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柏与石桥

笃定前行

神柏与石桥

劲草

这些年，闻喜城是长高了，也长开了。一座座立交桥、公路桥，如同巨人新生的、钢铁与水泥的筋骨，从大地上轰然立起，将小城的血脉贲张地拓展向四方。它们线条凌厉，气魄雄浑，是力士的臂膀，是时代的弓弦，绷紧了繁华与速度的鸣响。我常在道北西街(现“铂金宴厅”至靠近原县外贸局大门段)这座新桥的拱顶驻足，看车流如织，霓虹如瀑，确有一种“天堑变通途”的豪情在胸中激荡。桥，果真是路的飞跃，是此岸向彼岸最果决的奔赴。

然而，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向下探寻，向历史的深处滑落。在那一片由玻璃幕墙与广告牌交织的现代图景之下，我执着地搜寻着一个业已消失的坐标——南关古桥。它连影子也无存了，被后来者彻底地覆盖、吸纳，仿佛从未存在。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在每一寸被压实的地基之下，在潺湲了千年的涑水河幽暗的记忆里，更在一种比石头更坚硬的怀念中。那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四孔石拱桥，那位曾如彩虹卧波、可并行四辆马车的“沧桑老人”，真的就此沉默了吗？

我想，桥的意义，或许不止于沟通空间。真正的桥，是能在时间洪流中屹立的坐标，连接着过往与此刻，渡人，也渡心。而南关桥的魂魄，系于一个名字：可良。

据闻喜旧志，那位僧人是徽州人，法号可良，县人多尊称“观德师傅”。记载寥寥，却掩不住风骨：“有禅行，眉覆过目，面壁冥坐。”想来该是位清癯沉默的禅者，长眉覆眼，阅尽人间悲欢而神色寂然。然而，这位本可青灯古佛、静观红尘的僧人，却有一副迥异于同侪的脚板与心肠。他不喜闭门诵经，独独痴迷于在无常的世道上，为众生铺设一份坚固的“常”。修水头桥，筑侯马桥，他的功德已随车马远播。于是，当涑水河年复一年的溃决，成为闻喜南门百姓心头永久的噩梦与某些吏役社首眼中“年年搭，年年塌”的摇钱树时，六十余位乡绅的联名恳请，连同唐知县的亲口敦促，将他迎到了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这是为百姓种福根啊。”史料里记载他可良的这句话，平平淡淡，却重逾千斤。没有宏愿誓词，只是将一件造福的事，看作农人俯身播种一般自然。于是，工程肇始，万民响应，开山取石的叮当，号子声的激昂，曾是涑水河畔最动听的交响。可良和尚奔忙其间，眉宇间想必也曾掠过希望的曙光。

然而，现实的罡风，总比理想的蓝图更为酷烈。巨石的开采与运输，已耗尽了牛马的力气与匠人的耐心。更致命的，是随之而来的荒年。饥馑如同黑色的潮水，淹没了土地，也冲散了人心。“民以食为天”，腹中空空，何来力气搬运未来？那曾经喧嚣的工地，转瞬如潮水退去，只留下嶙峋的乱石与无言的河床，以及，茕茕独立的一个身影。

所有人都可以走，唯独他不能。因为那句“种福根”的承诺，已如一枚铁钉，将他牢牢钉在了这片河岸。匠人们如鸟兽散，他目送，然后转身，走向了县城东边的王远村大云寺。没有怨怼，没有宣讲，他选择了一种最笨拙、最坚韧的方式——做回一个农夫。他在寺院周遭垦荒，一锄一锄，向板结的土地讨要生机；一季一季，用汗水浇灌出救命的粟麦。打下粮食，换来微薄的工钱，再次雇人开石。运石的车马没了，他便自己备下两辆牛车，在寂寥的官道上，拖曳着沉重的希望，往返不息。

这是何等的孤寂与漫长啊！十二年，四千多个日夜。晨钟暮鼓是大云寺的，风霜雨雪是他的；春花秋月是路人的，开山凿石是他的。他像极了那位上古的愚公，孑然一身，却要移动一座名为“困厄”的大山。不同的是，愚公感动了天帝，遣神负山；而可良和尚，只能感动自己，以血肉之躯，一寸寸地砥砺前行。这期间，他或许会想起禅宗祖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训诫，但他所作的，早已超越了一己的修行，而是将禅心化作了普惠众生的桥桩。

终于，精诚所至，顽石点头。一府一州的官员也为这孤僧的伟力所震撼，文书屡下，饬令县衙协助。愁白了头的可良，脸上该有一丝如释重负的苦笑吧？在官府的助力下，又经四载寒暑，一座长百余米、宽十米、巍峨四孔的石桥，终于如长虹般，稳稳地落在了涑水河上。自此，天堑顿消，南北通衢。

按说，功成之日，便是万民景仰、香火供奉之时。可人性的幽暗，有时比洪水更难测度。桥成了，某些人“年年搭桥，年年搜刮”的财路也就断了。于是，怨言与诽谤，如同河边的瘴气，悄然滋生。他们忘了十六年不涉寒水的便利，忘了省下的数千两白银与无数夫役的苦楚，只盯着修桥过程中难免的摊派，将污水泼向那位付出最多的老人。

悲愤吗？定然是有的。那位“眉覆过目”、静坐冥思的老僧，此刻提起笔来，笔锋一定在颤抖，不是因力怯，而是因心痛。他将一腔赤诚与悲凉，镌刻成一方《可良告白》碑，毅然立在南关桥头，向着青天白日，向着过往黎民，也向着悠悠后世，发出震聋发聩的自我辩白与泣血诘问：

“此桥之修，皆因本县施主之设意，非僧图谋而创端……至今桥成之后，一十六年不搭木桥，不起城夫，民无费劳，何为害焉？”

他一笔一笔，算着经济账，更算着人心账：“全县通算省银若干？民孰知之？此桥本为便民，有益风俗，而今全县之诽谤，良反罪魁！”

字字泣血，句句锥心。最终，他将一切交付于天道人心：“上有青天明鉴，下有城隍监临，人心易昧，神鬼难容！”

这哪里是一个方外之人的告白？这分明是一位心血耗尽、反遭中伤的慈父的悲鸣，一位理想主义者面对现实粗粝墙壁的铿锵回响。碑文没有乞怜，只有坦荡；没有退缩，只有更坚硬的矗立。这石碑，于是成了南关桥另一座无形的桥墩，承载着人格的重量与历史的叹息。

可良和尚与闻喜的缘，不止于一座桥。旧志记载他“每遇天旱，祈雨辄应”。在他的《告白》中，亦提及“良在本县祈雨一十四坛，绝食恳祈，唯天可表”。想象那样的场景：赤地千里，禾苗枯焦，县令士绅束手无策。那位清瘦的老僧再次站出来，设坛祈雨。面前不是法器等物，而是一炉触目惊心的火药，引信上，插着一炷缓缓燃烧的香。他以性命为质押，向苍穹祈求甘霖。据说，每一次，都不等香火燃至炸药，大雨便倾盆而至。这传说固然神异，但那份“绝食恳祈”、与民同命的赤子之心，定然是真真切切，感天动地。清代乡贤、诗人崔沄曾有诗赞隐士，挪来形容可良的这片苦心，却也贴切：“此心匪石不可转，此志如山不可撼。拼将一滴颈中血，洗出人间清凉界。”他修的桥，渡人身体；他祈的雨，润人心田。

而他驻锡的王远村大云寺，更因他留下一段不朽的传奇。传说可良朝拜五台山归来，携回柏树苗一株，植于寺外。夜间忽问弟子树长否，连问三次，弟子惫懒，于苗上撒尿，随口答“长高了”。翌日惊视，树苗竟已成参天巨柏，唯被尿灼伤处，树皮无存，留下永恒的创伤。乡人骇异，敬呼为“神柏”，村名亦由此更易。又传可良功德圆满，天帝感召，遣仙翁接引。他虽心系红尘，终究身不由己，踏天梯而去，只在古柏枝干上，留下一只清晰的靴印，至今依稀可辨。

这传说多么意味深长！那棵“神柏”，不正是可良精神的化身么？一夜参天，喻其功德崛起之速、泽被之广；半面无皮，恰似他遭受诽谤中伤、身心创巨痛深；而巍然屹立、四季常青，则是其坚韧不拔、万古流芳的品格。明代大儒吕坤有言：“世间至坚者，非金铁也，至久者，非磐石也，乃一片赤诚为民之心耳。”可良之心，便化作了这棵柏树，在神柏村的土地上，将一种精神的年轮，向天空无声地铺展。

清初闻喜名士、曾襄修县志的李夔龙，在凭吊古迹后慨然赋诗，其中一句，我以为可作可良与神柏的注脚：“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僧伽一片石，千秋渡苦海。柏影森森处，犹见古慈悲。”精卫填海，矢志不移；可良修桥，功在千秋。那森森柏影，投下的不仅是荫凉，更是穿越时间的、古老的慈悲。

我站在昔日南关桥的遗址，今日车马喧嚣的十字路口。脚下是深埋的古桥基，身边是摩天楼宇的倒影。可良和尚的肉身，早已随天梯杳然，或许化作了星辰；他亲手修建的石桥，也已没入尘泥，成为城市发展的地基。看似一切都消散了。

但，真的消散了么？

那座桥，其实从未消失。它化作了闻喜人血脉里一种无形的“通过能力”——每当遇到困境，总会想起曾有一位外乡僧人，用十六年孤独，为我们开辟通途。那是一种面对阻隔时，不怨天、不尤人，只管低头“垦荒” “运石”的韧性。那神柏，也并非只是王远村的一处风景。它是栽在闻喜心田上的一棵树，每当急功近利的浮嚣之风掠过，它半面无皮的树干，便是一次沉默的警示：为民造福者，或许会受伤，但时间，终将为其辩白，使其长青。

桥是路的飞跃，而可良和尚，是以生命为飞虹，渡我们越过人性的浅滩与历史的峡谷。柏是地的坚守，而神柏的传说，是将一种舍己为公、忍辱负重的精神，扎根于这片泥土，使之生生不息。

暮色渐合，华灯初上。现代桥梁的轮廓被灯光勾勒得璀璨夺目，那是今日的辉煌。而我仿佛看见，另一座古朴而坚固的石桥，另一棵郁郁苍苍的古柏，正以另一种光，在闻喜的大地与天空之间，静静构建着另一重不朽的风景。那是我们的来路，也是我们内心不可或缺的坐标。

通衢广陌起新城，漫记南关卧波虹。

十六星霜孤影瘦，千重日月石心诚。

残碑字里痕犹烫，祈雨坛前烬尚温。

但见村头神柏立，依然青翠向苍冥。

一一这诗，或许不算工稳，却是一个后来者，站在历史的桥头与柏下，所能献上的最诚挚的祭奠与思索。桥会隐没，柏会老去，但那份“种福根”的初心，那份“人心易昧，神鬼难容”的铿锵，当如涑水长流，永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