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檐下的暖光

安之若素

父亲总说，他的生命里住着太多“母亲”。生母、养母、数不清的奶娘，还有继母、丈母娘——她们来自不同的屋檐，走过不同的人生，却都把最绵密的温柔，缝进了他的岁月里。

父亲生于1946年，那时山河尚未完全舒展。他的生母是位小家碧玉，嫁过来时刚满16岁，而父亲的父亲，才13岁。依着“女大三抱金砖”的老话，奶奶早早为这对少年定下了姻缘。父亲对生母的全部记忆，凝在一张泛黄的照片里：乌黑的发髻挽得齐整，齐刘海垂在额前，一绺发丝妥帖地压在耳后；丹凤眼亮得像浸了水，鹅蛋脸衬着高挺的鼻梁、樱桃似的唇，一身素色旗袍裹着纤细的身子，明明是娇怯的模样，眼里却藏着股灵秀气。可这份娇美太短暂——父亲落地第六天，生母便因产后大出血匆匆去了，连一句软语都没来得及留下。

之后的日子，爷爷抱着襁褓中的父亲，挨家挨户叩门。村里但凡正在哺乳期的母亲，几乎都接过这个婴儿，把温热的乳汁送进他嘴里。父亲记不清奶娘们的模样，只记得那些怀抱都带着淡淡的皂角香，那些手掌轻拍他后背的力道，都一样的轻柔。那时爷爷是药材店掌柜，家境尚宽，没让他受饿。这些素不相识的“母亲”，用最本能的善意，托住了一个婴儿摇摇欲坠的生命。

满月后，父亲被送到南安庄的养母家，就是我唤作“小脚儿奶奶”的人。打我记事起，她总裹着块安哥拉红方巾，在后脑勺打个松松的结，穗子垂在肩上，随走动轻轻晃。大眼睛微微下垂，笑起来时，眼角三道皱纹像漾开的水纹，盛着满当当的暖意。高挺的鼻梁下，那张嘴像抹了蜜，总能哄得挑食的我乖乖咽下一碗饭。小脚儿奶奶性子柔得像棉絮，从没跟爷爷红过脸，白天围着灶台、菜园转，夜里就着油灯织布、纺花，纳鞋底的线穿过布面，沙沙声伴着窗外的虫鸣。家里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还有公婆，一大家人的衣裳鞋袜、茶饭针线，几乎全凭她一双手。父亲常说，那年代的女人像老黄牛，埋头拉犁，从不抬头要草料，可敬得让人心头发酸。不过小脚儿奶奶是幸运的，爷爷疼她，总抢着挑水、劈柴。比起邻家男人动辄打骂妻儿的声响，她的屋檐下，总飘着柴火的暖香。父亲在那儿住了12年，他说，那些日子里的阳光，都比别处暖些。

12岁回到自家时，爷爷已续弦，便是我叫“程弟奶奶”的程世英。“程弟”是她的小名，母亲盼着再生个儿子，便给她取了这名字。她是大家闺秀，大眼睛双眼皮，漫圆脸上架着个小巧的翘鼻，短发从中分缝，用黑发卡别在耳后，透着股利落劲儿。程弟奶奶读过私塾，先生总夸她“一点就透”。她的脚比小脚儿奶奶大——小时候母亲要缠足，她怕疼，总趁人转身就偷偷解开，母亲终究心疼，便由了她。说这事时，她总捂着嘴笑，眼角的纹路里盛着孩子气的得意。我小时候常被送到她屋里，她待我向来“粗放”：“三把屁股两把脸”，扔块粗布让我自己擦脸，木梳随便在头上划拉两下，揪一撮头发用皮筋一拧，便算收拾停当。早餐常是个熟土豆，我不爱吃，就偷偷垫在屁股底下，趁她不注意扔进灶火，灰烬里的“尸首”从没人发现。之后便是捡豆子、挑麦子，再后来教我缝米包：先填玉米粒练手，再换绿豆，最后必得是白米，针脚要密得像撒了把芝麻，漏一粒都得拆了重缝。缝完了，她会捏捏我的手指：“细长，是双巧手。” 接着便教我缝布娃娃，碎布头在她手里转两圈，就成了娃娃的衣裳。她还极会给人起外号：叔叔同学剃头太光，她瞅着直乐：“这脑袋亮得能照见人，叫‘老电’！” 这外号竟伴了人家一辈子；看电视剧《诽谤》，恨透了工于心计的女主角桑德拉，就管她叫“酸的啦”，引得全家笑倒。她讲的鬼故事最吓人，说有个爱美的女人死后，总在半夜胡同里把头摘下来梳，梳顺了再安回去，吓得我至今不敢靠近那条巷弄。可也是她，从墙缝抠出块白石灰，让我在青石地上画道道，教我写自己的名字，再写她的名字、全家人的名字——她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指尖的温度，比石灰笔画出的线更暖。

父亲总念叨他的丈母娘（我姥姥），说她是苦水里泡大的：八岁被卖到婆家当童养媳，四十多岁就没了丈夫，一个人拉扯大六个孩子，脊梁骨都累弯了。“要好好孝敬姥姥，她这辈子太不容易。” 这话，他翻来覆去说了几十年。

不同的屋檐，不同的烟火，却都藏着一样的暖。那些细碎的、沉默的、浸在日子里的爱，早已成了父亲生命里最亮的光，也照着我们，慢慢读懂什么是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