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牛记忆点滴

大大蚂蚁

因为有点“奔牛情结”，但凡网络上有奔牛的文章和奔牛的事情，我都会下意识的关注一下。结果就认识了奔牛籍的名人袁教授。

感谢神奇的互联网。

（上篇）

​奔牛，既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我的居住地。但这里确实是我从记事起直到现在，都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因为，奔牛是我外公外婆家之所在。自然，也是我母亲的家乡。我因此应该算半个奔牛人吧。

​长大后，我才知道我外公外婆，并不是我母亲的亲生父母。他们两位老人家是我母亲的姑父和姑母。是他们收养了在战乱时期失去了双亲的我的母亲，并视作亲生的女儿养大成人。

我母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从奔牛中学毕业后，又考入苏州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最后成了一名妇产科医生——人们口中的“白衣天使”、“送子观音”。我的一个高中同学告诉我，她是我妈妈亲手接到这个世界里来的。为此，我好奇地询问了她的出生日，得知和我只相差了五十多天。如果她所说无误，我的母亲是挺着大肚子接她的。

我外公外婆生养了三个儿子，这样我母亲就有了三个弟弟，自然，我就拥有了三个舅舅。

​外公是做医生的。一直在奔牛医院工作。他的四个子女中，有三个从事医务工作：除了我母亲，我大舅舅从当年的江苏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苏州一家“央企”的医院当医生直至退休。二舅舅是牙医，我的印象里就在西街离家不远的诊所里上班。临街的房子里有好多石膏做的牙齿模型。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这个诊所就不见了，二舅也到奔牛医院上班了。

​外公家里的医书是很多的，而且有许多书是很厚很厚的，小小的我拿着很重很重，根本拿不动，更不要说能看懂了。外公似乎是不做家务事的，而“看书”是他在家里时的主要形象。“手不释卷”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应该是最贴切的了。他到镇江来我家时也是整天看书。有一次我和父母亲还有外公坐绿皮火车从镇江到奔牛，人太多而我们没有座位，只能挤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这种情况下，挤得满头大汗的外公他还是捧着一本医书在看。这个场景我记了一辈子，永远也忘不了。

不久前，在网络上认识但尚未谋面的袁教授推给我一篇文章，说的是《奔牛镇的医院史》，作者姓邵名永乐。文中将奔牛镇上的多位“名医”分为“中医”和“西医”；又按医术的来历和传承分为“祖传”的和“从师学习”的两类。我外公被分在了“从师学习”的“西医”这一类。我实在不清楚我外公精湛的医术是怎么得到的？他的老师又是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刻苦学习、手不释卷的。这是我亲眼所见，至今难忘。

我的外公，身材高大，性格温和，待人亲切，他一直是笑眯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生气发火。现在我也做了外公了，我的两个外孙女对我的评价之一，就是“笑哈哈外公”。其实我的性子是比较急的。但对孩子一直都是很“温和”，这也许就是我外公给我做了好榜样，我无意当中成了外公的好模样。

记得我小时候有两件与外公有关的小事：

有一次外公问我长大后会不会给他养老？我说会。他又问我怎么养？我说寄钱给他。他再问寄多少钱？我说寄十块钱。外公哈哈大笑。

还有一次，我挤牙膏刷牙，外公看到我挤的牙膏比较多铺满了整个牙刷头，他就对我说，牙膏只要黄豆那么大就行了，多了浪费。

2021年，是奔牛医院建院七十周年。至今还居住在奔牛西街老房子里的我二舅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寄了一本《奔牛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纪念册》给我。我在这本印刷精美图片文并茂的画册里，又了解到了一些奔牛医院以及我外公当年的情况。

图为纪念册封面

按照《纪念册》所述：“在70载岁月里，医院的名称和建制几经变迁，留下了历代前辈们艰苦创业、不懈奋斗的足迹：医院1951年10月建院，始称奔牛联合诊所，租用房屋10间，设简易病床6张，医务工作人员20人，开展内科常见病诊治及妇科平产接生……”。

图为奔牛医院的历史沿革

纪念册的第16页，是我外公提供的当年的《奔牛镇联合诊所合作公约》原件。公约一共19条，规范了全体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文末盖有15枚签约医师的私人印章。经过仔细辨认，我发现第二枚图章，应该是我外公的。第一枚印章上，是“张宜仁”三个字。我在纪念册的第80页“历届医院领导名录”里，看见了“张宜仁”，他是奔牛医院的首任院长，任期是1951年10月至1958年10月。而我外公在该院前70年的历史中，曾两度担任院长：第一次是1958年11月至1960年，第二次是1963年至1968年。

图为《公约》原件

我记得老奔牛医院在镇的东北方向的马路边，我只去过一次，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而后来我去看望住院的外婆时，医院已经搬至运河对面，规模变大了。

图为奔牛医院全景（翻拍于《纪念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