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油馍里的细碎记忆

玉洁

窗棂外的日头暖融融照进来，我和大姑姐围在茶几前忙活。金黄的面团在掌心揉成圆润的剂子“啪啪”地拍成厚墩墩的圆饼，指尖一转戳开个小巧的洞。面坯入锅的瞬间，热油“滋啦”炸开，焦香裹着米香漫了满屋子，一下子牵出了尘封在岁月里的旧时光。

那是物质贫瘠的年代，油馍是逢年过节才能盼来的稀罕物。寻常日子里，粗茶淡饭尚且将就，更别提这般费油费面的吃食。唯有春节临近，家家户户才会郑重其事地筹备起来——泡米，是做油馍的第一道关卡。母亲提前一晚把选好的软黄米用温水泡上，等米芯吸饱水分、变得软糯，便捞出来放在筛子里控干，水珠顺着筛眼滴滴答答往下淌。

接着是把米碾成粉，这可是一家人最犯难的事。小县城的石碾子就那么几台，厚重的碾盘青黑发亮，碾轱辘碾过谷米时，“咕噜咕噜”的闷响能传老远。提前跟碾坊主人打好招呼不算，到了日子还得和街坊邻居抢着用，谁都想赶早把米粉碾好，偶尔也会为先后顺序拌几句嘴，末了又笑着互相让一步，终究是年关底下的热乎人情。为了占上这“宝贝疙瘩”，天不亮就得裹上厚厚的棉衣，围巾缠得只露两只眼睛，手套捂得像圆滚滚的棉桃，踩着路边的霜花往碾坊赶。把簸箕往碾盘上一放，这才算占住了位置，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腊月的天寒得钻骨头，泡好的米倒在碾盘上，没一会儿就冻在了青石板上，硬邦邦的像生了根。铁铲铲下去，“吱吱”作响，只留下几道白印。最后只能抄起斧头，一下下轻轻凿击，冰碴混着米粒簌簌落下，手冻得发麻，指关节僵得都快握不住斧头。遇上实在碾不烂的冻米团，便端到主人家的灶上，倒进锅里稍稍加热化开，冒着热气再端回碾坊接着碾。

碾米的活儿耗时长，冻得人手指蜷曲着展不开，大伙儿便在碾坊角落搭起一堆柴火。火光跳跃着，映红了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也烘暖了冰冷的空气。人们轮着班推碾子，谁冻得受不住了，就凑到火堆边烤烤手、搓搓脸，余下的人自动顶上，从不会有人催促。后头排队的乡邻也不闲着，有的搭把手拉碾绳，有的帮着扫碾盘上的碎米，还有的接过箩筛，麻利地把碾好的米粉筛进布袋里。袅袅青烟混着醇厚的米香，在碾坊里悠悠飘荡，刺骨的寒冷竟被这股子热乎的人情味儿烘得暖融融的。

米碾好了，筛得细腻金黄，捧在手里轻飘飘的，簌簌往下落——这是离油馍又近了一步，也是藏在年味里的满满期盼。扛着米粉回家，母亲早已将灶台拾掇得一尘不染。她小心翼翼地舀出米粉倒进铁锅，温火慢炒，手里的锅铲不停翻动，直到米粉泛起黄黄的小疙瘩，阵阵诱人的米香争先恐后地溢出来，才关火盛出。再把炒好的米粉舀出一碗，用滚烫的开水“哗”地冲进去，筷子快速搅动成黏稠的面糊，再把炒好的米粉掺进去，揉啊揉，直到揉成光滑的面团。

面团的发酵最是讲究，半点马虎不得。母亲把面团放进陶盆里，裹上厚厚的棉被，像呵护宝贝似的端到炕头最热乎的地方。炕火灼灼，暖意透过陶盆一点点渗进面团里，要足足发上两天两夜。这种发酵法子，邻里们都叫“佯发”，说是借着炕头的热乎劲，能把面里的甜分尽数激发出来。等面团发好，掀开棉被的那一刻，暄腾腾的面团鼓得老高，撕开一看，密密麻麻的蜂窝眼儿藏在里面，那股子清甜的米香顺着屋缝漫了一屋子，勾得人心里直发痒。

炸油馍，更是藏着一整个腊月的小心思。为了这事儿，父亲提前几天上山上砍来桃木柴、黑刺柴或柏木柴——老辈人说，这些木柴火焰硬、火势旺、不会溅火星，炸出来的油馍才更香更酥，还带着木头的清香气。那个年代，油比金子还金贵，多泼一勺都觉得是天大的浪费，因此炸油馍总要选在夜深人静时。天黑前，一家人就把该办的事都做完，柴火码得整整齐齐搬进灶房，连院里的尿盆都早早端进屋，生怕夜里来回跑耽误功夫。窑门要闩得严严实实，连一道缝都不肯留，老人们说，是怕风溜进来“吃油”，把这金贵的油气吹散了。

炕头的灯盏昏黄，满屋油烟缭绕，混着油香与米香漫成一片暖雾，我们一家人围坐炕上，说笑间手里不停捏着馍坯。姐姐们一边讲着新奇的故事，一边手把手教我和哥哥，指尖翻飞间，圆润的面坯便挨个摆好。我总把面饼拍得歪歪扭扭，洞也戳得要么太大要么太小，惹得姐姐们笑作一团。不服输的劲头涌上来，我攥着面团反复揉搓、拍打，总算也捏出了几分像样的模样。父亲是家里掌勺炸油馍的“总指挥”，他守在灶台边，眼睛紧紧盯着锅里的油，待油面微微冒烟，便把捏好的一盘盘馍坯轻轻滑进油里。“滋啦——”一声脆响，油花欢快地跳跃起来，馍坯在油锅里打着滚儿，渐渐染上诱人的金黄，香气顺着灶膛的热气愈发浓郁，勾得人肚子咕咕直叫，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炸油馍时，父亲总要在锅台边摆上一只白瓷碗，碗里搁上两个首次出锅、炸得最周正、最金黄的油馍——这是祭灶神。父亲会念叨几句：“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盼着灶王爷保佑油馍炸得顺顺利利，也期盼来年日子顺遂，家里能添几分油盐的宽裕。刚炸好的油馍还滋滋地滴着油，父亲舍不得浪费一滴油，便寻来一根长长的秸秆，把油馍一个个串起来，横放在锅耳上控油。油珠顺着秸秆缓缓滴落，“滴答滴答”全流回锅里，半点都没糟蹋。

祭过灶神，剩下的油馍就成了我们几个孩子的囊中之物。烫得直甩手，却舍不得放下，一边对着油馍吹着气，一边小心翼翼地小口咬下去——外皮焦脆得掉渣，“咔嚓”一声，内里却软糯香甜，带着米香的甜丝丝漫在舌尖，满嘴都是年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

但我心里最惦记的，是炸完油馍后的那锅粉汤。母亲早把切得细细的豆腐丝、泡发得饱满的木耳和细滑的粉条备妥，等最后一个油馍出锅，便把这些食材一股脑倒进炸过油馍的锅里，添上清水，慢火咕嘟着。豆腐吸饱了油香，粉条煮得软糯入味，木耳脆嫩爽口，满锅都是浓郁的香气，顺着锅盖的缝隙往外钻，勾得人魂不守舍。

只是炸油馍的工序太过繁琐，往往要忙到后半夜。我们小孩子起初还兴致勃勃地围着灶台转，捏着小面团在掌心钻洞、玩花样，可困意终究抵不过，眼皮子越来越沉，脑袋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就趴在炕头睡着了，嘴角还挂着甜甜的笑意。

第二天醒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拽着姐姐问：“你们喝粉汤咋不叫我？”母亲总会笑着拍拍我的肩，眼里满是宠溺：“憨女子，你昨晚喝了两大碗呢，喝完倒头就睡，喊都喊不醒，小嘴巴还吧唧呢。”我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却半点记忆都没有。是梦里迷迷糊糊喝了，还是家人怕我馋，故意哄我？如今想来，早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那一碗藏在深夜里的粉汤，和那一盘金黄的油馍，曾是我童年里最向往、最难忘的人间至味。

炸好的油馍，除去分送邻居亲戚的那份，母亲会仔细码进一口大缸里，用盖子盖严缸口，还会压上一块石头，生怕跑了香气。那些金黄的油馍，能从腊月一直吃到来年二月二。就算缸底见了浅，母亲也会把剩下的油馍仔细收着，非要留到二月二龙抬头那天，让我们就着葱花炒鸡蛋吃，才算把年的味道彻底吃完。缸太高，我们踮着脚尖、蹦蹦跳跳也够不着，机灵的哥哥便找来铁丝，弯成一个小小的钩子，趁大人不注意，悄悄伸进缸里勾出两个油馍。我们攥着油馍，偷偷钻到墙角，你一块我一块，吃得满嘴碎屑，手指上都沾满了油，还不忘舔一舔。听见母亲念叨“咋油馍少得这么快”，便赶紧捂紧嘴巴，装出一脸无辜的模样，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怕被她识破这小小的“诡计”，心里却偷偷乐开了花。

如今日子越过越红火，油馍早已不是过年才能盼来的稀罕物。街边店铺随时能买到刚出锅的，自家想吃，超市里有现成磨好的面粉，再不用为碾子的事发愁，买回家揉面下锅，转瞬就能解馋。可晚辈们总说，油馍太油太腻，不如蛋糕清甜，不如炸鸡酥脆。看着孩子们对着金黄的油馍皱起眉头，我总会愣神——他们哪里懂，这油馍里裹着的不只是米面油香，更是一代人的期盼、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是岁月沉淀的暖。

买来的油馍再酥脆，也抵不过记忆里一家人围坐炕头、说笑捏坯的暖；再香的滋味，也比不过掺杂着亲情与人情的醇。岁月流转，油馍里的记忆愈发清晰——那是父母的疼爱、乡邻的热乎，是旧时光里最纯粹的烟火。过往虽难寻，可这份藏在食物里的爱与牵挂，早已化作岁月最绵长的滋味，温暖岁岁年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