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的高中生活

宁宁

1973年摄于嘉兴五中新建的教学楼前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我们当年的高中生活

张燕宁

（一）

在原群力中学，“文革”时改为“革命中学”，之后又更名为嘉兴第五中学，初中两年半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我们那时正好轮上春季班改为秋季班，因此我们上了两年半的初中。在1972年的7月，我和班里的一些同学都初中毕业了。由于受“文革”停课闹“革命”和学工、学农、学军等的影响，虽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学到的知识真是少的可怜。

当年，由于我们班级里有些同学的年龄偏小，都不到分配工作的年龄，就只能继续留在本校读高中。那时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要读高中的人是很少的，大家只想早一点分配工作独立生活，为家庭减轻一些生活负担，因此，要求继续求学的人大部分都是与我相仿，年龄偏小还不到分配工作的人，当然也有例外。我们初中班中就有我、吴朝生、龙海鹰、严建忠、傅春香、沈建华、姚美珍、张妙玲、焦微娜、吕维等。当时读高中是不需要考试的，也不看你初中时的成绩如何，其实那时我们也没有什么考试，哪来的成绩，只要家长同意，自己再写一张申请表交给班主任，学校自己一审批就行了，不像现在有严酷的中考。但所谓的“政审”，要求还是挺严的。我们初中班级中有一位同学叫张维庆，他平时很文静，学习成绩也不错，就是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嘉兴民丰造纸厂的一个高级工程师，因而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划为“臭”知识分子，当时正被打倒“改造”，学校的“政审”没有通过，就使他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我们很为他感到惋惜。我们学校当年初中同一届毕业的有四个初中班，后来由本校毕业的一部分同学和嘉兴二中毕业来我校读高中的一部分学生为基底，再加上部分从其他学校转入我们学校的学生，合并成两个高中班。我们初中毕业的一部分同班同学，有幸又成为了高中的同班同学。在高中的学习中，我和吴朝生由于是近邻，每天的上下学仍与初中时一样，经常是结绊同行，共同度过了二年半的高中学习生活。我们当年被安排在高中的（2）班学习，班主任是教我们语文的姚秀娟老师。

1973年摄于杭州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二）

在读高中时，恰逢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我们学校也开始进行复课闹“革命”，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同时，社会上曾一度传言要恢复高考了，因此我们学习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高一时担任我们班级的班主任的是教我们语文的姚秀娟老师，她是一个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学生既严格又关怀备至的好老师，深受我们学生的爱戴。她的语文教学水平很高，在课堂教学时，精神饱满，语言富有感染力，尤其是在讲授鲁迅先生的杂文时，更是如此。考上大学后，在假期了里我曾经与同学们一起去探访过姚老师，并对她当年对我们的严格教育和辛勤付出表示诚挚的感谢。只可惜姚老师英年早逝，开追悼会时，当年的高中同学虽然也通知了我，遗憾的是由于我那时刚调到嘉兴市第三中学不久，担任班主任，那天由于自己正好有课脱不开身，没能前去送恩师最后一程，只能委托同学帮我写了挽幛并送了花圈，每每想起深感歉疚。

当年教我们数学的李振华老师风华正茂，他刚从北京的重点中学调到我校任教。李老师讲课条理清晰，板书工整，使我们原先对数学不感兴趣的许多同学改变了看法。我和吴朝生及班中的其他同学学数学的兴趣高涨，数学成绩一下子提高了一个档次。那时的学习几乎是没有教学参考书的，要使自己的数学成绩得到提高，主要是要听懂老师讲的课，并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课本上的作业，并能适当的延伸，那时试卷也不是很难，要在考试时取得一个满意的分数还是不难的。在高中求学的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在李老师身上学到了许多，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对待工作的严谨和认真方面，他一直成为我工作中的榜样，正所谓早年之师，终身受益。最近从同学中得知李老师近期也因病逝世，再也不能与他相聚，聆听他的教诲，实在是一大憾事。

当年教我们英语的王道老师，他是从嘉兴一中调来我们学校的，他的英语发音纯正，听他读英语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他刚教我们班时，发现我们的英语水平极低，原先各个老师教的英语发音都不正确，因此王老师就从教我们英标着手，从最基础的地方教起，为我们今后的英语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课改由新调来的杜文斌老师执教，还担任过我们的副班主任。杜老师的英语笔译能力很强，过去曾担任过报刊的编译工作。他教学耐心细致，为人温文尔雅，课余还会与同学们聊聊天，讲一些他以前工作的一些经历和趣事，他也同样是一位倍受同学们喜爱的好老师。由于杜老师的发音不是很纯正，因此在朗读范文时，他经常叫我们班里的俞卫东和孙忠豪来领读，因为他俩都曾跟着上海的广播电台自学英语多年，发音很标准，听他俩读英语简直是一种听觉享受。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俩先后考上了大学，学的又都是以英语为主的专业。

还有在高二时曾教过我们政治的金水木老师。那时他刚调来五中，上课时，他板书工整，写得一手刚劲俊秀大气的新魏体。金水木老师每次写好板书在等我们记笔记时，总喜欢站在黑板的一侧，仰脸得意地侧脸斜看着自己刚写的板书，就像是在欣赏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他的这个姿势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儿时同住在商业宿舍的朋友施希，插队回城后被安排在五中的总务处工作，后来娶了金老师的女儿，成了金水木老师的女婿。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另外，还有教我们物理的邱卫华老师和教我们化学的胡再春老师，他们上课时语言幽默，工作认真负责，非常敬业，同样为我们今后的学习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唯一的遗憾就是由于在“文革”期间学校的各种活动太多，直至我们高中毕业，物理和化学各四册课本，我们还各有两册没有上完。物理课和化学课上，由于学校没有配置做这些实验的器材，按要求做的老师的演示实验和学生的动手操作实验都没有做，给我们今后的高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还有教我们体育的狄长儒老师，他在体育课的教学中，精心设计每一堂课，不论是体育的技巧还是体育的理论方面，都使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高中二年半的学习中，在文化课方面，我最感兴趣的是数学与英语，而吴朝生最喜欢的是语文、历史与地理。

摄于1973年少年路上老五中校门口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三）

在读高中时，由于我与吴朝生上学同路，因此我俩经常一起结伴上下学。由于上学时我要路过他家，我俩仍与初中时一样，每天都是我到他家去约他一起去上学。下午上学时，有时我到他家里的时间比较早，我们俩有时在一起做作业，或看看课外书，或聊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我们上学一般都是掐着时间去的，同学们都知道只要我俩一进教室，过不了一会儿上课铃准响。我们俩每天能准时到校，这主要得益于在我们途径上学的少年路上时，都要路过毗邻塔弄口的一家酱油店，在这家店的柜台内有一只闹钟，它走时精准，被我俩戏称为标准钟，它陪伴着我俩度过了五年的中学生活。

在我的记忆中，我俩曾有过唯一的一次上学迟到的经历。那是在高一的下学期的期中考时，下午考政治，我提前到吴朝生的家里约他。因为时间还早，我俩就一起把下午要考的政治再背诵了一下，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俩就满怀信心地去学校参加考试了。在去学校的途中，遇到了一件什么事情，耽误了一点时间，等我俩走到酱油店看里面的标准钟时，发现时间已经晚了，估计考试要迟到了。于是，我俩赶紧加快脚步向学校赶去，等我俩匆忙到学校时，班里的同学已经在参加考试了。由于迟到耽误的时间不多，监考老师也没问我俩迟到的原因，就让我俩赶紧参加考试。由于考试的内容不难，而我俩又复习充分，把要考的内容已全部理解并背出，所以在考场上原本需要90分钟的试卷，我俩只花了1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答完了。因为是考文科，题目都是自己复习后记牢的，也没有检查的必要，我俩在考场内相视一笑，就先后交了试卷走出考场。对于我俩的表现，同学们都觉得很奇怪，但对于我俩来说却还是蛮自豪的。待成绩公布后，这门政治学科我俩都取得了较高的分数，班里的同学很羡慕我俩。

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的少年路早已拓宽和改建，当年的那家酱油店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每当我路过那一段路时，总会勾起儿时的回忆，怀念那陪伴我们度过中学时代的那一只“标准钟”。

1973年摄于嘉兴市南湖的湖心岛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四）

在高中的学习中，我一度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主要还是要归功于我的课外阅读。在我们上高中的年代，是没有什么参考书的，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文革”前的高中的教课书，那些书的内容比“文革”时的教课书内容要丰富得多，习题也多。那时，我哥在民丰造纸厂工作，那里每天都有许多抄家或收购来的废旧书要重新回炉，被打成纸浆，其中就有许多教课书之类的。我就托我哥在那些要回炉的书中，挑捡了几本“文革”前老高中的教科书。拿到这些教课书后，我就配合教学进度，一边学一边做书中相应的习题。由于我比别的同学看的参考书多，做的习题也多，数学成绩自然就要比班里的其他同学要好一些。

那时，我父亲给我们买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丛书，我对有关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内容特别感兴趣，尤其是一些公式的来源和推导等。记得，书中有一节内容详细介绍了有关体积的一些计算公式，其中特别讲了球体、台体、柱体、锥体等计算公式的统一记法，并被称为“万能公式”，看了之后，我深受启发，它减少了枯燥的死记硬背，提高了学习效率。掌握了“万能公式”之后，我第一个就告诉了吴朝生，并把自己的体会和记忆方法与他分享，这对他在数学的学习上也帮助不少。我与吴朝生俩人一起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在高中的这两年半的学习，为我们今后的考上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们读高二的时候，也即1973年时，社会上一度又在批判走白专道路，同时出了“张铁生交白卷”和“黄帅批师道尊严”等相类似的事件，使原本正常的教学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读书无用论”又充斥了整个校园。邓小平同志再一次被打倒，使得我们原本想通过高考上大学的愿望又一度落空。学校里的老师也不敢放开手脚抓教学质量了，怕被扣上走“白专”道路。在这样的压力下，教我们的老师仍然十分负责，按正常的教学要求给我们上课，因此到1974年7月高中毕业时，我们大部分的学科都能按要求上完，只是物理和化学各四冊书只上完了一半，这对我们部分同学能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先后都能考入大学帮助极大。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五）

读高中时，在班级里我俩的学习成绩相差不太多，在理科上，尤其在数学上我略微比他强些，但在文科上，我与他相比就逊色多了。在我们家还在听嘉兴的有线广播时，他们家已经有半导体收音机了。因为，他的父母亲在那个年代都是属于有知识的人，尤其是他父亲，在部队里曾是有名的笔杆子。那时，在他们家里的墙壁上分别挂了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这在当年的一般的家庭里还是比较少见的。每当国内或国外有重大事件发生时，他们全家都习惯于在地图上去寻找这个地方。在他父母亲的熏陶下，他对地图上的各个国家和我国各省的位置及地理图形都了然于胸。有一回，在读高中时，有一次全校在操场上听传达中央文件时，我们坐着无聊，他就很炫耀地在我们的眼前，凭记忆在练习本上，把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默画出来，看得旁边的同学一楞一楞的，令我们十分佩服。这对他在“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时，选择考文科，并能考入北京的中央财经学院不无裨益。他们家里有许多藏书，内容很杂，在周末或假日，有时我与他在他们家，俩人一待就是半天，各自在书中徜徉，充分享受读书带来的乐趣。在我的心里，他的个性与我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文静温和，办事稳重，我活泼好动，贪玩，遇事冲动，但我们仍成为性格互补的一对好朋友。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六）

在“文革”期间，学校里经常要停课开展一些活动，每逢遇到这种活动，我们能不参加就尽可能不参加，有空就出去玩，或在学校的活动室里打乒乓球。有一段时间我、吴朝生、邹联民和刘建华等同学们都迷上了打乒乓球，除了上课，只要有空就抢占着学校的乒乓台，邀几个同学轮换着打球，有时连中午的饭都轮着吃，生怕乒乓台被别人抢占去。寒暑假也不例外，只要学校里有需要，就自告奋勇去值班，其实主要是可以在值班时打乒乓球。

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学校里不能打球，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有乒乓台的工厂、公司或机关里去打球。记得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当时禾兴路北端的嘉兴油厂和勤俭路上的嘉兴镇委，因为这两个单位里都有居住在我们商业宿舍大院里的人，进出比较方便，但有时也有我们被值班的门卫赶出去的时候。一般乒乓台都摆放在这些单位的会议室里，平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闲置不用的，而位置又在相对比较清净的地方。因此，能否进入门卫把守的大门，是我们能否打球的先决条件，我们只要能“混”进去打了，一般是不太会被发现赶出来的。记得我们当时要“混”进油厂去打乒乓球还是要动一点脑筋、花一点工夫的。那时，油厂的门卫对外人进出还是管得比较严的，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半拉子大的孩子。我们为了能顺利“混”进去打乒乓球，就得把自己包装一下，脸洗的干净些，头发梳理一下，衣服穿的整齐些。我们把乒乓球拍装入一只他父亲上班用的皮包内，我们俩，有时还有宿舍里的施希，我们三人带着包大模大样地径直向正对大门的厂长室走去，睬也不睬在一边瞅着我们发愣的传达室门卫。从传达室到厂长室要经过大约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我们一边走一边瞅着门卫，只要发现他稍一转身做事或与人说话，我们已不在他的视线范围内时，就赶紧躲入厂长室后面的乒乓室里。用这样的方式，靠耍一点小聪明“混”进去打球的把戏，我们屡试不爽。我与吴朝生俩人的乒乓球技艺在日益提高，同时也给我俩枯燥的课余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

那时，在班级里我们俩的年龄是最小的，个子也长得不高，因而在学校的停课“闹革命”的活动中，我们基本上是不参与的，是属于班级里的逍遥派，生活倒也快活惬意。我们与班中几个年龄相仿的同学，在课余时间经常结伴在一起玩耍，尽管他们中有的父母亲在运动中受到了冲击，但对孩子们来说却一点也不受影响，大家尽情地享受着属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快乐生活。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

（七）

高中毕业后，因为我姐和我哥已经参加工作，我就被街道里定位为“下乡”。由于我父亲因公病逝后，我每月领取国家给的生活补助，协议规定直至我能独立生活为止，因此，我一直待业在家。而此时，我姐插队后已上调安排在绢纺厂工作，我哥是新三届也已安排在民丰造纸厂工作，我被街道里定位下乡，因为有国家抚养，我就留在城里待分配。在待业的这几年里，看到同学和邻居们大部分都参加了工作或下乡，而我则在家中闲着，常常有一种自卑感，心里一直很压抑。我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里做了三年的“买、汏、烧”，不经意间使自己在家务活方面得到了锻炼，为今后的家庭生活作好了铺垫。在这期间，我也曾到一些街道的工厂里“偷”着去做过临时工，以此增加了一些社会阅历，体会到了做工和挣钱的不易。同时，吴朝生也曾通过关系托人先到一些街道的小厂里去打临工，后来到民丰造纸厂三车间做“开票工”，恰巧与我姐夫在同一个车间，并结交了工厂里的一些新朋友。在闲暇时，我有时也到他家里去，我们就聊一些各自感兴趣的事情和近期自己的一些工作情况等。有时他的父母亲也在家里，他们也会关心地询问一下我家的情况。这样的日子一直待到1977年9月，党中央恢复高考后，我们俩的生活从此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我被定位“下乡”，按当年的政策的是不能报考的，为了给自己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只能火速下乡。这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想不到真的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机会。我于1977年10月下乡，边劳动边复习，终于在第二年即1978年考上大学，从此开始了我崭新的生活。

我和吴朝生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通过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交往，在他父母和他的潜移默化下，使我得益匪浅，这对我以后的成长不无裨益，因此在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感激他们一家的。

大学毕业后，我们俩人工作的地方和经历各不相同，先后学习、工作、结婚、为人夫、为人父，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我们俩在临近退休和退休后，曾多次在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聚会上再次欢聚，聊起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感慨无限。我俩现在都已退休，孙儿绕膝，我们那逝去的青春不会再现，但当年的顽皮和幼稚，以及我们曾在一起共同求学时经历过的往事，在今天看来，又是多么的令人留恋和珍惜啊！我们热爱今天的生活，我们更热爱美好的明天。

2019年6月19日拍摄于隋唐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