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榨取到分数崇拜——“教育内卷”背后的工业幽灵

杨帆远行

最近看到一本书中这样写道：“……贪婪的资本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像比赛一样随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你提高到16小时我就提高到18小时， ……尽管当时的英国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法令禁止雇佣童工，限制劳动时间，但工人的苦难生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当前中学的教育现状：很多中学为了提高考试成绩，也像比赛一样随意延长教师在校的工作时间和学生在校的学习时间，你早上七点半到校，我就七点甚至更早到校；你晚上十点下晚自习，我就十点半甚至更晚下晚自习……。尽管教育行政部门早就出台了一些规定禁止延长教师和学生在校时间，但教师的繁重工作和学生的高强度学习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书中关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描述，读来令人心惊。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那种“惊人的相似”感令人不寒而栗：学校之间竞相提前早读时间、推迟晚自习下课时间，尽管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减负”，但师生们在“题海工厂”里的超负荷运转并未停止。

这种跨越百年的历史回响，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揭示了在某种特定机制下，系统对人的异化与剥削有着惊人相似的底层逻辑。

一、 动力的同构：从“剩余价值”到“排名绩效”

我们需要追问，当年的资本家为何拼命延长时间？为了“剩余价值”。今天的学校为何拼命延长时间？为了“升学率”和“名校录取率”。

在马克思的笔下，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其唯一目的是增殖。在当下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学校（尤其是管理者）往往也被绑定在了一套严酷的“绩效资本”之上。在这个体系中，分数就是货币，升学率就是利润，名校清北名额就是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体现。

虽然公立学校并非以营利为最终目的，但在现有的教育评价和社会资源分配机制下，学校面临着类似“市场”的残酷竞争。为了在这场“零和博弈”中生存并获取优势（即更多的优质生源、更多的财政倾斜、更高的社会声誉），学校必须像资本家追逐利润一样追逐分数。一旦一家学校开始通过延长工时来换取分数的提升（即通过增加“绝对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产值”），其他学校为了避免被淘汰，被迫卷入这场“军备竞赛”。

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如果大家都不延时，大家都轻松且结果一样；但如果你延时了而我没有，我就死定了。于是，“比谁更晚”成了理性的选择，但这种集体理性导致的是集体的非理性灾难。

二、 过程的同构：人被降格为“工具”与“耗材”

书中的工人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沦为机器的附属品。在当下的中学里，师生同样面临着被“物化”的风险。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不再是等待点燃的火把，而是待加工的标准化“考试产品”。 工厂流水线上的加班是为了生产更多商品，学校的“加时”是为了生产更多分数。为了这个目标，学生被剥夺了睡眠、运动、甚至发呆的权利。他们的生理极限被视为需要克服的“瓶颈”，而非需要尊重的规律。就像当年的童工在矿山里劳作，现在的学生在题海中劳作，身体的损耗被视为成功的必要成本。

对于教师而言，他们正在失去“教书匠”的尊严，逐渐退化为“监工”兼“操作工”。 教师不仅要承担极长的工时，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这个系统中，教师的情感关怀、创新教学往往让位于机械的刷题和高强度的管控。他们既是被剥削者（被行政指标压榨），又是这个剥削链条的执行者（监督学生）。正如书中工人的苦难因法令无力而改善，教师的疲惫也在“减负令”中因绩效压力的传导而无法缓解。

三、 结局的同构：法令失效与内卷化陷阱

文中提到，尽管英国政府出台了法令，但工人的生活未实质改善。这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的“格雷欣法则”的变种：劣币驱逐良币。

在一个单一的、激烈的竞争评价体系下，所有违背“逐利（逐分）”本能的良善规定，都会在执行层面打折扣。

当年，资本家可以通过罚款、解雇威胁工人，或者通过两班倒来规避禁令。

现在，学校可以通过“自愿申请”、“课后服务”、将时间转移至家庭作业等手段，巧妙地绕过行政监管。

只要“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这个总根源不改变，只要“唯分数论”的评价指挥棒不发生根本性转向，任何单纯的“限时令”都像是用棉花去堵高压蒸汽的喷口。行政命令只能限制“明面上的时间”，却无法限制学校和家长内心深处的焦虑，更无法消除那个隐形巨大的“考试工厂”的运转惯性。这最终导致了所有人都更累了，但产生的“价值”（相对于投入的精力）并没有增加，这就是典型的“内卷”（Involution）——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效率的忙碌。

　　四、 深刻的反思：我们该如何走出“19世纪”？

这种“惊人的相似”是一记警钟。它提醒我们，如果教育仅仅是为了筛选，而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它迟早会变成另一个血汗工厂。

要打破这个魔咒，单纯靠“禁止延长在校时间”只是治标。真正的治本，在于重塑教育的价值锚点：

1. 评价体系的多元化： 必须打破“一考定终身”和“唯分数”的单一评价，让不同特质的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赛道，从而稀释单一赛道上的拥堵。

2. 资源的均衡化： 只有当学校之间的差距缩小，家长和学校的焦虑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否则“抢跑”永远是赢家策略。

3.回归“人”的教育： 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学校”。不是榨取分数最高的地方，而是能够让学生身心健康、让教师有职业尊严的地方。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人性中的贪婪与恐惧往往让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重复。当我们的中学在灯光下苦熬到深夜时，我们不仅是在透支下一代的身体，更是在延续那个工业革命初期的残酷逻辑。

教育的真谛，应当是把人从蒙昧中解放出来，赋予其创造幸福的能力，而不是把人变成分数的奴隶。如果不从源头上反思这种“工厂式”的教育逻辑，那么无论出台多少个“减负令”，我们可能依然未曾走出那个烟雾缭绕的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