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之外，自有乾坤》，——论作协门槛与写作的自由

文辛（文心诗话）

　　岁末年初，寒梅待放。元旦前夕，我与一位曾合作过的出版商老友围炉夜话。酒过三巡，话题自然落在了出书这件事上。他夹着一支烟，眼神里透着几分行业的沧桑，吐出的烟圈仿佛是一个个破碎的发财梦：“这年头，想出书挣钱？除非你是名家大腕，或者书成了爆款。普通人出书，那就是个‘花钱买吆喝’的买卖。”

这话听得我心头一凛，却又不得不承认其为真知灼见。

作为一个在文字江湖里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写作者，我太清楚这背后的“行情”了。如今，许多怀揣文学梦的省级作协会员，为了叩开中国作家协会那扇厚重的大门，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著作等身”上。中国作协的门槛，明面上是作品的质量与影响力，暗地里却往往被量化为一个硬指标——三本书。

为了这三本书，多少人在这个纸价飞涨、书号稀缺的时代里，算着一笔笔沉甸甸的经济账。单书号，起价五万，若是想把那十五万字的心血装帧得像样些，加上设计、排版、印刷，没有个三四万根本下不来。若是长篇小说，动辄六七万也是常态。即便退而求其次，走丛书号，几年前还能两万搞定，如今也水涨船高到了三万上下。

我有一位文友，为了圆这个梦，不惜血本，借着当地文联组织的一套丛书，以每人五千的“友情价”，硬是攒出了八本散文集。八本啊！若是摆在一起，当真有“汗牛充栋”的架势。然而，当他满怀信心地将这八本书连同申请表递上去时，结果却是冷冰冰的两个字：未过。那一刻，那八本书仿佛不再是思想的结晶，而是压在心头的八块沉甸甸的石头。

这让我想起了《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范进中举，疯了；而现代版的“范进”们，为了那个头衔，掏空了积蓄，却未必能换来那张烫金的会员证。其实，冷静下来想想，即便真的拿到了那张证，又能如何？除了每月多几本《作家通讯》或《文艺报》，除了在文友聚会时能多一份“显摆”的谈资，它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呢？

三十年前，我还是鞋厂里的一名杂工。那时候，生活是粗糙的，充满了胶水味和机器的轰鸣声。我一手抓着柴米油盐，在流水线上为了生计奔波；另一手，却始终紧握着一支笔，在夜班后的灯光下，书写着心中的风花雪月。从鞋厂杂工到后来的公司合伙人，这一路的艰辛与蜕变，都被我用文字收藏了起来。

我深知，写作之于我，从来不是为了换取作协的一张门票，而是一场情感的宣泄，是一次灵魂的救赎。

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在困顿流离中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他想的不是加入哪个“作协”，而是苍生疾苦；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贬谪路上，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他求的不是体制内的认可，而是内心的旷达。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真正流传千古的文字，哪一个是靠“书号”堆砌出来的？哪一个是靠“头衔”加持的？

加入作协，或许是一个里程碑，但绝不是写作的终点，更不应该是写作的唯一起点。如果为了这个“虚名”，让自己背负上沉重的经济枷锁，甚至为了凑数而粗制滥造，那便是本末倒置，落入了“玩物丧志”的俗套。

写作的本质，是自由。

罗兰·巴特曾提出“作者之死”，意指作品一旦完成，便脱离了作者而独立存在。而对于我们写作者而言，真正的快乐在于创作的过程。当我们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化为笔下的锦绣文章时，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是任何头衔都无法比拟的。

我常把生活比作两条平行的铁轨：一条是现实，是柴米油盐的奔波，是打工生涯的磨砺；另一条是理想，是风花雪月的浪漫，是文字构建的精神家园。这两条铁轨，缺一不可。正是因为有了打工经历的粗砺，我的文字才多了一份泥土的芬芳和生活的质感；正是因为有了对生活的热爱，我才能在疲惫之余，依然能捕捉到人性的光辉。

坚持和热爱，是支撑这列名为“写作”的列车滚滚向前的双轮。

能不能加入中国作协，其实真的没那么重要。它就像是登山时的一个路标，你看见了，很好；没看见，或者绕开了，也不影响你欣赏沿途的风景。我们写作，是为了把生活经历这笔无形的财富，用文字这种有形的方式收藏好。这些文字，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凭证，是我们留给自己和后人的精神遗产。

正如《菜根谭》所云：“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保持一颗平常心最为难得。出不出书，入不入会，都只是身外之物。只要我们手中有笔，心中有光，一手烟火，一手诗意，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深情地活着，用文字记录下每一个感动的瞬间，这就够了。

毕竟，文学的殿堂，从来不看你的名片，只看你的作品。而写作的快乐，只属于那个在键盘上敲击出心声的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