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归安姚（学塽）先生传》《又姚职方传》《又诰授奉政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镜塘姚先生行状》《又归

望星空（蓬安姚氏）

解读经典｜《归安姚（学塽）先生传》《又姚职方传》《又诰授奉政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镜塘姚先生行状》《又归安姚先生传》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原页：续碑传集[清] 缪荃孙 纂 卷七十一江阴缪荃孙纂录儒学一

《归安姚（学塽）先生传》《又姚职方传》《又诰授奉政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镜塘姚先生行状》《又归安姚先生传》

《续碑传集·卷七十一·儒学一》

句读原文：

归安姚（学塽）先生传

魏源

姚先生名学塽，学者称镜塘先生，世居湖州归安双林村。父意峰先生。以乾隆丙戌（1766年）十月丙午生公。性介厚重，在孩不戏，见物不取。父兄坐庭上，久侍立足不动。既长，读书颖悟，又毅然力行之。嘉庆己酉举浙江乡试第一。（荃孙谨案：嘉庆无己酉，考《贡举表》，镜塘先生乾隆己酉（1789年）浙省元也。）父丧骨毁。丙辰（1796年）成进士，官内阁中书，辄归侍母，母不许，复之官。戊辰（1808年）主贵州乡试，归道闻母忧，痛父母不得躬侍禄养，遂终身不以妻子自随。既服阕，独行至京。有一子世哲早世，以其弟之子世名为己子，留于家。秩再满，转兵部主事，累迁至职方司郎中。居京师三十年，粗粝仅给，未尝受人一物。故事：部员于其乡人之有到部者，许同乡官具保结，各有例规，谓之“印结费”；又外任官至京，于其同乡、同年、世好之官京师者，各留金为别。此二者，京官赖以自存，习为常。公独一无所受。其门下士伍长华官湖北布政使，至京，以五百金贽献，亦不受。或固辞不得，强留而去，则翼日呼会馆长班持簿至，书而捐之。前后捐馆中者三千余金。居丧时，有毡帽一、布羔裘一，终身服之，蓝缕不改，盖所谓“终身之丧”。至署供职，衣敝衣冠，厕狐貉中，晏如也。持身严而遇物谦下诚恳，惟恐伤其意。自奉极清苦，而春秋祭祀必丰，祭毕辄邀同人饮馂。善饮无量，虽爵至无算，而酒令精明，未尝误。谈论娓娓，而终席未尝一言逾矩。其酒皆与客传壶自酌，不令僮仆侍立也。平日未尝轻议时事、臧否人物，而偶一及之，辄确当不易，虽练事之精、观人之细者，无不服也。平生未尝著书，而经义湛深。源尝以《大学古本》质之，先生曰：“古本出自石经，天造地设，惟后儒不得其脉络，是以致讼。吾子能见及此，幸甚！惟在致力于知本，勿事空言而已。”其文章尤工制义，规矩先民，高古渊粹，而语皆心得，使人感发兴起。有先生而制义始有功于经，当与宋五子书并垂百世，远出守溪、安溪之上。盖自制义以来，一人而已。初，尚书彭龄掌兵部，请先生至堂上，躬起肃揖之，先生亦不往谢。大学士伯龄兼管兵部，屡询司员：“姚某何在？”欲先生诣其宅一见之，终不往也。先生六十岁生日，同里姚总宪文田贻酒二罂为寿，固辞。姚公曰：“他日以此相报可乎？”乃受之。先生之学由狷入中行，以敬存诚，从严毅清苦中发为光风霁月，暗然不求人知，未尝向人讲学，仁熟义精，晚年德望日益隆。自公卿远近，无不敬之，虽文人豪士傲睨自负者，语及先生，无不心服无閒言。盖诚能动物，不知其所以然也。官京师数十年，未尝有宅，皆僦僧寺中，纸窗布幕，破屋风号，霜华盈席，危坐不动。暇则向邻寺寻花看竹。僧言：“虽彼教中持戒律苦行僧，不是过也。”道光七年（1827年）冬十月，廷试武士执事殿廷，敝裘单薄，晨感疾，即呈告开缺，上官不许，给假一月。然先生归志已决矣。其在部也，必慎必忠，遇事必求无憾，感吏以情，吏不欺。既病不寝，日正衣冠而坐，有问者必起谢揖。十一月戊戌病笃，神明湛然，拱坐而没，年六十有一。大人、先生及士夫至负担闻之，皆哭。姚都宪秋农、张阁部小轩、朱阁部虹舫、陈学士硕士、龚观察暗斋、戚洗马蓉台与其门人治其丧，如其志。著有《竹素轩制义》若干卷、《姚兵部诗文集》若干卷。

魏源曰：道光壬午年（1822年），拜公于京师水月庵，以所注《大学古本》就正，先生指其得失，憬然有悟，遂请执弟子礼。先生固辞，而心中固终身仰止矣。国朝醇儒推汤、陆，先生取与之严、持守之敬不亚汤、陆，而深造自得过之。发为文章，形于语默，左右逢源，可与胡敬齐先生并。其当崇祀瞽宗，以矜式百世，盖有待于来者焉。

译文：

归安姚（学塽）先生传

魏源

姚先生名学塽，学者称他为镜塘先生，世代居住在湖州归安县的双林村。父亲是意峰先生。先生于乾隆丙戌年（1766年）十月丙午日出生。天性耿介稳重，幼时不嬉戏，见他人之物不取。父亲兄长坐于庭上，他能长久侍立不动。长大后，读书聪颖有悟性，又能坚定地践行所学。乾隆己酉年（1789年）在浙江乡试中考中第一名。（缪荃孙谨案：嘉庆年间无“己酉”年，查考《贡举表》，镜塘先生是乾隆己酉年浙江省乡试第一名。）父亲去世，他哀伤骨立。嘉庆丙辰年（1796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内阁中书官职，随即想回乡侍奉母亲，母亲不许，于是回京复职。戊辰年（1808年）主持贵州乡试，归途中听闻母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于父母在世时未能亲身侍奉、以俸禄赡养，于是终身不再让妻子儿女跟随自己。服丧期满后，独自一人回到京城。他有一个儿子姚世哲早年去世，便将弟弟的儿子姚世名过继为子，留在家中。任期再次届满后，转任兵部主事，逐渐升迁至职方司郎中。在京城居住三十年，生活清苦，仅能维持温饱，从未接受过别人的任何财物。按旧例：六部官员对于同乡中需要到本部办事的人，允许同乡官员出具担保文书，各自都有惯例规费，称为“印结费”；另外，地方官来到京城，对于在京城任职的同乡、同年进士或世交好友，都会留下银钱作为馈赠。这两项收入，是京官赖以维持生活的常例。唯独姚公一概不接受。他的学生伍长华担任湖北布政使，来到京城，以五百两银子作为拜见老师的礼物，他也不接受。有时推辞不掉，对方强行留下离去，他第二天就叫会馆的管事拿着簿册来，将银钱登记并捐给会馆。前后捐给会馆的银子有三千多两。居丧期间，有一顶毡帽、一件布面羊羔皮裘，他终身穿着，破旧了也不更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终身守丧”。到衙门办公，穿着破旧的衣服，身处穿着华贵皮裘的同僚之中，安然自若。要求自己严格，待人接物却谦逊诚恳，唯恐伤害对方的情意。自己生活极其清苦，但春秋祭祀必定丰盛，祭祀完毕就邀请友人一同享用祭品。他酒量很好，虽然饮酒无数，但酒令精明，从未出错。谈论娓娓动听，但整场宴席从未有一句话逾越规矩。饮酒时都是与客人传递酒壶自斟自饮，不让童仆在旁侍立。平日从不轻易议论时事、褒贬人物，但偶尔谈及，总是准确恰当不容置疑，即使是那些精通事务、观察人细致入微的人，也没有不佩服的。平生不曾著书立说，但对经义理解精深。魏源我曾拿《大学古本》向他请教，先生说：“古本出自石经，本是天造地设的完美文本，只因后世儒者未能理清其脉络，所以导致争议。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很好！关键在于致力于知晓根本，不要从事空谈。”他的文章尤其擅长八股制义，遵循先贤法度，风格高古深邃精纯，且语言都是自己的心得体会，能使人感奋启发。有了先生，制义（八股文）才开始对经学有所贡献，应当与宋代五位理学大师的著作一同流传百世，水平远在明代名家王鏊（守溪）、清代李光地（安溪）之上。可以说自从有了制义这种文体以来，先生是独一无二的。起初，尚书彭龄掌管兵部，请先生到堂上，亲自起身恭敬地作揖，先生也不去道谢。大学士伯龄兼任管理兵部，多次询问下属官员：“姚某在哪里？”希望先生能到他宅邸见一面，先生始终不去。先生六十岁生日时，同乡都察院左都御史姚文田赠送两坛酒祝寿，他坚决推辞。姚公说：“日后我用同样的方式回礼，可以吗？”这才接受。先生的学问是从狷介谨慎入手而达到中正平和，以恭敬之心存养真诚，从严峻刚毅、清苦自律中散发出光风霁月般的胸怀，默默无闻不求人知，从不向人讲授学问，但仁德醇熟、义理精微，晚年道德声望日益崇高。从公卿贵族到远近士人，无不尊敬他，即使是那些傲视一切、自负才学的文人豪士，谈到先生，也没有不心服口服、毫无非议的。这大概是真诚能够感动万物，但不知其所以然吧。在京城做官几十年，从未购置宅第，都租住在寺庙里，纸窗布帘，破屋中风声呼啸，寒霜凝结满席，他端坐不动。闲暇时就去邻近的寺庙赏花看竹。僧人说：“即使是我们佛教中持戒苦行的僧人，也比不上他。”道光七年（1827年）冬十月，在殿廷担任武举殿试执事官员，因皮袍单薄，清晨感染风寒，立即呈文请求免去官职，上司不准，给假一月。但先生归乡之意已决。他在兵部任职，必定谨慎忠诚，遇事力求无误，以真情对待胥吏，胥吏也不敢欺骗他。病重后无法躺卧，每天整理衣冠端坐，有人来问候必定起身作揖答谢。十一月戊戌日病危，神志清醒，拱手端坐而逝，享年六十一岁。从达官显贵、先生学者到挑夫走卒听闻噩耗，都为之哭泣。姚秋农都御史、张小轩阁部、朱虹舫阁部、陈硕士学士、龚暗斋观察、戚蓉台洗马与他的学生们一起操办丧事，依照他的意愿办理。著有《竹素轩制义》若干卷、《姚兵部诗文集》若干卷。

魏源说：道光壬午年（1822年），我在京城水月庵拜见先生，拿我所注解的《大学古本》向他请教订正，先生指出其中的得失，令我豁然醒悟，于是请求行弟子礼。先生坚决推辞，但我心中终其一生都仰慕他。本朝（清朝）醇儒首推汤斌、陆陇其，先生在获取与给予方面的严格、持守恭敬之心不亚于汤、陆二位，而在学问的深造自得上则超过他们。表现于文章，体现在言语默行之中，都能左右逢源，可以与胡敬斋先生并列。他应当被供奉于学宫（瞽宗），作为百世的楷模，这有待于后来者的推动。

句读原文：

又姚职方传（汤纪尚）

归安姚先生讳学塽，人以其深洁澹定，称之镜塘先生。由进士官职方郎中，立朝数十年，泊如在空山中也。尝居水月庵，纸窗布幕，霜华盈席，严毅清苦中，陶然有性分之乐。僧言：“虽彼教中苦行僧，不是过也。”暇则曳杖看山，饮酒温克，深庐讲论，皆刳心之义。自始仕，一敝裘至老不易。出乘蹇车，或矫首皋壤，浩然有以自得也。守先民之矩矱，与道大适，自愉于中，凉凉然不稍变也。居常丹铅不辍，寅而作，尽酉而息，老屋绳床，敛襟危坐，咏歌先王之风，淡然忘其年之迟暮也。过言不出于口，过动不设于身，表之为九容，韫之为九思，确然涣然，不沮于俗，不疑于心，澹泊和平，以是终其身。非所谓“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者与？门下高第弟子极众，惟会稽潘先生服膺而步趋之。自二先生往，海内士大夫咸叹息累欷，以为东南耆宿尽矣。诗似陶，四书义似徐思旷，閒发为文，高言洁韵，流示孚尹，穆然和顺于道德也。呜呼！汇一归原，复还孔氏之旧，吾不得而见之矣。若先生之蝉蜕人欲，春融天理，不可为无意也。予慕先生风，用录厥概，𬤰予同志，当有忾然慕、奋然兴，䌷先生未竟之绪而纯之者，吾日暮斋肃期之。

译文：
归安姚先生名学塽，人们因他深沉高洁、淡泊安定，称他为镜塘先生。由进士出身官至职方司郎中，在朝为官数十年，淡泊得如同置身空山之中。曾居住在水月庵，纸窗布帘，寒霜凝结满席，在严峻刚毅、清苦自律之中，却怡然自得有天性本分的快乐。僧人说：“即使是我们佛教中的苦行僧，也不过如此。”闲暇时便拄杖观山，饮酒温和而能自制，在幽深的屋舍中讲学论道，都是发自内心的精义。自从开始做官，一件破皮袍到老不换。出门乘坐劣马驾的破车，有时昂首望向原野，胸有浩然之气而自得其乐。恪守先贤的规矩法度，与大道完全契合，内心自得愉悦，孤高自守，丝毫不改变。日常居处，读书批注不停，黎明即起，直到傍晚才休息，在老屋绳床上，整肃衣襟端坐，吟咏歌颂先王的风范，淡泊忘怀自己已是晚年。错误的言论不从口中说出，错误的行为不在身上出现，外表体现为“九容”（君子容貌的九项要求），内心蕴含“九思”（君子当思的九件事），坚定而豁达，不被世俗所阻挠，不因内心而疑惑，淡泊平和，以此终其一生。这不就是所谓的“清明之德在于自身，志气如同神明”的人吗？门下优秀弟子极多，只有会稽的潘先生衷心信服并追随他。自从两位先生去世，海内士大夫都叹息哽咽，认为东南地区的德高望重之老成人物都已不在了。他的诗像陶渊明，阐释四书的文章像徐旷（徐遵明？此处“徐思旷”可能指某位学者，待考），偶尔作文，格调高洁、韵律清雅，流露着玉的光彩，庄严和顺而合于道德。唉！融会贯通归于本源，恢复孔子学说的旧貌，我是见不到了。像先生这样如蝉蜕般脱离人欲，使天理如春日般融和，不能说是无意于此啊。我仰慕先生的风格，因此记录其大略，告知我的志同道合者，应当有人会感慨仰慕、奋然兴起，继续整理先生未完成的事业并使之纯粹，我在日暮斋恭敬地期待着。

又诰授奉政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镜塘姚先生行状（张履）

句读原文：
先生姓姚氏，讳学塽，字晋堂，一字镜堂，学者称镜塘先生。姚氏世居湖州，后徙嘉兴之桐乡县，至明礼部郎中讳臣者，复迁湖州归安县之双林镇。曾祖讳金鼎，祖讳汝楫，国子监生。父讳宗炫，国子监生，赠中宪大夫。母陈氏，封太恭人。
先生幼颖悟，年十五为学官弟子。其为制举艺，精醇简质。大兴朱文正公（朱珪）督学浙江，方以沈博鸿藻之文倡导后进，顾独喜先生文，遂拔取。乾隆己酉（1789年）选贡，是秋举于乡。癸丑（1793年）丁赠公艰（父丧）。嘉庆丙辰（1796年）成进士，授内阁中书。戊辰（1808年）为贵州乡试副考官，事竣复命，闻太恭人讣，回籍。服阕，补原官。甲戌（1814年）充会试同考官，转典籍。
今上（道光帝）御极，转兵部武选司主事，累迁至职方司郎中。先生居官勤慎自矢，不以名位为意。常叙资当进秩，累失上官意而止。其在武选司时，伯文慎公（伯麟？）总理兵部事，语其属曰：“谁为主事姚公者？幸使吾得见之。”如是数四，先生终不见。文慎愠曰：“是以吾为不足与邪？”遂寝不复言。初，公彭龄为尚书时，尤始终推重先生，先生不阿以私。初，先生对策极陈时政得失，读卷官拟列之二甲，而和珅亦以大学士读卷，见而恶之，曰：“此狂生耳！”抑至三甲末。比以郎中保举御史，佥谓先生当得，因事建白，大展所蕴矣。而一二故旧谓先生径直无忌讳，且以言得罪，已不果用。先生性至介，禄入外不名一钱，京师士大夫皆自谓弗及。有门生将为县令，临行持白金为寿，先生笑曰：“登仕籍者，例习苞苴邪？”其人惭谢去。同年某遗以裘，曰：“此非不义物，且贱直，君无却矣。”先生卒不受。平居衣履垢敝，一冠十年不易，菜羹粝饭，有寒素所不堪者，而济人急常若不及。又不为崖异之行，人无贤不肖，一以和易接之，然意所不可，则义形于色，故人咸爱而畏之。门人或携酒至，则欣然举觞，醉后亹亹论古今不倦。卒之日，室无长物，书册外数酒瓮累然耳。
先生事亲诚孝。赠公（父）嗜蟹，先生终身不食蟹，筵宴閒或遇之，至涕泣，故友朋相戒不敢设。尝请假归，欲留养太恭人，不许；请迎养，又不果。太恭人既没，不复以家室自随，恒子然一身，僦居僧舍。卒之前岁，从容语所亲曰：“前三十年为父母之身，后三十年为国家之身，向后余龄，殆吾山中岁月矣。”是时先生正六十也。会逆回扰边，军书旁午，先生勤慎有加，以冒寒中疾。疾亟，犹肃容危坐。或对之泣下，则告曰：“死生命也，获正命幸矣，奚以悲为？”遂于道光六年（1826年）十一月廿一日卒于京邸，年六十有一。遗命素棺薄敛。知交门弟子辈经纪其丧，稍从厚，并厚赙之，其意良美，然非先生志也。
娶张氏，侧室方氏，皆无出。嗣子世名先卒。傅孙琇为后。所著诗古文及制义若干卷，门弟梓以行。
履蚤岁慕丷（此字疑为“古”或“先”）字为人，及来京师，得屡屡谒见，问所以为学，则曰“敬”、曰“恕”、曰“无求名”。退而喜，愿遂相从卒业，而先生没矣。先生生时，赠公恍惚见浮屠紫皋入室。紫皋者，赠公方外友也，访之，已示寂。而先生卒之日辰，又与紫皋同，故论者谓先生清虚湛定，殆彼教中所谓夙根者。然以履所闻于先生者，征诸先生之行，盖纯乎儒者，安得摭字适然之符验，辄以相诬哉？丁亥（1827年）夏，先生从子世功入都扶先生丧归，因以状属辞，不获命，遂即耳目所及次之，以俟当世知言君子择焉。震泽后学张履谨状。

译文：
先生姓姚，名学塽，字晋堂，一字镜堂，学者称镜塘先生。姚氏世代居住湖州，后来迁徙到嘉兴府桐乡县，到明代礼部郎中姚臣时，又迁回湖州归安县的双林镇。曾祖父姚金鼎，祖父姚汝楫，是国子监生。父亲姚宗炫，是国子监生，追赠中宪大夫。母亲陈氏，封太恭人。
先生幼年聪慧，十五岁成为县学生员。他写作科举文章，精粹醇厚、简练质朴。大兴人朱文正公（朱珪）担任浙江学政，正以渊博宏大、辞藻华美的文章倡导后学，却唯独喜爱先生的文章，于是选拔他。乾隆己酉年（1789年）选为拔贡，同年秋天考中举人。癸丑年（1793年）遭父丧。嘉庆丙辰年（1796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内阁中书官职。戊辰年（1808年）担任贵州乡试副考官，公务完毕回京复命时，听闻母亲去世的噩耗，立即回乡。服丧期满，补任原官。甲戌年（1814年）担任会试同考官，转任典籍。
当今皇上（道光帝）即位后，转任兵部武选司主事，逐渐升迁至职方司郎中。先生居官勤奋谨慎，立志于此，不把名利地位放在心上。按常规考核资历应当晋升时，多次因为不合上司心意而止步。他在武选司时，伯文慎公（伯麟？）总理兵部事务，对他的下属说：“哪位是主事姚公？希望能让我见见他。”如此多次，先生始终不去见。文慎公生气地说：“这是认为我不值得交往吗？”于是作罢不再提起。起初，彭龄公担任尚书时，特别始终推重先生，先生也不阿谀私附。当初，先生在殿试对策中极力陈述时政得失，阅卷官打算将他列入第二甲（进士出身），而和珅也以大学士身份阅卷，看到后很厌恶，说：“这是个狂生罢了！”于是将他压到第三甲末（同进士出身）。等到以郎中身份被保举御史时，众人都说先生应当能当选，可以借机上书建言，大展抱负。但一两位老朋友认为先生直率无忌讳，可能因言论获罪，最终未能任用。先生性情极为耿介，俸禄收入之外不取一文钱，京师的士大夫都自认不如。有个门生将要赴任县令，临行前拿着银子为他祝寿，先生笑着说：“做了官的人，照例就要学习贿赂吗？”那人惭愧地道谢离去。有位同年进士送他皮裘，说：“这不是不义之财，而且价钱便宜，您不要推辞了。”先生最终没有接受。平常衣着鞋帽破旧肮脏，一顶帽子十年不换，粗茶淡饭，有些贫寒之士都忍受不了，但他救济别人的急难却常常唯恐来不及。又不做孤高怪异的行为，无论贤能与否，一概以平和简易的态度待人，然而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事，正义之气就表现在脸上，所以人们都既爱戴又敬畏他。门生有时带酒来，就高兴地举杯共饮，醉后仍娓娓谈论古今不知疲倦。去世那天，家中没有多余的东西，除了书籍就是几个堆在一起的酒坛罢了。
先生侍奉父母真诚孝顺。父亲嗜好吃蟹，先生便终身不吃蟹，宴会上偶尔遇到蟹，甚至会流泪，所以朋友们互相告诫不敢设蟹宴。他曾请假回乡，想留下赡养母亲，母亲不许；请求接母亲到京城奉养，又没成功。母亲去世后，他不再带家眷，总是孤身一人，租住在寺庙里。去世的前一年，从容地对亲近的人说：“前三十年是父母给予的身体，后三十年是为国家效力的身体，往后的岁月，大概就是我在山中的时光了。”这时先生正好六十岁。正值西北回部叛乱侵扰边疆，军事文书纷繁交错，先生愈加勤勉谨慎，因受寒染病。病危时，仍神色庄重地端坐。有人对着他落泪，他就告诉人家：“死生是命中注定，能得其正命（自然寿终）是幸运的，为什么要悲伤呢？”于是在道光六年（1826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京城的住所去世，享年六十一岁。遗命用朴素棺木薄葬。知交好友和门生弟子们操办丧事，稍微从厚，并且赠送了丰厚的奠仪，他们的心意很好，但这并非先生的意愿。
娶妻张氏，妾方氏，都没有生子。过继的儿子姚世名早逝。以侄孙姚琇承继香火。所著的诗、古文及制义文章若干卷，由门生弟子刊印流传。
我（张履）早年仰慕（缺字，或为“古”或“先”字所指代的人）的为人，等到来到京城，得以多次拜见先生，请教治学方法，他回答说是“敬”、“恕”、“不求名利”。我回去后很高兴，希望就此跟随先生完成学业，但先生去世了。先生出生时，他的父亲恍惚看见僧人紫皋进入室内。紫皋是赠公（姚父）的方外之交，去寻访他，已经圆寂了。而先生去世的时辰，又与紫皋相同，所以议论的人说先生清净虚寂、安定深邃，大概是佛教中所说的有宿世慧根的人。然而根据我从先生那里听来的教诲，验证于先生的品行，先生纯粹是儒者，怎么能拾取偶然巧合的迹象，就拿来附会诬指呢？丁亥年（1827年）夏天，先生的侄子姚世功进京扶送先生灵柩回乡，因此将（撰写）行状的事嘱托于我，推辞不得，于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待当代真正理解他的君子予以甄选。震泽后学张履恭敬撰述此状。

又归安姚先生传（潘咨）

原文：
姚先生讳学塽，字晋堂，人以其深洁澹定，号之镜塘先生。世居归安双林村。性静介，读书毅然身学之。乾隆己酉（1789年）举于乡，遭父丧，葬事无不以礼者。丙辰（1796年）成进士，官内阁中书，诉不乐偕之官，乃归侍母，母不许，期满任则归。戊辰（1808年）夏欲乞终餋，会奉命主黔试，归道闻母忧，痛不得躬养侍疾，遂终身不以妻子自随。既服阕，独行至京。妻张有妇德，畜一妾，请遣侍京寓，不许，乃归。妾其父妾方氏，年十七，曰：“妇人从一者也，吾事有主矣。”竟不嫁，与张躬绩纺，不以家事累之君。独居京师前后四十年，若旅人之厄者，衣食敝陋，然未尝不整冠束带。其学以𬘝（应为“絜”，约束）己不责物为事，故严而容众。与论事，言必可行。喜读书，吟步看山与酒，怡然不可厌，故与游者常满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贫，日就之，知木尝曰：“吾视百物皆有真趣。”又曰：“人必内自定，始可应物，物来至纷然，遇尺度，初无纷也。”秩再满当迁，上官欲上其名，必辞，不获而后就。盖性既静退，又慎职，惟恐有所旷，故兢兢不务进取。其不归者，母遗命也。累转至少方（职方）司郎中。
丙戌（1826年）冬十月，年六十一，例廷试武士，兵部以其属司事殿廷，寒遇疾，乃告归。大司马某留于其居，不可，曰：“食禄偃息，难为名；竞病尸官，难为实。”上官终不已，强与之假，然先生已日困矣。其在部无他长，必慎无欺。既病不寝，日正衣冠而坐，有问者必起揖。十一月戊戌病笃，握其友潘咨手曰：“君勿戚，我欲语君，君勉矣。人生独知之地，鲜无愧者。我平生竭蹶，竟如此止。君亦就衰，尽所得为，俟年而已。惟君知我，我死无累人。我于宗嫡长也，继一子殁，择我侄之子为我孙。”遂坐息顷而逝。门人共治其丧。明年，其侄世功以其柩归葬里中。
潘咨曰：予少好奇，喜苟难，自遇先生，惕然知人生学问未有毫末可有余者，虽古圣人亦仅求其不可欠而止也。人能务所当为，则从事于庸言实行，终曰黾勉而未易尺寸。先生毕生常惴惴若不足者，其有以见全体之不易尽也。悲夫！

译文：
姚先生名学塽，字晋堂，人们因他深沉高洁、淡泊安定，称他为镜塘先生。世代居住归安双林村。性情沉静耿介，读书能坚定地身体力行。乾隆己酉年（1789年）考中举人，遭逢父丧，丧葬之事无不依照礼制。丙辰年（1796年）考中进士，被授予内阁中书官职，（他）表示不喜欢带家眷赴任，于是回乡侍奉母亲，母亲不许，任期满了就回家。戊辰年（1808年）夏天想请求辞官终养母亲，恰逢奉命主持贵州乡试，归途中闻知母亲去世，悲痛于未能在母亲生病时亲身奉养侍候，于是终身不让妻子儿女跟随自己。服丧期满后，独自一人回到京城。妻子张氏有妇德，养有一妾，（妻子）请求让妾到京城寓所侍奉他，他不允许，于是（妻妾）都留在家乡。妾是父亲（或“其父妾”指家中之妾？原文“妾其父妾方氏”或有脱误，理解为妾方氏）方氏，时年十七岁，说：“妇人是从一而终的，我所侍奉的已有主人（指姚先生）。”最终没有改嫁，与张氏亲自纺线织布，不用家事来烦扰先生。先生独居京城前后四十年，如同困顿的旅人，衣食破旧简陋，但从未不整肃衣冠。他的学问以约束自己、不苛责外物为要务，所以对自己严格却能宽容众人。与人讨论事情，所说的话必定是可行的。喜欢读书，吟诗散步、观山饮酒，怡然自得不会厌倦，所以来与他交往的人常常满屋。人们到他住处，见他贫穷而为他感到忧虑难受，但每日接近他，知道他曾说：“我看万物都有其真正的意趣。”又说：“人必须内心安定，才可以应对事物；事物纷至沓来，用一定的尺度（原则）去应对，原本就没有纷乱。”任期再次届满应当升迁时，上司想要上报他的名字，他必定推辞，推辞不掉然后才就任。大概是性情既安静谦退，又对职责谨慎，唯恐有所荒废，所以兢兢业业不追求进取。他之所以不辞官回乡，是遵从母亲的遗命。逐渐升迁至职方司郎中。
丙戌年（道光六年，1826年）冬十月，先生六十一岁，按例举行武举殿试，兵部安排其下属在殿廷执事，因天寒感染疾病，于是请求辞官回乡。某位兵部长官（大司马）挽留他继续任职，他不答应，说：“吃着俸禄却休息养病，名声上说不过去；带着重病占着官位尸位素餐，实际上也难做到。”上司最终不罢休，强行给他假期，但先生已日渐困惫了。他在兵部没有其他特长，就是必定谨慎，没有欺瞒之事。病重后无法躺卧，每天整理衣冠端坐，有人来问候必定起身作揖。十一月戊戌日病危，握着朋友潘咨的手说：“你不要悲伤，我想对你说，你努力吧。人生在独自面对内心时，很少没有愧疚的。我一生尽力而为，竟然就这样到了尽头。你也渐近衰老，尽你所能做的，等待天年罢了。只有你了解我，我死后不拖累别人。我在宗族中是嫡长子，过继的一个儿子已去世，选择我侄子的儿子做我的孙子。”于是端坐片刻后就去世了。门生们共同办理他的丧事。第二年，他的侄子姚世功将他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
潘咨说：我年轻时喜好新奇，喜欢做苟且艰难之事，自从遇到先生，悚然警醒，知道人生的学问没有一丝一毫是可以多余的，即使是古代的圣人，也仅仅追求做到没有欠缺而已。人如果能致力于应当做的事，那么从事于平常的言论和切实的行动，终日努力不懈也未必能推进一点。先生一生常常谨慎小心好像还不够，由此可见（修身、治学的）全体境界是多么不容易穷尽啊。可悲啊！

解读透析

一、人物核心特质：
姚学塽（镜塘先生）是清代中叶一位典型的“醇儒”和清官。其核心特质体现在：
1. 至孝清廉：因未能在父母生前以俸禄尽孝，终身不让妻儿随任，近乎“终身之丧”。生活极其清苦，租住僧舍，一裘一帽数十年不换，却坚决拒收任何“印结费”、“别敬”等官场常例钱，甚至门生厚赠也捐给会馆。
2. 狷介慎独：性格耿介，不阿权贵（如不见伯麟、不附彭龄私谊），殿试因直言被和珅打压亦不改其志。慎独功夫极深，病危仍正衣冠，言行终生不逾矩。
3. 躬行务实：反对空谈，强调“知本”、“力行”。虽精研经义（如肯定《大学古本》），却不轻议时事人物，言则必中。其制义（八股文）因融合经义心得而被魏源誉为“有功于经”，可媲美宋代理学家著作。
4. 内定外和：内心严毅清苦，追求“以敬存诚”，但待人谦和诚恳，不崖岸自高，故虽贫而人乐与游，德望极高。
5. 淡泊生死：视生死为自然，病重时不悲不惧，从容安排后事，体现了儒家“正命”的生死观。

二、历史背景与文献价值：
1. 时代：主要活动于乾隆后期至道光初年（1766-1826）。这一时期官场腐败（如和珅当权）、考据学盛极一时，姚学塽的清廉躬行与反对空谈，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
2. 文献对比：四篇传记侧重点不同。
魏源传最为全面，突出其清廉事迹、学术见解（《大学古本》）及历史定位（“国朝醇儒”），评价最高。
汤纪尚传侧重其淡泊超然、与道契合的隐逸气质，文学色彩较浓。
张履行状最为详实规范，详细记述家世、仕途细节（如与伯麟、彭龄的交往）、生活细节（不食蟹）及去世前后情况，史料价值最高，并驳斥了将其佛教化的倾向，强调其纯儒本质。
潘咨传最为亲切，作为友人及追随者，记录了私下对话和临终遗言，凸显其内心世界与修养体会，情感真挚。
3. 时间考订：张履、潘咨明确记载卒于道光六年（1826年）十一月，魏源记载为道光七年（1827年）冬十月感疾，十一月卒，存在一年差异。结合张履行状撰写于丁亥（1827年）夏扶柩时，其记载应更可靠。魏源传可能存在传抄误差或记忆偏差。缪荃孙案语纠正了魏源传中“嘉庆己酉”的错误，应为“乾隆己酉”（1789年）。

三、思想史定位：
1. 理学实践者：姚学塽是清代陆陇其、汤斌一脉理学传统的实践者，强调“敬”、“恕”、“知行合一”，尤其在“慎独”和“克己”功夫上达到了极致。他的生活本身就是其哲学的表达。
2. 制义革新者：在普遍认为八股文空洞无物的时代，他将深刻的经学思考融入制义，使文体承载义理，被魏源赋予了极高的文学与经学价值，视为一种“有功于经”的文体革新。
3. 道德典范：在官场腐化、士风浮躁的环境中，他以身作则，树立了一个纯粹、坚定、温和的儒家道德人格典范，赢得了从上至下的普遍敬重，证明了“诚能动物”的道德感召力。

四、其他文献补充：
可查考《清史稿·儒林传》、《湖州府志》、《归安县志》等，看是否有姚学塽的记载，以作互证。此外，其著作《竹素轩制义》、《姚兵部诗文集》若存世，是研究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魏源、潘咨等人的文集也可能有相关记述。

总结：姚学塽是清中期一位将理学精神彻底贯彻于生命各个层面的儒者。他通过极致的清廉、孝行、慎独和躬行，在污浊的官场和浮躁的学界中卓然独立，成为当时公认的道德标杆。多篇传记从不同角度共同塑造了一位“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的醇儒形象，其生平是研究清代儒学实践史、士人精神史及官场生态的珍贵个案。

归安醇儒姚学塽：清中叶儒学实践的孤峰


综合关联概述

姚学塽（1766-1826），字晋堂，号镜塘，浙江归安人，是清乾隆至道光年间一位以极致道德实践著称的“醇儒”与清官。其人生跨越“乾嘉盛世”末期与道光初年，身处考据学鼎盛、官场风气渐腐的转型时代，却以其孤峭笃行的生命姿态，成为清代儒学“力行”传统的一座醒目标志。

核心特质与多维画像：
姚学塽的形象，通过魏源、汤纪尚、张履、潘咨四篇传记的互补，呈现出立体而统一的儒家君子典范：
1.至孝与苦行的统一：因未能在父母生前尽禄养之孝，他终身不以妻儿随任，一袭敝裘、一顶旧帽数十年不易，将个人物质生活降至极限，以近乎“终身之丧”的形式践行孝道，其苦行色彩在儒者中罕见。
2.狷介与慎独的极致：他拒收官场一切“常例”钱（如印结费、别敬），即使门生厚赠亦转捐会馆。不阿附权贵（如不赴伯麟之邀），因殿试直言被和珅打压亦不悔。病危仍正衣冠危坐，言行终始不离规矩，将“慎独”功夫修至化境。
3.躬行反空谈的学术取向：他深研经义（如肯定《大学古本》价值），却反对空谈，强调“知本”与“致力”。其制义（八股文）因能融汇精深经义与个人心得，被魏源誉为“有功于经”，可“与宋五子书并垂”，代表了清代制义文学融合义理的最高境界之一。
4.内严外和的修养境界：内心坚守“敬”、“恕”，生活清苦严毅，但待人接物谦和诚恳，毫无崖岸自高之态，故能吸引众多学子与友人，德望隆于朝野，真正体现了“诚能动物”的感化力量。
5.淡泊生死的儒者气度：视生死为“正命”，临终从容安排后事，无悲无惧，展现了儒家安身立命的生死智慧。

历史关联与定位：
1.儒学谱系中的坐标：他是清代陆陇其、汤斌一脉“程朱理学”实践派的杰出代表。魏源将其与汤斌、陆陇其并论，认为其“取与之严、持守之敬”不亚于二人，而“深造自得”或有过之。他的存在，证明了在考据学盛行的时代，理学实践人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2.制义文学的革新者：在八股文常被诟病为空洞僵化的背景下，他将其变为承载严肃经学思考与个人心得的载体，提升了文体的思想深度，可视为一种静默的文体革新。
3.腐败官场的清流镜鉴：在“印结费”等灰色收入已成京官生存常态的背景下，他“一无所受”的绝对清廉，如同对官场潜规则的无声批判，树立了无可辩驳的道德高度。
4.多种传记的互文价值：魏源侧重宏观定性与学术评价；张履行状详述官场细节与家族事务，史料最丰；汤纪尚渲染其隐逸超然气质；潘咨记录私下对话与临终场景，情感最真。四篇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可信、可感、可敬的完整人格。

推荐语


推荐姚学塽：给当代读者的一面“人格古镜”

在功利喧嚣的时代，我们推荐一位清代的“小官”——归安姚学塽。他官不过郎中，居无定所，衣敝食粝，在史海中仅似一痕淡墨。然而，深入其生平，你将领略一种将信念贯彻到呼吸骨髓的“纯粹之力”。

他是一位“行动派的哲学家”。不谈高深理论，只将“孝、敬、恕”化作终身不迎家眷、不受一钱、危坐至死的具体行动。在他身上，儒学不是书斋学问，而是每一刻的生存姿态。

他是一面“绝对清廉的透镜”。当灰色规则被视为常态，他以近乎决绝的“零妥协”，照见了何为“取与严”。这种清廉非为博名，源于内在的“慎独”功夫，让所有投机者在其面前黯然失色。

他是一种“温和的坚韧”。内心如冰霜严毅，待人却春风和煦。这种不伤人、不傲物的温柔力量，恰是其道德高度最具感染力的部分，证明了真正的强大无需张扬。

为何今日仍需阅读姚学塽？

对于学者：他是观察清代中叶儒学实践化、道德理想与官场现实张力的绝佳个案。
对于学子：他展示了何为“知行合一”的极致，是抵御浮躁、深耕内心的精神榜样。
对于公众：他的故事是一次震撼的心灵洗礼。在充满妥协的世界里，他证明了“纯粹”存在的可能性与动人力量。

姚学塽不是用来简单模仿的模板，而是一把标尺、一泓清泉。通过他，我们得以追问：在生命的“独知之地”，我们为自己保留了怎样的纯粹？在现实的纷扰中，我们又能坚守多少内心的“尺度”？

走近这位“镜塘先生”，便是与一种沉静而浩大的人格力量相遇。他如古镜，照见今我，澄澈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