉说，才为人所知。他的班主任、后来蒙受其恩的丁希荣老师曾感慨道：“吉明那时就不只是个成绩好的学生，他心中有团火，总想着照亮别人，温暖别人。‘二先生’是同学们对他品德和学识的双重认可。”这份少年时期便自然流露的“仁爱”与“担当”，正是他日后成为人民公仆最坚实的人格基石。

（三）师范淬炼的精神苦修与风骨孕育

1952年，辛吉明考入临汾师范学校。从深山来到地区首府，城市繁华，他却心无旁骛。他牢记父亲“不和人家比吃穿，要比就比学问”的嘱咐，将全部精力投入学业。他深知基础差异，唯以勤补拙。上课最早到，下课最迟走，周末与阅览室为伴。第一学期，他便以总成绩第一，让所有人对这个“山里娃”刮目相看。

他对书法的痴迷与苦练，尤为突出。他认为：“字要端正，心先要正。一笔一划，皆不可苟且。”清晨背诵古文，晚间熄灯后还就着走廊灯光练字，这成为他的日常功课。这种将艺术修养与道德修为紧密结合的自觉，在当时实属难得。他的小楷工整俊秀，法度严谨，后来享誉乡宁，乡宁县委、县革委的门牌、通告、布告等均由他书写，乃至有“古有颜真卿，今有辛吉明，书法数晋南，无敌乡宁城”的民谚。人们赞其字“有风骨”，而这“风骨”，正是其刚正人格的外化与投射。

临毕业时，班主任找这位品学兼优的寒门学子谈话，关切其困难。辛吉明沉默片刻，郑重回答：“老师，我没有什么困难。家里再苦，供我读到师范毕业，已是天大的恩情。现在，该是我回报的时候了。我希望能回到乡宁，回到山里，让更多像我当初一样想读书的孩子，有书读，有出路。”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份扎根乡土、反哺桑梓的赤子初心。这份初心，从他走出师范校门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三、砥柱中流——于时代激流中坚守正义等高线

（一）从三尺讲台到“刀尖”岗位

师范毕业后，辛吉明先后在光华、西坡等学校任教并担任校长。他理论结合实践，教学成果突出，很快被调入县人委办公室。凭借着卓越的学识、实干精神与天生组织才能，他迅速成长。28岁当选县委委员，30岁任人事局长，随后历任县保卫组副组长、公安局长、组织部长、纪委筹备组副组长。每一步晋升，都伴随着更重的责任和更严峻的考验。他就像一颗经过淬炼的星辰，因其纯粹、坚毅与担当，在时代需要时，必然被推向风口浪尖。

（二）保卫组岁月的火山口上执掌天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百废待兴，拨乱反正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县里成立保卫组，统管公、检、法工作，实际重担落在了副组长辛吉明肩上。这无疑是一个“火山口”：积案如山，派性对立严重，历史遗留问题盘根错节，说情、施压、威胁甚至恐吓信接踵而至。

上任第一天，景象触目惊心。办公室被上百名访民包围。有拄拐杖白发苍苍的老人，有背着幼子泪流满面的妇女，有手持血书跪地喊冤的汉子，也有肢体残缺、目光呆滞的受害者……哭诉声、控诉声，几乎要将屋顶掀翻。辛吉明强忍心中震撼与悲痛，收下一份份诉状，对大家郑重承诺：“请大家放心！我们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一定调查清楚，给大家一个公正交代！”语气里的坚定，像寒冬里的一团火。

承诺易，践行难。他面对的，不仅是案卷的海洋，更是复杂的人心与仍未散尽的硝烟。有人夜间将恐吓信塞进他宿舍门缝；有人托关系、带着礼品上门，希望“高抬贵手”；更有甚者，散布谣言，企图污蔑他办案不公。面对这些，辛吉明的选择清晰而决绝：将恐吓信直接上交组织，表明心迹；对说情者一律严词拒绝，礼品原封退回；用更加公开、严谨、细致的调查和更快速的结案，来粉碎一切谣言。

他在全体工作人员会上，声音铿锵，掷地有声：“我们坐在这里，手里握着的是人民的信任，是党的原则！谁要是想在这里搞歪门邪道，趁早死了这条心！我辛吉明只有一个标准：事实和法律！天王老子来说情也不行！”这份在巨大压力下的孤勇与定力，震慑了歪风，稳住了阵脚，也赢得了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真心敬畏。

超负荷的工作，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学会了吸烟，最初是为在乡下调查时驱虫，后来成了深夜伏案提神的无奈依靠。他的抽屉里，除了案卷，就是廉价的烟叶和卷烟纸。困倦不堪时，一支自卷的旱烟，便是他唯一的“奢侈”。手指因日夜书写，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他早出晚归，三餐不定，胃痛肝痛已是常事，疼得厉害时，就用桌角或搪瓷缸顶住腹部，继续工作。同事们心疼他，有时悄悄放包好烟在他桌上，他发现后，总会按价付钱，或者下次用更好的烟回请。他说：“大家都不宽裕，心意我领了，但便宜不能占。”清廉的界限，在细微处亦恪守不渝。

在他身先士卒的带领下，保卫组上下同心，年底结案率超过百分之七十，极大稳定了全县局面，促进了各项工作走向正轨。群众由衷称赞：“保卫组为咱乡宁百姓，点燃了一片星空！”

（三）铁腕柔情的平反冤狱与尊师重道

1973年，公安局恢复，他任局长；1975年，任组织部长，后又兼任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这又是一项时间跨度长（从建国初期到文革）、涉及面广、关系数千人政治生命与家庭福祉的浩大工程。他再次开启“拼命三郎”模式。

他办公室的灯光，常亮至凌晨。他亲自翻阅堆积如山的申诉材料，核实每一个关键证据。对于年代久远、证据缺失的复杂案件，他从不轻率结论，而是反复走访，多方求证。他曾为核实一位老教师1957年某句是否构成“右派言论”，连续走访了七位当年的知情者。有人劝他：“部长，有些事差不多就行了，上面也没要求百分之百。”他指着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自书座右铭，严肃地说：“九成九不行，一定要十成！对我们，这是一项工作；对当事人，那是一辈子，是一个家庭的命运！”

正是这种近乎偏执的认真与负责，让他主持平反的案子，件件经得起历史检验，温暖了无数颗曾经冰冷绝望的心。

其中，为恩师丁希荣平反一事，尤为感人，也集中体现了他重情重义、尊师重道的品格。丁希荣是他完校时的恩师，文革前任光华完校校长，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文革中因家庭成分问题受到冲击，被开除公职。平反政策下来后，丁老师深知学生辛吉明已是组织部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但生怕连累学生，始终未去求助。眼看其他人都陆续落实了政策，丁老师的学生贾平安看不过去，找到辛吉明说明了情况。

次日，辛吉明特意在办公室门口等候，将丁老师搀扶进来。当白发苍苍、老泪纵横的恩师讲述多年冤屈时，辛吉明眼圈发红，起身向老师深深鞠了一躬，歉疚地说：“老师，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到位，让您受苦了，学生对不住您！”随后，他亲自带队调查，写出了有血有泪的专题报告，不仅为丁老师一人，更为全县教育系统一大批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争得了公正的待遇。

他的学生贾平安在《追忆廉吏辛吉明》一诗中，真实记录了这一幕：“劫后重谒辛部长……部长穿着黑布鞋，浅灰涤卡中山装……怕多打扰入本题，谈及恩师丁希荣。听我叙述显震惊，表明他不知实情。次日我陪丁老去，部长肃立门口等。搀扶老师椅子上，躬身一礼坐膝旁。平素俨然是部长，师前执礼仍晚生……回眸一瞥办公桌，玻璃板压座右铭：上句‘九成九不行’，下句‘一定要十成’……清清白白百姓官，实实在在座右铭……身居要职不跋扈，手握重权不嚣张。为民竭诚为党忠，一身正气梦不惊。”权力，从未扭曲他心中关于公正、关于师道、关于情义的等高线。

他的“权”，是为民请命之权，是彰善瘅恶之权，是守护世间公道之权。

　　四、大公无私——“无情”面具下的至深情怀

（一）严束至亲的一种更深沉的爱

辛吉明对自身及家人的“不近人情”，在乡宁几乎尽人皆知。而这种“无情”的背后，是他对党性原则的极端坚守，是对社会公平的深刻维护，也是一种对子女更为深远和严厉的慈爱。

1974年，长子辛和平高中毕业返乡。当时高校实行“推荐选拔”，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部，力荐其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这在当时，是跳出“农门”、端上“铁饭碗”的黄金机会。辛和平兴奋地将好消息告诉时任公安局长的父亲。辛吉明听后，心平气和却不容置疑地说：“和平，这学你不能上。你看咱大队咱公社，和你条件差不多的娃娃有二三十个，为啥单推荐你？还不是冲着我这个局长。咱要和村里娃争这个名额，我这共产党的局长就白当了。我建议你去参军，部队是大熔炉，是金子在哪都能发光。”辛和平理解了父亲，光荣入伍。送别时，父亲向他竖起了赞许的大拇指。

1976年，二儿子辛会平插队后赶上招工，县劳动局特意在县城单位为他留了名额。辛会平拿着表格欢天喜地回家，被时任组织部长的父亲严厉制止：“这表不能填！你是部长的儿子就能特殊？照这么下去不乱套了？把表退回去，到最基层去！”辛会平被分配到了离县城一百二十里地的崖下供销社一个小分店。

他的姐姐家境困难，多次为儿子工作的事求他。他总是温和而坚定地拒绝：“姐，这个口子，我不能开。”姐姐最终理解了弟弟的“固执”：“他是个真共产党员，自己娃都不管，咱还有啥话说。”

他曾对子女这样解释：“你们觉得我手中有权，能安排你们。但今天我能安排你，明天别人就能用更大的权安排他的子女，社会还谈什么公平？共产党的权，是给老百姓办事的，不是给自家修桥铺路的。你们的路，必须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这样走得稳，心里安。”这不是不爱，而是用一种更深远、更负责任的方式去爱——他希望子女成为自立、自强、顶天立地、无愧于心的人。事实证明，在他的严格家教下，子女们虽未得“父荫”，却个个在平凡岗位上勤恳奋斗，赢得了社会的尊重。这，何尝不是他最成功的“安排”？

（二）清廉如水的从家庭筑起“防火墙”

他对家人的约束，严苛到极致。妻子长期在农村务农，按政策本可早些“农转非”，但他总是把名额让给更困难的同志，直到1978年政策明确必须解决时才办理。家里做饭缺引火柴，妻子想到他单位有些废旧报纸，试探着问能否拿点，他立刻板起脸：“公家的纸，一张都不能拿回家！那是国家的！”他不仅自己一尘不染，更在家中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廉政防火墙”，确保任何不义之利都无法通过家庭这个关口侵蚀他。这道墙，保护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塑造了清正纯粹的家风。

在子女的记忆里，父亲是如此的“苛刻”又如此的“温暖”。

长子辛和平回忆：“他感冒了都不休息，照常早六点起来打扫卫生……办公桌玻璃板碎成渣了还舍不得换……搞水利劳动，他推车装土，小伙子都干不过他。”

三子辛东平回忆：“他在河边开垦二分菜地，收的菜大半分给邻居……他让我去买信纸给亲戚写信，我说用办公室的就行，他严厉批评我：‘公是公，私是私，必须分明！’……他总是把宝贵的粮票布票，送给村里更困难的‘五奎’他们。”

那些被坚决拒绝的“心意”，贯穿他一生。下乡结束，群众送的烟、果；公安局时，家属感谢送来的鸡鱼；组织部里，干部提拔后送来的酒；甚至病重时，老同志探望带来的营养品……他一概婉拒，或原物退回，或折价付钱。他说：“人家来看我，是情分。但东西不能收，收了，情分就变了味，我党的干部形象也变了味。”这些被拒之门外的“心意”，恰恰堆积成了他矗立于天地之间、百姓心中的不朽丰碑最坚实的基石。

　　五、泥土情深——躬身实践的“新社员”

（一）真“社员”还是“走过场”？

1976年夏天，上级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县委组织部长辛吉明带着年轻干部赵学义，以“新社员”身份进驻一个生产队。队长栗老王向社员宣布时，大家嘀嘀咕咕，将信将疑：“大官真能来当社员？还不是做做样子？”

第二天上午，辛吉明扛着锄头跟大伙一起下地。他双手握锄，姿势标准，动作利落。锄头落地有力，深浅均匀。更让人惊讶的是，对于紧挨玉米苗的杂草，他竟弯下腰，左手小心护住禾苗，右手仔细拔除。锄过的地，苗正、土松、草净。社员们看在眼里，心里直犯嘀咕：这哪像县里的大干部？

很快，更“出格”的事发生了。队里犁地的社员请假，辛吉明主动提出顶替。队长吓坏了：“这可不行！犁地要天不亮就赶牛上山！”辛吉明摆摆手，“没啥，我犁过。”第二天凌晨五点，他叫醒同伴，扛着犁、赶着牛，真的和犁地社员一起出现在晨曦中的坡头。

就在那天上午，一位从县城来找他办事的干部，在地头转了几圈，看着几个满身灰土、吆喝耕牛的“老农”，怎么也想不到其中就有他要找的组织部长，只好悻悻离去。直到中午收工，这位干部才在村里认出那个肩扛木犁、满脸汗道、浑身尘土的中年人，正是辛吉明部长，惊愕得说不出话。

（二）心入、身入、情入

辛吉明下乡，绝非“身入”即止，更是“心入”、“情入”、“脑入”。他发现队里耕作粗放，肥料不足，不仅自己拾粪积肥，还利用回城机会跑到县农技站请教，带回科学种田的小册子和新种子，在队里搞起“试验田”。队长栗老王后来感慨：“辛部长不光会干活，还会‘念经’（讲科学），他是真心想让咱地里多打粮。”

他知晓耕牛的辛苦，每天下午收工后，不顾疲惫，专门为牲口割一大捆鲜嫩青草。饲养员激动地说：“辛部长，你割的草，牛最爱吃！你来了，连牛都高兴！”秋收种麦，他摇耧、耙地、耢地，样样精通，顶着“秋老虎”，晒脱了几层皮。在地头吃饭时，队长栗老王以他为榜样，批评那些干活马虎的社员：“看看人家辛部长犁的地！咱庄稼人干的活，比不过县上干部，脸红不？你要哄地皮，地皮就哄你的肚皮！”

生活上，他们拒绝单独开灶，坚持吃“派饭”。看到家家户户给他们做“二面馍”（白面玉米面混合），而自家人啃窝头，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中秋节那天，为了不打扰社员团聚，他和同伴悄悄“失踪”，躲到供销社食堂自己吃饭。他说：“不能再给群众添负担了。”

三个月期满，村里买了香烟、备了水果表达谢意，被他坚决退回。临行前，他将自己犁地时用的两根旧荆木肩杆，郑重地交给村支书，说：“这个，留给咱队的带头人。”寓意深长，希望党的干部，永远像老黄牛一样，为人民负重前行。送别时，许多村民自发聚集村口，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老汉，拉着他的手，哽咽道：“辛部长，你……你跟别人不一样，你是咱自家人。”

“自家人”——这是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干部最朴素、最亲切，也是最高的褒奖。它源于将心比心的尊重，源于毫无架子的融入，源于实打实的付出。辛吉明用他的躬身实践，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六、燃尽成灰——生命最后的宽度与绝唱

（一）积劳成疾的被忽略预警

长期超负荷、无规律的工作与生活，早已严重透支了辛吉明的健康。肝病的迹象，其实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就已频频发出警报：持续的疲惫感，间歇性的腹部疼痛，日益衰退的食欲……妻子和同事们多次劝他去医院彻底检查，他总是那句：“忙过这阵子再说。”办公桌抽屉里，常备着止痛片和胃药。疼痛袭来时，他用桌角顶住，或吞几片药，继续伏案工作。他将身体的预警一次次忽略，将个人的健康无限期押后。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病，是“累”出来的，更是心中那份“工作至上”、“他人至上”的信念“熬”出来的。

（二）最后的倔强“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

直到1983年初，他时常感到力不从心，腹痛加剧，甚至在工作中晕厥。在大家强行催促下，他才住院检查，结果令人揪心。县委决定，送他到医疗条件更好的北京进行治疗。在301医院，专家会诊后，悄悄告诉陪同的县医院主治大夫马铁毛：肝癌晚期，已无法手术，时日无多。组织上决定对他隐瞒实情。

当马大夫将一份“病情稳定”的假诊断报告递给他时，辛吉明接过，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沉默了一会，平静而清晰地说：“马大夫，我们明天就回家吧。不要在这里花冤枉钱了，大医院什么都贵。我的病我清楚，乡宁治不好，这里也一样。我大半辈子，从没乱花过国家一分钱。不能到临了，背个浪费国家钱财的坏名声。那比割我的肉还难受。”

马大夫，这位见惯生死离别的老医生，听闻此言，再也无法控制情绪，借口走出病房，在空旷的走廊里失声痛哭。这就是辛长期超负荷、无规律的工作与生活，早已严重透支了辛吉明吉明！生死之际，生命尽头，他首先想到的、最后坚守的，仍然是党的声誉、国家的钱财、一个共产党员的清廉名节！在他的坚决要求下，他们在北京仅停留七天便返回乡宁。

（三）生命烛火将熄时的牵挂

回到乡宁医院，病情急剧恶化。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他的思维依然清晰，牵挂的依然是未竟的工作。他会轻声问来看望的同事：“XX那个积案……结了没有？”“纪委筹备组的总结报告……上面批复了吗？”有一次，他忽然吃力地对妻子说：“清风……我枕头底下……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几件没办完的事……还有几个需要关心的老同志情况……你，记得交给组织……”

在偶尔的清醒时刻，他拉着妻子的手，眼中满是愧疚，“我走了……老人有弟弟们……我放心……就是苦了你和孩子们……小女儿才三年级……我真不甘心……”弥留之际，他要求回坡水头老家，“死了……也要埋在家乡的黄土里……那里有爷爷、奶奶……和娘……”

追悼会上，花圈如海，挽联如雪。县长杨荫山致悼词，四十分钟内五度哽咽，泣不成声。然而，比任何悼念更绵长、更深刻的缅怀，在广阔的民间。此后数十年，每逢清明或他的忌日，总有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到他坟前添一抔新土，摆几样简单的祭品。他的故事，在乡宁百姓的口中代代相传，成为家庭教育、党性教育最鲜活、最动人的教材。这种穿越时空的、发自民心的铭记，才是对他生命价值最崇高、最永恒的礼赞。

光之启示——论共产党人的生命刻度与精神海拔

辛吉明同志离开我们已四十多年。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面临的考验也更加多元复杂。在今天，为何还要深切地缅怀、学习一位上世纪的老党员？他的精神，对今天的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

辛吉明同志用他四十七年短暂而炽热的一生，以其极致的纯粹、彻底的奉献和坚如磐石的坚守，为我们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他的生命，拓展了三个至关重要的“维度”：

第一，他拓展了“时间”的密度与效度。生命的长短，天有定数。但生命的质量与价值，却由人自己书写。辛吉明将每一天、每一刻都用到极致，压缩了所有个人的享乐与休憩，极大地延展了为人民服务的时间效度。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工作生涯中，他处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海量复杂问题，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他的时间，不是沙漏中无声流走的细沙，而是被信念与责任压实的精神铀矿，持续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第二，他标定了“权力”的纯度与纬度。在他手中，权力从未异化为个人或家族谋利的工具。权力，是犁铧，只为开垦人民的幸福；是砝码，只衡量社会的公平；是利剑，只斩除腐朽与不公；更是枷锁，首先牢牢约束的是掌权者自身及其至亲。他一生都在回答“权力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这个根本问题，用行动证明了：真正的权力威严，非来自张扬与霸道，而源自极致的克己、奉公与奉献。权力的纯度，决定了一个政党在人民心中的高度。

第三，他矗立了“精神”的高度与温度。 在理想与欲望、原则与人情、坚守与变通、小我与大我的永恒张力中，辛吉明以其一生的实践，划出了一道清晰、璀璨而令人景仰的轨迹。这道轨迹告诉我们：

对党忠诚，是具体的。它就在每一次拒绝说情的坚持里，就在每一份公正裁决的案卷中，就在病榻上对未竟工作的最后牵挂里。

干净廉洁，是彻底的。它就在每一张公私分明的信纸上，就在每一次拒收礼品的决绝中，就在“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的临终遗言里。

担当奉献，是绝对的。它就在“一定要十成”的工作标准里，就在“新社员”的躬身劳作中，就在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生命历程里。

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他是孝子，是严父，是重情重义的学生。唯其平凡，所以可亲；唯其在平凡中做出了极不平凡的选择与坚守，所以可敬；唯其将“共产党人”的身份看得比生命更重，并以此为标准贯穿一生，所以不朽。

坡水头的山崖依旧巍峨，鄂河的流水日夜西流。辛吉明同志埋骨的那片黄土地上，虽然没有树立起巍峨的纪念碑。但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心中那杆衡量是非曲直、称量干部轻重的公平之秤，就是对他最好的铭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在权力、利益、人情考验面前，内心那份关于“初心何在、使命谁负”的清醒叩问与自觉选择，就是对他最高的致敬。

他的故事，是一部生动的教材，告诫我们“从哪里来”的初心；更是一束永恒的光源，照亮我们“向何处去”的道路。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当经常用辛吉明同志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用这把尺子量一量自己，问一问自己：

我们的时间，是否用在了为民服务的刀刃上？

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否保持了应有的纯度与温度？

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否抵达了应有的高度与刻度？

让我们将感动化为行动，将敬仰化为担当。让辛吉明同志身上体现的忠诚、干净、担当的精神之光，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接续传递、发扬光大，汇聚成推进事业前进、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丰碑无言，行胜于言。

光耀千秋，精神永存！

2025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