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柏林的美篇

寇柏林

挚友李小龙

寇柏林

黄土的塬静默着，一道道山梁连绵起伏，将日头缓缓托起，又悠悠吞下，把风吹硬又吹软。1977年的春天，我就是踩着这样的土路，从黄陵侯庄店子湾的窑洞走到黄陵中学的。怀里揣着推荐上高中的信，像揣着一块烧红的炭，心里头却空落落的。母亲是个殘病子，家里好几张嘴等着，就父亲一个劳力，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也在上学，我是儿子里的老大。前路一片白茫茫，恰似冬日里被冻得僵硬的原野，既望不见尽头，也辨不明方向。

高一在懵懵懂懂中度过，1978年正月，进入高二时学校分了快慢班，一班是快班。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李小龙。那时的小龙在纯朴的外表下有点小帅，写的字是我们那些同学里少有的好。他是洛川人，说话带着他们那儿特有的调子。人与人之间逐渐走近，往往并非源于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反倒如同屋檐水滴穿石头形成的石窝，一点一滴，不知不觉间，情谊便深厚起来。我们一同去闫玉堂老师爱人开在学校角落的小卖部，用指头肚儿捏着攒下的分票，换一块酥得掉渣的桃酥，或者几颗花花绿绿的水果糖。糖纸舍不得扔，仔细展平了夹在课本里，偶尔翻到，舌尖便没来由地泛起一丝缥缈的甜。也一同去上厕所，那砖砌的、敞口的旱厕，蹲在那儿，望着远处青灰的塬，有时说些零碎话，有时什么都不说。少年的心事，恰似那旱厕的气味，直率浓烈，却又纯粹干净。

我们都来自农村，彼此称为“一条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俩的家庭都颇为艰难。他出生于九口之家，父亲独自扛起家庭重担，是典型的“一头沉”；我家里则有六个姊妹。高中时，我俩经济拮据，为了节省开支，便想了个法子：合伙吃饭，每周前两天吃我从家里带来的咸菜，后几天则从学生灶买菜。早餐各自解决，中晚餐则合伙打一个菜，更多时候是五分钱的水煮土豆片，满满一大碗汤汤水水，土豆片薄如蝉翼，几乎能透出人影。偶尔，真是极偶尔的奢侈，是打一份两角钱的肉菜。其实不过是肥肉片熬煮的烩菜，油星子零星漂浮着，但我们俩凑在一起，你推我让那仅有的两三片肉时，那油光便仿佛成了世间最富足的光泽。有一年清明，小龙家里捎来了东西——一个黄挎包，里面严严实实裹着几个雪白的“罐罐馍”，“罐罐馍”里竟还藏着煮熟的红皮鸡蛋。小龙二话不说，分了我一个。我们坐在宿舍的炕沿上，就着白开水吃。那馍真香啊，麦子的本真香气裹着阳光的温度，丝丝缕缕钻进鼻腔；鸡蛋的蛋黄糯得化不开，堵在喉咙口，像一团温热的、沉甸甸的承诺。那时我才恍惚觉得，日子不全是寡淡的，它也有这样瓷实的、可以握在手里的时刻。

1979年高考我与小龙双双败北，他到父亲任校长的隆坊中学补习，写信让我也去，家里太穷，没办法，实在拿不出生活费，我便在家边在生产队上工边学习，小龙不时给我寄些复习资料，还不断地写信鼓励我。

小龙的才情，像春芽破土般藏不住。学校的墙报专刊，总被他一笔一画勾勒、一文一图填满。他的字如松柏般遒劲，筋骨里藏着风骨；文章似黄土高原般苍茫，气象中裹着厚重。我们还在学码方块字，他的字句已卷着塬上的风，带着对厚土懵懂却深沉的回望，扑面而来。我那时只是羡慕，却不知道，那笔墨纸砚间游走的魂，早已注定了他一生的路向。

1980年暑假期间，李小龙、郭世文、刘会民、寇凤荣，还有我，我们五个人从黄陵去隆坊，坐在给隆坊中学送煤的老解放车上面，小龙他爸与张宝宝他爸（时任隆坊中学书记）两人坐在驾驶室，车行到龙首坡底时，遇到一个穿着警服的人挡车，拦车时，司机正在冲坡，未停，拦车者恼羞成怒，拔枪连开三枪，强行把车截停，在鲁村路口这个人下了车。小龙他爸与张宝宝他爸到鲁村路边瓜地打问并指认后，得知这个人名叫张水泉，在姚家坡劳改农场工作。他们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水泉者，瞎子的娃也”。张水泉他爸绰号——张瞎子，在隆坊税务所当过所长。因为这件事把我们几个人都吓得不轻，当时年龄太小，不知道警察的权力竟然有多么大。

1980年——1981年我们一同到黄陵中学复习，小龙去了1班，我到文科应届5班。1981年暑假，我和小龙在发小寇小民的引荐下，应聘到黄陵县民政局参与编辑《黄陵县地名志》，我们又一同待了好长时间，当时工资30元/月，我挣了60元的学费。

1981年，风带来了消息——我考上了延安大学，小龙去了洛川师范。大学四年，外面世界的风好像吹得猛了些，可我的心，总有一个角落沉在洛川那个小县城。每年寒暑假，背着行李下了长途车，我不是径直回黄陵，总是先拐到洛川县文化馆去。那里有小龙。他已经工作了，在一间堆满书册、卷宗和民间小玩意的屋子里，伏案，或是对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剪纸出神。见了我，他便立刻放下手头所有的事，眼里跳动着炭火般的热光，话头像积攒了一年的麦穗，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我们在他的小宿舍里煮面，面汤里旋开两滴琥珀色的油泼辣子，瞬间晕染开，如晚霞般红艳，仿佛就把清贫而丰盛的学生时代又端到了眼前。他给我看他搜集来的民歌本子，有些纸页都黄脆了；看他临帖的字，笔锋里渐渐舒展出塬上风的肆意之态，墨色间隐约流淌着洛河的波光。他说他要做点事，为洛川，为这些快要被风吹散的老东西。我说着大学里哲学课的艰深，文学社的幼稚，还有对前途那挥之不去的惶惑。我们的话语，如同塬上的沟壑，虽纵横交错，却终能汇聚一处。

1985年大学毕业前，我遇到了难处，几乎是山穷水尽了。信寄出时，连自己都感觉那字句带着灼热的温度，烫手。回信很快，夹着不多、却足以帮我迈过那道坎的钱。随后又寄来汇款，汇单上没有多余的话语，只一句‘安心读书’便足矣。那张汇款单副本，我保存了很久，上面的字迹，和他办墙报时一样，稳当，而又力透纸背。

后来，我们的人生便如塬上两株杜梨树，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生长。我回到家乡，进入教育系统，与课本和学生打交道，日子便如规整的方格稿纸，一页页翻过。小龙呢，他把根更深地扎进了洛川的泥土里。我从零星的消息与报道中，拼凑出他忙碌且硕果累累的人生轨迹：他成了洛川县文体广电局局长，头衔颇丰：作协的（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书协的（陕西省书法协会会员、延安市书协理事、洛川县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他抢救皮影、蹩鼓，携着这些泥土中孕育的艺术，走向北京、上海，乃至远渡重洋至法国，让塞纳河畔回荡起黄土塬的咚咚鼓声；他编撰一套又一套厚重的大书，《洛川民间文学丛书》《大塬文化丛书》《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那些我们少年时只觉寻常、甚至土气的秧歌调、剪纸样、古老传说，被他用双手轻轻捧起，细细擦拭，郑重地安放进文化的殿堂。他写字，办书展，还与支海民合写了长长的电视剧本《飘香的红苹果》，讲的正是洛川的红苹果，这是第一部洛川人写洛川事的电视剧本。他果真以笔为剑，以心血为墨，为那片土地招魂，为那沉默的大塬谱写赞歌。

我们见面越来越少，中年人的日子，各自都被生活的磁石牢牢吸着。偶尔通个电话，那声音裹着沧桑的沙沙声，宛如秋风吹过干枯的玉米叶。他诉说着局里的琐事、艺术保护的艰难，语气中透着疲惫，却更饱含着一种沉甸甸的满足。我说着我的学校生活，我的学生，语调平稳，却也知道，有些东西终究是隔了。放下电话，我常常会独自呆坐一会儿。

我书架的显眼处，放着他主编的那些书。精装的封面，厚重的纸张，散发着油墨的清香。正如杜甫在《彭衙行》中所描述的那样，我翻开《剪纸招我魂》这本书，里面展示了千百副姿态各异的剪纸，包括了传统的抓髻娃娃，以及富有象征意义的蛇盘兔图案，还有那些繁复的花草鱼虫。那红，艳得浓烈，似血，又似火，瞬间灼痛了我的眼。忽然间，我仿佛又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黄陵中学那个清瘦的少年，他握着粉笔，在黑色的墙报板前微微蹙眉，思索着下一笔该往何处去。那时，我们分享的是一块桃酥的甜，是一份肉菜里的油星，是一个“罐罐馍”里质朴的温情。而今，他将寻得、守护、创造的整个洛川之魂，这斑斓炽热、生生不息的一切，尽数摊开在我面前。

2023年小龙退休后，定居西安，不时前往新加坡与女儿团聚，读书、习字，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每年小龙、王张印与我都会在西安聚一聚。

塬上的风，年复一年地悠悠吹着，吹老了悠悠岁月，吹散了无数的人与过往之事。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吹不散的。就像那少年时一同分食的一块馍，那绝境中毅然伸来的一双手，那深深浸透在血脉里、最终被一个人用整个生命倾情奉献出来的故土之魂。它们深深沉在心底，化作塬的厚重、风的底色，化作漫漫长路尽头那盏始终散发着温暖光芒的灯。

小龙，我的挚友。原来我们从未走远。你一直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邀我共赴一场毕生难忘、最为丰盛的文化盛宴。

2026年元月4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