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印刷在衢州•史话杂谈 （第十七集）

曾敖林

第六章 晚清衢州府书院和雕版刻书业转型承前启后

续前集：目今九洲清晏背景下衢州府的灾黎及刻书出版业

（四）同治期间衢州府刻书出版业以地方史记刊刻为主

衢州府地处浙闽赣皖四省要冲，自古被兵家视为东南军事要地，地位十分重要。衢州府城，泛指西安县（今柯城区和衢江区），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自南宋以来，府、县二级共城一座古城，境内水清山绿、物丰商旺和儒学文献资源富集。清袭明制，衢州府仍辖西安、龙游、江山、常山和开化五县。从雄伟的仙霞岭山脉到清澈见底的钱江源河流，有着全国罕见的奇观——孔氏南宗家庙、天宁禅寺、青霞第八洞天烂柯山，集儒释道三教文化同域共存；展示着浙西文献重镇风采的标志性建筑水亭门古城墙、铁面御史赵拤祠，与蒲松龄笔下衢州三怪的钟楼等众多物质遗产和传统文化。在同治期间，衢州府大多清儒士人“景行维贤，克念作圣”，在战乱中投身于史记编纂刊刻的事业中为之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为地方史记刻书出版业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期间，外国传教土作为侵略中国的先遣军，西方宗教势力已经先期从浙江沿海城市（宁波）渗透到内陆衢州府。欧美殖民者经济势力凭借着资本实力雄厚控制住通商口岸之后，西方商品“洋货”，如洋火、洋油、洋肥皂、洋钉、洋布、洋纱等工业品开始向中国内地大量涌入，衢州经济的传统手工业作坊破产或解体加速。长期以来，西方教会经常以维护教民利益为由，干预地方政务，与商民夺利、与仕宦争权，华洋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屡有发生。传教士在衢州发展出版业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力。这一方面带有很强的侵略性，但另一方面新式印刷技术和自然科学也开始起步，不得不承认传教士的出版活动，对我国近代化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衢州府刻书出版业的发展由冲突到融通的智慧，主要是对不同思维方式与新老工艺互补性的融合，通过跨中西文化对话实现思想创新，成为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风景。因此，同治年间衢州府官方编纂刊刻地方史记之风重兴，而民间清儒士人编著刊刻的乡邦文献之书籍则黯然失色。在这一时期衢州府三十年内无战事，晚清浙江书局官立浙刊衢刻聚秀堂刊刻的史记编纂名家和作品，主要有缪梓、赵之谦、孙晋梓和张德容等人及作品。

（1）缪梓（1807年一1860年），江苏栗阳（今常州市溧阳县）人，字南卿。道光八年（1828年）举人，博通经史，曾任杭嘉湖道盐运使，咸丰六年（1856年），缪梓改金衢严道台，置浙江按察使，奉命到衢州督军，苦守三年打退太平军石达开围困衢州城九十一天的进攻。咸丰九年（1859年）11月缪梓重返杭州城，被清廷赐为三品按察使衔。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破杭州城时被杀，赠太常寺卿，谥武烈。缪梓在衢州府期间，慕僚胡澍、赵之谦协助他办理文案笺奏工作，并在学术方面向缪梓请教。‌清末著名诗人缪梓，存世作品主要有《西兴驿》、《早出涌金门至崇文书院》二首，遗著有《缪武烈公遗集》由赵之谦收集编著，为光绪年间的木刻本。《西兴驿》‌：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分为两首。第一首描述了杭城西兴驿站的景象，诗中写道：“千家烟火接城闉，一角邮亭倚水滨。西去入吴东入越，岸旁多半唤船人。”第二首则描绘了杭城战场边关的宁静景象：“朝护储胥夜握刀，无端驿吏送迎劳。祇今环海鲸鲵静，支枕秋听江上涛。”‌‌《早出涌金门至崇文书院》‌：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描写了作者早出涌金门至崇文书院的情景。诗中写道：“出郭凉意动，凄然知已秋。晨光转平楚，湖色上高楼。讲舍钟声近，轻桡镜里游。何当脱尘鞅，挟筴共淹留。”‌

（2）赵之谦（1829年一1884年），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曾以书画为生。参加过三次会试皆未中。咸丰三年（1８5３年）25岁时，落魄潦倒进入绍兴府做事，知府大人是时任绍兴府的缪梓。赵之谦作为知府幕僚，司职府上的文案笺奏等事务，从此便和缪梓生活在一起，亲耳聆听着缪公的教诲和学说。咸丰六年（1856年）28岁时，随缪公出征衢州府参战，与既是上司又是恩师的缪梓结下了深厚的生死忘年交。缪公的“教学主明体达用，恶拘牵猥琐之士”教导，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以后的官场人生和艺术人生。同治十一年（1872年），44岁时任鄱阳知县，先后担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卒于南城知县任上。曾以国史馆誉录议叙知县身份，主持编修了《江西通志》。赵之谦代表著作主要有：《六朝别字记》、《四书文》、《勇庐闲话》、《梅庵集》、《悲庵居士集》和《二金蝶堂印存》等遗作。赵之谦从青年时代起，就刻苦致力于经学、文字训诂和金石考据之学，尤精书画和篆刻，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绘画上，他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任伯年、吴昌硕并称“清末三大画家”，成为晚清“海上画派”先驱。在篆刻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广为取法，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与吴昌硕、厉良玉并称“清末篆刻新浙派”的篆刻巨擘，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赵之谦在浙江衢州、常山、江山曾有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且在艺术创作方面产生了质的飞跃，同时提出了独到的艺术理念。咸丰六年（1856年）岁在丙辰，太平军进攻浙江。时年赵之谦28岁，随缪梓驻守衢州府，协助办理文案笺奏之类的文秘工作。赵之谦在学术方面平时常向缪梓请教，并与缪梓的次子缪星遹（字稚循）、幕友胡澍（字荄甫，安徽绩溪人，擅长书法、篆刻）交流、切磋。赵之谦在《缪武烈公事状》中明确说道：“六年春，署按察使……石达开已陷江西抚州、建昌诸郡县窥浙西畺。遂奏以先生赴衢州督军事。……先生奉命往所部，仅七百五十人。”就是说缪梓当时带了七百五十人驻守衢州。这年，赵之谦在常山还带士兵作了一次探险活动。他说：“丙辰，客常山军中，曾率勇十人，入石空洞，饱观奇境。洞亦土人相戒勿入者，以中有怪物能噬人。余行五里许，至不可上而止，了无怪意。奇境必生于庸耳俗目之间，置不论不议之列，天地垂戒深矣。”（赵之谦《章安杂说》）崔自墨的《赵之谦年表》记：咸丰六年，“赵之谦随客衢州，继客常山署”。咸丰七年（1857年，丁巳）十二月，石达开复出江西抚州金谿、东乡、贵溪，大举进攻浙江，号称八十万大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缪梓和饶廷选（福建漳州镇总兵）商议，虽然处在等待援助的情况下，但还是要想办法自守，估计太平军必先经过江西广丰，分左右两路夹攻玉山。于是，缪梓派两千人驻守广丰，将浙江常山、开化的大部分军队调到玉山，只留一支军队守白沙关。赵之谦率领五百人策应常山。他在常山时为胡澍刻过一方“安定”细朱文印，后来赵之谦在此印的边款文字中回忆起这次战斗：“此丁巳四月在常山军中作，迄今癸亥七年。千军万马之间，九死一生之后，古人无恙，旧作犹留，而家室漂泊长逝者皆不返矣。悲哉！十月二十四日重记。”《中国篆刻丛刊·赵之谦一》，从这段边款文字中可知，这方印是赵之谦于咸丰七年四月在常山为胡澍篆刻的。缪幕解散后，胡澍颠沛流离，多次遭劫难，于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在京城与赵之谦重逢，赵之谦为“安定”印章补刻了边款。“安定”朱文印款曰：“侅父佩印，撝叔鼓刀。此丁巳四月在常山军中作，迄今癸亥七纪。千军万马之间，九死一生之后，故人无恙，旧作犹留，而家室漂囗长逝者皆不返矣。悲哉！十月二十四日重记。”

接着再来说赵之谦参战衢州战事。崔自墨的《赵之谦年表》记：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赵之谦“尝客常山署、江山署”。据赵之谦的记载，咸丰八年二月初，清军前队抵达广丰，被太平军合围，后面的部队无法前进。于是饶廷选率领军队前往大南门桥，被太平军打败。清军退至常山，太平军遂越过广丰，进军浙江江山县。赵之谦说：“衢为浙上游，江山为衢上游，当南路九十里而近，亟分兵救江山，与饶公归保郡城。甫至郡，江山报陷，败兵纷纷来。”（《缪武烈公事状》，后同）这段话是说赵之谦和饶廷选刚退兵至衢州，就得知江山已经被太平军攻克。他们还没安定好军队，天平军已经逼近衢州城的大南门。仓促间无法做好充足的准备，赵之谦只好率领数百人与太平军大战于城下，最后击退了太平军。

于是赵之谦与饶廷选约定：“某二人者职守土，城陷有死。公但督率将士，若调度进退，某一身当之。”饶廷选赞同赵之谦的提议，乃下令守城。守城两天后，西安将军福兴督师五千人，从江西来援救衢州。太平军也到了衢州府大南门城下，安营扎寨二十余处，福兴将军督军迎击，将太平军的营寨全部焚毁。到了夜里，太平军又重新安营扎寨，这次是“隔河连营横亘二百余里，西陷常山、开化，南陷遂昌、松阳，入处州，过永康，趋金华”。太平军“围衢郡，凡九十有一日，大小数十战，掘地道者五，卒不得逞”。不久衢州镇总兵李定太又率军从寿昌来衢州，缪梓与李定太等人联合抗击太平军，太平军趁夜撤军。于是衢州城解严，其余郡县也一个接一个被清军收复。从三月初二到六月初五（公历4月15日到7月15日），围攻衢州城整整91天，至七月初十石达开率部全部退出浙江，南出福建。咸丰九年（1859年己末），缪梓重返杭州，清廷加赏三品按察使，再置盐运使。

‌（3）孙晋梓‌（1827年一1897年），字梓晋，号西防同知，江苏无锡人，是晚清时期的一位官员。孙晋梓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于咸丰三年（1853年）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随后留翰林院庶吉士，任《江山县志》编修，官至台湾布政使，享年70岁。《江山县志》十二卷，体例以史为范，首卷图考，正文列舆地、沿革、食货、学校、秩祀、职官、选举、恩荣、人物、列女、艺文等，约三十六万余字。刊刻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木刻本。今存世作品《江山县志》十二卷卷首一卷和卷末一卷。

孙晋梓在仕途上表现出色，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江山县志编修、山西道监察御史、贵州司主事等职务。他在任期间，勤于政务，注重民生，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光绪元年（1875年），被任命为台湾府知府，在任期间致力于改善台湾的社会经济状况，推动了当地的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孙晋梓被任命为台湾布政使，负责军事防御工作。他在任期间，积极备战，为保卫台湾做出了重要贡献。

孙晋梓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还在文学和书法上有很高的造诣。他的书法作品流传至今，深受后人推崇。他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成就被后人广泛传颂，成为晚清官员中的杰出代表。

‌（4）张德容（1820年—1888年），字松坪，号二铭草堂，浙江衢州府西安县（今衢州市衢江区）人，清代著名学者和官员，是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岳阳楼》的守护者。‌他在金石学领域有着重要的贡献，著有《金石聚》十六卷，并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完成刊刻。这部著作在金石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今衢州市博物馆藏有二铭草堂木刻《金石聚》的翻刻本。

张德容于清咸丰三年（1853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任军机处章京、兵部郎中等职，掌管军政机要。同治十一年（1872年），张德容外放出任岳州知府（今湖南岳阳市），开始了他对岳阳楼的保护和修缮工作。在任期间，他与两淮盐运使钟云卿商议，由钟捐银三千缗加固岳阳楼楼基，重修岳阳楼宸翰亭，并撰写《重修岳阳楼宸翰亭记》‌。光绪五年（1879年），张德容连任岳州知府。此时，岳阳楼地基出现裂缝，有倾圮之势。张德容果断决定拨茶厘税及劝说四邑富绅捐款，动工大修岳阳楼。他将楼址从洞庭湖畔坡地移至巴丘山顶，使楼台更为雄伟壮观，视野更为开阔。此次维修历时一年，耗资两万余缗，加固了楼基，改进了建筑工艺，使岳阳楼更加牢固‌。张德容在任期间，不仅致力于岳阳楼的修缮，还支持候选训导任鹗主办的岳州救生局，并捐资刊刻任鹗编写的《石矶图说》，促进了洞庭湖水上交通事业的发展和对泥沙淤积的研究‌。他还撰写了《重修岳阳楼记》高度评价了修楼之事，并对保护岳阳楼有极深的见识与创举‌。张德容的这些贡献使得他在岳阳楼保护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被誉为岳阳楼历史上的功臣之一‌。‌

金石学是一种专门研究中国古代金石工艺、文字及其艺术的学术领域。它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特别是对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金石学还包括竹简、木赎、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金石学的研究内容涵盖了金石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其所刻文字图像的体例和作风。它不仅涉及经史考订和文章义例，还涵盖艺术鉴赏等方面‌。金石学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对于理解古代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五）西方出版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给浙江出版印刷业树立了榜样，为近代中国出版印刷业所采用

衢州府刻书出版业的发展由冲突到融通的智慧，主要是对不同思维方式与新老工艺互补性融合，通过走出去跨中西文化对话实现思想创新，成为光绪年间颇具特色的风景。道咸时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平浙内乱战争压垮了龙游商帮（即衢州书市）以贩书业和造纸业的根基，推动商业资本向中国近代印刷业的转化。同治期间，“树挪死，人挪活”走出去的衢州府刻书出版印刷业主迁徙来到旧上海，惊奇地发现：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时间里，外国人先后在中国创办了中外文报刊170余种，约占晚清中国报刊总数的95%及以上，可见西方出版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影响。西方出版业对浙江出版的影响不外乎这四个方面：一是传播了先进的印刷技术。西方活字印刷具有相对的优点：德国谷登堡采用铅、锡、锑三种金属按科学比例铸成铅合金活字精度高，对传统的活字印刷进行了改进。只要准备足够的金属活字，就可以随时使用、更换，可以多次使用并易于保存。而我国毕昇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不过木质活字印刷术的使用一直不是很广泛，主要原因是这种活字制作成本高且门派封锁，通常对秘传功法、核心资源或关键技术实施严格管控，禁止外泄的行为难以普及。所以，木质雕版印刷一直是古代中国刻书印刷技术的主流。然而，雕版印刷技术自身存在缺陷：首先，中国雕版印刷的再版和错别字刻改起来非常麻烦。因为雕版印刷的印版损耗十分严重，以致无法大批量印制书籍。其次，雕版印刷所用的印版需要占用很大场地存放，且经常出现蛀虫腐蚀的现象。因此，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印刷活动，最早把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技术和近代社会科学带到中国，传统雕版印刷的优势被彻底瓦解了，金属活字印刷的使用成为近代世界出版技术的发展趋势。

二是西方出版业的图书内容也深度影响了浙江出版印刷业。西方在中国最早出版的是宗教书籍及宣传册子，《圣经》作为宗教经典，其主要目的是传播神学和西方文化，但其中一些内容被解读为与自然科学知识相关，后来又增加了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官方浙江书局和衢州府旧式教育机构，对西方出版业的书籍内容由最初的抵制，在光绪初期逐渐变为大体仿其内容。比如：州学正谊书院和县学鹿呜书院是封建社会久有的旧式学堂，所学内容无非经、史、词、章，其性质多为进行科举考试的补习班，年深日久，书院教育早已腐败不堪。光绪初期，官办浙江书局和衢州府旧教育机构把书院修整得宏伟壮观，而在教学内容上除设置原来的经史各科外，增加了经学、算学和专习外国语言文学；在教学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即把原书院只培养会写八股文的学生，改为可以培养举办实业的人才。当然，书院毕竟是书院，它长期形成的教育体制，仅增加了一些西学的经学、算学和外语，部分地改变了教育目的，已经很难改造为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场所，所能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也是十分有限的。出版书籍内容的变化反映了西方出版事业逐渐适应中国的过程。三是西方出版印刷机构的经营管理模式给浙江民间印刷出版业提供了榜样，如上海美华书馆的编辑（编译）、出版（印刷）、发行（销售）“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就为以后浙江出版印刷机构所采用。四是西方教会出版印刷业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工人，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印刷出版业的技术骨干，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积蓄了人才。如后来（1897年）与夏瑞芳、高凤池一起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的鲍咸恩、鲍咸昌兄弟，最早就是美华书馆的排版工人。

（六）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清廷朝堂争斗博击，时起时伏，不断卷起惊心动魄的政治涟漪

同治时期，晚清宦海博击时起时伏，所称的“清流党”者是自然形成，所以也就无法说明其具体形成的时间。大致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被镇压之后，朝廷与地方上形成了湘淮各派势力，汉族地主阶层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举足轻重。此时又出现洋务派与顽固派旧派别之争；随着西方列强蛮横干涉中国内政外交，边疆危机出现，从而又出现主战与主和的派别。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宦海博奕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出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在各派系斗争中，既不能完全控制，又不愿放任自流而大权旁落。于是，时则放宽言路，以此调整各派纷争，巩固统治地位。然清议时直接指斥当朝弊政，又让他们难以控制，甚至不无“覆舟”之虞。

（1）选皇后嫔妃之争与两宫太后博奕：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七岁的同治皇帝载淳要立后成婚。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两宫太后各执己见，最后决定由同治帝自己决定。结果同治帝采纳了慈安的意见，同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富察氏屈为慧妃。同治皇帝载淳虽是慈禧亲生，但因慈安对他关怀备至，故而对慈安很是孝顺，史称“终身孺慕不少衰”，甚至超出了对生母慈禧的孝养。这一年， ‌由英国商人安纳斯托美茶（Ernest Major）创办的《申报》于4月30日在上海正式创刊。该报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商业报纸，最初为隔日出版的中文商业报纸，后改为日报，标志着中国近代报业兴起。与此同时，日本天皇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与同治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起步，开始于1868年。这一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标志着日本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日本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在积极扩张对外侵略，确定了以中国（包括清藩属国朝鲜半岛）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2）亲政重修圆明园之争：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同治帝举行亲政大典。年轻的同治皇帝载谆外不知图强，内不知治国，产生了重修圆明园的念头。就连垂帘听政、冲杀了12年的西太后也认为“目今九洲清宴”，该是在玩乐上作文章的时侯了。在慈禧太后的暗许之下，又得到内务府的极力丛恿，同治皇帝载淳明发谕旨，重修圆明园。御旨一发，震动朝野。内外臣工虽知其非，但惧西太后之威、亲政新君之盛，皆不敢轻于一阻。御旨发下一个多月，才有个陕西道御史沈淮大胆上了个奏折，谏阻修策。同治帝正在兴头上，1000多万两白银无从筹集，也是火头上。故尔当即召见了沈淮，是想给敢说话的人来个下马威。果然，同治帝单独召见时，以“大孝养志”的道理对沈淮大加呵责。遂惶惶退下，不敢复言。接着又有个福建道监察史游百川，再行阻谏。载淳对他的态度更加蛮横，不仅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亲自拟了一道谕旨，打算把游百川即行革职，对再敢上言者杀鸡儆猴。这道谕旨虽被军机大臣的阻挠下，未发下去，却是惊得言官再不敢言。修园之举，遂成定论。于是，言官鲠喉，大臣缄默，而阻止皇帝修园的担子，落在诏宣同治帝师傅李鸿藻的肩上。他以皇帝师傅的身份，每日跪劝不止。无奈皇帝坚志不摇，决心大兴土木。李鸿藻见事已如此，便串通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大学士文祥等10位重臣联合上奏折劝阻。他们认为国家财政困难，重修工程耗资巨大且不合时宜，但仍未被采纳。一日，东宫太后慈安、西宫太后慈禧和同治帝载淳、奕訢等到西苑游玩时，慈禧以言试探说：“此处该修了。”奕訢正色厉声道：“喳！”然后不再吱声。慈安则说：“空乏无钱奈何！”慈禧和载淳修园的愿望，不得不暂时收敛，于七月二十九日明发上谕：“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著即行停工”。此事表明慈安在宫中的实主地位、在皇帝载淳心目中的影响力。

（3）继统之争：1875年1月12日黄昏，19岁的同治帝载淳因天花不治而“龙驭上宾”。因同治帝无子，由西太后慈禧作主，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是为光绪帝。载湉作为咸丰皇帝的继子而继嗣，作为继子而继统承位的。为了咸丰帝的直系不断，当时西太后慈禧还发布懿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大行皇帝为嗣”。意思是说，待载湉生了儿子，只能作为同治帝载淳的儿子去继承皇帝位，不能作为光绪帝载湉的儿子去继承皇帝位。由此看来载湉登台，只是一个过渡而已。懿旨颁发，皓如日月，又说得头头是道，自然没有人敢反对。因光绪帝时年只有4岁，又是慈禧的亲内侄加亲外甥，太后依然恢复垂帘之制，其“继统”之争歪理是必然的，这和同治未成年的垂帘听政是一回事。为什么同治帝载淳死了，不为儿子载淳立嗣？而回过头来为自己的丈夫咸丰帝奕詝立嗣？如果这一问，就将揭出慈禧的稳私，如是为儿子载淳立嗣继统，她就要从太后变成太皇太后，就不可能垂帘听政。为什么继儿子载淳之位的偏偏是她的亲内侄载湉？如果这一问，就有可能搭上书生气十足的小命，因为这将揭出慈禧太后控制朝廷的野心来。以西太后慈禧为首的晚清最高统治集团，在各种派系斗争之中，既不能完全控制，又不愿放任自流而大权旁落。于是时则放宽言路，以此调整各派纷争巩固统治地位。

（4）塞防与海防之争：进入光绪元年（1875年），两宫太后重新垂帘听政。边疆危机‌，阿古柏率浩罕国军队侵占新疆，俄国强占伊犁地区；同时，日本借琉球事件侵入台湾，引发塞防与海防之争。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观点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即放弃新疆的“塞防”不争，而只顾东南的海防。陕甘总督左宗棠的观点则是：“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塔虞，即北路科尔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必晏然。”主张海防与塞防兼顾，并提出用镇压陕甘农民起义之师，锐意西图。最终，还是两宫太后特别是东宫慈安拿主意，一句：“陆防不可废。”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之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但是，李鸿章先借题发挥说：“现在陆防问题已经解决了，军机和饷银的重点应该放在海防上来了，应该议一下海防。”慈禧太后虽也支持收复新疆，可清廷财政困难，仅拨付200万两白银作为军费启动资金，远不足实际需求余自筹解决。左宗棠无奈，只得商请红顶商人胡雪岩筹集资金。胡雪岩以个人资产抵押商铺，从汇丰银行（英国上海分行，1865年成立）借款1870万两白银，成为军费核心来源；又从德国上海买办处购得当时最先进的滑膛连发洋枪和克虏佰火炮等军事物资，支持左宗棠收复了被阿古柏侵占的新疆领土。并“抬棺西征”迫使沙俄修改“崇约”，索还伊犁。

（5）在这场宦海“力争崇约”中，清流派的博击尤为激烈。清流健将张之洞连连上疏20余篇，对朝廷当政者计决、理长和谋定起到了关键作用。计决，“明正典刑”，立殊崇厚，表示改约的决心，堵住俄人饶舌之口。理长，是要清廷暂缓收回伊犁，则其曲在俄，其理总归我。谋定，是全文的重心。他主张紧急备战，在新疆、吉林、天津三处设防。西路委之左宗棠，天津委之李鸿章，集天下精兵能将，作为修改条约的后盾。如能“战胜酬以公侯之赏，不胜则加以不测之罪”。张之洞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臣不敢迀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唯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扰我政权，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行将城于东而屯于西行栈于北，纵横窟穴于口内外通衢，逼协朝鲜。不以今悍之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之洞奏疏一上，慈禧虽然专横跋扈，看了他的“正色立言”，尤其那段对当今时务的分析，直涉立国的稳危，亦为之动容。于是，马上召见军机，先把崇厚拿入刑部大狱，以待审问治罪。随后又亲自召见张之洞，详细地询问了对策，临末，当着军机大臣的面，发布敕令，让张之洞随时赴会，以备会议咨询。然后慈禧太后耍起了铁腕手段“政治平衡术”，她一方面指派由李鸿章商请美国出面充当“调停”人，以清政府赔偿日本白银55万两，日本撤离台湾。另一方面她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之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进兵新疆。左宗棠经过两年的出关战斗，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阿古柏侵占的新疆领土。在索还伊犁的中俄交涉中，左宗棠主张“先之以谈判，继之以战阵”。清政府派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出使俄国，重议条约。与此同时，左宗棠分兵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自己亲领后军坐镇哈密声援，并“抬棺出征”表示了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军事威摄给沙俄造成巨大的压力。曾纪泽在圣彼得堡与沙俄谈判，经过反复争辨，最终废除崇约改约成功。沙俄不得不与中国签订了《甲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这个新条约虽然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然而比起《里瓦几亚条约》，晚清中国还是争回了部分权益，取得了一些难得的胜利。

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奉命回京任军机大臣，名义上负责执掌全国的军事大权。诏书中有部分内容如下：“左宗棠着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着加恩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豫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所有应派各项差使，均着毋庸开列，以示体恤。”最后一条是朝廷对左宗棠的额外优待，这应该是京城里其他官员都未有过的待遇。光绪十年（1884年）8月，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战败后。清廷如今全指望左宗棠去救急，不顾他年老体衰，仍任命为福建钦差大臣。左宗棠于是年12月到达福州，次年九月，病殁于福州钦差行辕，终年73岁。

（6）东太后英年早逝并伴随清廷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东宫太后慈安突然去世，年仅44岁。慈安太后（1837年一1881年），是咸丰皇帝奕詝的第二任皇后，与西太后慈禧共同垂帘听政长达20年。慈安凭借贤德温良和家族背景，赢得咸丰皇帝奕詝的信任，临终前嘱托她辅助幼帝载淳，并授予“御赏”印鉴作为权力象征，成为“同治中兴”政局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若非早逝，其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改变清朝走向。这一事件，因其突发性和慈安太后此前并无明显的重病迹象，引发了广泛猜测。‌‌根据官方记载在《清稗类钞》中提到：慈安太后是自然病逝，她最初只是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太医把脉后觉得问题不大，建议不用吃药，谁知当天夜里就突然离世了。这样一来，朝政由两人共同执政变为慈禧独揽大权，成了说一不二的主。从此，大清王朝走向一条不归路。

（7）修建颐和园与中日甲午海战：东太后英年早逝后，失去制约的西太后慈禧再无政治顾忌，开始清理异己和后续权力巩固：光绪十年（1884年）罢黜恭亲王奕詝等政敌，重新整合军机处等中枢机构，确保所有的重大决策均需通过她本人决定并由亲信去执行。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清漪园的废墟上开始重建；它的选址在万寿山（瓮山）与昆明湖（瓮山泊）之间，瓮山泊由涌出的山泉水自然形成，历史上曾被称为西湖、西海等，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在咸丰年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以海军军费的名义筹集经费来修复此园，改“清漪园”为“颐和园”，其名取“颐养太和”之义。同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立，由李鸿章主导筹建，舰队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成军，丁汝昌任提督。成立背景与直接起因：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事件暴露清朝海防薄弱。1875年李鸿章受命负责，通过向英国、德国订购军舰，如“定远号”和“镇远号”铁甲舰，并在山东刘公岛设立海防基地。光褚十五年（1889年）光绪皇帝载湉名义上亲政之后，形式上撤帘归政，慈禧太后则直接以“慈恩训政”的模式，来延续垂帘听政，实际对大清的朝政、国事、海防、用人和经费等仍具有最终的裁决权力。到了1890年，日本陆军已建成七个师团，海军也拥有25艘军舰，整军经武的势头非常明显‌。光绪二十年（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则仓惶迎战。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正在为慈禧太后筹措60大寿，为了修复颐和园，慈禧太后甚至还挪用了海军经费。早在1888年，曾有人建议暂停拨付修复颐和园工程款，可慈禧太后非常生气，并言道：“今令吾不欢者，吾将令彼终身不欢。”反观日本明治天皇，为了加强海军力量，诏令全国并带头勒紧裤腰带，为日本海军“挤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颐和园重建工程结束，颐和园，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慈禧太后为了一己私利，把海军的军费作为修复颐和园的工程款，一直为世人所诟病。

清廷作为甲午战争的当事方，却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几乎麻木不仁，昏聩的主和派官员轻视日本，有用的书籍不能出版。事实上，甲午战争时日本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日本军国主义虽然赢得了甲午海战，但是本国的消耗十分巨大，可以说是举国之力押宝来打这场战争。也就是说，日本的损耗也是巨大的，在战争濒临结束的时侯，双方的损失确实惨重。但是日本将10年备战扩张的成果全都压在甲午海战上，这场战争对日本来说是不成功便成仁。清王朝在近代史上最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其顽固的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对待其它国家。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后，才不得不承认西洋人在科技方面确有优势。却仍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拒绝就制度层面做出任何有益的改良。当日本天皇搞明治维新时，包括李鸿章主和派在内的清朝官员，竟然认为日本人抛弃祖制，全面西化有内乱亡国之危险。故而到甲午战争之前，一直没有将日本视为强敌。但凡事都有例外。1877年晚清著名学者黄遵宪东渡日本，担任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参赞。他一下船就发现明治维新仅过了十年，日本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京宽敞的街道，众多新建的西洋建筑。穿着西式服装以西礼交往的官员和富商，俨然有一股向西方强国发展的趋势。黄遵宪熟读历史，他清楚日本曾经两次试图向大陆扩张，故而感受到了一丝危机感。接下来他耗时十年，写了一本《日本国志》。汇总了他能够掌握的日本，地理、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可是当他把这本《日本国志》书稿，分别递交给洋务派领袖李鸿章和张之洞后，竟然都受到了冷遇。而且国内也没有一家书局愿意为其刊印。原来在此之前清政府首任驻英国公使郭嵩焘，写了一本《使西纪程》。直言不讳的介绍了西方在制度等方面，已经远远优于清王朝。此书一出引发朝野哗然，官绅几乎众口一词的痛骂郭嵩焘是卖国贼。发生了这样的风波，李鸿章等人自然不敢帮助黄遵宪出书。如果《日本国志》在甲午战争之前出书，清廷官员就能掌握到有用信息，反之仅是知道日本海军的军力在快速增强。难怪李鸿章请求拨款购买新战舰的奏折，每次都被轻视日本的慈禧太后驳回。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从光绪皇帝到朝中重臣皆都认为日本不堪一击。唯独了解实际情况的李鸿章，就一味主张和谈而消极避战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2月，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战败，尤以北洋水师在威海卫战役全军覆灭使国人心痛。30年的洋务运动尽是这样的下场，这对于大清王朝“第一把手”的慈禧太后、特别是北洋水师的掌门人李鸿章无疑是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当时的北洋水师，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大清王朝建立的四支近代海军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的一支，主要军舰大小共有25艘，辅助军舰50艘，运输船30艘，官兵4000余人。比对日本战舰，北洋水师在吨位上确实占具优势，而且定远、镇远两舰还是世界首屈一指的铁甲舰。熟悉历史的列位看官都知道，就吨位等参数而言，北洋水师排行亚洲第一、世界第九要强于日本海军，但有12年未能更新舰队的航速和速射炮火力。那么，为何会被日本击败呢? 在这10余年间，日本海军发展迅猛，重点在航速、射程和舰炮火力上下功夫，特别是中口径速射炮的火力弥补了日军大口径火炮的不足。甲午海战期间，日军舰队速射炮打出炮弹的数量要比北洋水师多得多。因此，甲午战争越往后打，北洋水师的优势就越不明显，也就是说日本海军的硬件条件已经不在北洋水师之下，甚至超越了大清海军；而且日本海军在战术理论和战术思想等软件条件，更是远远超过了北洋水师。从黄海战役中不难发现，北洋水师旗舰（指挥中心）在一开始便被日海军速射炮击中，提辖丁汝昌负重伤导使整个舰队无法统一指挥，以致日军有机可乘。由此可见，日本海军在战略和战术上的运用是成功的，也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到大清海军的弱点，才胆敢贸然发动这一场甲午战争。黄海海战（1894年9月），北洋水师损失五艘战舰，日本海军二艘军舰重伤。不过，此役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可以说虽败犹荣。然而，在威海卫战役中（1895年1一2月），日本海军在山东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沦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这一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以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而告终。战争巨额赔款达2.3亿两白银（含赎辽金），骇人听闻、创历史新高，超过大清国库三年钱粮银的全部收入，迫使清政府举借外债作赔偿金令人发指，丧失财政自主权；割地台湾及澎湖列岛，标志着中国领土主权被严重损坏，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清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中日交战国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中方全权代表为李鸿章、李经方，日本全权代表为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承认朝鲜独立‌：在清朝时期，朝鲜半岛的朝鲜国是清朝的藩属国。清朝对朝鲜实行了册封和朝贡制度，朝鲜每年向清朝进贡，并接受清朝的册封‌。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895年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前，清朝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在不久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2）‌割让领土‌：清廷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后，引起沙俄、法国和德国的不满，在沙俄联合德国、法国三国强力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了辽东半岛，日本则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辽费”，史称“三国干涉还辽”。

3）‌赔款‌：清朝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后用三千万两白银“赎银费”赎回了辽东半岛，清政府合计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

4）‌开放通商口岸‌：开放沙市（今湖北荆州市沙市区）、重庆、苏州和杭州为开放商埠，允许日本轮船驶入这些口岸。

5）‌允许投资办厂‌：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产品免征一切杂税。

6）‌其他条款‌：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支付占领费五十万两；战俘中的降敌分子不得处分，释放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标志着清政府历时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宣告破产，削弱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使清政府的国际地位下降，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清政府所支付的巨额赔款则使日本国力更加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沙俄、法国和德国三国通过干涉还辽，强迫清政府给予他们在中国的特权。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刺激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争夺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侵略，进一步扩张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势力。

晚清篇•未完待续

文字原创：曾敖林

初稿时间：2021年2月

校勘核稿：曾敖林

定稿时间：2025年10月15日

图片来源：曾敖林自拍

美篇制作：曾敖林

制作时间：2026年元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