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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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隧道中的大同古城》之一（节选）

李尔山 刘艾珍著



平城，这座由中国北方北魏王朝于公元四世纪末开始营建的伟大古都，承载了中古百年的恢宏叙事。它英雄辈出，繁华献尽，为“五胡十六国”的漫长乱世画上休止符，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时代，成为最终登上中国古代史隋唐大一统辉煌的最后一阶基石。

平城都的创建者鲜卑族拓跋氏，本属中国古代的东胡之族。这个族群的历史在族源叙事和文化认同中与华夏族（汉族）等长，自称也是炎黄后裔。大约公元一世纪末（东汉）离开原住地大兴安岭举族南迁，公元四世纪中叶迁至晋朝北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建立代国，并创建第一都城盛乐。其后，易代为魏，于公元395一396年，在与雄据太行山东部的后燕政权进行战略决战中，赢得决定性胜利。继而，帶着“鹏翼图南”的大梦，迁都平城。

新都平城所在的桑干河中上游，地形上是一页自西南向东北倾斜的狭长盆地。盆地北界，是沿外长城伸展的“丰镇台地”：武周山、雷公山、方山、白登山（今马铺山）自西向东迤逦而去；南界，则有恒山、龙山、句注山等山脉连绵如障；其西南边际，更倚靠着管涔山东麓与芦芽山东北麓的苍茫山峦。桑干河（㶟水）发源于管涔山，由南而入，自东而出，以一弯弓弧贯穿盆地腹心。有南北两大水系倾注其中：南部主要为崞川水（今浑河），它纳恒山北坡之众流——淳川水、滱水、黑龙池水、神溪水、李峪水、乳泉水、凌云口水、磁窑口水为一脉，最终在桑干河中游（今怀仁县新桥村）汇入。北部则为如浑水（今大同御河）水系，挟羊水（淤泥河）与源自西山的武周川水（今十里河）汇合，奔赴今大同市云州区吉家庄村，归入桑干河干流。此后，东出盆地，穿幽燕，入津门，归渤海。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在中原汉民族的信史中，此境其实也是一方开发较早的“热土”——《史记·赵世家》载，早在公元前475年，晋国的赵襄子，在夏屋山（今代县东北部）刺杀了商周所封代国之王，这片肥沃盆地便“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成为“获之挃挃，积之栗栗”的农耕之田。公元前300年前后赵武灵王赵雍，开疆拓土，正式建雁门、云中、代三郡，盆地中心始有建制之设。汉初，㶟水北岸邑居被称为平城，以高祖刘邦被匈奴包围于邑东白登山，始留名于青史。两晋时期，平城渐为崛起的拓跋鲜卑所据。当魏（代）政权以盛乐为都时，平城因其南境锁钥之位，曾被定为“南都”，成为拓跋氏经略中原的前沿支点。

应该提醒今天的人们知道，北魏决定在平城建都，虽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和画图”，但也是绳床瓦灶，惨淡经营。这一点，南朝（梁）史学家萧子显在《南齐书·魏虏传》中记载得十分明确：“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这就是说，“汉县邑”也好，“代南都”也罢，用后世的蒙古语形容，不过就是如浑水岸边的一片“浩特”（近水的聚居地）而已。然而，雄心勃勃的拓跋珪要在这里，完全依照中原王朝的京都规制和礼法要求，建造一座可与汉晋古都相仲伯的伟大都城来。《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398年）八月条记：“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这标志着新都的营建理念，已非“逐水而居”，而是“制礼规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道武帝本人对于平城的规划和建设具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魏书·莫题传》记：“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这就是说，平城建设要“模仿”中原正统都城制度，尤其是要以曹魏邺城为范本，并兼采洛阳、长安之长。这一定位宣示：建设平城乃是北魏王朝崇仰中原文化，刻意于汉化改革，实现华夏一统的重要步骤。

从魏收的《魏书》、郦道元的《水经注》等权威文献可知，北魏平城都的建设不仅历时甚久，而且成就辉煌：至北魏再度南迁洛阳之前，形成了极为宏大复杂的城市实体与空间规模。从地理与空间格局上看，平城都包含了城垣、帝宫、宗庙、御苑、离宫、里坊、水系、道坛、佛寺、明堂、陵寝，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建筑单元。其建设历程，大致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与高宗、高祖等四个时期，方臻完备。

迁都平城

1·（宫城）北魏宫城的营建，始于作为国家朝议之所的天文殿。据《魏书》所载，天兴元年（398年）七月定策迁都，八月道武帝拓跋珪即下诏规划新都，至冬十月，天文殿已告建成。是年十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此乃北魏于平城举行的首次皇帝登基大典。建造如此神速，用途如此重大，足见天文殿实为北魏皇权之核心象征，是平城最早、最正式的礼仪性正殿。其营建虽然事急从权，但依旧凸显出立都之初最高政治建筑的极端重要性。依其宗法地位可合理推想：天文殿应位于宫城中轴线之南端，以彰其“正”。

与天文殿具有同等“国是”功能者，尚有中期的太华殿和后期的太极殿。《魏书》载，太华殿建于高宗拓跋濬时期，显祖拓跋弘、高祖拓跋宏之登基大典皆在此殿举行，且“大飨于太华殿”之记载频现。至太和十六年（492年），此殿被拆除，原址改建为迁都洛阳前的终极正殿——太极殿并附建朝堂。均可印证“大华之重”和“太极以终”。由此，天文殿（初期）—太华殿（中期）—太极殿（后期），构成了北魏平城时代一脉相承的帝国神经中枢，清晰勾勒出宫城核心殿堂的迭代升级之路。另，联缀《魏书》中皇帝听政、听讼、飨宴等碎片信息，可窥早期“朝堂”与“帝寝”乃仿邺城之制为“骈列式”。最早帝寝应该在天安殿。《魏书·太祖纪》载：“天赐六年道武帝崩于天安殿”，可以为证。天文、天安二殿毗邻，“天文”正南之“司马门”，象征政令所出；“天安”正南之“止车门”，则昭示宫禁森严。朝堂、寝殿之外，骈立“象魏”双阙，双阙之阳，即宫城正门：“中华门”（该“名”出现较晚，见杨守敬《水经注图》）。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持“天文殿（初期）—太华殿（中期）—太极殿（后期），构成北魏平城时代一脉相承的帝国神经中枢”的观点，是就殿堂的象征意义而言的，北魏顶层实际的政治生活较之要复杂得多。如帝寝，道武时在天安殿，与天文骈联，是真正的中枢存在，但在明元帝时中枢即移到了西宫。可能的原因是：拓跋珪后期，因服寒石散致狂暴杀人，常陈尸殿外，更造成其在此殿遇刺驾崩。死前一年天安殿还遭遇雷击。对此，新君当有所忌。西宫建于天兴七年（404年），据（日）前田正名考稽，西宫位置不在宫城而在西苑中（详见李凭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鲜卑旧俗，以西为上，在平城早期出现这样的宫殿布局，亦当合乎情理。另据《魏书》载，西宫建成时道武帝曾在此大宴群臣，说明其可能是当时宫城之外最大最重要的建筑群。太宗时政治中心不宣而移于西宫可以理解。到了世祖拓跋焘，由于他与皇考（拓跋嗣）顺位继承，权力过渡正常而平稳，加之其在做太子监国时的泰常八年（423年），曾对西宫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修缮（建外垣二十里），所以，明元临终及太武前期，新老帝寝都应设于西宫（因此《魏书》中才对宫城中的东宫使用“故东宫”字眼）。但是始光元年（424年）之后，西北境柔然入寇的军事压力骤增，而西苑处在郭城之外，出于对帝寝安全的考虑，朝廷则于始光二年(425年）重修宫城中的“故东宫（拓跋焘的出生地）”，改建为万寿宫（奉养拓跋焘保母窦太后）、永安殿、安乐殿、临望观、九华堂等一批新殿堂。此后，权力中心则又迁回宫城，帝寝居于永安殿。由于太武帝不幸于永安殿遇弑，文成帝拓跋濬自然难安于此殿，即位后建太华殿而御之。“太华”遂成为中期政治中心，献文因循之；献文逊位，以太上皇居北苑崇光宫后，孝文因循之。直到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拆除太华殿，建太极殿及朝堂，并“依古六寝，权制三室”——内寝（安昌殿）、中寝（皇信堂）、外寝（四下）。完全采用汉家天子的宫寝和朝议制度。这才是平城帝宫权力中心真实的接力传递过程。

平城帝宫，除天文殿、天安殿、西宫、东宫、太华、太极等核心建筑，早期还有天兴二年（399年）建天华殿、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天兴四年（401年）增筑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天兴六年（403年）又成西昭阳殿，以及北苑的崇光宫，黄瓜堆的㶟南宫，城东北的丰宫，城东南的蓬台、白楼，城南的白台，等等。亦有论者称平城宫殿，自始至终，多达六十余座（处）者。可惜这些殿堂中大多数，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平城宫殿体系的宏大体度。需指明的是，太祖时宫城尚无完整的物理性城垣，其所谓“宫城”，主要就其功能与范围而言。

关于平城宫城（作为一个整体建筑群）在今地的确切位置，学界也存在争议。笔者倾向于采信《水经注》卷十三所引《大魏诸州记》“平城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之记载，以此为基准推演。《大魏诸州记》成书于北魏初，所载为迁都前旧平城县地理形势，而武周塞口（今云冈峪口）为稳定之山地标志。由此东行三十里（约合今12.5—13公里），恰至今大同市平城区武定门外操场城东北一带。若以此为平城宫城所在，则天兴年间所建宫殿群，应在如浑水（今御河）西岸、方山之阳、今白马城以南区域。“如浑穿城，南入㶟水，宫城隔岸，东瞰白登”，此即平城帝宫之大势。此一推断，与《南齐书》所载道武帝“截平城西为宫城”之言基本吻合，亦已得现代考古勘察所印证（1988年，平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平城宫城位置示意图



2.（宗庙）宗庙、天地、社稷祭祀是古代国家的精神象征，是国家主体民族文化属性的载体。同时也是设于国都中宣示执政者权力合法性最根本的基础性设施。正是因于此，一代雄主拓跋珪在安排天文殿、朝堂等行政军事紧急且必设机构的同时，也在对“国祭”等重大文化事项及场所建设作出部暑。《魏书·太祖纪》载：天兴元年（398年）“……诏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这是礼制建设的总纲领，董谧所撰是系统化祭祀礼仪及其基础设施建设的开篇。 天兴二年（399年）正月甲子，“帝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为坛通四陛，为壝埒三重。天位在其上，南面，神元西面。五精帝在坛内，壝内四帝，各于一方，一帝在未。”这是北魏在平城南郊首次举行空前规模的祭天大典，并以神元皇帝拓跋力微（鲜卑族索头部首领220—277在位）配享（受祀者有一千余神）。天兴三年（400年）正月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皇后配。五岳名山在中壝内，四渎大川于外壝内。”。这是首次在北郊祭地（后土），与南郊祭天相对应，初步构建了“祭天于南，祭地于北”的华夏都城天地祭祀格局。由“天南地北”可联想到“左祖右社”：就在头年的十月，太庙已经建成：“立神元（力微）、思帝（弗）、平文（郁律）、昭成（什翼犍）、献明（寔）五帝庙于宫中，岁四祭……”，标志着宗庙制度的正式建立，犹可认定最初太庙是设在宫城内东侧无疑。同建的应该还有西侧的太社、太稷，《礼志》（一）载，“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庙成，……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庙之右，为方坛四陛”。综上，北魏朝廷在迁都的前三年，将新都的国家祭祀活动场所都已建设完毕，此举已颇见中原王朝之风度。天兴三年五月，拓跋珪则“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又）西幸马邑，观㶟源。”河北涿鹿盆地之西南端，古称“宝带”（后演变为保岱）。原始社会末期，舜帝定都于此，传承华夏文明。此地古有尧帝、舜帝之庙及舜帝父亲之“瞽叟祠。拓跋珪在完成新都“南天北地”，“左祖右社”的祭祀之后，又东巡涿鹿，祭奠尧舜，意在表达其东胡之族与华夏之族同根共祖，西视㶟水的“潜台词”则是“饮水思源”。综其大成，则在于宣示其对中原江山社稷的合法统治权，礼制意义及其重大而深远。

北魏王朝在平城时代借鉴华夏天地祖社祭祀方式的同时，依然维系着鲜卑族的“以西为上”的传统祭天活动。《魏书·礼志一》载：（天赐二年，405年）“夏四月，复祀天于西郊……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祀有朝飨、禘祫、郊天、庙祭；戎有春蒐、秋狝、冬狩。此皆天子之礼，臣下不得专之。……西郊祀天，岁一举行。”西郊祭天的场景：设方坛，树立代表天神的神木（“神杆”），皇帝率朝臣、部族大人肃立恭候。先是“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百官内外尽拜。”然后是杀牲、绕坛，充满鲜卑旧俗。这是一个既涉及权力合法性继承，又关于礼制文化民族互鉴、渐变过程的典型例证。

关于北魏朝廷的祭祀天地、宗庙、山川等系统性活动，太祖之后各帝都有一些调整。如永兴四年（412年）明元帝拓跋嗣“立太祖庙于白登山，岁一祭，具太牢，帝亲之，亦无常月。兼祀天皇上帝，以山神配，旱则祷之，多有效”。“后二年，于白登西，太祖旧游之处，立昭成、献明、太祖庙，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亲祭……。”这是把祖祭由宫城延展到了郊畿。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统一战争支配着国家政治生活，与开疆拓土相关的祭祀活动明显增加。如，太延元年（435年）：“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弊（帛）。”祭祀不仅拓展到国都之外，而且具有明确的版图意义。太平真君年中，拓跋焘得知早年魏（拓跋部落时期）曾居幽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今嫩江流域以西、大兴安岭山脉以东一带）”，且“石庙如故”。即遣中书侍郎李敞，远赴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祝词曰：“自启辟之初，祐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惟祖惟父，光宅中原。”这段祝词活现了这位饮马长江征服者的心声。除了这些具有“版图”意义的“政统”活动，祭祀还深入到了国家的“学统”之中，始光三年（426年）“二月，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这是北魏以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庄严宣示。及至孝文帝拓跋宏的太和改革之年，这种趋向于中原礼制的道统、政统、学统建设，都在不断深化中完善成形。

此魏鸱吻

3 .（鹿苑）继宫城之后，平城另一项核心建设工程是“鹿苑”。顾名思义，它虽具皇家园林之形，实则远非一般园囿——既承载游赏功能，更蕴含安置部众、戍卫都邑的重大战略意图。道武帝拓跋珪决意将平城打造为如邺城、长安、洛阳一般的汉化都城，随之而来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安置其阴山旧族“八部大人”？如何处置盛乐旧京的鲜卑下层僚属？又如何安排那二十万追随他转战河北、幸存下来的精锐部曲？这些皆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众。而“建设鹿苑”（包括设置“六镇”），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答案。因此，“鹿苑”之名虽雅，其背后实则贯穿了北魏朝廷深远的首都安全布局，亦凝结着拓跋珪本人深厚的部落情结。

《魏书·太祖纪》卷二，天兴二年（399年）二月庚戌条是这样记述的：（天兴二年春正月至二月间，北魏军大破高车族），“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南因台阴，北拒长城，东包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这则记载中，除“台阴”一说尚有争议外（笔者倾向于“白登台之阴”，即今大同城东马铺山之后山），已将鹿苑的兴建时间、役使人力、地理范围与工程规模表述得十分清晰。无怪乎日本学者前田正名评价其为“中国历代首都所仅见”之例。

天兴二年（399年）秋七月，拓跋珪亲临鹿苑巡视，并于此举行盛宴；至天兴四年（401年），又下令增筑“鹿苑台”，以示此苑为国之长设。凡此种种，亦可见证鹿苑的辟建在北魏平城时期的多种必须与不可或缺。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今大同市北“上皇庄→安家小村→白马城→马家小村”一线发现夯土墙。遗迹东西长约4000米，基宽3～5米，残高3～5米，夯层厚约0.10米。经考定，认为其属于平城都“北垣”遗存 。《魏书》卷二·《太祖纪》这样记：“秋七月（407年），车驾自濡源西幸参合陂，筑北宫垣，三旬而罢，乃还宫。”这是北魏迁都平城第九年，所筑的第一首城垣。依文理推敲，这条引文中的“北宫垣”，应是南濒平城，北及参合陂的大型山川围场之南墙。 ‌在绝大多数平城研究者的心目中，这条一千五百年后，仍然断断续续裸露在高原上的鹿苑南墙，同时也可能就是平城都之北垣墙（或北苑墙）。它是建于桑干河北岸台地上新都之城市部分与北山基部在北魏时代的人造物理分界线，标志意义十分重大。因鉴于此，笔者曾多次考察这一重要遗迹，并自主丈量其与其它重要座标的距离。实测得：从白马城点（墙垣）到操场城南墙（考证中的宫城南门）一线距离约3公里，到明清大同城永泰门（考证中的外廓南门）约7公里，白马城一线与城南明堂一线相距约8.5公里。这三个“距离”对于整个平城南北向空间位置的研究，甚至对于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定位，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特别是那足够高、足夠厚的墙体更能夠非常直观地说明鹿苑对于首都平城在北方军事防御、政治场所布局、经济活动区划、民政文化分类等方面的战略定义。

平城宫苑示意图

4.（离宫）“离宫”是汉族朝廷对于都外别宫的称谓，其与游牧民族王廷习俗中的“行帐”制度虽然本质相异，却有许多两相通同的地方。这对于新近入主中原的鲜卑朝廷而言，显然具有重要的过渡性意义。因此，平城新都甫一定夺，北魏离宫的建设便被提上议事日程。天兴六年，在对平城宫城与鹿苑工程作出安排之后，道武帝拓跋珪便马不停蹄，先北巡（七月），筑离宫于豺山（在今右玉县境内）；紧接着九月，又巡行㶟水（桑干河）之南，亲赴黄瓜堆战略要冲进行规划。《魏书·太祖纪》载其“行幸南平城，规度㶟南，面夏屋山，背黄瓜堆，将建新邑”。此处的“南平城”，实指代国建南都平城时期，拓跋珪之高祖猗卢于313年在黄瓜堆所筑之“小平城”（亦称“南平城）。如今，他承继先祖遗志，决意将此地擘画为平城帝都的副中心。

关于黄瓜堆地理位置，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考定其“在大同府西南七十里处”，即今怀仁、应县、山阴交界处的“黄花梁”。马邑川水（古桑干水）与源自阴馆累头山的枝津，自西南向东北并行其南，又在其东合流为㶟水（今桑干河）。因二流交汇、水量丰沛，在此形成东西两浦相连的葫芦形天然湖泊，史称“南池”。黄瓜堆东又有小丘，因道武帝曾于此畋猎遇白狼之瑞，故名“白狼堆”。这正是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描绘的“长津委浪，通结两湖；东湖西浦，渊潭相接，水至清深”的塞上特异风光，可谓修建离宫的绝佳去处。

黄瓜堆副中心的主体工程在㶟水南岸，故称为“㶟南宫”。《魏书·太祖纪》详载其规模与始末：“（天赐三年，406年）六月，发八部五百里男丁筑㶟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这座征调八部五百里内男丁兴建而成的宫苑，规模恢宏，门阙高耸，不仅里巷井然、街路通达，更渠沼纵横、园囿壮丽。其周边亦建有众多配套建筑，南池东北之巨魏亭、白狼堆之故宫庙，两河汊中的桑干郡（旧邑），以及孝文帝时期在拓跋猗卢“小平城”基础上重修的日中城和新建的早起城、日没城、繁畤宫等，共同构成一条特色鲜明、风光绮丽的景观带，终使拓跋氏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夙愿得偿。

拓跋珪及其统治集团出身于迁徙不定的游牧族群，本是“马上枭雄”。择吉地、建离宫，固然有其习性渊源，然而，拓跋珪之意图，绝非仅止于此。正如日本学者前田正名所指出的：“南池附近地当交通要冲，东行可至今浑源县，再东南折，经莎泉、灵丘，即抵中山，如此则河北平原尽在掌握；南下经阴馆，过雁门关，可达太原，由此经汾河路或其他路线前往黄河流域亦非难事；至于北面，与平城相互呼应，更不待言。”而豺山离宫择址善无（今右玉），亦正在于扼守从平城至云中（今和林格尔一带）的交通咽喉。由此可见，拓跋珪时期所建的黄瓜堆副中心及豺山离宫，其根本出发点，仍是一种深远的都城安全战略考量。

黄瓜堆副中心地理位置图

5（御苑）公元409年道武帝拓跋珪去世。北魏的历史进入太宗时期（409一423年），这一时期朝廷不再全力进行对外征讨，而把内政和都城建设当作工作重点。继太祖之后，开启了宫城、外郭、北部长城等重大项目。大规模兴建了平城的里坊，修建了西苑、北苑、东苑，疏浚了如浑水、五周川水两大水系，基本上完成了平城山水人居防护一体化的格局。

御苑主要分布于宫城北、西、东三面，地处由平旷台地延伸至北部群山的缓坡地带。此地坡面如掌，沟壑平缓，植被丰茂，极宜营造苑囿。从规划设计看，此区域可视作宫城与北部广袤鹿苑之间的功能过渡带。初期或仅依其方位，泛称北苑、西苑、东苑，彼此互通，界限模糊，甚至可能允许平民进出。然随都城建设迅猛推进，尤其在天赐四年（407年）北宫垣（鹿苑南墙）建成，及至太宗时代，东西两苑亦相继划地筑垣，三苑终成皇家专属之禁地，与民间彻底隔绝。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平城三苑着墨甚多，考辨精深，字里行间不乏惊叹与欣赏。综合前田氏的研究与笔者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平城“三苑”原为鹿苑与南部城市之结合带，功能定位相对模糊。其后渐次向西、东两翼拓展，并分别自北垣墙两端向南延伸，终成包抄武周山东麓与白登山西麓的超大型园林。其间，西、北两苑紧密相连，东、北两苑隔如浑水相望，三者共同构成 “一体三苑，半抱平城”的独特格局，使山川形胜与人文创造水乳交融，形成风光绝佳的帝都气象。

分而述之：在初始时，西苑规模恐为三苑之最，其主体建筑为著名的西宫（后称洛阳殿），建成于天赐元年（404年）。前田氏考证甚明，曰：“西宫位于西苑之内，而非宫城之中”。太宗拓跋嗣极喜此宫，常居此理政，并最终于此崩逝。至泰常年间，西宫历经监国太子拓跋焘的大规模扩建，并筑起周回二十里的西苑围墙，规制愈宏。后又于延和元年（432年）拓跋晃被立为太子时，再度修缮，“分西宫三分之一”，建成新的“东宫”——两宫各备屯卫，新东宫，“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形成两宫并立体系（这个体系已预示了十年后那场“太武灭法”、“恭宗幽闭而亡”的政治风暴）。北苑之主体建筑为北宫（即崇光宫），建于皇兴元年（467年）至五年（471年）间。此处为献文帝禅位后之“太上皇”居所，见证了平城中期复杂的宫廷权斗（今此地有上皇庄、下皇庄村落，疑其名有所由）。北苑另一亮点则为虎圈，设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乃收容各州所贡虎豹猛兽之所，兼具观赏与可控狩猎之功能（约在今卧虎湾一帶）。《魏书》载，文明太后冯氏曾伴显祖（献文帝）临虎圈，忽有逸虎几近御座，左右惊溃，唯太后神色不变，其场景之惊险，可想见当时观虎实况。东苑之主体建筑亦称东宫（非太子所居之东宫），建成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专门为东郊祭祖而设。它毗邻白登台——汉高祖刘邦曾被围之处。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又发“京师六千人，起自旧苑（鹿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围墙干脆把白登山也包围起来，这是三苑中建垣最早、且规模后来居上之苑，成为皇帝拓跋嗣彰显孝道的礼制之所。

此三处御苑与四座别宫，其兴筑年代与功能特色，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解锁了北魏平城在不同帝王统治下的政治焦点与生活图景。三苑原本皇家宫苑，后来贵戚勋臣也有凭恩旨入居者，如北苑中之“白马城”（今名），即疑为重臣“白马公”崔浩之居处。可想而知， “一体三苑，半抱平城”的独特空间格局，是何其极美尊贵。在即，足令时人仰慕。于今，也可使平城跻身中国最美古都之林，让人无限感叹。

6.（城垣）城垣问题，是当年平城都主体建设之纲，也是今天平城研究中争议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的要害是：平城之城垣体系究竟有几层墙体？由于《魏书》等权威历史文献，对于平城“宫城”和“外廓”都有具体且不容争议的记载，而未见中间层次的明确记述或说法，于是焦点更集中于“中间一层墙体到底存在于否？”的问题之上。主流观点认为平城城垣由宫城、外城（官方文件称谓）、廓城“三重”城环环相套而成，可称为“三重城”论——此论以辨识“外城”为目标，在自我“认定”的基础上，声言“平城”在汉、晋都城二垣体系的基础上，首开“三垣”先河，是隋唐三重城体系的“领头羊”，故而占据论辩的“制高点”，登高而招，从者甚众。笔者详细研究三重城论者的观点，知其内部又细分为两派，分别依所引论据不同，称为“外城”论和“中城”论。

①“外城”论的核心论据是：《魏书》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年）六月条，“发八部五百里内男丁筑㶟南宫，门阙高十余丈；引沟穿池，广苑囿；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经涂洞达。三十日罢。”此条记录，本文在“离宫”一节中曾作为黄瓜堆副中心的建设内容引用过。但“三重城”论者认为：这条记载的后半段“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并非说㶟南工程，而是指平城的“外城”，特别强调其中有“外城”二字，称其是特指平城中间城垣的。为了强调这种“拆分”式解释的正确性，论者还引天赐三年另一条记载：“发八部人，自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借此说明此次“发八部人”之役，是一项“百里之内”的都城总体工程。既包括平城之“外城”工程，也包括㶟南工程。

②“中城”论的核心论据是：《魏书·世祖纪》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条，“（蠕蠕）吴提果犯塞．贼至七介山，京邑大骇，争奔中城。”论者认为，柔然犯境，邑人避入“中城”，这个“中城”就是他们要找的平城城垣体系中的“中垣墙体”。至于“中城”从何而来？论者也没有再去纠缠“黄瓜堆”的那条“外城”设计，而是另指泰常八年拓跋焘做太子监国时于“癸卯，广西宫，修外垣墙，周回二十里”者即是。关于此条，笔者在“宫城”一节中，是作为西宫所在的西苑墙曾引用过的，但在这一派“三重城”论者笔下，则成了平城居民为避难柔然（蠕蠕）犯境的夹在宫城和外郭之间的“中城”了。

勿须讳言，笔者是一个对“三层城”论持怀疑态度的论者（或可以称为“二重城”论者），竟管他们的出发点很“高尚”。我们对于上述几条《魏书》的原始引文的理解是：首先，关于道武帝天赐三年（406年）六月条所载㶟南宫条中之“规立外城方二十里”之内容，笔者认为这是一条“规划”，而非实际工程，而且，根据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在㶟南宫外围拟修建“方二十里”的“外城”，原本顺理成章，毫不违和。㶟南宫所在黄瓜堆地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乃是北魏在盛乐时代就已着力经营的“小平城”，迁都以后，安排的新建项目亦很多（上文已备述）。作为战略要塞和首都副中心，规划建设一个“方二十里”的“外城”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而且论规模，也与此役前后营建的东苑（周三十里）、西苑（周二十里）不相上下，甚至还小些。这让人怀疑，欲把“规立外城方二十里”的记述从㶟南宫原句中拆出，去另证平城“外城”的存在，似有过度推演，缺乏实据，不得已移花接木之嫌。

其次，关于柔然吴提果犯边，邑人避走“中城”条。引文中之“七介山”，地近云中，位于今内蒙阴山地区（约凉城县蛮汉山一带）。从七介山到平城，尚有三百余里，且中有泰常八年所筑长城，以及“一宫一苑两垣”之阻隔，即：豺山宫、鹿苑、北宫垣、平城外垣，此时也都已有了城围，其初衷都是为防御柔然而设。“三重城”论者，何以知其所谓“中城”，不是此四者之一，而非得去找“西宫外垣”来硬充！更何况，西宫外围能建方二十里之墙垣者，本已反证其不可能在宫城之内，更不可能夾在宫城和外郭之间。此类“硬充”之论，还须一驳吗？

第三，就常识来讲，如果平城在宫城和郭城之间真有一条所谓的“外城”亦或“中城”，那么，在理论上它就应该是首都雄纠纠气昂昂、最具标志性的“主城垣”，其象征意义当超过宫城、郭城。退一步说，假设㶟南那条“方二十里”的设计也是专为“主城”而做的，那么，到了太宗时代，该是这围“主城”竣工“亮相”的时候了！但是《魏书》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明确记载。而是在太常五年（420年）四月条，专门呼应了㶟南宫的建成：“丙寅，起南宫！”另，《太宗纪》泰常七年（422年）条还记录了“外郭”的筑成信息：“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这显然都与所谓的“外城”“中城”风马牛不相及！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所谓的“中间城垣”本就子虚乌有！

其四，关于平城外郭的记载，不仅見于核心文献《魏书》，还见于南朝（梁）史学家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南齐书·魏虏传》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其郭城东西八里，南北十里。” 此记表述极为清楚：环绕于宫城之南的，并非“外城”，而是明明确确的“郭城”。而且郭城呈矩形，东西八里，南北十里。这个规制与《魏书·太宗记》泰常七年条的记录有一些差异，但与现代研究的实测距离（从仅存的平城北垣遗址到明清南城墙）更接近，故更加值得采信。

其五，尤为精采的是，清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一1905年）期间，清朝研究《水经注》的专门家、湖北宜都人杨守敬，在他的弟子熊会贞襄助下，并结合清朝前贤黄仪、顾祖禹、闫若璩、胡渭、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董祐诚、汪士铎等学者对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成果和考证实据，绘出了巨典《水经注图》。这一源流来自北魏郦道元注文的重要图典，将北魏平城的城垣体系作为都城形制的典型案例绘出（同一单元中还绘有邺城、洛阳、长安等），图中，清清楚楚描绘出了北魏平城“宫城+郭城”的二重城垣及其它56条重要地标信息。这张地图用流传有序的古老元素与《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构成了千五百年的“互文”。这是一条铁证，而绝非孤证或后世杜撰。

综上五条，我们认为，平城所谓“三重城制”，实则是因核心文献记载的模糊性，而造成的一座“海市蜃楼”。多少年来，论辩各方都在为一重幻影般的“城垣”而劳神费力，其实它本不存在！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拓跋氏帝王会在短期内依照邺城、长安、洛阳的蓝本，建立起一座具有中原经典礼制规制和强大防卫功能的都城来，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超越时代的更新特的“模式”来。可惜，客观历史并非如此。相对来讲，能够揭示北魏平城城垣建设真实情况的，倒是那些从事实学研究的学人和来自北魏敌对方的记载。如《南齐书·魏虏传》载：“什翼珪（拓跋珪）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木末（拓跋嗣）始土著居处。佛狸（拓跋焘）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城邑。截平城西为宫城，四角起楼、女墙，门不施屋，城又无堑。”此段记载，出自敌对政权，所记或许会有一些贬损和轻蔑，但其具体描述应多基于使节之目击、商旅之传述及谍报之侦察，于关键数据上往往更具史料价值。考虑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特别是新建都城百事繁杂，轻重缓急，等客观实际，郦元之所云，《南齐书》之所记，杨守敬之所绘，或许更加符合平城前期的历史真实。

太宗以及世祖时代，平城都的战略性城防工程，除了“周回三十二里”的郭城，《魏书》卷三泰常八年（423年）条记：“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今属张家口），西至五原（今属包头），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世祖时代，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东起上谷（今怀来）西至于河（河套），广袤皆千里。”这两条“长城”除了担负畿内不受北方寇侵的任务之外，同时也起着与北方地区隔绝的作用。这表明北魏之国家意志已决心走向同中原地区实现一体化的道路。如此规模的两城，目的既备战当前，又顾及长远，这是当时最大的战略投入，所需国力可想而知，其意义当然也是划时代的。

杨守敬《水经注图》中北魏平城图



6.（里坊）里坊虽非平城建设中最先动工的工程，却是决定北魏能否在短期内实现其“北方中心城市”政治宏图最为关键的一环。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空前规模的人居安置。据相关的研究和统计，北魏王朝在迁都前后，通过频繁战争，动迁人口逾二百八十万。其中，出于各种政治、经济与文化目的被特迁至新都平城的人口，竟达百万之众。在短时间内令如此庞大的人口得到妥善安置，并使其转化为预设的生产力与统治基础，无疑是一项极其繁重且艰难的浩大工程。

既往研究多将平城里坊建设诠释为一项都城制度的革新，认为草原民族采纳中原人居方式，变“游牧”为“守土”，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然而，在笔者看来，平城里坊建设的首要驱动力，实为巨大人口压力下的现实诉求。百万新增人口多数来自太行山以东及黄河以西的汉族居民，欲将其快速安置并转化为服务首都的功能性群体，最佳且唯一的选择，便是实行里坊制。

由于中国古代史书写本质是“官人史”而非“平民史”，《魏书》等核心文献中对里坊的记载寥寥无几。目前可考的关键记载，仅见于上文“城垣”一节所引《南齐书·魏虏传》：“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其郭城东西八里，南北十里。”这段附于城垣之下的简略文字，揭示了平城里坊的三个基本事实：第一，平城东西八里、南北十里的外郭之内，除去公共设施全部用于建设里坊，以安置居民；第二，坊与坊之间开辟了必要的街巷；第三，里坊规模不一，或依据迁入群体的人数随机而定。此外，该记载与《魏书·太宗纪》中泰常七年（422年）筑平城外郭之事可相互印证，表明平城的里坊体系在明元帝泰常年间已基本成形，而非迟至太武帝时期。以上信息，构成了我们研究平城里坊的全部基础。

鉴于北魏平城真正里坊至今未有考古遗址现身，文献又极度匮乏，我们只能依据公认的人口迁入数据与上述有限记载，尝试建立一个推演数模：

①设定迁入总人口为100万。首先，将阴山旧部、盛乐班底及后燕战争幸存者约20万人，依游牧习俗安置于平北六镇及平城鹿苑，令其戍守；其次，将河北、山东、河西、甘凉迁来的汉族农户约50万人，按“计口授田”政策分散安置于京畿田亩，立户农耕；其三，将新纳士人、僧侣及各类官奴约5万人，随其主人安置于宫城、园囿与寺庙之中。最终，所余25万人，主要为掳掠而来的工匠、商贾（另加本地世家大族），需新建里坊予以安置。

②将这25万安置人口以户均5人计，得5万户。再依《南齐书》所载，以大坊、小坊折中，取平均值每坊208户，则共需建造 240坊方能完成安置。

③平城廓城总面积，据《南齐书》东西8里、南北10里，合80平方里。按1北魏里约合435米换算，约为15.1平方公里。

④ 在此总面积中，扣除宫城、园林、水系、道路、商肆等公共用地（参考洛阳模式，保守估计占比60%），则里坊实际占地为：15.1 × 40% = 6.04平方公里。在此有效面积内建造240坊，每坊占地仅0.025平方公里，直观呈现为一个边长约158米的正方形。在此范围内容纳208户人家，户均占地仅120平方米。

通过这一数模，我们可将文献中的历史碎片转化为清晰的空间结构。它揭示出：北魏平城居民生活在一种高密度的空间形态之中。每户120平方米的占地，须囊括其住房、院落及在坊内共享的一切道路与公共空间。这绝非闲适的“田园诗”，而是由国家力量强力塑造的、带有军事化管制色彩的聚居模式。平城里坊，正是这一“高压型”都城在空间组织上的终极体现，即典型的“编戶”。当然，这个“数模”仅仅是一种利用人口和土地基数所作的理论推演，真实的人居情况或许并非如此。事实上北魏统治者还有另一手“硬牌”可打，那就是组织大规模的集体劳役：如太祖时代建造鹿园、黄瓜堆副中心；太宗时代修筑郭城、两千余里北长城；世祖时代筑千里畿上塞围；高宗时代开凿云冈石窟；高祖时代的石窟续建和明堂建设，等等……这都是容纳数万人、十数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浩大工程，不仅可以有效消耗拥入首都的劳动力，缓解住宅压力。而且尚显不足，还必须继续通过战争手段再事劳力补充：战争一徙民一劳役一工程，这是帝国的“铁律”。是成就“伟大”的必由之路。

里坊模型

7.（御苑）御苑主要分布于宫城北、西、东三面，地处由平旷台地延伸至北部群山的缓坡地带。此地坡面如掌，沟壑平缓，植被丰茂，极宜营造苑囿。从规划设计看，此区域可视作宫城与北部广袤鹿苑之间的功能过渡带。初期或仅依其方位，泛称北苑、西苑、东苑，彼此互通，界限模糊，甚至可能允许平民进出。然随都城建设迅猛推进，尤其在天赐四年（407年）北宫垣（鹿苑南墙）建成，及至太宗时代，东西两苑亦相继划地筑垣，三苑终成皇家专属之禁地，与民间彻底隔绝。

日本学者前田正名在《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对平城三苑着墨甚多，考辨精深，字里行间不乏惊叹与欣赏。综合前田氏的研究与笔者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平城“三苑”原为鹿苑与南部城市之结合带，功能定位相对模糊。其后渐次向西、东两翼拓展，并分别自北垣墙两端向南延伸，终成包抄武周山东麓与白登山西麓的超大型园林。其间，西、北两苑紧密相连，东、北两苑隔如浑水相望，三者共同构成 “一体三苑，半抱平城”的独特格局，使山川形胜与人文创造水乳交融，形成风光绝佳的帝都气象。

分而述之：在初始时，西苑规模恐为三苑之最，其主体建筑为著名的西宫（后称洛阳殿），建成于天赐元年（404年）。前田氏考证甚明，曰：“西宫位于西苑之内，而非宫城之中”。太宗拓跋嗣极喜此宫，常居此理政，并最终于此崩逝。至泰常年间，西宫历经监国太子拓跋焘的大规模扩建，并筑起周回二十里的西苑围墙，规制愈宏。后又于延和元年（432年）拓跋晃被立为太子时，再度修缮，“分西宫三分之一”，建成新的“东宫”——两宫各备屯卫，新东宫，“亦开四门，瓦屋，四角起楼”，形成两宫并立体系（这个体系已预示了十年后那场“太武灭法”、“恭宗幽闭而亡”的政治风暴）。北苑之主体建筑为北宫（即崇光宫），建于皇兴元年（467年）至五年（471年）间。此处为献文帝禅位后之“太上皇”居所，见证了平城中期复杂的宫廷权斗（今此地有上皇庄、下皇庄村落，疑其名有所由）。北苑另一亮点则为虎圈，设于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乃收容各州所贡虎豹猛兽之所，兼具观赏与可控狩猎之功能（约在今卧虎湾一帶）。《魏书》载，文明太后冯氏曾伴显祖（献文帝）临虎圈，忽有逸虎几近御座，左右惊溃，唯太后神色不变，其场景之惊险，可想见当时观虎实况。东苑之主体建筑亦称东宫（非太子所居之东宫），建成于太武帝太延二年（436年），专门为东郊祭祖而设。它毗邻白登台——汉高祖刘邦曾被围之处。泰常六年（421年）明元帝又发“京师六千人，起自旧苑（鹿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围墙干脆把白登山也包围起来，这是三苑中建垣最早、且规模后来居上之苑，成为皇帝拓跋嗣彰显孝道的礼制之所。

此三处御苑与四座别宫，其兴筑年代与功能特色，恰如一把钥匙，为我们解锁了北魏平城在不同帝王统治下的政治焦点与生活图景。三苑原本皇家宫苑，后来贵戚勋臣也有凭恩旨入居者，如北苑中之“白马城”（今名），即疑为重臣“白马公”崔浩之居处。可想而知， “一体三苑，半抱平城”的独特空间格局，是何其极美尊贵。在即，足令时人仰慕。于今，也可使平城跻身中国最美古都之林，让人无限感叹。

御苑风光

8. （水系）北魏平城的水系，不仅是维系都城生存与繁荣的命脉，亦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族群在入主中原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精神寄托。此水系巧妙融合自然河流与人工渠网，构成一套复杂而高效的系统，堪称中古以前大型都城水利工程的典范。平城水系之骨架，由《水经注》所载两条河流支撑：源出北山的如浑水（今御河），与自西山而来的武周川水（今十里河）。如浑水作为城东干流，穿廓城而过，流经宫城东侧，主导城市生活、南郊灌溉及东苑供水；武周川水则凿渠引向西北，然后亦向南穿行，成为西苑、鹿苑、北苑及宫城西部的核心水源。

迁都之后，北魏王朝对自然水系展开大规模改造和整治，形成“引、注、分、绕”的立体水网。《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二年（399年），“以所获高车众起鹿苑……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此乃平城最早、最关键的水利工程——沿西北山脚凿渠，引武周川水入苑，再疏为三沟，构建起城市西北部的自流供水网络。该体系既满足鹿苑的南部景观与畜牧之需，亦分流宫城内外，为宫廷及周边区域提供生活与消防用水。《南齐书·魏虏传》曾载北魏宫城初建时“门不施屋，城又无壍”，形制简朴，未设壕堑。然而至《水经注》时代及后世研究皆表明，宫城四周已有水流环绕，兼具防御之功与漕运之便。与此同时，如浑水亦经人工疏导，其枝津被引入北苑，汇潴采凉之北、红娘之南的清泉，改造白杨旧泉而为著名的灵泉池，成为皇家游赏的核心水域。由此顺流而下，永兴五年（413年）二月开凿鱼池，泰常元年（416年）十一月筑蓬台，至泰常四年（419年）台上宫殿（白楼）竣工，遂使都城东郭内碧水如带，化为时人向往的“蓬莱仙境”。郦元云：“南面旧京，北背方岭，左右山原，亭观绣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

尤值称道者，在于平城水系并非孤立存在，而为一有机整体：一是水源互补：西有武周川水，东有如浑水，双流并济，共为城市命脉。二是功能分区：武周川水系统，偏重西苑、鹿苑与宫城西部，服务于宫廷及里坊日常；如浑水系统则主司北苑、东苑与郭城东部之园林、生活，并承担南郊农耕灌溉。三是水网互通：凭借人工渠系，将东西二水连为一体，于宫城、苑囿与里坊间织就密布水网，终在城南合流，南注桑干。四是因势利导：平城位在西北高东南低的缓平坡面之上，河渠亦因其地势，畅而不滞。旱时以自然泾流闸而用其利，洪涝之际则开闸泄其害。此一宏大水系网络，实为北魏王朝维系百万人口大都运转、并营造辉煌园林之根本保障。其规划与实施，亦充分展现出北魏国家卓越的工程组织能力与宏阔的都城营造视野。

平城水系示意图



9. （道坛）北魏开国之初，为调和胡汉矛盾，奉行佛道并用的国策。道武帝晚年“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魏书·释老志》），其尊道立场，为后世诸帝所承袭，明元帝时期，“泰常三年，为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依五行数，各为方坛四陛，埒谴三重，通四门。以太皞等及诸佐随配。遥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余四帝，各以四立之日”（《魏书卷三·《太宗纪》）。“五精帝”即东方太皞伏曦氏、南方炎帝神农氏、西方少昊金天氏、北方黑帝颛顼氏、中央黄帝轩辕氏。其祭祀之说，约始于汉之谶纬之学，故亦为早期道教所推崇。奉常三年（416年）北魏朝廷举行此类祭天活动，说明其受早期道教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这种影响就更加深刻了。泰常八年（423年），明元帝崩，太武帝即位。嵩山道士寇谦之携其所造《录图真经》北上平城，诡称得太上老君玄孙李谱文亲授，意图重振北方道教。他献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提出一套契合帝国统治需求的教义改革，经重臣崔浩极力举荐，终得太武帝“青睐”。

北方天师道的春天由是而至。太武帝尊寇谦之为“国师”，新天师道在朝廷支持下臻于极盛。《魏书·释老志》载：太武帝“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此条明载，平城东南之道坛，乃寇谦之抵京后由国家敕建的最高规格官方道场，享有国家俸给编制。其始建时间，当在寇谦之初至平城的始光年间（424-428年）。据载“其庙阶三层，四周栏槛，上阶之上以木为圆基……上圆制如明堂”，属典型坛式建筑。关于其址，学者力高才据《水经注》考定于如浑水东，今马家堡、曹夫楼一带。除斯坛外，京城另建有静轮天宫。《魏书·释老志》谓“必令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寇谦之曾奏言：“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意在使太武帝以“太平真君”身份临御天下，奉天师道为国教。故可推知，静轮宫之兴建，当在太平真君年号初启（440年）之后。其位置，亦采信力高才所考，位于前述道坛东北之牛庄一带。关于形制，郦道元称其“台榭高广，超出云间”，然在当时物力条件下，此“欲令上延宵客，下绝尘嚣”之构，实属宗教狂想。太子拓跋晃即曾谏言：！此言已暗藏朝中对过度崇道的批判，静轮宫终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毁，早已埋下伏笔。

道教是与大自然联系最紧密的宗教，寇谦之除了推动朝廷在京近建立宏大道场之外，对名山大川的祭祀机构的建设亦在其盘算之中。《魏书·礼志四》载，太延元年（435年），北魏朝廷正式“立庙于恒岳、华岳、嵩岳上，各置侍祀九十人，岁时祈祷水旱，其春秋泮涸，遣官率刺史祭以牲牢，有玉帛。”这就是说，在太武帝时代，北岳恒山上确定无疑地存在道教的祭祀机构。这是一个带有90人编制的“侍祀“常设机构”，“岁时祈祷水旱”，“春秋泮涸”时节，专伺皇帝或朝迋派专员来举行祭祀北岳大典。由此联想到北天师道当时进行的是一次以“音诵”之名整顿教纲的改革，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恒山脚下浑源县城北神溪湿地那座名为“律吕”的祈雨神祠（始建于北魏），就是当年“恒岳”朝廷侍祀庙建的山下部分。

我们不能不说，寇谦之的北天师道在皇帝拓跋焘和重臣崔浩的加持之下，来得太过“猛烈”了。致使这场改革的思想成果，被意外引发的血腥的灭佛运动所完全覆盖。其结果是人所共知的。先是“太武灭法”（444年），后是“文成复法”（460年），政治变脸，弹指之间。不光佛教横遭劫难，或死或逃，风吹云散；皇太子被诬谋反，忧郁而终；道教亦遭冷遇，星冠弹落，寇谦之愔寂故去；崔浩亦未幸免，突陷“国史碑案”，惨遭灭族……在公元5世纪的历史逻辑之中，或许只有一个例外：大劫43年后——太和十五年（491年）这一年正是孝文帝拓跋宏“建明堂”、“改太庙”，进行汉化改革最关键的年份。平城东南的大道坛也飘来一纸诏书：“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稀，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干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戶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魏书·礼志》）”此诏中对于平城人居情况的描述，与我们在上文“里坊”节中用数模推演出的数据恰是一种相互印证。当然也可能存在道教失宠失势的因素在内，但无论如何，在静轮天宫消匿之后，曾经大红大紫的道坛也与大都会告别了。历史的结局常常是前因的悖论，经多路专家的考证，迁到恒山中的道坛（崇虚寺），就是今天闻名遐迩的建筑巨珍悬空寺。虽然仅存此一脉，但峥嵘而崔嵬，犹显其“欲绝尘嚣”狂想中的风采。

恒山悬空寺

10. （佛寺）与道教相较，佛教在北魏平城的历史中虽曾付出沉重代价，然其主导意识形态之时序更长，所创造之物质与精神文明亦更为恢宏。《魏书·释老志》载，道武帝于定策迁都之始（天兴元年，398年），便下诏申明国策：“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法，信可依凭。”遂“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当年即“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由此可见，国家宫城初建之时，皇家佛寺已同步兴工。考其规制，这座后世所称之“五级寺”的伽蓝，乃模仿印度灵鹫山（耆阇崛山）与须弥山意象，以“五级佛图”为核心的“塔主式”佛教寺庙群，而绝非事急从权的草率之作。据此可推知，当时应诏而至的河北高僧法果（为首任“道人统”），或曾驻锡于兹，甚至主持过此寺建设。正是此段因缘，缔结了拓跋珪与法果间的政教同盟，孕育出“皇帝即是如来”的北魏佛教政治理念，自此改写了中国汉传佛教之进程。关于五级寺址，已故学者殷宪先生据清初茅世膺碑记“今华严寺，北魏时就建有寺院”，推测其即后世华严寺前身，笔者从之。

拓跋珪与法果所奠定的政教同盟，作为北魏王朝之核心遗产为后世诸帝所承袭（太武帝前期亦崇佛）。若论其物质遗存，平城时代予后世最宏大者，莫过于云冈石窟。云冈之凿，始于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然思想和技术准备早已展开。兴安元年（452年）复法后，文成帝即诏令“有司”，在道人统师贤（古代印度罽宾王族出身的僧人）指导下，模仿皇帝相貌（“令如帝身”）雕凿石像。像成则“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时论以为诚感。至兴光元年（454年）秋，更敕令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待此义理与技艺储备完成，旷世工程方正式启动。

《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此即云冈一期“昙曜五窟”。伟大的云冈石窟，迄今已历一千五百六十余载，现存主要洞窟45个，造像五万九千余尊，乃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其本质是国家佛教“复法”之宣言，亦即“皇帝即如来”理念最宏阔的体验场，和佛教造像艺术中国化的直观展示区。其显著特质在于纯粹的皇家工程属性：以举国之财力，云集之役匠，加持着西来法驾、东润佛雨，建一座石壁上的佛国。主体工程集中于文成帝至孝文帝迁洛前（460-494年）的三十四年间。其艺术灵魂，融古希腊之写实、印度佛教之哲思与华夏王朝之气度于一体，磅礴瑰丽，无与伦比。亦深刻体现了北魏王朝衷于文明、乐于融合的国家意志。

云冈工程贯经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其间，文明太后冯氏作为北魏前期改革的主导者和石窟建设的关键推动者，深刻影响了这一历史时期。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禅位于幼子孝文帝，此实为冯太后主导的权力和平转移。逊位后的献文帝（太上皇）移居北苑崇光宫，朝廷依其“雅薄时务，常有遗世之心”的性情，特于苑中西山为其建造鹿野石刻佛图（今大同城北鹿野苑石窟），以供清修。此亦属皇家石窟系统，可视作云冈之余脉。

自文成帝复法，北魏全域佛教迅速升温，尤以平城为甚。据《魏书·释老志》，至孝文帝太和年间，“平城内外寺院已近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全国寺院计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余人）”。其时都城，除武周山石窟寺外，殿塔林立，其中永宁寺尤为翘楚。《魏书·释老志》载，皇兴元年（467年）八月，“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永宁寺七级佛塔，堪称平城后期最宏伟的佛教建筑，亦是承袭汉魏楼阁式塔形制的典范。郦道元在《水经注·漯水》中有一段非常精采的描写：“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其水（如浑水）俱南绕城，西出郭外，水西有祗洹舍，并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南，径藉田及药圃西、明堂东。又南径皇舅寺西，是太师昌黎王冯晋国所造，有五层浮图。又南径永宁寺七级浮图西。又南远出郊郭。又南注于漯水。”郦道元的描绘再现了当时平城内外“神图妙塔，桀峙相望”的佛教昌盛气象。其中特别提到了由冯太后之兄冯熙所建的 “皇舅寺”中的五层浮图和永宁寺的七级佛塔交相映辉的壮观景况（据此可知两寺两塔均在平城郭城东南）。反映出北魏后期，皇家，外戚勋贵积极参与建寺，推动了平城佛教全面繁荣的局面，史料价值异常珍贵。

云冈石窟石雕艺术

11.（明堂）北魏平城礼制建筑之营造，始于道武帝南郊祭天，而极盛于孝文帝太和年间之全面鼎革。此番革新，由内而外，贯通宫城与郊野：于内，废立宫阙，确立新制；于外，创筑明堂，订立郊礼。二者共同构成了北魏在迁都洛阳前，于其根本之地完成华夏正统转型的终极空间宣言。

宫城内部的变革，猛烈而彻底。太和十六年（492年）二月，孝文帝下诏“坏太华殿，经始太极殿”。拆除旧日正殿太华，在原址兴建象征宇宙秩序的太极殿，并附建朝堂及东、西堂。此举绝非简单的宫殿更新，而是以儒家经典理念重塑国家权力核心的空间革命。紧随其后，宫城城门制度亦得以完善，太和十六年于宫城夹建中华门、承贤、云龙、神虎、东西掖门、乾元、中阳、端门等九门。特别让人欣喜的是，杨守敬《水经注图》中的《平城图》中明确标注了这宫城九门。前二门：中华门（正门）、承贤门（东偏门）；东二门：云龙门、东掖门；西二门：神虎门、西掖门；北三门：乾元门、中阳门、端门；终让平城都的城垣体系的城门系统有了浓墨重彩的结笔。当然还留有遗憾，那就是外廓上的十二门终无定论。传为：建春门 、东阳门、南侧门（名称不详）；开阳门、平昌门、朱明门、中端门；雍门、中部门（名称不详）、金肃门； 广德门、大夏门。因无可靠出处，终不敢尽信，权列于兹，留作备考。

当宫城中枢焕然一新之际，南郊礼制区的宏大工程亦同步达到顶峰。其核心即为辟雍明堂。太和十五年（491年）四月，孝文帝下诏“经始明堂，改营太庙”。面对古制湮灭的争议，拓跋宏采纳中书令李冲之议，以“去都邑之中心，测景（影）之中”的科学方法，于都城南北中轴线上定位明堂，其制“上圆下方，引水绕壝”。太和十六年正月明堂告竣，孝文帝即“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至此，明堂“祭天配祖、象天布政”的国典地位已完全回归中原古制。拟江河之纬，环辟雍而制历，与明堂二位一体，构成完整的礼制建筑群。而在此南郊宏构之前，象征文化学统的国立孔子庙已于太和十三年（489年）率先完成于“京师”（具体位置失考）。同时将“中书学”更名为‌“国子学”，在体制上奠定中央教育体系之基础。‌‌此乃中国历史上首次于都城敕建国家孔庙，其意义之深远，不亚明堂。

纵观太和十三至十七年这关键五年，孝文帝的营造活动呈现出清晰的文化战略布局：太和十三年立孔庙，树文教正统；十五年始建明堂太庙，立天地祖考之礼；十六年成太极殿于大内，健全君臣公府之制；十七年建九门于宫城，终完皇都之体表。这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孔庙）、到礼仪核心（明堂）、再到权力中枢（宫阙）与都城框架（城门）的、系统性、全景式的都城改造。最终，中轴线上，崭新的太极殿朝堂与南郊的明堂辟雍，一内一外，构成了北魏平城晚期都城的“双极”：一极是人间的政治中枢，另一极是通天的礼制圣地。它们与同期确立的“九门”宫城以及“十二门”外郭格局共同宣告，平城已完全褪去草原都城的旧色，成为一座符合华夏礼乐文明理想的“天子之都”。孝文帝“光宅中土”的抱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通过这片空前绝后的营造，得到了最圆满的实现。

大同北魏明堂（新建）

12.（陵墓）鲜卑之族葬俗尚俭，自来山陵沉寂。“金陵”之名，虽见之于史册——如，道武帝天赐六年，“葬盛乐金陵”；明元帝永兴二年，“葬云中金陵”……但“金陵”二字仅泛指通云，实与汉地皇陵，取义相殊。然而，自定都平城后，改革之风，渐吹渐劲，陵寝之制也鉴汉俗，亦步亦趋。平城时代最显赫之皇家陵寝，不在帝王，而在临朝称制、推动江山鼎革之文明太后冯氏墓，名为永固陵。

永固陵，择于方山（今大同北寺儿梁山）。《魏书》载，太和五年，“陵寝始建，太后亲携孝文帝登临山阜，规度万载之所”。其格局，已全然汉家气象：陵园呈方形，设思远佛寺于前，石砌祭殿遗址犹存，冢丘巍然，至今残高尚达二十余米。地下玄宫虽未发掘，然据《水经注》载：“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具在”，可见其规制崇隆。最可注目者，乃陵园与佛寺一体规划，佛教建筑纳入皇家陵制，此为北朝首创，映照太后崇佛与汉化并举之胸襟。永固陵不仅为山石土木，更是文明太后一生功业之丰碑：自献文帝时临朝听政，至太和十四年崩逝，二十余年间，她以铁腕与明睿，重塑北魏江山：政治上：整饬吏治，严惩贪腐，“罢诸州綦贡”，颁行俸禄之制；使北魏始有官制典章。经济上：行均田令，计口授田，使游牧之民安于稼穑；弛山泽之禁，督课农桑，“农民布于田垄，桑妇勤于纺绩”。平城宫室街衢，多在其时完备。罢关津之禁，促商旅之兴；建明堂、辟雍、灵台，摹洛阳而制礼作乐，故谥号为“文明”。冯氏之治，实为孝文帝全盘汉化之先声。其陵墓坐北朝南，遥望中原，似喻示着北魏王朝将从代北走向河洛的历史轨迹。

太后既殁，孝文帝于永固陵东北一里，自营寿陵，号“万年堂”。其冢略小，亦为砖砌，形制仿永固陵而稍俭。此或是孝文帝初时愿为祖母“长侍山陵”之愿的见证。然而历史洪流终不可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决意南迁，平城陵域自此再无新冢。“万年堂”竟成平城时代帝王陵墓的终结，而“万年”之愿，亦随南迁之诏，化作塞北长风中的一声叹息。永固陵、万年堂、思远佛寺——这三组石土木砖的沉默存在，构成了平城时代最后的纪念碑群。它们铭记着一位女性改革家的雄才，预告着一个王朝文化转型的决绝，也昭示着生死礼仪从胡风到汉制的完成。

方山永固陵

历史的风吹过平城的城垣，挟来鲜卑铁骑的烟尘，也卷走了一个新生王朝的鼎沸人声。北魏平城——在南北朝宏阔的历史叙事中，本就作为一座过渡性的融合之都、一个军政合一的策源之地而存在。当它完成近一世纪的使命之后，自然要将它的主人——那个怀揣理想、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在抉择、阵痛与重生中䟡砺前行的足迹，深深镌刻进时间的岩层。平城的故事，或许随着宫阙冷落而告一段落，但它的尾声却在南迁的烟尘里、在边镇重燃的烽火中、在后代文人墨客的追忆间，延绵成一曲苍茫的挽歌，低回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永恒慨叹。

北魏平城在时间隧道中消失了，但它所奔赴的民族融合精神却与世长存！

2026年元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