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与你耳语心声

蓝鸟在飞/诗人摄影家

与你耳语心声



风掠过塬上的老槐树时，总带着些细碎的声响，像谁在耳畔低低絮语。我揣着相机走在陕西渭北的黄土沟壑间，那些散落在塬上、沟底的天主教堂尖顶，在夕阳里镀着一层暖金，与土窑、麦垛、拴马桩相映，竟生出一种跨越百年的安然。二十余年的光影追逐里，我总在镜头后捕捉那些藏在眉宇间、浸在时光里的耳语，那是比祷告更轻，却比磐石更重的心声。

第一次听见那样的耳语，是在扶风县一座百年老堂。堂前的皂荚树粗得要两人合抱，树皮皴裂如老人的手掌。那天是主日，弥撒刚散，白发的张神父正弯腰给石阶旁的月季浇水。他的动作极缓，指尖抚过花瓣时，像在触碰易碎的瓷。我举着相机，想拍下他鬓角的银丝与夕阳的夹角，却听见他对着花枝轻声说：“今年的花开得稳，就像那年逃难时，你揣在怀里的那捧种子。”

我没有按下快门。风从堂口的彩绘玻璃窗缝里钻出来，带着管风琴余韵的震颤，也带着他那句没头没尾的话，落进我耳里。后来才知，张神父的外祖父曾是这座教堂的本堂神父，抗战年间，教堂收留过不少流离失所的乡人。那年大旱，地里颗粒无收，外祖父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磨成粉拌着槐树叶，分给妇孺。临终前，他攥着一把月季种子，说：“花能开，人就能活。”

这话，张神父记了一辈子。他守着这座老堂，守着满院的月季，也守着外祖父留在风里的耳语。那些话，没有写进教会的史册，没有刻在功德碑上，却在他浇水、修枝、祷告的每个瞬间，化作心声，与塬上的风共鸣。

在三原县的一座乡村教堂，我遇见过一位叫王姑的老修女。她的眼睛已经浑浊，却总爱坐在教堂门口的石墩上，望着村口的土路。我给她拍过一张照，夕阳落在她银白的发髻上，手里攥着一串木质念珠，指尖的纹路里嵌着洗不掉的黄土色。她见我举着相机，咧开嘴笑，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然后拉着我的袖子，絮絮叨叨地说：“俺越来越离苍天近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姑发大愿当了修女。那时她才二十出头，她坐在教堂的门槛上哭。老神父递给她一杯热水，说：“天塌不下来，日子要慢慢熬。”这话，像一粒种子，落进她心里。

她说这些话时，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风里的尘埃。我忽然明白，那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耳语，从来不是说给旁人听的，而是说给自己的心声。是在寒夜织毛衣时，针脚里藏着的“再熬熬就好了”；是在田埂上弯腰拾麦穗时，汗滴里裹着的“娃要上学，得攒钱”；是在教堂里祷告时，唇齿间溢出的“他在那边，应该过得好”。这些细碎的、卑微的、却又无比坚韧的心声，在黄土塬上，被风一遍遍吹送，变成比石碑更长久的铭记。

去年深秋，我又去了彬县的一座天主教堂。那座教堂藏在深山里，红墙青瓦，被满山的红叶簇拥着。堂里的李神父很年轻，眉眼干净，说话时带着些书卷气。他带我看教堂后的一片菜园，种着萝卜、白菜，还有几畦向日葵。“这是去年教友们一起种的，”他说，“山里的冬天冷，有菜吃，心里就暖。”

我们坐在菜园边的石凳上，听山风穿过松涛，发出呜咽似的声响。他忽然说：“我刚来的时候，总觉得这里太偏，太静。后来才发现，静下来的时候，才能听见很多声音。”他说的声音，是晨祷时，教友们低沉的诵经声；是雨夜，雨滴打在教堂屋顶的瓦片上；是雪天，麻雀落在窗台上啄食的声响；更是自己心里，那些关于信仰、关于坚守、关于热爱的低语。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耳语，”他转头看我，眼里闪着光，“是对土地的眷恋，是对亲人的牵挂，是对日子的期盼。这些心声，不用大声说出来，只要风一吹，就能传遍塬上的角角落落。”

我忽然想起，二十余年里，我拍下的那些照片。有教堂的尖顶刺破苍穹，有教友们虔诚的侧脸，有黄土塬上的日出日落，有田埂上的麦穗与炊烟。那些照片里，藏着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光影，而是温热的耳语，是深沉的心声。是张神父指尖的月季，是王姑手里的念珠，是吕神父菜园里的向日葵，是黄土塬上，一代又一代人，在时光里，轻声诉说的爱与坚守。

风又起了，掠过老槐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收起相机，站在塬上，望着远处的教堂尖顶，在暮色里渐渐模糊。那些藏在风里的耳语，那些沉在心底的心声，像一杯陈酿的酒，在岁月里发酵，越品，越浓。

原来，这世间最动人的话语，从来不是响彻云霄的宣言，而是藏在风里的，轻轻的，耳语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