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翁的美篇

笠翁

我的浮生六记

（一）

懵懵懂懂童年事；沧桑巨变话故乡；

路漫漫兮求学难；筚路蓝缕讨生活；

三尺讲台铸师魂；诗书山水伴夕阳。

早晨洗漱时，不经意间，从镜子里发现，自己的白发稀疏，头皮裸露，胡髭花白。可不是，自己已经步入耄耋之年，女儿们早已成家立业，外孙们都已成年，有的已经领来了重外孙。日子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带至衰老，岁月在额头的皱纹里流逝，曾经的人生是走不完的坎坷路，历不尽的风和雨！

一记-懵懵懂懂童年事

余生于1946年9月21日，农历为丙戌年八月二十六日。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年是充满希望与变乱动荡交织的一年。经过十几年的战乱，中华民族的苦难铭刻在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心中。我的出生地当时是隶属于察哈尔省的商都县北部的一个叫贾明善村的小山村。1946年之前，父亲随爷爷奶奶由河北省尚义县来到这个小山村，靠抗长工维持生活。更早一些时候，我的姥姥姥爷一家从内蒙古的察右前旗来到这个小山村垦荒种地。我的父母就是在里成家的。

解放前夕，我的爷爷奶奶、父亲和伯父用抗长工挣下的钱，在贾明善村之南十几里的龚家围村买了土地，我家和一众亲戚都迁到了这个村子，于是龚家围村就成了我的老家。这个村子早年是由十几户龚姓人家和他们的亲戚，从内蒙的兴和县来到这里垦荒种地、立村兴业的。村前是一条小河，河南是山，村的北面、西面也都是山，村子的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山洪冲刷成的河沟，也有渗出的山泉流淌。河沟的西岸居住着龚家和他们的亲戚，百十口人，四周建有围墙，村名龚家围大概由此而来。河沟的东岸有陆陆续续迁来的人家散居，我们家、伯父家和姥姥家居最东边。

我们村有一所小学校，是半私塾性质，解放初创办，先生叫刘子英，年近半百。我是1953年秋季入学的，记的当时是母亲中午到学校上农民识字班，我也被母亲带去了，识字班下课，我被留了下来上学。我不愿留下念书，进行了“反抗”，拽着母亲的衣角不恳放手，被刘先生一把扯开推到炕桌边，头也碰出了血，我的学生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语文课本叫“国语”，数学课本叫“算术”。买一张大白纸，裁成32开小纸订成作业本，写作业用铅笔，课堂上写字算题用石板和石笔。上了二年级可以用蘸水笔写作业了，一根筷子，绑上一个笔尖，一片兰墨水精化成一瓶兰墨水，就是全套的写字工具了。那时识字注音沿用了民国时期的注音字母，形式上比现在的拼音字母要简单些，也适宜于竖排版的国语课文。国语课、算术课都由刘老师一人上，这两科之外也没有体育、美术等课。1954年秋季刘老师调走，先有年轻老师冯秉成调来，待一年调走，又有一位老先生杨巨桐调来。

杨老师除教语文课、算术课外，还给我们设置了书法课——学写毛笔字。学毛笔字的程序是：先描红，老师用红土写在麻纸上，学生用黑墨笔描写；再拓仿引，仿引就是老师或高年级的学生写好的样本，学生拓在麻纸下面照写；最后仿字帖，有了一定的基础就可照着字帖写了。毛笔字要交作业，一天写一张。老师用红土毛笔批改，字的横、平、竖、角，哪一部分写得好，老师就在此处划个红圈；写得差红笔修正。杨老师还在晚上开了珠算学习班，学生自愿报名，老师也不收费。学习内容逐步增多、提高，有珠算加法、乘法、除法、地亩飞归等。

和我同年级的学伴有龚万河、龚万生、李福林、林茂、郭玉香、何云禄等。既是学伴，也是玩伴。星期六日或假期聚一块玩，男孩子们是踢毽子、弹玻璃球、砸铜钱、打钢等玩法。打钢是在规定的距离上放一块不大的平板石，玩者手持同样大小的平板石投打，击倒为胜，这种玩法是几人分成两组比赛。女孩子们是拍皮球、纳石子、跳方格、点羊窝等玩法。点羊窝是挖两排小圆坑，每排5个，每个小圆坑内放上6粒羊粪球，两三人玩。第一人从某一小坑抓起全部小球，从下一坑开始，依次给每个坑点一粒，手中小球若点完，则把下一坑内小球全抓起再点，若遇下一坑空则停止，轮下一人点，直到小球全聚到一个坑内，谁玩到这样的结果就是胜者(玩法是记忆，不一定正确)。或是聚上三五人，到野外爬山、捉老鼠、掏鸟窝、采磨菇、挖山葱等。晚上聚一块多是捉迷藏。农村的孩子，那有什么篮球、足球、排球可玩，只有那些土得掉渣的玩法。不过，现在想起来，那时也是玩得兴趣多多，不求也不知高雅，只求童年的快乐。

假期里，孩子们都要帮父母干力所能及的农活，种地、锄地、秋收，或是蓐牛草、羊草、猪菜，放牛、放马、放羊等。正应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帮父母干活，我曾有三次与狼的不期而遇，算得上是历险故事了。第一次，每年的春末，家家都要给大羊剪毛，我和长我两岁的何云福同为家里放牧小羊羔。把小羊羔一块赶到后山吃草，我俩一边看羊群，一边找挖山葱、采野果。猛然间抬头，我喊：四哥快看，那只“大狗”叼走一只羊羔！其实那是一只狼，四哥远望的一瞬间忽然醒悟，喊道：狼把羊羔叼走了！喊也无济于事，狼叼着羊羔扬长而去。第二次，早晨我要去把自家的羊从露天的羊圈中赶出来，送到村里的羊群中去，当我走进羊圈，一只灰狼正欲咬羊，见我进来，它一下子跳出羊圈，站在不远处不恳离去，可能是不惧怕我这个小孩。恰在这时有一位大人何云贵走来，看到羊圈中的我和那只灰狼，大声呼喊，把狼吓跑。第三次也是春天放羊，地点是村东小河沟，那天刮着黄风，我从河岸下到河沟看羊群，一只灰狼腾地从河沟的羊群中跳上河的南岸，我大声呼喊：有狼！灰狼不肯离去，它或许在想，一个小孩搅了我的好事，心有不甘，意欲卷土重来。姥姥姥爷正在河北岸摇楼种地，他们听到我的叫声，便大声呼喊，把狼吓跑。那时的村子周围的大山里，常有狼出没，狼夜间跑到村里偷羊也不是稀奇的事，我与狼的三次相遇，让父母担心后怕，也让我终身难忘。

二记-沧桑巨变话故乡

1、农业合作化

迁家到龚家围村之后，父亲和伯父各立门户，爷爷奶奶和我们算一户，我家和伯父、姥姥家是邻居。在1950-1951年的土地改革中，龚家一众或是地主、或为富农，崔家、魏家、姚家、秦家、移民老李和姥姥家都是贫农，我家和李家、武家、郭家、何家、林家都是中农。农民有了自家的土地，虽说山村的土地多为坡梁地，不怎么肥沃，但大家都是辛勤耕作，只要没有天灾，每年的收成还是较好的，打下粮食，交公粮、卖余粮，这是解放后农民的光彩事，家家的日子过得殷实、从容。记忆中的1954年，是土改后的第一个大丰收年，村民喜笑颜开，交公粮、卖余粮的车马络绎不绝。我的父亲也拉了一车粮，到大库仑粮店交了公粮、卖了余粮，买了棉布和一些生活用品，还买了酒和卷烟，也为我们几个孩子买了糖果，还为我买了好看的日记本。

1955年的春节，是庆丰收意味浓厚后的一个春节，也是龚家围村多年来最富足、最热闹的一个年节。人人新衣在身，笑逐颜开，见面抱拳问好；户户灯笼高挂，家家年画满墙，爆竹声声；孩童们糖果满兜，追逐戏耍，比赛放炮；村里的二人台班子也唱起了小戏，好不热闹。特别是，家家户户都自发地请回了毛主席画像，贴在屋内最显著的地方；不少人家门窗上的对联写得是“翻身不忘毛主席，幸福全靠共产党”、“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等内容，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吃水不忘打井人，翻身不忘共产党”的感恩情怀。

解放伊始，党中央和毛主席就开始谋划新中国前进的道路，擘画新中国发展的蓝图。1952年党中央确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土改实行较早的地区，1953年就有了农村互助组的合作形式。1954年的年初，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农业合作社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

在1955年，龚家围村成立了初级合作社，入社的财产有土地、农具、耕畜等。入社是经过动员的，可以不入，我们家是入了合作社的。加入了合作社，社员干活挣工分，入社的财产转化为股份，年终按工分和股份分红。

1956年，初级合作社转为高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与初级合作社比较有所不同：第一个是变大了，几个初级合作社合并为一个高级合作社。戚家村、张四沟、崔喜沟、我们村等八个行政村，合并为戚家村高级社。原来的初级社变成了高级合作社的一个生产队，而且每个村的每家每户都必须入社。第二个是取消了土地、耕畜和农具分红，年终只按劳动工分分红。原来入股的耕畜和农具论值作价，记入台账，分期返还。我们家就有入社的牛马和农具折价的股份钱记录在账。第三个是粮油、棉花统购统销，就是交完公粮后，余粮实行统一收购；城乡居民粮油实行定量、计划供应，除国家粮食部门以外的任何个人和集体都不得经营粮油购销，粮食流通实行粮票制。随之，棉布、棉花也实行凭票供应。粮油、棉布、棉花等的票证供应制，自1955年实行以来，一直延续至1990年，长达近40年之久。

1957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城里是反右，农村就搞两条道路大辩论。大辩论就是让农民讲合作化的好处和私有制的坏处，可以讲合作社的不好，讲出来进行辩论甚至批判。经过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就再也听不到说合作社不好的声音了，再也没有听到谁发牢骚、说怪话，巩固了高级社的集体化道路。合作化的三年，家乡一带还没有出现过歉收年，家家户户也没有挨饿的现象。当时的粮食收购价较低，合作社没有副业，还有添置农具等开支，所以每年分红的工分值只有5角钱左右，扣除粮油款，年终能分到现金的农户不多。记忆中，我们家这三年就没有分到过钱，家中的开销靠的是养羊、养鸡等家庭副业收入。

2、社会主义建没的三面红旗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此后被称为“三面红旗”。三面红旗的提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伟大的探索；是将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改变“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萦系于心，进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四、五月份，宣传总路线的大标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醒目地出现在城乡的墙壁上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上级开始干预合作社的种植计划了，对小麦、莜麦、油菜籽、谷物和马铃薯都下达了种植比例或任务。

在1958年的春耕、播种刚刚完成之际，城乡的墙壁上就写上了带有指示性的大标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随之，农村的兴修水利就开始了。兴修水利的标志性项目就是修大大小小的水库。大型水库项目由县政府统筹上马，劳力从各区抽调；小型的、简易的水库项目由区政府、或是合作社规划确定，都要抽调大部分的劳力完成。我们村要在村前那条小河的西南段上修筑一条拦河埧，集河水、洪水成为一座小水库，灌溉下游的土地。农闲时候，全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天天担土运石，甚是热闹！这座小水库，不几年就被洪水冲垮了，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没有了印象。

兴修水库，开凿水渠，挖掘水井，村村可见。其实，兴修水利，是大跃进的序幕和号角。工作组进村了，大跃进的歌唱起来了：“五八年那么呼儿嗨/大跃进那么呼儿嗨/跃进的歌声/唏哩哩嗦啦啦啦/嗦啰啰呔/到处传那么呼嗨/……”这是将延安时期的歌曲《大生产》的歌词稍作修改而成的一首歌曲，歌曲一出便迅速传唱，处处歌声，妇孺皆会。

当人们还沉浸在“唏哩哩嗦啦啦啦”的歌声中时，1958年8月下旬，我们区的人民公社成立了：“登高人民公社”。庆祝公社成立的那天，要求公社周边村的村民全部参加，离公社较远的村要派不少于10名的代表参加，从四面八方赶到公社所在地——卯都。据说，当时的卯都村，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传出社长的洪亮声音：“河北省商都县登高人民公社成立了！”人群中爆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农村基层政府，实行“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从那时起，我们村所在的戚家村高级合作社改为了戚家村大队(第四大队)队，下辖八个生产小队。

大跃进年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

大炼钢铁。1957年毛主席出访苏联，在莫斯科期间提出：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刘少奇也在国内公布了上述口号。1958年的任务是1100万吨，截止八月底仅完成了450万吨，剩下的四个月必须完成650万吨。于是在9月1日，中央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完成全年生产1100万吨钢铁的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求其他各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于是全国城乡便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农村，哪里有炼钢的没备和技术，见都没见过。但迫于形势，也得土法上马，土坯垒“高炉”，大风箱鼓风，原料是废铁。我当时在八股地高级小学读五年级，由老师带领参与了当地的炼钢劳动。我们搜集废铁投入“高炉”熔炼，鼓足全身之劲拉大风箱。高温达不到，废铁化不了，只能将熏黑了的废铁上交了事。县里在几个定点建立较大的炼钢高炉，从农村调集大量劳动力当工人，从事炼钢铁、烧焦炭等工作。我们村几乎家家都有青壮年劳力外出去了工地。那时的农村生产力落后，全靠人力扛活，劳力显得格外紧张。青壮年都被调去炼钢，田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就落在留下来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身上。没有了男劳力扶犁，身体健壮的妇女也充当起“扶犁手”的角色。“青壮炼钢去，耕作童与妇”成了当时真实的写照。

公共食堂。1958年，在大跃进的主旋律之下，各生产队都成立了公共食堂。我们村沟东何家三户的连套房做了大食堂，沟西岸边崔家三户的连套房成了学生食堂，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都被集中到了大食堂，我的父母亲都是食堂的炊事员。村民只管劳动干活，收工就直奔食堂。“吃饭不花钱，老少尽开颜，劳动更积极，幸福万万年。”“食堂吃饭不限量，天天不重样，拿上流通卷，来客也随便。”这是当时人们赞美公共食堂的顺口溜。当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幸福院等等，把农民引向了更幸福的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就我们村而言，维持这些服务单位的正常运作，并不容易，食堂管理、挑水、备柴火、粮食加工、炊事员等等的服务人员，不下20人。这些服务人员原本不需要，是劳动力的浪费；吃饭不限量，造成粮食的浪费；大食堂的饭菜也从“不重样”变成了“老重样”。公共食堂苦撑到1959年的秋天，借着上面“在严寒季节和燃料缺乏的地方，可以允许各户做饭”这一松绑指示，匆匆停办了，比中央1961年公布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实行口粮到户的时间早了两年。

浮夸风盛行。在大跃进中，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被抛到九霄云外，农村虚报夸大粮食产量，小麦亩产千斤放卫星，马铃薯亩产万斤放卫星，等等，虚夸假报新闻不绝于耳。那时还盛行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商都县农村的土地、水利和气候条件，那么高的亩产量实属不可能。对这样荒唐离谱的事，只要有一点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是不可能的，当时却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说“不”。谁说了，谁就右倾，就反你的右倾，开你的批斗会，就火线整你的风。结果就成了《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明明是皇帝赤身裸体游大街，可人们还是说皇帝穿着华丽的外衣。

除四害。1955年，党中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七条中提出了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的任务。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十年或更短一些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任务。从此，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拉开帷幕，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呐喊，到处驱赶，到处捕捉，搅得麻雀四处乱窜。我们学生是除四害的主力军，每当节假日，学校都要布置除四害任务。

让人不能忘记的是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浮夸风至使粮食征购比例过高，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连续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减。导致全国性粮食短缺与经济危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困难阶段。‌

1959年，是收成不错的一年。1958年大食堂的粮食浪费，造成过大的亏空；浮夸风造成1959年过高的粮食征购任务，交了一些“过头粮”，至使1959年农民口粮定量减少。1960、1961两年遭遇严重的干旱、冰雹、鼠害等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不少地方几近绝收。农民是既没钱又没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吃饭问题。粮食市场供应骤然紧俏，城镇居民的口粮定量也相应削减。城乡人口普遍的营养不良，伴生的疾病(如浮肿病)造成非正常的人口减少。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低谷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全国性饥荒的严酷现实，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而且主动降低口粮标准。有国家领导人带头，各级干部也纷纷自愿降低口粮标准，与人民同舟共济、共克时艰。

三年困难时期，家乡农村的口粮全是返销粮，其中一半是玉米或红薯片，剩下的是榨油后的豆饼、制糖后的甜菜丝，其营养价值可想而知。“不能饿死一个人”是当时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一场与饥饿抢夺生命的战役打响了！家乡的各级干部、党员和社员群众共渡饥荒，千方百计生产自救。

(1)1960年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开垦零星的“小片荒”，种植土豆、瓜菜。

(2)挖野菜充饥。家乡的野外有不少可吃的野菜，如苦菜、蒲公英、灰菜、沙蓬等。

(3)代食品。代食品就是把不是吃的当成吃的。生产队把荞麦秸秆、土豆蔓磨成面分给社员，掺在粮食中充饥。

(4)鼠口夺粮。三年灾荒中，鼠害横行，有一种被人们称为“黄耗子”的老鼠(学名子午沙鼠)，它们夏天吃青苗，秋天把庄稼的穗咬下来藏到地窖里，作为自己的冬春储备粮。可恨的老鼠，它夺我们的粮，我们要把它们的藏粮夺回来！一场全民上阵的“扎黄杠”(找鼠窖)从秋天到冬天展开，人们用一根带尖的长铁棍，一次次地插入收获过的田地，若探寻到鼠窖，用锹挖开取粮。一只鼠窖可挖出十来斤粮食，足可供一家人凑合好几天。

(5)耕畜也要救。生产队耕田、种地、碾场、运输全靠牲畜，耕畜死亡，生产必受影响。提高放牧员的责任感，四季牧放好牲畜；秋冬生产队干部带领社员打储青草、搂储黄草，添补庄稼秸秆的不足；体弱耕畜还补充点麻饼之类的饲料。

1961年中央推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压缩基建、缩短重工业战线，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实行口粮到户。‌‌周总理统筹粮食调度，设计《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1961-1965年每年进口约500万吨粮食缓解危机。

1961年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健全了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标志着“大跃进”运动的结束，“共产风”受到遏制，农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作书面报告，对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度，作了自我批评：“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懂得，还懂得不多。”大家也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了认识，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62年，商都县由河北省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原登高人民公社被分成卯都、八股地两个公社。我们村和张四沟、崔喜沟三个村成立了清水沟大队，隶属于卯都公社，张四沟村分成第一、二、三3个生产队，崔喜沟是第四生产队，我们村分成第五、六两个生产队。

1962年夏季，庄稼长势喜人，眼见的是一个丰收年。一年的秋忙就要开始，但经过两三年的饥饿，社员们个个面黄肌瘦，身体虚弱，难以承担秋收的强体力劳动。大队干部决定，庄稼一见成熟就先收割一些，给社员预发口粮，恢复体力。秋收顺利完成，这一年确实是个丰收年，生产队按要求卖了公粮和统购粮，社员分了口粮，分了红钱。人们捧着这珍贵的得来不易的粮食，喜极而泣，三年的饥荒总算熬过来了。‌

1962年后政策调整见效，农业生产逐步恢复，1965年粮食产量回升，国家的经济得到了恢复‌。痛定思痛，“左”倾政策的危害给了人们深刻的历史教训。

3、农业学大寨

1963年，毛主席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原本是一个“七沟八梁一面坡”的穷山村。农业合作化之后，在陈永贵等干部的带领下，社员们开山凿坡，修筑梯田，使粮食产量增长了六七倍。1964年2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展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的家乡是自1964年学大寨的。学大寨，学什么？怎么学？有不少地方，教条主义严重，不管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山凿坡、修梯田，结果是劳民伤财，收效甚微。我们村是把一些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坡地修整成了梯田，确实起到了便于耕种、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至于产量还是老天说了算。在学大寨中，我们清水沟大队的三个自然村，在大队书记的带领下，大量地植树造林，荒凉的山村披上了绿装，对治理风沙和水土流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农业学大寨中，我的家乡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增产指导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项技术措施”(简称“农业八字宪法”)。我们村的土地多为山坡地，土质差，没有水利条件，年降水量少，水土流失严重，没有农业机械。所以，大家就注重因地制宜，深耕改良土壤、保持水土、减少流失、合理轮作；广辟农家肥、绿肥等肥源；选育、繁殖、种植优良籽种；运用农药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精细耕地、播种、中耕锄草、秋收等农事操作。‌‌‌‌付出了辛苦，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收入，也学习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

学大寨，要学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和精神。我的家乡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农业生产之外，饲养牛、羊、马、驴，除保证有充足的耕畜外，每年还可以通过卖牲畜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社员的工分值。鼓励社员完成生产队劳动之外，经营一定的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养少量自留羊、养猪、养鸡、养兔，补充了吃粮不足，保证了自家的吃肉、吃蛋，卖钱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

4、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7日的《人民日报》，刋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将原定于7月1日-3日举行的高考“推迟半年”进行，事实上高考被取消。我正是当时的高三毕业生，高考被取消，我回到了农村参加生产劳。在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逐渐地展开了，开始是学文件，读报纸，听新闻，我被指定为社员读文件、读报纸。大队成立了贫协会，任命了贫协主任，贫协会由贫农、下中农组成，核心职能是组织阶级斗争、管理农村事务及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经过几次贫协会会议，首先夺了大队干部的权，确定了各村的批斗对象：大队书记，四类分子(地富反坏)。白天劳动，晚上学文件、报纸，开批斗会。

1976年，我国发生了一连串震撼世界的大事。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3月8日在吉林市附近发生罕见的陨石雨，其中最大的一块重达1170公斤，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陨石。4月5日，人民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发生，随之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9月9日，党、国家、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逝世，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决定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于10月6日晚，对“四人帮”采取了断然措施。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中南海坐镇指挥，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形式，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发动武装暴乱的图谋，对“四人帮”在其他各地的帮派骨干也采取果断措施，保证了全国局势的稳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亿万人民衷心拥护。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

5、邓小平复出和真理标准讨论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

组织上，“文化大革命”造成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国科学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心向往之却只能想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

再看农民的生活。“文革”结束时，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我的家乡农村也不例外，对那十年的农村生活，我深有体会。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文革”结束后，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人们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却提出“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观点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这是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中的第三次复出。正是这次复出，使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我这个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有幸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圆了大学梦。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左”倾理论和实践，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大会选举华国锋为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有功的，他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使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快一点。但是，他没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特别是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晚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未能解决既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维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个复杂的问题，因此也就无法承担起拨乱反正、带领全党走向转折的重任。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是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6、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问题决议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

全会冲破了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全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任务和系统方案。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经过三中全会在实际上建立起来，这是最重要的成果。实现了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全会认真地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会议肯定了1975年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肯定了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四人帮”干扰破坏进行的斗争，肯定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革命性质，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开始了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

全会决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要加强集体领导。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

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搞好综合平衡的要求。全会还讨论了农业问题，认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全会提出了当前发展农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接着一些重要的农业方面的文件相继制定和发布施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进程。我的家乡也迎来了改革和发展的春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定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纪元。‌‌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了结论和总结，肯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决议全面概括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于“文化大革命”，《决议》中提到：文革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历史证明“文革”的论点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论点对中国当时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也为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7、“大包干”开启中国农村改革序幕

1981年，我的家乡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我在锡林郭勒盟东乌旗第二中学教书，暑假回家，妻子对我说，家里承包了32亩土地、分了耕牛，还有几家共用的犁耧具，领我看了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看得出来，妻子的心里是高兴的。

是小岗村的“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曾经的凤阳县是安徽省有名的贫困县，那时候，农村都在实行人民公社体制，土地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小岗村，一直以来都是凤阳县最贫困的村子之一。1978年那里又闹了旱灾，农民饿肚子是板上钉钉的事。这年的11月24日冬夜，小岗村生产队18户农民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共同签署了一份“大包干”契约，每个农民都把沉重的红指印按在了自己的姓名上。据说这份“大包干”契约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参观者看了都不禁唏嘘。这些农民首先保证的是要先上交国家的公粮，并承诺从此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对自己所做的事都有了最坏的打算——杀头坐牢。

农民为自己干活，积极性一下子高了起来，仅仅一年之后，小岗村粮食产量就达到13万3千斤，相当于过去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是上一年的20倍。粮食丰收了，可他们等来的不是杀头坐牢，而是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到小岗村考察，看到有这么多粮食，万里高兴地说：“小岗村这样干了，我准许你们干三到五年。”万里并没有为农民们保守秘密，让大家伙悄悄干上三五年，而是一下子捅到了中央。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不要争论，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更大的动作还在后面，1980年9月，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以会议纪要的形式肯定了包产到户。党中央给“大包干”起了个规范的名字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从1982年开始，连续5年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把责任制推向全国。

其实，在小岗村“大包干”前后，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这些天南地北的农民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填饱肚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推行，立即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到1984年底，全国的农村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

1982年秋季我调回了商都县，在商都二中任教，把家也搬到了县城里。当年我家的粮食也获得了大丰收，搬家时满车拉的几乎全是粮食。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对实行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改革，撤社建乡。在建立乡镇政府的同时，建立了村委会组织。一般以原生产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委员会，以生产队为基础建立村民小组。家乡“卯都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摘了下来，换上了“卯都乡人民政府”的牌子；撤销了“清水沟大队”，成立了“清水沟村民委员会”。

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样退出历史舞台不只人民公社，还有现在已经成为收藏品的粮票、布票。建国初期，我国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粮食、棉布凭票购买，原因很简单，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不够吃、棉花不够用。“大包干”的实行，中国的粮食增幅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峰，1984年粮食总产达4073亿公斤，比1978年增产33.7%，人均400公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油料增产1.29倍，棉花增产近3倍。当年中国政府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中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农民粮食多了，就把多余的粮食在自由市场出售，农民的钱袋子鼓了，出现了农村万元户。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强调了我国继续实行粮食包干，粮油商品敞开供应。我国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初步实现了“中国碗”里装“中国粮”的目标。

8、家乡新面貌

1979年内蒙古就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我的家乡也全面推开，走在了全国前列。1984年将农村的土地承包期，由原来的不定期明确为土地承包期15年，建立和完善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以“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实现了粮食自给，解决了温饱问题。1996年开始土地二轮承包，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稳定和完善了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2005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彻底解除了农民土地承包关系的税费负担。党的十八大以来，内蒙古继续深化农村新一轮改革。2018年9月，基本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农民的承包地有了“身份证”，让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2018年以来，自治区为实现农业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强力推动绿色兴农、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变革，带动了农业科技进步、适度规模经营快速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我的故乡卯都乡，也有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土地流转，出现了种植小麦、莜麦、马铃薯、油料作物等专业户；还有养羊专业户、养牛专业户。从耕种到收获全部实现了机械化，收获的粮食或卖、或送面粉加工厂。再也见不到牛耕、耧种、人工锄草、手拔镰割、碌碡碾场、石磨石碾磨面碾米等场面。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不少的年轻人长年外出打工挣钱，有的干脆把家搬到城里居住，农事季节回村雇上农机，几天就把农活干完。农民的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节节高，万元户不再是罕见的了，拖拉机、农用汽车、小汽车，十有八九的家庭都有。

2014年1月13日，内蒙古自治区启动农村牧区公共服务建设工程，计划用3年时间实施危房改造、安全饮水、街巷硬化、电力农网改造、广播电视通讯等十项公共服务项目(简称十个全覆盖)。至2015年7月已实现：农村牧区通电率100%，广播电视信号覆盖率98%，街巷硬化道路通达率91%。通过转移搬迁安置1.6万贫困人口，带动特色产业就业35.18万人，形成基础设施与产业联动的扶贫模式。

2018年回了一趟故乡，老家龚家围村，已经搬迁并到张四沟村，合并后叫清水沟村，建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住的是砖瓦房，吃的是自来水，点的是电灯，看的是大电视，玩的是智能手机。两间正房，小院砖墙围成，铁栅大门，院内停的是农用汽车，出小院就是水泥路。标准化卫生室，标准化公共厕所，进县城有长途汽车可乘，人们喜笑颜开，好不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