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潮阳英歌研究院的美篇

中国潮阳英歌研究院

潮汕文化中的自治传统与精神共同体建构

孤悬的英歌

——悖论之三

郭小东

元、清两代的英歌史载，以及潮汕地方官吏的立场，是破析英歌之于潮汕风土包括吏治之关系的命门。孤悬的乡土，浮寄的官吏，本是行政的正负面，孰优孰劣，全看民间应对的机锋。所以，英歌之潮汕的规避，就不是孤例。

原话是孤悬客寄。首次完整出现于晚清曾国藩《送江小帆同年视学湖北序》：“彼学政者，孤悬客寄于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文中以“孤悬客寄”形容学政官员在地方行政体系中的尴尬处境，既无实际管辖权力又需维系官方权威的生存状态。客寄适切个体，而“浮寄”则近义于阶层。英歌对之“貌敬而神拒”，更迹近潮汕的历史实情。

元、清两代对英歌的记载，少之又少，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官府对之的排斥。

元代文献中关于英歌舞的记载较少，元朝对南方民间信仰和社戏活动采取压制政策，视之可能隐含反抗意图。明代《潮州府志》补录的元代资料提及“乡傩之戏，鸣鼓跳足”，应指英歌舞。

清代英歌舞记载渐趋清晰，乾隆《揭阳县志》载“正月，乡人傩，鸣鼓击板，谓之‘英歌’”。说明英歌已形成固定仪式，并追溯其根源，系巫傩余绪，此乃官话。清中后期，官方注意到英歌本质，是与宗族祭祀、节庆结合，是一种潮汕民俗符号，于是，在《大清律例》中予以宽容，允其古制古风，但对其态度依然复杂：一方面默许其功能存在；另一方面，警惕其聚众属性，尤其在林则徐整顿潮州治安时，曾限制“迎神赛会”活动。

一个时代的文化贯彻，与地方官衙的行政立场，以及官吏个人文化观念的取舍，有很大关联。

元、清潮汕官吏的立场与文化影响，直接关乎英歌的运势。 元代潮州路总管王玄恭（蒙古名“谙都剌”）推行汉化政策，修复韩愈祠，但对民间活动管控严格，英歌可能受到压制。清代蓝鼎元（雍正朝普宁知县）：主张“以礼化俗”，批评英歌“喧哗僭越”，但肯定其凝聚乡民的作用，试图引导为教化工具。吴均（乾隆朝潮阳知县）编纂《潮州府志》，记录英歌习俗，态度中立，视其为地方文化组成部分。张铣（道光朝惠潮嘉道）镇压天地会起义后，严禁民间结社，英歌活动一度转入隐蔽。这些官吏多持“实用主义”立场，既利用英歌维系乡土秩序，又防范其演变为反抗力量。文化贡献上，蓝鼎元推动书院建设，吴均保存民俗文献；但清后期官吏为维稳，压制民间活力，导致文化僵化。

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五百“大脚妇”近在咫尺，但长毛在潮汕缺乏拥趸，与英歌无缘。值得一提的是潮阳的范家驹，清科举潮汕最后一位进士，他是新旧序列之间的桥梁。

范家驹（1878-1938）为清末潮汕最后进士，民国后任汕头商会会长。他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其守旧一面：主持修缮宗祠，支持英歌作为“敦亲睦族”活动；他革新一面：引入西方教育，创办实业，试图调和传统民俗与现代文明。其矛盾性恰恰是潮汕文化精英，在时代转型中的正确选择，包括浸淫其中的挣扎。

有学者将英歌视为“无主之民”，如宋元遗民、疍民的文化反抗，理据包括：动作中的武舞元素或隐含军事训练痕迹；脸谱可能融合反清符号，如“水浒”题材。以遗民的角度，对此过度解读，也很可能忽视英歌的民间性及祭祀意义；在潮汕宗族社会，英歌更多是身份认同，而非纯粹反抗，宣泄的目的，更多的是趋向和解，在不挑拨仇恨的前提下，实现共和。它选择节庆仪典，依古老历法、运程节气，以示仪侠，是不无道理的。

潮汕乡村自治鼎盛时期，是英歌兴隆的时间。明代中后期至清初是潮汕乡村自治高峰，因卫所制崩溃、官府控制力弱化，宗族通过“乡约”“义仓”管理事务，英歌等活动成为自治载体。清代雍正“摊丁入亩”后，官府重新渗透基层，自治空间渐被压缩。

英歌舞的仪式化与商业化转型，是中国乡村城邦化进程的必然结果。它作为百戏之首，庙会引擎，自然首当其冲。这里有一个待解的郁结，即英歌在化入商演的同时，它便直接或间接地失去平安钱和宗族经济资源，成了社会经济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随着汕头开埠和海外贸易兴盛，英歌舞逐渐呈现新的蝶变。一方面，其仪式性进一步强化，潮阳棉城等地形成“前棚英歌后棚戏”的固定展演模式，游神赛会中必设英歌队开道，队员需净身礼拜以示虔诚。另一方面，商业因素开始渗透，1905年《岭东日报》记载汕头埠商号竞相资助英歌队，获胜队伍可获得绣有商号名称的锦旗，这促使英歌服饰，从素布短打，变为缀满亮片的戏装。

女性参与引发的文化冲突，此种传统来自祠堂禁忌。英歌严禁女性触碰道具，认为会“冲煞神灵”。但1923年潮安庵埠出现首支女子英歌队（注：1931年，安妮·古德里奇田野调查《被遮蔽的女神》，称达濠已有28女英歌队）由侨商之女陈璧君（汪精卫妻）资助组建，引发激烈争议。支持者援引《澄海县志》“巾帼亦有英气”记载，反对者则搬出《朱子家礼》“男女不杂坐”的训诫。这场争论持续十年之久，最终在1930年代形成折中方案：女子可参与“文英歌”（柔和版），但不得加入“武英歌”（传统版）。

殖民语境下英歌的生存状况？它急需文化重构，以适应新的时代，此亦颇有意思。1860年汕头开埠后，西方传教士对英歌的记载呈现矛盾性。英国长老会牧师杜嘉德在《潮汕方言手册》（1873）中称其“野蛮人的战舞”。但法国汉学家沙畹1901年拍摄的英歌照片却标注为“东方的迪奥尼索斯祭仪”。这种他者视角意外推动了英歌舞的符号升级，1904年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世博会的潮侨，特意选用英歌脸谱作为展馆装饰，使其首次获得国际展示。

英歌在革命洪流中，同样必须接受功能嬗变的考验。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转战潮汕期间，中共地下党曾改编英歌词曲宣传革命，如将“宋江攻打大名府”改为“工农解放汀泗桥”。这种改造在1932年引发国民党当局清查，揭阳炮台镇英歌队因唱“红旗歌”遭解散。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各方势力都试图借用英歌的群众动员力，1939年《抗敌导报》记载，国共两党在潮汕都组织过“抗战英歌队”。

英歌如何绕过统治文化的影响，其抗争的原因与过程非常复杂，不是非黑即白，二元对立可以解释。“文革”期间的1972年春节，达濠英歌及庙会如期而至，粗看一切如旧。那时年少，未见蹊跷。不知地方史有否记载这一幕？它应该是本题最珍贵也最直接的论据。

2026年元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