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 1, 1);">更多故事,点接加“关注”:https://mp.weixin.qq.com/s/-kHHhbWBFqBwJSqwm7FX2w</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近日,与同学们聊及古镇余杭照相馆的陈年往事,并撺掇我执笔写之。</p><p class="ql-block">细想,这话题比较小众啊,查阅相关史料,线索少之又少。偶尔听闻的,也不过是家族老人们在翻看老照片时闲聊的家常。既如此,就从我外公当年开照相馆的亲身经历说起,试着找回这段沉入苕溪水底的记忆。 </p><p class="ql-block">据查,我国的摄影术及摄影器材约在清末自西方国家传入。至民国初期,余杭等江南小镇陆续出现了照相馆,摄影渐渐进入了人们的生活。</p><p class="ql-block">彼时照相馆门口那一方玻璃橱窗,宛如古镇的窗口——光圈开合之间,定格的是百姓市井的悲欢离合;相纸上留下的不仅只是人像,更是一个时代真实的纹理。摩挲着泛黄的旧照片,仿佛能触摸到那些时代变迁的脉络。</p><p class="ql-block">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古镇通济桥南百米处,有一家冠名“丽华”的照相馆。橱窗始终光亮整洁,里面错落有致地陈列着穿旗袍的淑女、着中山装的新郎、蹒跚学步的儿童,还有穿对襟褂子的老人。这些照片泛着棕褐色的光泽,恰是那个年代古镇市井烟火中最温馨的一幕。而“丽华照相馆”的陈姓馆主,正是我的外公。</p> <p class="ql-block">外公原籍东阳南马,家境殷实,少时在上海求学,后进入照相馆当学徒。满师后他携技艺和器材赴临安于潜,在那里,他同时经营着照相馆和钟表店。后先后遇见同乡许姓和顾姓,见他俩生活窘迫,便收下为徒。三人守这份手艺,日子虽说不富贵,到也能维持着日常生计。</p><p class="ql-block">然而,1943年,驻扎于潜的日本鬼子正四处物色伪乡长人选,闻悉我外公有文化、懂技术且小有声望,数次到店里威逼利诱外公出任乡长。百般推诿无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外公带着徒弟们,将那台德国产的老式座机和冲印设备小心翼翼地装上板车,悄无声息地逃离于潜,在崎岖的道路上徒步数日才抵达余杭。最终在通济桥南堍的通济街租下两间门面房(在李家弄口和张家弄口之间原文具店位置),重新开设了“丽华照相馆”。 那台有着黄铜镜头的座机,从此成为古镇的“时光机”,记录着人们走进照相馆的瞬间。</p> <p class="ql-block">那时候,照相可是件隆重之事,拍照前,客人们在整理妆容,更衣梳头,女人则薄施脂粉,孩子们被再三叮嘱不可嬉闹。外公则一边调整背景布、熟练换上底片夹,一边指点客人坐好位置,按下气囊(快门)前,亲切招呼:“来,看我着这里,笑一笑”。“咔嚓”,就在按下快门的瞬那,无数余杭人的笑容在镁光灯中定格成永恒。</p><p class="ql-block">解放前夕,外公染疾,为不影响我母亲的学业,他关闭了照相馆,去富阳三溪口他二哥家治病休养,俩徒弟相继在通济街和黄湖开设“大来”和“华昌”照相馆。</p><p class="ql-block">1956年公私合营那会儿,镇上的几家照相馆合并为“长春合作照相馆”,顾、许以及缪师傅、老沙、温女士等人成了余杭照相馆的第一代摄影师,缪师傅担任首任负责人,那台德国老座机仍继续使用着。 </p> <p class="ql-block">此时,橱窗里的照片,一改以往以家庭生活为主的风格——劳模胸戴红花,民兵持枪英姿飒爽,工农兵并肩而立。背景布也换上了天安门和井冈山,站在画布前,仿佛就站在了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 </p><p class="ql-block">我父亲珍藏的老相册里,留着许多老照片,背面用工整的钢笔字写着:“1953年国庆留念”、“欢送三弟参军纪念”等。照片下方则印着“工农兵照相馆”、“长春照相馆”、“余杭照相馆”等字样。这些“瞬间”的影像,就是古镇人家的一个缩影,她不仅记录或年轻或苍老的面容,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神情——那种面对镜头的庄重和期盼。让后人们能透过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领略到古镇旧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在那时,即便是物质匮乏,生活捉襟见肘,但古镇人家对重要时刻的仪式感从不含糊,这从同学们家家户户的老照片影集就坐实了这一点。</p> <p class="ql-block">春节前后,照相馆总是门庭若市,这相机就闲不下来,穿新棉袄的孩子被奶奶搂在怀里,远归的儿子紧挨父亲坐着,母亲则悄悄把衣角往下抻了抻,摄影师喊“笑一笑”时,满屋子的期待都揉进了镜头里。</p><p class="ql-block">除了全家福,满月、毕业、寿庆、婚庆,都要走进照相馆。讲究一点的,嘱咐摄影师将黑白照片添上色彩,写上纪念文字。 随着时代的变迁,余杭镇照相馆先后更名为“综合社照相部”、“工农兵”、“长春”等,名字在变,但记录古镇市井生活的使命一直延续着。</p><p class="ql-bloc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彩色扩印传入杭州,精美的照片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爱赶潮流的年轻人嫌黑白照片“土气”,纷纷赶到杭州去拍彩色照片。摆弄大半辈子黑白照片的老摄影师,不得不重新学习彩色摄影。老座机被闲置在角落,日本产的自动相机成了新宠。此时,个体户摄影室如“兰影”、“加佳”等渐渐出现在古镇街头。彼时,这些影楼拍摄的彩色胶卷,都送往市区的大型照相冲扩店进行冲印。</p><p class="ql-block">1985年因公外出,我用大半年的工资在南昌街头买了一台傻瓜机。傻瓜机小巧玲珑,操作便捷,无需调节光圈快门,装上胶卷,对准拍摄对象构图,按下快门就能记录每一个快乐瞬间。或许是血脉里的摄影情节在延续,我渐渐迷上了摄影,渐渐的有作品偶尔见诸于报纸刊物,或参赛获奖,还为单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史料。</p><p class="ql-block">时代的浪潮从不会停下脚步。世纪之交,数码相机兴起,智能手机普及,“随手拍”成了常态,传统照相馆渐渐式微。余杭照相馆最终扛不住时代的冲击而淡出人们的视野,最终消逝在岁月的洪流中。</p><p class="ql-block">当轻触屏幕就能记录生活,摄影成为随手拍时,当下的年轻人一定很难理解那个走进照相馆如赴仪式的年代。更难体会到,那每一张老照片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叙述着寻常人家的悲与欢,传承着家族文化的血脉。</p><p class="ql-block">岁月悠悠,通济桥默然伫立,苕溪水依旧潺潺东流。通济街和直街拆迁后大片的废墟,昔日那些照相馆的痕迹已荡然无存,唯有那些珍藏在相册里的光影还在诉说曾经的故事。就像苕溪水一样,流淌在余杭人记忆的长河里,永不干涸。</p><p class="ql-block"> 2025年10月25日</p><p class="ql-block">此文刊于《余杭史志》总第204期,本文体裁略有调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