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翁的美篇

笠翁

我的浮生六记（二）懵懵懂懂童年事；沧桑巨变话故乡；路漫漫兮求学难；筚路蓝缕讨生活；三尺讲台铸师魂；诗书山水伴夕阳。三记-路漫漫兮求学难1、磕磕绊绊读小学我们村的小学刚成立时，教师是刘子英，教学类似于私塾，学生坐在同一条大炕上，自带炕桌。学生二十几人，一至四年级同在一间教室，进行复式教学，只开国语和算术两门课，学生自习上念课文摇头晃脑，声音像在小声唱歌，练习当堂完成，课后也不留什么作业。1954年秋季刘老师调走，新来的老师叫冯秉成，是一位年轻人，教学方法焕然一新。那时的国语课本也改成了语文，语文、算术两人门主课之外，冯老师还开设了图画课、体育课。图画课学画三角形、长方形、正方形，还有连续纹样的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图案。体育课主要是学习队列、跑步，还有跳绳、滚环、丢手绢活动。课堂上有了提问，上黑板写生字、演算题，课后也留有作业，还要求学生写日记。冯老师只待了一年就调走了，新来的老师叫杨巨桐，是一位老先生，听说曾做过民国时期的乡秘书长，很有学问，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都写得很漂亮。杨老师在语文、算术课之外，开设了书法课，教学生学写毛笔字。杨老师还让学生自愿报名，晚上教学生打算盘。1957年反右，年初杨老师就被召回原籍接受调查，再没回来。接替杨老师的老师是刘玉崑，刘老师教了我四年级的下学期，此后我就去读高小了。记得1957年暑期，我读完小学四年级，该升五年级了。那时的学制是小学到高中共12年，分四个学段，分别是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低学段升入高学段，都要参加升学考试。暑假我随继姥爷去了章毛勿素走亲戚，其间已到升高小的统一考试时间，回去参加考试已来不及，于是就申请参加了章毛勿素当地的考试，后来接到了章毛勿素高小的录取通知书，到那里念高小不现实，父亲去给我开了转学手续，转到我们当地的戚家村高小。不知什么原因，我们龚家围村的6名读高小的学生被转入八股地高小。读五年级时，课本已使用简化汉字和汉语拼音字母，同时也在推广普通话。初小学的是繁体字和注音字母，现在要从头学一次简化字和汉语拼音字母，学习压力不小。至于普通话，语文老师都学不好，学生就更困难了，课堂上常常闹出笑话，惹得学生哄堂大笑。1958年秋季，我们家迁到了内蒙古察右前旗的望爱村，那里是我母亲的老家，她的亲戚都在那里，记得我的四姨也随我们到了那里，四姨只比我大两岁，我和四姨的六年级就是在望爱村高小读完的。望爱村是一个生产大队，全村几乎所有的人都信仰天主教，村里有较大的天主教堂。我的三姑姥姥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每天的早午晚都要念经，天主教徒每周日(主日)都要到教堂参与弥撒‌，这是纪念耶稣牺牲的宗教仪式(礼拜活动)。‌三姑姥老俩口没有子女，对我和四姨都很疼爱，星期六常带我们去教堂参加信教徒的礼拜活动，在教堂还看到我们的斑主任王老师也来参加礼拜活动。教堂的礼拜活动由神父和其他神职人员主持，活动主要有听讲《圣经》、跪地念经、唱素歌、听圣咏、吃圣饼、什一捐，还有向神父“请罪”，就是陈述自己的错事，请求天主赦免。在望爱村看到了天主教徒过圣诞节、复活节，还有婚礼、殡葬礼等别致的习俗。2、饥寒交困读初中在望爱村住了一年，父亲感觉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人际交往困难，于1959年秋季又迁回了龚家围村，我和四姨进入卯都公社中学读初中。卯都社中是社办公助学校，教师县里派，教师工资国家发，学校的经费公社供给，学生的吃粮生产队摊派，毕业生或考入县高中、或公社就地分配当大队干部、民办教师、供销社售货员等。我在社中学习的那两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1960年和1961年，公社中学经费、吃粮双重困难，难以维计，于1961年秋季停办了，该读初三的我失学了。我的父母不甘心我失学，在一位叫高化一的老师的引荐下，带我到格化司台初级中学考插班生，数学老师出了两道应用题，要求列方程求解；语文老师出的题目是按求写一封信。通过了考试，插班重读初二，算是留了一级。格化司台村在商都县的西北，距县城约120里，是商都县北部最大的村庄，500多户人家，近2000口人，解放后为五区人民政府、1958年成立的青山人民公社所在地。格化司台村有一片面积可观的淡水湖，村庄紧邻湖的东边和北边，村里人把这片湖水叫西海子。村里有两个生产大队，湖东的叫格化司台大队，湖北的叫西海子大队。格化司台东南六、七里有一座高度在1000米以上的山叫元宝山，是商都北部最高的山，每到星期日，学生们常到这里登山。格化司台中学座落在格化司台大队东侧，最北面是学校的家属房两排，家属房南边一排西东排列依次是井房、伙房和礼堂，礼堂东面是操场。往南数依次是，第一排中间办公室一栋，第二排东财务室和仪器室一栋、西女生宿舍一栋，第三排东西男生宿舍各一栋，第四排东西教室各一栋，第五排西教室一栋。校园没建围墙，只是在西侧打了一段土板墙与民居隔开。格化司台中学是商都县四所地区中学之一，因为是继商都中学、十八顷中学之后成立的，也称商都三中。另外两所中学是屯恳队中学和玻璃忽镜中学。格中1955年筹划建成，1956年秋季招第一届1、2两个班，1957、1958年第二届三个班，3班57年入学三年制，4、5两个班58年入学二年制，1959年第三届6、7两个班，1960年第四届8、9两个班。在格中读书的第一年，即1961年秋季到1962秋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据说学生的粮食定量比之前有所增加，之前的1960年是每天4两，不少学生忍受不了饥饿弃学了；现在的定量是每天8两，品种也多为小米、玉米、高粱，白面或莜面一周吃上一顿，蔬菜也少的可怜。常吃玉米、高粱，不少学生出现便秘，学校后勤每周给学生发6个润肠片通便。格化司台西距土牧尔台大约20里，土牧尔台是一个较大的镇子，是集二线的一个站点。我们格中的学生常聚上七八人，跑路到土牧尔台的澡堂子洗澡，洗澡的顾客每人可买1斤柿饼子，这便是特地跑去洗澡的主要目的。当年的煤炭供应也十分紧张，到了冬天，每个教室和宿舍只能分到少得可怜的劣质碎煤，教室上课常会发出轰隆隆的学生跺脚声，那是老师组织的“热身”活动。宿舍里更是冷得出奇，晚上钻进冰冷的被窝，靠体温慢慢焐热被窝，整夜都是缩作一团，不敢把脚伸到底。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学校没停过一天课，靠的是学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一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教师队伍。当时的校长是韩邦哲，教导主任是郭文科，后勤主任是任登祥。韩校长是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在教育战线工作多年，责任心强，工作经验丰富。1961年秋季开学，8、9班升初二，我插的班是9班，班主任：朱玉珅。9班共有28名学生：姜占维、薛茂、杨发、梁德旺、张宗祥、靳强、黄福、曹艾、杨占魁、刘月启、邵祥、王美、崔秀、李德厚、马维山、孙有财、郭仁永、丁秀珍、韩存玲、龙美、吕凤英、何立学、杨振发、乔有模、李富、王全文、肖大昌、范有福。任课老师有：语文高彦英，数学朱玉珅，政治郭文科，历史杨作霖，物理马志斌，生物贺殿臣，体育马福荣，美术高维。到初三语文换成李万笑，数学换成刘治国，增加了化学课，老师是席宽富。这些老师都是科班出身，专业知识扎实，教学水平高，深受学生欢迎。政治老师郭文科，注重仪表，衣服干净整洁，抄手时肘部都成直角。对学生要求严格，上课提问答不上来，你别想坐下，至少也得站上十分钟。我们怕郭老师提问，把薄薄的一本《社会发展简史》背得滚瓜烂熟。郭老师讲课，一讲到商品，就用“擀面棒”举例，同学们在课下开玩笑说，郭老师父母肯定是卖“擀面棒”的。数学教师刘治国个子不高，穿着不讲究，讲课风趣幽默，深入浅出，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刘老师几乎每节课都要搞一次小测验，十多分钟答好，答纸从后往前传。刘老师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学校张贴的告示、榜文都出自他的手笔。语文老师高彦英，人如其名，身材高挑，声音如夜莺般清脆动听，面容端庄秀丽，是学生心目中的“女神”。光是听她声情并茂地朗读课文，其中的内容就能领会七八分。她教过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七根火柴》、《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英雄列车》等现代文，还有《小石潭记》、《卖炭翁》、《岳阳楼记》、《曹刿论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古诗文，至今记忆犹新。初三时，高老师休产价，李万笑老师教我们的语文，李老师读课文声音浑厚、字正腔圆，讲课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让听课的学生身临其境、如沐春风。初三下学期，李老师编印了一厚本复习资料，帮助学生复习迎接中考。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语文中考成绩前所未有的好，这当中凝聚着李老师和高老师夫妇的辛勤付出和汗水。马志斌老师物理课的特点是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每一章结束，都给学生分析知识点的联系，列出详细的知识点系统框图。化学老师席宽富操一口浓重的万全话，他把重要金属的置换顺序编成韵味十足的口诀：“钾钠钙镁铝锰锌、铁镍锡铅氢、铜汞银铂金”，还把元素化合价编成歌诀：“一价钾钠碘溴氢，二价氧镁钙汞锌，三铝四硅五价磷，二三铁来二四碳，二四六硫看条件”，让我们至今仍能脱口念出。读初中的三年是饥寒交困的三年，也是学生们经受磨砺和增长知识的三年，“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8、9两个班毕业时只剩下47人，报名参加中考的仅有30多人。1962年3月7日，经国务院批准，原来隶属河北省的商都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管辖，商都县1963年的初中毕业生参加了内蒙古的中考。我们在土牧尔台中学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中考，中考只考语文、数学和政治三门。记得作文题目二选一：改写《英雄列车》或《曹刿论战》，我写的是后者。回家的两个月后，我收到了商都中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到校报到后才知道我们这一届的中考成绩：姜泽阳、李义、温有才、贾巨宝、智勇、姜凤祥、李元文、吕子明、黄福、李富、姜占维、曹艾、吕凤英，共有13人考入商都中学高中；何立学、杨存义、马维山3人考入集宁师范；范有福、曹世英2人考入内蒙古交通学校。无论升学人数还是升学率，格化司台中学在商都县的四所地区中学中都是居第一的。 3、高中未圆大学梦初三的第二学期入学前，父亲曾建议我中考时报中专学校，他说念中专，国家供读，毕业后又可早点参加工作。而我的心中却有个大学梦，所以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填写志愿时报了高中。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并没有直接告诉父亲，而是默默地将它放在炕角，等待父亲的裁决。大概父亲请别人看了通知书，但并未等来父亲的责骂和是否让我念高中的意见，等来的是父亲同样的默不作声。眼看着要到高中报到入学的时间，我的心中忐忑不安，父亲是不是不会供我读高中？报到日期的前两天，父亲说话了，“准备一下，送你上高中”，我的心中一下子踏实了，但在父亲面前未敢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只低声答应了一个“好”！算是对我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所表示的歉意。按照通知的要求，农村的学生需要开粮食转移关系，我拉了一年的口粮卖到卯都粮库，换成了粮食转移关系。8月30号，父亲向生产队申请了一辆单马车，送我去上学，同去的还有我的姥姥，她要去县城侍候四姨“坐月子”。我们村到县城有120里的路程，马车走了多半天到了县城，先到四姨家住了一休，第二天到学校报了到。商都中学当时是商都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学校始建于1952年，195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高中学生，四个班，二年制。此后是三年制，每届两个班，1963年我们这一届是13、14两个班。13班是俄语快班，招的都是本校学了三年俄语的初中毕业生；14班是俄语慢班，招的是乡下四个地区中学和兴和县北部地区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初中都没开俄语课程。所以，一入学我们就被戴上一顶“农村班”的帽子，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们14斑共有54人，孔庆龄和张文科2人来自玻璃忽镜中学；卫久明、刘存福、王彦德、吴仲、朱明、李仲龙、孙瑞、孙智、刘元明等9名同学，来自屯垦队中学；孟广礼、宋振华、何生泉、赵福明、赵有德、安玉林、高宽、李英文、崔金、刘玉玺、肖锦等11名同学来自十八顷中学；来自格化司台中学的同学最多，有13人；刘珍、张占山、郭进斌、龚福贵、武继忠、张汉文、宋富山、邢艾、郑维新、吴志明、侯智、张元等12名同学，来自兴和县北部几个公社。渠进勇、翁启、郭鸿宾、王少平、李海亮、崔占元、姚佃林等7名同学，有的是本校初中应届毕业生，有的是来自上届的复读生。全斑只有吕凤英、孔庆龄、宋振华三名女生。商都中学坐落在县城的东北角，学校开的是西大门，大门两侧分别挂蒙汉文牌子：“内蒙古商都县中学”。北面自西往东分别是总务处、教工食堂、学生伙房、礼堂兼餐厅、学生宿舍、学校菜园；中间自北向南依次是教师宿舍、水井房和饮水锅炉房、办公室、初中部教室三排；菜园之南初中部教室之东是高中部教室三排。西门的左手侧是门卫室和工人宿舍，右手侧是图书室和阅览室。学校的操场在校园的北边，有北门可进出操场。商都中学全都是砖瓦平房，学生宿舍是大通铺，北铺可睡12人，南铺可睡10人。冬天好像没有格化司台冷，在宿舍睡觉也是不敢伸展腿；教室里的温度虽说比在格化司台中学好一点，但还是得穿上厚厚的棉鞋，我穿的是毡疙瘩鞋，上体育课时再换上轻便的棉鞋。1963年的粮食供应已经很好了，中学生每月32斤，品种多是白面莜面，偶而吃一顿大米，午饭和晚饭有咸菜或菜汤。伙食费每人每月6元，家庭很困难的学生可以评上每月3至6元的助学金，我读高中三年都没有享受上这份福利。1962年之前商都县归河北省，那时分来商都中学的教师大多来自河北省的师范院校。商都县划归内蒙之后，高校分配提倡支援北部边疆，有不少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分到商都中学，如华东师范大学的黄锡伟，北京体育学院的杜天久，江苏、安徽、山西等省师范院校的陈恩忠、付志明、吴福林、秦希庆，内蒙师院的张彦生、张志华等。当时学校的书记是陈少南，校长李同禄，副校长孟家骥，教导主任韩化童，副教导主任王昆(先)、南振业(后)，团委书记康佩(先)、冀应本(后)，后勤主任渠印玺，校医诸葛学敏(先)、门士杰(后)。我们14斑的班主任是张彦生，任课老师是：政治，高一、二、三陈修谘；俄语，高一、二、三张彦生；语文，高一陈恩忠，高二马世良，高三张树勋；数学，高一代数黄锡伟，立体几何任万库，高二代数黄锡伟，三角任万库，高三代数武礼杰，解析几何黄锡伟；物理高一、二郭良隆，高三荆佃宝；化学高一赵连生，高二、三霍林；体育，高一吴福林，高二、三杜天久；生物高一、二李继业；历史高一、二李光亚。这些任课老师都是五六十年代的师范大学生，教学水平高，教学方法得当，各有千秋。政治老师陈修咨曾是解放军团级政工干部，与县长赵秀是平级。陈老师讲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力生产关系、商品价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等抽象的概念，联系坐产生活中的实例，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找实例，讲得游刃有余，幽默风趣，学生理解轻松，记忆深刻。数学教老师黄锡伟，知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深受学生欢迎。任万库老师讲课，走进教室，双脚刚跨上三尺讲台，便开始了导入新课，课题也随之出现在黑板上，立体几何的空间概念、三角函数的优美曲线，任老师总能讲得形象、生动、入心、入脑，下课时是满身粉笔沫。化学老师霍林，操一口万全话，讲课言简意赅，幽默风趣，深奥的化学理论配以精彩的化学实验，总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老师互动配合，听霍老师的化学课是一种享受。马世良老师讲鲁迅先生的散文《纪念刘和珍君》，感情充沛，分析文章深刻到位。以深沉的感情讲述刘和珍等学生遭枪击、棍殴的遇害细节，以激昂的措词讲述鲁迅先生驳斥“流言家”的污蔑，直指段祺瑞政府“下劣凶残”。‌‌分析文章的写作特点深入浅出，为学生理解、模仿散文写作指导了一二。体育老师吴福林江苏无锡人，乒乓球技术水平不一般，为学校培养出一支学生乒乓球队，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乒乓球赛事中不只一次荣获冠军。体育老师杜天久单双杠、吊环、鞍马等体育项目技术水平高超，体育课上为学生做的示范动作标准，学生容易领会模仿。每年的全县中学生运动会上，总会有杜老师的单双杠、吊环、鞍马表演。商都中学在划归内蒙前后的高中教学质量和升学人数还是比较高的，不乏考入名校的学生，比如有杨德清考取清华大学，马义考取天津大学，刘巨德考取中央美院，张英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等等。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抵御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社会大气候的影响，学校也隔三差五地组织学生观看阶级斗争展览、戏剧，还要求学生讨论、写观后感，提高阶级觉悟，做又红又专的知识青年。一时间，阶级斗争的空气在学校蔓延，考学的政审越来越严格，一些家庭成份不好的学生失去了学习的信心，我班学习成绩很好的两位同学智勇、李元文就因此而弃学。教职员工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学生不知详情，但听说有的老师因家里“养花”，被批生活有资产阶级气息；有的双职工家里雇佣“保姆”，结果被批；有从南方分配来的年轻老师，一时难以适应新环境，发过牢骚，因言获批。至于家庭成份高的老师，更是谨言慎行。那时候全日制中学实行“一二九制”，就是教学时间为9个月，假期2个月，劳动锻炼1个月。学校安排的劳动一般是拾柴捡粪，预备冬天的引火燃料；或是参加学校的菜园劳动；或是参加平整操场、脱坯垒墙、植树等建校劳动；还有“野营拉练”、下乡住村“支农”等等。1964年的夏天，我们14班的同学就被安排到西坊子公社南大村“支农”，帮助生产队锄地。南大村是商都县的“四清”试点。带队的教导副主任南振业老师，特意请李队长在晚上为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报告之后还组织学生进行了讨论，提高阶级斗争意识。1966年6月我们高三毕业了。原定7月1日-3日高考，考前一个月的复习备考时间，没有老师辅导，自己安排复习备考，有问题去问老师。6月中旬，做了体检，选报志愿，我报考的是理科，满心欢喜地阅读着像雪片一样飞来的大学招生简章，酝酿着理想的大学梦。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刋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将原定于7月1日-3日的高考“推迟半年”进行，事实上高考已经被取消，我的大学梦破碎。4、红卫兵和大串联大学生和中学生历来都是政治运动最敏感的群体。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张贴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大字报经康生妻子曹轶欧授意创作，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批示全国传播，直接导致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成为文革中最早被冲垮的党组织。该事件标志着文革运动由高层动员转向群众自发批判，开创“踢开党委闹革命”模式。这第一张大字报也点燃了商都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火焰，学生群情激愤，一张张批判学校领导直至一些教师的大字报，张贴在大礼堂、领导和教师办公室的外墙，我们班的大字报重点批判学校领导把六三届高中学生分成“城市班”和“农村班”的企视性决策。1966年8月，学校出现了初高中学生参加的红卫兵组织，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主宰了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宣传鼓动，大显神通。关于文革中红卫兵的出现，网上有一篇文章作了较为权威的回顾，下面摘其要介绍。1966年5月29日晚上，圆明园废墟边，几位来自清华附中的学生秘密集会，卜大华、王铭、骆小海、张晓宾、陶正、张承志等人决定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成一个组织。在小组名称问题上，有人提议叫“向阳”，有人建议叫“卫东”，但大多数人赞同“红卫兵”一名，即“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在名称确定下来之后，他们一起宣读了《红卫兵誓词》：“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庄严的红卫兵组织，就在这群大的不过19岁、小的只有13岁的孩子们的童声中诞生了。5月29日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组织的诞生日。学生的造反运动导致学校停课，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党的第一副主席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等组织了一条防线，以制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展。6月初，他们向造反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努力把运动控制在有益的范围内。工作组进入学校后，表示了对学生的支持。红卫兵也把工作组看成是党中央对造反的支持而备受鼓舞。但很快，工作组与学生的对立矛盾便产生了，并不断升级。 6月24日，卜大华等人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署名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贴出后，反响强烈，但与工作组的宗旨相违背，遭到了工作组的反对和质问：“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二字怎么解释？”但卜大华等人却是有备而来。早在6月5日，他们就在《人民日报》的一篇国际问题的文章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正在困境中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玩起了“请君入瓮”游戏。他们在大字报中故意不写毛主席语录，引诱工作组上钩。果然工作组反击了，“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在几天的辩论中，卜大华等人引而不发，就在工作组以为这场风波要圆满结束的时候，7月4日，卜大华等人以同样的署名写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在大字报一开头，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那段语录。看到这张大字报，工作组一下子愣住了。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如何反得？就在工作组考虑对策时，红卫兵又抛出了《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7月17日，73岁的毛泽东，在畅游长江之后，回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返京后，听取陈伯达等人的汇报。江青、陈伯达一伙在毛泽东面前大加指责工作组的错误问题，谎报情况，给工作组罗列了种种罪名，恶毒打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要求支持的目光投向了最高统帅。7月28日，中央文革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会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慷慨激昂地控诉了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骆小海、旷涛生也上台发言，并把几论造反精神的文章交给了江青，请她转交毛主席，让他老人家看看，到底反动在什么地方。8月3日，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8月1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二《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的坚决支持，等于宣布了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一时间，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首都的各大、中学校里，并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红卫兵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和“生力军”。商都中学初高中各班的“红卫兵”组织，在8月下旬也迅速地成立了，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黑五类”子女外，其他学生一律加入该组织。“红卫兵”追求的标配是，身穿黄军装，臂佩红袖章，腰系武装带，身背黄挎包，腿打黄裹带，脚登“解放鞋”，胸戴毛主席像章，手持“红宝书”，专搞“文化大革命”。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召开师生大会，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震天动地，揪斗、批判学校领导和教师。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和迫害。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全国出现了“大串连”的高潮。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由国家提供交通费和生活补助费。接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于是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他们的哥哥姐姐一同前往。我们商都中学的学生也不失时机地掀起了到北京、上海、重庆、延安等地进行串联，学习文化革命经验的热潮，而且倡议步走，叫做“走长征”。我和同班同学贾巨宝、崔占元、张汉文、侯智五人，组成串联小组，向学校申请了串联经费，开具了串联介绍信，开始了串联。我们出发的时间记不得了，大概是1966年10月下旬，从商都县城出发，步行走到集宁，中途在兴和县的段家村住了一宿，在集宁等待了三四天申请到了到包头的火车票，申请火车票只须出示串联介绍信。也是凭串联介绍信在包头得到了接待站的接待，安排我们在青山区青山宾馆免费吃住。我们的目标是前往北京进行串联，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集宁根本申请不到去北京的车票，包头是京包线的终点站，申请去北京的车票相对容易一些。申请去北京的车票十分困难，我们天天跑路包头车站，等待了五六天，总算申请到了包头到北京的火车票。我们大概是在11月10日左右到达北京，当地的文革组织安排我们住在了广播大厦旅馆，吃住条件都不错，而且都是免费的。住一间大房子，同住的也是5人，都是初高中的学生，还有一名是小学生，有南方的，还有哈尔宾的。这其间我们去过北大、清华、人大，还去过几所中学。所谓的学习文化大革命经验——批判当权派、破四旧，就是在这些学校看大字报和文革消息快报。让我们兴奋的是，11月26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组织人员凌晨4点多就让我们起床，从食堂领了馒头和咸菜，5点排队跑步出发，目的地是西郊机场。西郊机场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部、西北四环与西五环之间‌的军用机场，现为‌专门接送党政军领导要员进出北京‌的专用机场，广播大厦距西郊机场大约18公里。我们跑到天亮，队伍越聚越长，人多的已经没法跑啦，只能缓缓前行。初冬的北京，小雪节刚过，这天的早晨，虽然无风，但却寒意料峭，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跑得冒汗的身上，暖暖和和。大约下午1点多到了目的地，有军人维持秩序，路的两侧站成30多人的纵列，远看夹道两侧的人群像是宽宽的林带，延伸到很远。在等待毛主席接见的间隙，学生们心情激动，《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的歌声此起彼伏。大约在下午4点，毛主席的车队来到，车队缓缓行进，毛主席站在敞蓬车上，不时地向夹道两边的人群挥手；后边的随车是林彪副主席的敞蓬车，后面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车跟随。见到毛主席，本应高呼“毛主席万岁”，但这时却是例外地安静，人们都在出神地观看、领略毛主席的伟大风彩，大约下午5时，毛主席的车队从西郊机场离去，这时候人群中才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后来从一些比较权威的有关资料上知道，毛泽东主席在1966年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分别是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5、26日，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100多万人。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当时很特殊的一道风景。毛主席第8次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是：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25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这时的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设想在25日、26日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嘛？”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呵。”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主席同意了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三处地点进行接见。第一批接见在11月25日上午11时半，组织了70万红卫兵，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游行。毛主席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康生宣布大会开始，接着游行队伍在《大海航行靠航手》的乐曲声中开始游行，接受毛主席检阅，下午3时半结束。第二批接见在11月26日，分两处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一处在市区，从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马路上开始，经西长安街、复兴门大街，到钓鱼台东门马路上，全长6500米，组织了80万红卫兵。下午2时30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主席等乘敞篷车，从人群中间缓缓通过，检阅了全部队伍，3时结束。另一处在西郊机场，组织了100万红卫兵，也以群众夹道的形式进行。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便叫蔡洪江乘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检阅进行得很是顺利，于下午5时结束。接见之后，我们是又饿又累，加上回去的路径不熟，一直到夜间12点多才回到住处。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的接见之后发生了两起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返回，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我们五人酝酿了一个计划，毛主席接见之后，就动身到天津、上海等大城市进行串联。不巧的是，毛主席接见后第二天，上面就派来人员，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停止串联，要回原地闹革命！”并以红卫兵应有的革命纪律性对我们进行了动员，或者说是催促快点返回，并为我们安排了回程的时间和车次。12月初，我们乘火车回到集宁，我们的五人串联小组就散了伙，家在兴和的张汉文和侯智从集宁直接回了家，我和崔占元、贾巨宝先回到了学校，在学校待了两天，就各自回了家。自此我再没有回商都中学，就这样满怀失落感地结束了三年多的高中求学生涯。 5、大学梦圆感恩邓公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教育科学领域的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就是教育上拨乱反正的一项重大举措。文革中的1966年到1971年，我国大学停止招生。1972年到1976年，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大学教育质量严重滑坡，国家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青黄不接。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工作，教育和科学。8月6日主持召开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不无忧虑地说，文革中经推荐招来的学生，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请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抨击了推荐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材，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一些人不是靠考分、而是靠“权”上大学；三是坏了社会风气，“走后门”上大学之风盛兴；四是严重影响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官爸爸。查副教授呼吁必须立即恢复高考制度。查全性的发言和呼吁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邓小平对着教育部长刘西尧当场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指推荐招生)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指恢复高考)。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的这个《意见》。《意见》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在邓小平的指示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文件特别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工龄达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当年，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又是公办教师，该不该参加高考呢！妻子说现在已经很好了，没有必要再念大学。年令、婚否、可带工资的宽松条件，参加高考就有机会圆我曾经的大学梦。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做通了妻子的思想工作，还有同事的鼓励，于是下定了参加1977年高考的决心。我报的是理工科，高考科目是政治、语文、数学、理化。10月下旬《意见》下发，11月考试，本人还有学校的教学工作，根本没有复习备考时间，匆匆参加了考试。一个多月之后，收到了乌盟师专数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带工资读了三年大学，圆了迟到的大学梦。乌盟师专后来晋升为集宁师范学院，我们1977届的数学专业班就被称为集宁师院的数一班。数一班共录取学生46名，其中44人是老三届高中生，2人是应届高中生。北京、上海、天津老三届知青25人：李家智、刁庆骥、李潞生、姚永言、周学权、孙攻、李庆瑞、张维林、吕作民、李树忠、赵慧良、王成庆、黄小庆、权力夫、纪敦睦、赵学勤、李济、梁英杰、叶梅、沈沥淅、徐勤、马薇薇、杨学蕴、何绵娣、吕学玲。内蒙古自治区老三届19人：李黾孜、郭佩昆、黄福、乔根在、王肇、史璞、史玉良、张立成、李进才、曹振富、徐世和、杭有生、王文秀、王润宝、李培庭、高科、李正、宋淑请、梁俊。应届毕业生2人：杜成毅、张士敬。校长：朱云汉，教务主任：林波，王昆，辅导员：张国文专业课任课教师：徐仲元，孔庆连，陈寿康，郭文富，钱涛，杨永竹开设的专业课有：高等代数，近世代数，线性代数，空间解析几何，高等几何，数学分析，微分方程，概率统计，普通物理，数学教学法。师专毕业后分到锡盟东乌旗二中工作两年，调回商都二中工作两年，又应聘重返东乌旗二中工作。重返东乌旗获得了优厚的招聘条件，提高工资三级，一个工人工作指标，三间住房，特别是为妻女、母亲和小妹落了城镇户口，实现了曾经定下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