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得诗派理论】赋比兴(节选)

元其

<p class="ql-block">《诗经》中有无数的精彩词语,可以成为我们的典故。有无数个桥段,可成为我们诗意的底色。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些还是属于“资料性”的资源。《诗经》真正的价值是“赋比兴”。赋比兴,是“诗言志”的最佳表现渠道,是“思无邪”的修炼进阶之大法。</p><p class="ql-block">赋,就是直接的正面描写。写景物环境,写气氛情绪,见啥写啥,都可以直抒心臆。或者说,“赋比兴”的赋,其实属于一种“客观描写”。比如《关雎》的前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一种客观写实哦。我们一定要记住,“赋”是“比兴”的基石与基础,属客观存在。</p><p class="ql-block">我们寻常说到诗的方法或技巧,往往将其归入“比兴”的范畴,以为“比兴”才是最高级的方法。而认为“赋”很初级,就是简单直写,不值得重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做个比喻,如果我们要建一座房子。赋,是建筑材料,砖石木料等等。而比兴,则是建房方法。</p> <p class="ql-block">“赋”是一种客观事物的陈述,而“比”是不同客观事物(赋所言之)间的类比。一定要清楚,这里的“比”,是“类比”的意思,而不是“比较”意思。比如“张三凶狠的像一头狼”就是质化类比,是说两者的凶气是“一类”的;而“张三个头比灰狼大”是比较,属量化性。</p><p class="ql-block">也就是,比,其实就是一种“比喻”。如果说“赋”是一种客观,那么“比”就是主观。因为比喻,是一种纯心理的智慧性活动。作比较的两个“客体”一定不能是同类物体,如“红花更比白花香”就不能算是“比”,因为二者属于同类事物,只能比较而不能施展“比喻”。</p><p class="ql-block">但是若写成“美人更如红花香”,就是比喻了。美人与红花不是一类事物,所以,可以作“比喻”(比)。也就是,“比”就是在不同性质的事物中,找到相同的特点。如“张三”与“狼”非同类事物,但是,他们相同点都是凶狠;再如“美人”与“红花”的相同点都是香。</p><p class="ql-block">所以,如果“赋”属于视觉效应的正写,是客观写实;那么“比”就是心理感觉的变写,属于主观意识的活动。所以,“比”就是“心理活动”,也就是言“志”言“情”的性质。只要运用“比”的修辞手法,那么,凡有一比,必有一情。比喻不是无情物,比之将来必动心。</p> <p class="ql-block">由“赋”到“比”是一种由客观到主观的进阶。那么,再到“兴”呢?兴,是啥意思?如果说“比”只是一种静态的“同类归纳”,那么“兴”则是一种动态的“同类流动”。也就是说,从“比”到“兴”又是一次修辞等级的进阶。兴,是在比的基础上,将意识从一物移到另一物。</p><p class="ql-block">如此我们就明白了,“赋”“比”“兴”并不是简单的三种修辞写作方法,而是,三者之间,其实是互相包含、彼此关联、递次进阶或往复促连的关系。因此,作为修辞手段,“赋比兴”可以单独使用,但更多情况是,它们之间,往往是互相配合,来回组合,灵活互助用之。</p><p class="ql-block">关雎诗经·国风·周南(先秦)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p><p class="ql-block">我们以《关雎》为例,就很容易看到,这首诗中,如何机动灵活地,综合性地使用着“赋比兴”。如第一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前二句是写实,是一种“赋”的写法,后二句也是言状,也属于写实,依然是一种“赋”写法。赋的陈述是诗之基础。</p> <p class="ql-block">但前后的二句所描写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是“求偶”。这种共同点,能让读者很容易领会到。因此,这就构成了“比”的修辞法。意识到动物“求偶”,与人物的“求偶”,具有通感性,属于同类情态。这就需要作者的经验、心理、智力、意识能力,这属于纯主观态。</p><p class="ql-block">那么,这首诗,不仅体现了“赋”的特点,也展现了“比”的手法,同时,它更体现了“兴”的手法特性。但凡使用“兴”,必然有时间的流动性,也即必然存在一个“序”。《关雎》这里,先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再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形成了序的过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比兴为魂 </p><p class="ql-block">舍得认为,“赋比兴”才是《诗经》的灵魂所在。因为,这才是《诗经》留给后人的传世之“宝”。“赋比兴”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法,它更是一种智慧,是一种美学上的“神化”。因为它完整地、系统地、衍生性地涵盖了几乎全部的美学要素,使得我们审美途径,凝练归真。</p><p class="ql-block">《诗经》所以被认为中国诗歌之“祖”,不是因为它的悠久,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赋比兴”。不仅仅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强劲续存力,更为中国文化整体的性格、智慧、品德奠定了睿智的根基。赋之于明,为实;比之为暗,为虚。仅“赋”“比”之间就构建了虚实美学的效果。</p><p class="ql-block">“赋”与“比”属于静态性修辞,而“兴”属于动态性修辞,因此,“赋”“比”与“兴”之间,又构成了“动静效应”。有虚实、有动静、有明暗、有阴阳,其实,这又合乎了太极、两仪、八卦之中国人的世界观。所以孔子强调“一以贯之”,就是将纷繁万象“大道至简”。</p> <p class="ql-block">后来的诗歌创作,或许讲究意象意境、讲究寓情于景、讲究起承转合、讲究虚实互生,其实,都离不开这“赋比兴”的范畴。因此,赋比兴的意义,其实是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由现实而入神魂、由虚实而生情愫。我们的思绪可以穿越时空,也完全依仗比兴之能事。</p><p class="ql-block">“赋”之为目力所观,驰骋的是三维世界;“比兴”为心神度量,穿越的是四维时空。不论是“比”还是“兴”,都带有一种“蕴藉”特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含蓄”。它们取决于“感”,尤其取决于第六感的“直觉”,而不是逻辑推理。因此,比兴是构建“含蓄”的基础。</p><p class="ql-block">我们学习乃至享受诗词带来的美感,同时也可以关注其美学纵横的根源所在。赏析唐诗宋词时候,会发现随时随地都有“赋比兴”的影子,会看到“风雅颂”的层次痕迹。万丈高楼平地起,不论唐诗宋词达到文化何等巅峰,其不变的美学途径,就是“赋比兴”,就是“诗六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比兴之本色,就是中华诗学之根本。</p><p class="ql-block">我们说了,“比”是两种事物之间的共同点的认知。而“兴”是从一事物的“一点特征”出发,去寻找另一事物的“同一特点”。这种由此及彼的“寻找共同点的过程”,就是我们说的修辞手法“兴”。《关雎》的五段,每一段的四句,都含有“赋比兴”的互相配合之联动。</p><p class="ql-block">因此,“赋”“比”“兴”并不是单独使用的修辞手段,它们其实属于有机构成的。赋比兴,既可单兵出列,也可以集团合作作战。且可以两两组合,机动灵活地配合。一定要记住它们的“本相”:赋为基本正面描写;比,是归纳赋的共同点;兴,是让赋的共同点流动起来。</p><p class="ql-block">为什么要强调熟读《诗经》,其它所有资料性的理由,都在其次。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中展现“赋比兴”。《关雎》这样的赋比兴,我们觉得比较稚朴,太简单的手法了。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包括唐诗宋词在内的,后世所有的诗词手法,都是源自于这里的“赋比兴”。</p> <p class="ql-block">五经是中国古代儒家核心典籍,指孔子整理的,包含《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还有已经失传的《乐经》)。儒家经典后世不断增加,东汉时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朝时起又增加一些《经》,以及追加《孟子》等入经。儒家经典一发不可收拾。</p><p class="ql-block">儒家经典都很光辉。但舍得认为,真正具有历史性的美学价值的,非《诗经》与《易经》莫属。《诗经》来自于周诗,《易经》来自于周易。二者皆触及宇宙自然之本源。“易”阐述了世界的本源,以及自然属性,属于客观层面剖析;而“诗”则直入灵魂境界,以主观透视。</p><p class="ql-block">《诗经》的灵魂,不是风雅颂之形,不是三百篇之数,而是诗学灵魂“赋比兴”。赋比兴,所谙合的,正是“诗言志”以及“思无邪”。这三样都属于心理层面的灵魂演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存在递比成就的配合:以“赋比兴”达成“诗言志”,以“诗言志”完善“思无邪”。</p><p class="ql-block">《诗大序》对六义的排序是“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为什么会这样排序?而我们论述,却分说“风雅颂”与“赋比兴”?史学家皆评,“风”为王之教化之风气,亦民以“风”来讽刺天子诸侯。舍得不认可这样政治性“风”的说法。《诗经》之诗来自于周王朝,且属国之重要机枢文档,且都是经过文官班子修改润色过的,并加以配乐的诗歌。如此经过国家机关严格筛选并修缮的作品,怎么可能允许出现讥讽天子诸侯的诗歌?大周王朝,那可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等级森严,绝对不是允许言论自由的社会。</p><p class="ql-block">比如《国风·鄘风·鹑之奔奔》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p><p class="ql-block">这属于《诗经》常见的比兴手法。其中“人之无良”是说某人很坏。而“我以为兄”“我以为君”是悔恨语气“我竟认他做哥们儿”“我竟以为他是君子”。这里的“君”是正人君子的“君”,不是“国君”的意思,并没有反天朝的意思。后来人抱有政治情怀,胡解释为反国君。</p> <p class="ql-block">把“风”解释为“讽”的学者,皆是抱有朝野对立观点的人,且无视《诗经》的来源,以及“诗”是周王朝所“编写”的事实,自以为是地解释为底层民众的呐喊。如这首《硕鼠》,只是憎恨偷吃粮食的老鼠,却被说“讽刺奴隶主剥削阶级为贪婪可憎的大老鼠”,哪和哪呀!</p><p class="ql-block">硕鼠国风·魏风·硕鼠(先秦)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p><p class="ql-block">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兴、观、群、怨”的诗歌功能,主要侧重于儒家文学批评的核心概念。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愿望而已。历史的轨迹是很冷酷的,君主们对诗歌的宽容也是有限的。“兴、观、群、怨”只能属于诗学本身美学探讨与交流,无关诗歌与政治伦理的关联。</p><p class="ql-block">《诗经》在今天的所有注释版本,都有认知性偏差的,都缺乏一种美学上的、历史上的、本源上的“客观性”。所有的“注释者”都缺乏一种理性,缺乏一种“就诗说诗”的质朴态度,而为《诗经》作品赋予了“阶级斗争”的烙印。尤其是对《硕鼠》这样诗,进行过度解读。</p><p class="ql-block">“硕鼠”其实是全民公敌,不仅祸害百姓的储存粮食,在王朝粮仓里,它们同样横行无忌。因此,以硕鼠为题,表达一种恼怒的情绪。读《诗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词义以及语境,如“三岁贯女”,这里的“女”,就是“汝”,也就是“你”;“三岁”不是具体三年,而是指很多年。</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