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

和为贵

　　2026年1月8日，冷风裹着寒意掠过窗棂，这是二哥唐荣共离开我们的第一个周年忌日。案头的日历被翻到这一页时，指尖都忍不住发颤，那些与他有关的岁月碎片，瞬间如潮水般涌来，清晰得仿佛他还在昨日，笑着喊我的名字。

　　二哥生于1954年农历六月十七，在姊妹五人中排行第三，上有姐姐、大哥护着，下有我和妹妹依着，原该是被岁月偏爱的一个。1972年高中毕业后，他幸运地被中南地质勘探局310大队选中，远赴南宁的广西卫校检验班带薪学习二年。归来后，他一头扎进职工医院的荒地里，白手起家建起了检验科；两年后又背起行囊，被派往湖南衡阳415医院学习放射科技术，学成归来，又牵头组建起放射科，一人身兼两职，从无半分怨言。尤其每年单位的矽肺病体检，他忙得脚不沾地，常常从清晨熬到深夜，也只是抹抹额头的汗，依旧细致地盯着每一份检查报告上的数字，生怕漏掉半点异常。他敬重领导，体恤同事，待人真诚热忱，在单位里，谁提起唐荣共，都会毫不犹豫地竖起大拇指。

　　很少有人知道，这样干练可靠的二哥，也曾是个撑起一个家的少年。父亲1963年因矽肺病撒手人寰，母亲被安排到遥远的工区做临时工，姐姐早出晚归忙着学业，大哥调皮贪玩不着家，唯有二哥，默默收起少年的稚气，配合奶奶，把家里的柴米油盐、缝缝补补全扛了起来。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就像一株挺拔的白杨，为我们遮起了一片无风无雨的天。

　　二哥是个活得热烈又通透的人。因着放射科的工作便利，他迷上了摄影（有时摄影作品用网名“贝壳”标注），常常挎着相机走街串巷，主动帮邻里乡亲拍照洗片，分文不取，只图按下快门时，镜头里漾开的那一张张笑脸。他也是单位里出了名的“赶时髦”，1979年，他攥着攒了许久的票证，在长长的队伍里排了大半天，抢购到一辆“上海凤凰十八型”自行车，那锃亮的车身，曾是多少人羡慕的风景；1981年，他又咬咬牙，花了516元——那可是他近九个月的工资——买回一台日立电视机。天气晴好时，他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左邻右舍搬着板凳围坐一团，笑语声裹着晚风传得很远；遇上阴雨天，小小的屋里挤得满满当当，连空气里都飘着热腾腾的烟火气。也因着这般大方，他手里基本没有积蓄，日子时常捉襟见肘，可他从不放在心上，依旧乐呵呵地过着每一天。

　　外向的性格，流利的口才，让二哥的人缘格外好。地质队总在搬家，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可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和人打成一片。郴州、祁阳的老乡，都是他主动联络；卫校的同学也都是他常组织聚会，让情谊不曾因山高水远而淡薄。后来买房缺钱时，朋友们二话不说，你五千我一万，凑出十万八万帮他渡过难关，这便是他用心经营半生的情谊，最好的见证。

　　于我而言，二哥更是生命里最温暖的光。1974年到1978年，我在他单位附近的农村插队四年，那段苦日子，全靠他的照拂才熬过来。那时他还未成家，住在医院的单间宿舍，我只要在附近出工，收工后总会拐到他那里打牙祭。他会特意去食堂，买最好的红烧肉、粉蒸肉，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模样，眉眼间满是藏不住的笑意。单位放电影时，他会提前占好最靠前的位置，我和插友们搬着他的活动椅，挤在人群里，心里满是踏实。后来我考上农技校，分配到县农机厂，每到周末，还是会往他家里跑，就为了吃上一顿他亲手做的热饭。就连我结婚时的家具，都是他不辞辛劳，跑到深山里托人买回上好的木料，又请木工师傅到家打造，全程盯着做工、把关质量，一件件扎实的家具，藏着他沉甸甸的心意。那些带着木头清香的大衣柜、木沙发、桌椅，至今还摆在我家里，每一次看见，都会想起他。

　　1993年，地矿单位光景渐淡，二哥和嫂子一同调往湖南邵阳省建四公司。谁曾想，没过几年，嫂子便下了岗，二哥的工资也时常被拖欠，无奈之下，他只好停薪留职，背起行囊外出打工。后来听说，原单位310大队成了省财政拨款单位，工资高且稳定，朋友们都替他惋惜，他却只是笑着摆摆手：“有得有失嘛，要是还在广西，女儿未必能考上北京的大学。”这般心胸豁达，这般通透洒脱，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人生态度。

　　二哥的心，永远装着家人，装着亲友的难处。2016年，妹夫查出胃癌晚期，远在北京的二哥比谁都急，立刻联系桂林南溪山医院的同学安排住院。住了一段时间见医生也爱莫能助，又托好友院长将妹夫转回310医院最好的病房保守治疗。最后，他专程坐飞机赶回，忙前忙后处理后事，既出力，又出钱，从不让旁人多操半分心。外甥兴兴爱醉酒生事，父亲离世后，都是二哥出面收拾残局，常常忙到凌晨才能歇息，却从不说一句累。

　　2019年的夏天，二哥组织我们四姊妹的家庭出游，北京的天安门、鸟巢、内蒙的辽阔草原、新疆的苍茫戈壁，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举着相机，跑前跑后，为我们定格下一张张笑脸。那趟旅程，羡煞了无数亲友，他们说，从没见过这么团结和睦的姊妹。那时的二哥，精神矍铄，笑声爽朗，谁能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完整的相聚。

　　二哥的晚年，多半是围着外孙豆豆打转的。从豆豆出生到八岁，他和嫂子一手带大了这个小家伙。幼儿园的清晨，有他接送的身影；兴趣班的门外，有他等候的目光；钢琴课上，有他跟着哼唱的声音；闲暇时，他还总带着豆豆去附近的漓江河游泳戏水、追逐打闹。他用相机记录下豆豆成长的每一个瞬间，做成精美的美篇，逢人便骄傲地分享。哪怕后来病重卧床，他还心心念念着，要为豆豆再做一本新的美篇，留住那些闪闪发光的童年。

　　2024年，闲不住的二哥揣着相机去了威海，租了房子短住，还兴致勃勃地计划着，等7月份农历七十岁生日时，邀我们姊妹几个去威海团聚，看海听风，把酒言欢。可谁能料到，距离生日只剩一个月时，他突然打来电话，声音虚弱得不像样，说身体不舒服，吃什么都吐。起初在当地医院检查，竟没查出什么问题，直到嫂子坚持做了增强检查，才惊觉十二指肠下端的空肠内有十Cm梗阻，腹膜后有淋巴肿大，也就是说淋巴瘤堵住了消化道。晴天霹雳，淋巴瘤可是癌症之王啊。在北京工作的女儿立刻驱车赶来，将他接回北京治疗。大医院床位紧张，他只能先在三甲医院门诊输液，有时输液到深夜，为了不折腾第二天再赶路，他就裹着薄被，在车里蜷着过夜，单薄的身影，看得人心头发酸。后来，女儿托朋友帮忙，他才住进首钢医院，做了插管手术，靠注射器注射营养液维持生命；再后来，又辗转住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由血液科专家主治。

　　嫂子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守在病床前照料，侄女既要上班，又要忙着联系医院、缴费、和医生对接治疗方案，只有周末才能赶来替换嫂子歇一歇。后来见嫂子实在熬得顶不住了，我才从桂林匆匆赶到北京，接过了照顾二哥的担子。见到我的那一刻，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里闪着光，而我看着他插着管子、消瘦脱形的模样，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竟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那段日子，病房的白炽灯亮得晃眼，映着二哥蜷缩的身影。淋巴瘤织成一张密网，从骨髓漫到全身，最终缠住肠道引发梗阻。虽已插管注射营养液，但吸收功能极差，人瘦得颧骨凸起，眼窝深陷，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细碎呻吟，却从不在我们面前流露半分脆弱。鼻饲管插了又拔、拔了又插——化疗见效时能勉强进点流食，我们便盼着管子能彻底摘掉；可病情反复，肠梗阻卷土重来，就只能再插管续命。最怕遇上插管不顺利的时候，医生一次次调整角度，他憋得满脸通红，喉咙里压着闷哼，双手死死攥紧床单，指节泛白，冷汗浸透枕巾。折腾完后，他总要哑着嗓子喘半天，才对围在床边的我们挤出一句“没事”。

管子插上后，日子便在营养液的输送里缓缓挪动。情况好些时，嫂子坐在床边，小心翼翼地用注射器一毫升一毫升推进营养液；情况糟了，就靠输液泵匀速滴注，滴答声在病房里敲得人心慌。化疗的日子里，亲人们的心都揪着，远在家乡的姐姐，更是常常偷偷抹泪，默默为他祈祷。路途遥远、身体不便的亲人，也纷纷委派子女前来探望，在经济上倾力相助，只盼着他能好起来。

　　二哥是个骨子里透着坚韧与乐观的人。得知病情后，我偶然听见他和一位老摄友通电话——那位老友曾和他同在310医院，还担任过放射科主任，更早一步被癌症找上了门。电话里，二哥语气淡然：“我也不幸中招了。既来之，则安之，好好配合医生治疗就是。能治好，最好不过；若是治不好，大不了就去天堂，陪陪爸妈。”听着这番话，我心里五味杂陈，百般滋味翻涌。

经过几次化疗后病情有些好转，医生要他每隔20天住院化疗一次。在家康复期间他经常自己给自己注射营养液。

　　病情反反复复，时好时坏。插管也随之插了又拔，拔了又插。有时插管不顺利时把二哥折腾得死去活来，加之后期病魔让他痛不欲生，但求生欲还是使他强忍着配合医生治疗。虽然这一切他尽量不想让亲人看到，但亲人们还是心知肚明，泪流满面。

　　2024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七，我在北京他女儿家陪他过了七十岁生日。没有热闹的宴席，只有一家人围坐的小桌。他面色蜡黄，憔悴不堪，却还是强撑着笑意，伸出骨瘦如柴的手，和我轻轻碰了碰酒杯。那冰凉的触感，那微弱的力道，像一根针，深深扎在我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心里还记挂着科室里的医护人员，特意叮嘱女儿准备了北京大寿桃，随后一一送到了她们手上，以表谢意。

生日过后，他的病情似乎略有好转，而我身体也实在吃不消，便回了南宁。妹妹心疼他，买好了动车票要去接替我照顾，却被他拦下，在电话里气若游丝地说，路途太远，别折腾了。谁曾想，这一别，竟成了永诀。

　　2025年1月5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多次化疗后，他出现了肠穿孔。彼时他身上早已遍布淋巴瘤，身体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无法承受手术。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眼神里满是疲惫。女儿含泪做了决定，要带他叶落归根。1月7日临晨1点多从北京出发，救护车一路颠簸，途中二哥心率好几次出现190多，侄女对他说：“爸，坚持住就快见到伯伯、叔叔、姑姑了”。奇怪，在到达桂林前几小时，二哥的心率恢复到正常了，这或许就是亲情的力量吧。经过25小时，跨越两千多公里的山水，于1月8日临晨2点半抵达桂林。他被直接送进桂林人民医院抢救，彼时的他已陷入半昏迷状态，全靠药水勉强维持着微弱的生命体征。我们围在病床边，一遍遍地喊着他的名字，他的手指偶尔轻轻动一下，像是在回应，又像是在与这尘世做最后的告别。约20个小时的煎熬过后，当晚22点05分，二哥终究还是离开了我们，带着对亲人的眷恋，永远闭上了眼睛。

　　二哥，我总想怪你几句。几年前你就时常腹泻，大便形状也异常，我们一遍遍提醒你去做个彻底检查，你总说胃镜、肠镜都做过了，没什么问题。可偏偏，就差那一步增强检查，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世上，终究是没有后悔药啊。

冷风还在呜咽，桌上的香烛燃着微弱的光。我总觉得，你从未走远，还在我们身边，举着相机，笑着喊我们“看镜头”。

　　二哥，愿你在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疾苦，只有欢声笑语。若有来生，我们还要做兄弟，还要一起，把这人间的烟火，再好好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