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典｜汇编◆清○湖州双林《举人姚君（姚谌）行状 戴望 撰》《姚子展（姚谌）墓志铭》《书姚子展（姚

望星空（蓬安姚氏）

解读经典｜汇编◆清○湖州双林《举人姚君（姚谌）行状 戴望 撰》《姚子展（姚谌）墓志铭》《书姚子展（姚谌）遗文后》

姚波收集录出整理解读，仅供参考！ 原页：续碑传集[清] 缪荃孙 纂卷七十五

句读

举人姚君（姚谌）行状戴望撰

曾祖某，祖某，父开荣，母习孺人。君讳谌，字子展。其先本沈氏，远祖自南君稚，育于姚，遂为姚氏，籍隶江南苏州府吴县。至君祖，始迁归安之双林镇，为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

君生而徇敏。十岁，从塾师学，曰：“嬉戏不中程度。”师怒，将朴之，则请背所诵书，无误夺者。师以试余僮，皆不能然。君年十四，学古文；十八，补县学诸生，益务流览，无所不学，而壹以古文为归。

君尝谓：“文章原出于经，治经之本在明六书小学。”于是致力《说文》，辩析段（玉裁）、严（可均）诸家得失。曾请益于同郡周孝廉学汝、程处士可大；又从长洲陈征君（奂）、宋大令（翔凤）问汉师家法。故君于经，能远知端绪。顾性喜通，不尚专家，尝欲仿刘陶《中文尚书》例，写定群经。其所欲为之意，具答吴费君锷书。锷，陈征君弟子也。其书曰：

“辱手教，询以所为经学诸书，欲共助成之。谌愚陋，读书卤莽，岂足以言经学？然尝妄欲有所𬤥述，条例已粗具，敢略言之，就正于足下。谌闻：学必本诸经，通经必先正文字、明训故。舍文字训故而言学，其说始于为佛者流，非儒学也。尝患今监本经多讹夺，而唐之开成石经亦未尽善，欲仿汴宋石经例，以篆、隶二体书为定本。初取《周易》写之，未能终卷。盖其篇次更诸儒移易，错乱未可遽定；又汉儒传《易》家数最多，其文字异同、叚借，视它经尤甚，非徧考之不能知其本字，而俗书不见于《说文》者亦多，无以下笔。《周易》若是，推之它经可知，用是辍业。而‘中文’之议始作。”

“中文起于刘陶之定《尚书》，意欲以其例推之各经。然其事至巨，而用力至难。盖近时刊本之讹夺，可以《释文》、石经、宋本正之；诸儒传录之误及后人窜改与俗字非《说文》所有者，可证以汉儒绪说而正之。而惟今、古文之是非得失，则其传皆最古，出于七十子之徒，非千岁而下所可县主断也。大抵古文多叚借，今文多本字，文异而义则同。西汉经师各为专门，不相通晓；东京诸儒始会通其说，创‘读为’、‘读曰’之例以正其讹，创‘读之若’之例以通其叚借。而后诸经同异，涣然以释。然其中亦有绝不可通者，音义乖殊，师说互异，宜并存之，以俟治经者之择善而从，而非可以臆见定之。如《易》，费氏为古文，而施、孟、梁邱亦远有授受；《书》，则太史公、马、郑所传古文，有不如夏侯、欧阳经本之善者；《诗》，毛氏传古文多叚借，而三家多用本字。夫古时字少，故叚借以代之，其后孳乳益多，似可从其本字矣。《周官》经之有故书，《仪礼》之有古文，郑君所定，即中文也。然如《周官》之‘祧’、‘缠’，当依故书今礼作‘濯’、‘爵’；《礼经》之‘铭’、‘馂’，当从今文作‘名’、‘籑’，斯又当以许书正之者。《论语》之古、鲁、齐，郑君所考定者，即中文矣。《春秋》三传，其经文师承各异，宜悉仍旧。《孝经》才一篇，定之犹易；《孟子》、《尔雅》无今古文之别，独宜考正其俗书而已。”

“鄙意欲用汉石渠讲经例，条列诸儒考辩，断以己意，为《中文经议》。其诸经卷第、篇目，以至汉儒家法异同、原流分合，下逮梅赜、卫包所妄改者，别为《考》若干卷。又以诸经多叚借字，一字至十数义者，学者苟执本义推之，鲜有可通。盖六书叚借之例有二：其一，许君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若《说文》所记卤、朋、韦、来、州、革诸字是也；其一，则郑君所云‘苍卒无其字，而以声近字代之’者，其用尤广。承袭既久，不复知其本义云何。谌欲悉求其本字，为《群经叚借考》。俟成此二书后，然后乃写定经文耳。今方考《尔雅》之俗字，多有不可知者，此陆氏所云‘飞禽安鸟，水族箸鱼’之类，可尽去其偏旁，然非有证据，未敢遽定。今以别纸录上，幸详教之。”

君年二十五，以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举于乡。越岁，赴礼部试，至山阳，值寇乱，不得达，归。时江宁贼亦出，逾广德，攻下杭州，分兵趋湖州。赵忠节公景贤与归安县知县廖宗元创议募勇杀贼：设防局司兵饷，忠节主之；设团局司民丁保甲，廖公主之。乃用君议，分城中为三十六乡，每乡之民轮流登啤，人自为守；又设循环牌法，自甲至癸，互相讥察，奸宄无所藏匿。其后廖公去官，君与乡人士共主其事。贼屡来犯，楚军迭出挫贼，民丁助之。楚军乃胡文忠公所遣援师，自皖中来者，兵主为萧翰庆。萧死，忠节代领其众。

十一年（公元1861年）冬，杭州再陷。时城中积谷少，而楚军各营封捉民船，无时得息，四乡商贩裹足不前。君首持清野之议，言于忠节公，请以五十舟出城运米，诸营主出印凭，约敕其下毋得侵扰。公不能用。俄贼大至，四野尽掠。至明年三月，围合，军食告尽。公计无所出，谋捐民食饷军。守备熊某数欲发兵入城抄括，君力诤于公而止之。至四月，民食亦尽。公不得已，用其客计，以三十六乡分隶各营镇，切令自求米。君乃为书抵公云：

“来书欲令营官抄米，鄙意以为不可。当前心次查米时，民间存米不过半月。今虽逐户搜求，所得必更无几，无济于军，而徒敛怨于民，明者之所不出也。且营官抄米，率以淫刑从事，百姓何罪，横被惨酷？就令得米，已属难堪，况徒勒具空劵乎？今各营尚不至绝食，铅丸火药亦尚足用，不及此时并力突围以通饷道，当复何待？孤注一掷，较胜坐困。今不闻虑此，日事搜括。搜括既尽，又当奈何？来书虽云此举出自营官之意，然合下身为统领，又习知民间虚实，合下不言，谁当言者？律以《春秋》之义，恐各营不能为合下分谤也。”书入，公恶君强聒，数谒不见。熊某尤恨君，欲致之死，以计免。

五月三日，城陷。君父先一年忧卒。君祖母、母闻变，均赴水死。君率妹、妻从焉。贼至，捽君出，閒二日，纵之逸。遂转徙松江之上海，依其族以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官军复湖州，君闻亟归，奠告先人，恸哭呕血，遂中心疾。还客吴，以是年九月某日卒于吴微，得年三十。无子。

君既殁，遗文零落。其友施份搜集三十余首，编为一卷。而君所欲为《中文经议》，卒未成。望于丙辰之岁（公元1856年？按：姚谌生于1835年，丙辰为1856年，时年二十一，与文中“始得识君”时间相合），始得识君。虑与君交垂十年，虽所学不同，而服君博闻强记，可继乡先正诸公之后。君死，而吾党益孤矣。份既为君志，多未尽者，乃属望别为行状一通，传其行业，以俟后之修郡志其人者。谨状。

译文

（姚君的）曾祖父名某，祖父名某，父亲名开荣，母亲是习孺人。君名谌，字子展。他的祖先本是沈氏，远祖自南君稚，被姚氏抚养，于是成为姚氏，籍贯隶属江南苏州府吴县。到了君的祖父，才迁居到归安的双林镇，成为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

君天生聪慧机敏。十岁时，跟从私塾老师学习，老师说：“（他）嬉戏玩耍不合规矩。”老师发怒，要打他，他就请求背诵所读的书，没有错误和遗漏。老师用这个方法测试其他学童，都做不到这样。君十四岁时，学习古文；十八岁，考取县学生员（秀才），更加致力于广泛阅览，没有什么不学的，但完全以古文为宗旨。

君曾经说：“文章本源出自经书，研究经书的根本在于通晓六书小学。”于是致力于《说文解字》，辨析段玉裁、严可均等各家的得失。曾向同郡的周学汝孝廉、程可大处士请教；又向长洲的陈奂征君、宋翔凤大令请教汉代经师的家法。所以君对于经学，能深悉源流。但他性情喜好贯通，不推崇专守一家，曾想仿照刘陶定《中文尚书》的例子，写定全部经书。他想要做的意图，详细写在回复吴县费锷君的信中。费锷是陈奂征君的弟子。那封信说：

“承蒙您亲笔来信，询问我所作的经学诸书，想要共同帮助完成它。我愚昧浅陋，读书粗疏，哪里够得上谈论经学？不过曾经狂妄地想要有所著述，条例已经粗略具备，斗胆大略说一下，向您请教以求指正。我听说：学问必须本于经书，通晓经书必须先订正文字、明白训诂。舍弃文字训诂而谈论学问，这种说法始于佛家之流，不是儒学。我曾忧虑当今国子监刻本经书多有讹误脱漏，而唐代的开成石经也不尽完善，想仿照北宋汴梁石经的例子，用篆书、隶书两种字体书写作为定本。起初取《周易》来写，没能完成整卷。因为它的篇章次序经过诸位儒者改动移易，错乱不能仓促确定；加上汉代儒者传授《周易》的流派最多，其文字异同、假借，比其他经书更严重，不全面考证就不能知道它的本字，而且俗体字不见于《说文解字》的也很多，无法下笔。《周易》尚且如此，推想其他经书可知，因此停止了这项工作。而‘中文’的想法这才产生。”

“‘中文’起源于刘陶写定《尚书》，我想将他的体例推广到各经。但这件事极其浩大，用力极其困难。大致上，近代刊本的讹误脱漏，可以用《经典释文》、石经、宋本来校正；诸儒传抄记录的错误以及后人窜改与《说文》所没有的俗字，可以用汉代儒者的遗说来证明并订正。但只有今文、古文的是非得失，因为它们的传承都最古老，出自孔门七十子之徒，不是千年以后可以主观武断的。大体上古文多假借字，今文多本字，文字不同但意义相同。西汉经师各自专门传授，不相通晓；东汉诸儒才会通各家学说，创立‘读为’、‘读曰’的体例来订正其讹误，创立‘读之若’的体例来疏通其假借。此后诸经的异同，才清晰分明地得到解释。但其中也有绝对无法通解的，音义乖违不同，师说互相歧异，应该一并保存，以等待研究经书的人选择好的而遵从，而不是可以凭主观臆断来确定的。例如《周易》，费氏本是古文，但施氏、孟氏、梁邱氏也渊源有自；《尚书》，那么司马迁、马融、郑玄所传的古文，有不如夏侯、欧阳今文经本完善的地方；《诗经》，毛氏传用的是古文多假借字，而三家诗多用本字。古时候字数少，所以用假借字来代替，后来孳生繁衍的字越来越多，似乎可以遵从它的本字了。《周官》经有‘故书’，《仪礼》有‘古文’，郑玄君所确定的，就是‘中文’。但像《周官》的‘祧’、‘缠’，应当依据故书，今礼写作‘濯’、‘爵’；《礼经》的‘铭’、‘馂’，应当遵从今文写作‘名’、‘籑’，这又是应当用许慎的《说文》来订正的地方。《论语》的古、鲁、齐论，郑玄君考定的，就是‘中文’了。《春秋》三传，它们的经文师承各不相同，应该全部依照旧文。《孝经》只有一篇，写定还容易；《孟子》、《尔雅》没有今文古文的区别，只应该考订校正其中的俗体字而已。”

“我的想法是想用汉代石渠阁讲经的体例，分条列举诸儒的考证辨析，以自己的判断做决断，写成《中文经议》。将诸经的卷次篇目，以至于汉代儒家师法异同、源流分合，下至梅赜、卫包妄加改动的地方，另外写成《考》若干卷。又因为诸经多假借字，一个字有多到十几种含义的，学者如果拘泥于本义来推求，很少有能讲通的。大概六书中假借的体例有两种：第一种，许慎君说‘本来没有那个字，依据声音寄托事物’，像《说文》所记载的卤、朋、韦、来、州、革这些字就是；第二种，则是郑玄君所说的‘仓促间没有那个字，就用声音相近的字来代替’，这种用法尤其广泛。沿袭已久，就不再知道它的本义是什么了。我想全部探求它们的本字，写成《群经叚借考》。等完成这两部书之后，然后才写定经文。现在正在考证《尔雅》中的俗字，有很多不知道的，这就是陆德明所说的‘飞禽类就加上鸟旁，水族类就加上鱼旁’之类，可以全部去掉它们的偏旁，但没有证据，不敢仓促确定。现在用另纸抄录呈上，希望您详细指教。”

君二十五岁时，在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考中举人。第二年，赴礼部参加会试，走到山阳，正逢太平军战乱，无法抵达，返回。当时江宁的太平军也出动，越过广德，攻下杭州，分兵直趋湖州。赵景贤忠节公和归安县知县廖宗元倡议招募乡勇杀敌：设立防局掌管军饷，由赵忠节公主持；设立团局掌管民丁保甲，由廖公主持。于是采用君的建议，将城中分为三十六乡，每乡的百姓轮流登城防守，人人各自为守；又设立循环牌法，从甲到癸，互相稽查，奸邪之人无处藏匿。后来廖公离任，君与乡里士绅共同主持事务。太平军屡次来犯，楚军接连出动挫败敌军，民丁协助他们。楚军是胡林翼文忠公派来的援军，从安徽来的，主将是萧翰庆。萧翰庆战死，赵忠节公代领他的部众。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冬，杭州再次陷落。当时城中储粮很少，而楚军各营封捉民船，无时无刻不停息，四乡商贩不敢前来。君首先提出坚壁清野的建议，向赵忠节公进言，请求派五十艘船出城运米，各营主官出具盖印的凭证，约束命令部下不得侵扰。赵公没有采纳。不久太平军大举到来，四野都被抢掠一空。到第二年三月，合围形成，军粮耗尽。赵公无计可施，谋划征用百姓口粮供给军队。守备熊某多次想派兵进城抄掠搜括，君极力向赵公谏诤而制止了。到了四月，百姓的粮食也吃光了。赵公不得已，采用他门客的计算，将三十六乡分别隶属各营镇，严令他们自己找米。君于是写信给赵公说：

“来信说想让营官去抄米，我认为不可行。前些日子心中盘算查米时，民间存米不过半个月的口粮。现在即使挨家挨户搜查，所得必定更加没多少，对军队无济于事，却白白招致百姓怨恨，是明智的人不会做的事。况且营官抄米，大都滥用酷刑，百姓有什么罪，要横遭惨烈酷刑？就算能得到米，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何况只是强迫百姓出具空头欠条呢？现在各营还不至于断粮，弹药也还够用，不趁此时合力突围以打通运粮通道，还要等什么时候？孤注一掷，也比坐以待毙强。现在没听说考虑这些，整天从事搜括。搜括完了，又该怎么办？来信虽然说这个举动出自营官的意思，但您身为统领，又熟悉民间的虚实，您不说，谁该说？用《春秋》的大义来衡量，恐怕各营不能替您分担指责啊。”信送进去，赵公厌恶君强行聒噪，多次求见都不接见。熊某尤其怨恨君，想置他于死地，君设计得以免祸。

五月三日，城陷落。君的父亲在前一年因忧心去世。君的祖母、母亲听闻城陷变故，都投水自尽。君带领妹妹、妻子跟随赴死。太平军到来，把君揪出来，过了两天，放了他逃走。于是辗转迁徙到松江府的上海，投靠同族居住。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官军收复湖州，君听闻急忙回乡，祭奠禀告先人，痛哭吐血，于是得了心病。返回客居吴地，于当年九月某日在吴地的寓所去世，享年三十岁。没有儿子。

君去世后，遗作文稿散落。他的朋友施份搜集了三十多篇，编为一卷。而君想写的《中文经议》，最终没有完成。我在丙辰年（公元1856年）才得以结识君。算来与君交往近十年，虽然所学不同，但佩服君博闻强记，可以继承家乡先贤诸位先生之后。君一死，我们这群同道更加孤单了。施份已经为君写了墓志，但多有不够详尽的地方，于是嘱咐我另外撰写行状一篇，传扬他的学问品行，以等待后来修纂府县志的人采用。恭敬地写下此状。

【解读透析】

1.文本性质与作者：本篇为清代学者戴望为同乡友人姚谌所作的“行状”，收录于缪荃孙编纂的《续碑传集》。行状是记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多由门生故旧撰写，为撰写墓志铭或史传提供基础。戴望本人也是晚清今文经学家，与姚谌学术旨趣有同有异，但对其人品学问极为推重。

2.姚谌其人：
学术思想与抱负：姚谌是晚清一位深通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学者。他秉承清代朴学传统，认为治学根本在于通经，而通经必先正文字、明训诂。他批评空谈义理、忽视基础的学风。其学术抱负宏大，计划仿汉代刘陶定《中文尚书》之例，综合考辨今文、古文及各版本异同，断以己意，写定一套群经的“中文”定本，并辅以《中文经议》、《群经叚借考》等专门著作。这反映了他试图在乾嘉考据学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经典文本整理与阐释的学术理想。
治学方法：他主张汉宋兼采（请益于陈奂、宋翔凤等汉学家），博通而不专守一家。强调证据，反对臆断，对于今古文经说异同，主张“并存之，以俟治经者之择善而从”。他对假借字的分类（本无其字与仓促代用）和考求本字的工作，体现了扎实的小学功底。
生平与气节：姚谌的生平紧密与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战乱相连。中举后因战乱未能会试，在湖州保卫战中，他积极参与地方防务，出谋划策，体现了传统士绅的责任感。在城防危急、军粮匮乏时，他敢于为民请命，激烈反对军队劫掠百姓，展现出正直敢言的胆识和民本思想。城破后家眷殉难，他本人被俘后侥幸得脱，但身心遭受重创，最终在湖州收复后因悲恸过度而早逝，年仅三十。其人生浓缩了战乱时代士人的命运悲剧。

3.时代背景：
学术背景：晚清经学处于今古文争论与融合的时期，考据学仍是主流，但已有寻求贯通、服务世用的趋势。姚谌的“中文”计划正是这一学术环境下的产物。
社会背景：太平天国运动（文中称“寇乱”、“贼”）席卷江南，对江浙一带的社会经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湖州保卫战是其中一场惨烈的战役。文本详细记录了战前组织、粮草危机、城破殉难等细节，是研究太平天国时期地方社会史、军事史的珍贵一手史料，生动展现了战争中文人士绅的处境与抉择。

4.文献价值：
提供了晚清一位有才华、有抱负但不幸早逝的学者姚谌的详细生平，可补正史之阙。
具体阐述了姚谌的经学思想与庞大研究计划，有助于了解晚清考据学的具体面向与发展脉络。
翔实记录了咸丰末年至同治初年湖州地区的战争情况，尤其是守城细节、军民矛盾、粮食危机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戴望作为与姚谌相交近十年的友人，其记述情感真挚，评价中肯，末尾“君死而吾党益孤矣”的感慨，流露出对同道凋零的深切悲凉。

5.其他可补充文献线索：
《清史稿》：可查检赵景贤、廖宗元、胡林翼等相关人物传记，印证湖州战事。
地方志：如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归安县志》等，应有关于姚谌、赵景贤及此次战事的记载。
戴望文集：如《谪麐堂集》，可能收录更多与姚谌交往的诗文。
同时代人著述：如施份为姚谌所撰墓志铭（如果存世），以及湖州地区其他士绅（如杨岘、陆心源等）的文集中可能涉及的相关记载。

总结：本篇行状不仅是一位学者短暂一生的传记，更是一幅镶嵌在晚清学术思潮与剧烈社会动荡双重背景下的微型画卷。它让我们看到，在乾嘉考据学辉煌之后，新一代学者如何承继并试图超越前辈的学术规划；也让我们看到，当太平天国的烽火燃及江南文教昌盛之地时，那些埋首故纸堆的读书人被抛入历史洪流后的坚守、挣扎与悲怆。姚谌未竟的《中文经议》与其守城时的谏诤书信，共同构成了一个传统中国士人“学术”与“气节”的双重肖像。

姚子展（姚谌）墓志铭

原页：礼耕堂丛说泽雅堂文集[清]陆心源辑·[清]施补华著·[清]施国祁著卷六

句读



姚子展墓志铭



君讳谌，字子展，湖州归安县人。其先沈姓，有壻于姚者，因冒姓姚氏，凡数世。至君之考讳开荣，修行于乡，始有名称。君幼开悟，读书不过三徧，即能覆诵，不遗一字。为诗古文词，若有天得。场屋之试，亦以古文行之。稍长，益务读书求友，与同郡六人者为苕社，问学相长。师汉刘𫘦（按：当为刘陶），以古文写五经，讲求六书、声音、训诂，曰：“吾非能为经师。韩愈氏有言：‘凡为文章，宜略识字。’将以治吾文也。”

咸丰已未（公元1859年），举于乡。明年庚申（公元1860年），粤贼攻湖州。大绅赵忠节公以团练扞贼，乌程、归安、长兴、德清诸乡聚皆应之。君主办郡中团练，举余自副。分郡中为三十五铺，铺各有长；一铺若干户，一户若干口，书之于籍，而榜之于户。又每十户循环为长，以察其口之数：多则问所来，少则问所去，告之铺长，铺长告之君与余，按籍之户而书其下。故城中数万户，户男女大小，历历可计，无一奸之能匿。贼至，则户出一人，领于铺长，登城助守，阴用兵法部勒，甚雨大雪，植立如鳍，宽于昼而严于夜。如是二年。

至辛酉（公元1861年）之冬，贼再陷杭州，环江浙数千里皆为贼有。君上书忠节公，请公私多买米谷，为持守之计。事既行矣，有尼之者，缓。贼遂围城。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围益急，城中食尽。楚军统领熊得胜下搜粟之令，家至户到，举城骚然。君又上书忠节，责以放兵扰民，事以少缓。

五月初三日，得胜开门降贼，城陷。君祖母笺童、母氏习、妻氏周、一叔、四妹，俱死于难。君从死不及，间道走上海，期得一当以雪家门之恨。复噤不得施，悲愤填膺，莫可发泄，于是（一）混于酒，不择人而与之饮，醉则歌哭无常，或拉为狭邪游，必日有酒，则往往又必极醉。余尝识其用欢而哀其遇，思有以开解之。嫉君者顾以为日舌也。

甲子（公元1864年）七月，官军复湖州。君归葬其祖母以下凡八丧。九月某日，以微疾卒于苏州。将卒，顾其从弟某曰：“生与死孰乐，汝知之乎？”呜呼，此可知君之用心矣！

箧中存古文若干首，诗若干首，皆君所手写。以余所见证之，盖散亡者伙矣。使君不遘壬戌之变，虽穷无所遇，仅得中寿，其用心于文字，所至顾可量哉？乃今止于此。

明年某月，从弟某归葬君于县东五十里双林之原。征文于余。余与君同出苕社，谊至亲厚，又患难之后，粗识君之用心，遂不辞而为之志。系以铭曰：

呜呼子展！天尔孑也，零丁海隅。万事裂也，一死为优，生者劣也。腐肠伐性，忍自割也。其道则狭，志勇决也。芝焚蕙化，重悲咽也。文章之光，并玉雪也。清照千年，不可灭也。

译文

姚子展（姚谌）墓志铭



姚君名谌，字子展，是湖州府归安县人。他的祖先姓沈，有一位入赘姚家的人，因此冒姓姚氏，经过了几代。到了君的父亲名开荣，在乡里修养德行，才开始有名声。

君幼年就聪明通达，读书不超过三遍，就能背诵，不漏一字。写作诗歌古文，好像有天生的才能。科举考试的文章，也用古文来写。年纪稍长，更加致力于读书和结交朋友，与同郡的六个人组成“苕社”，互相切磋学问。他师法汉代的刘陶，用古文书写五经，讲求六书、音韵、训诂，说：“我不是要成为经学大师。韩愈说过：‘凡是写文章，应该稍微认识些字。’（我这么做）是要用来研治我的文章。”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二年庚申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粤贼）进攻湖州。本郡大绅士赵忠节公（赵景贤）用团练抵抗贼军，乌程、归安、长兴、德清各乡的聚落都响应。君主办府城内的团练事务，推举我作为副手。将府城划分为三十五铺，每铺有铺长；一铺有若干户，一户有若干口人，登记在册，并张榜公示在每户门口。又每十户轮流担任“循环长”，来稽查户口人数的变化：增加了就询问从哪里来，减少了就询问到哪里去，报告给铺长，铺长再报告给君和我，我们就在户籍册上该户的下面记录。所以城中数万户人家，每户男女老少，都清清楚楚可以计算，没有一个奸细能够藏匿。贼军到来时，就每户出一人，由铺长带领，登城协助防守，暗中运用兵法进行部署约束，即使是暴雨大雪，也像鱼鳍一样站立不动，白天宽松些而夜里严格。像这样持续了两年。

到辛酉年（公元1861年）冬天，贼军再次攻陷杭州，环绕江浙数千里地都被贼军占据。君上书给忠节公，建议官府和私人多购买粮食，作为长期坚守的计策。事情已经在进行了，有阻碍的人，耽搁了。贼军于是包围了城池。同治元年壬戌年（公元1862年），包围更加紧急，城中粮食吃尽。楚军统领熊得胜下达搜查粮食的命令，挨家挨户搜查，全城骚动不安。君又上书给忠节公，指责他纵兵扰民，事情因此稍微延缓。

五月初三日，熊得胜打开城门投降贼军，城池陷落。君的祖母笺童、母亲习氏、妻子周氏、一位叔父、四个妹妹，都在灾难中死去。君跟随赴死没来得及，从小路逃到上海，期望能有所作为来洗刷家族的仇恨。又因环境所迫不能施展，悲愤充满胸膛，无法发泄，于是便沉溺于酒，不选择对象就和别人一起喝，醉了就唱歌哭泣无常，有时拉人去狎妓冶游，但必定每天有酒，而且往往又一定要大醉。我曾经明白他是借欢乐（来排遣）而哀痛他的遭遇，想着有什么办法开导劝解他。嫉妒君的人反而认为他是“日舌”（多言、惹事）。

甲子年（公元1864年）七月，官军收复湖州。君回乡安葬了他的祖母以下共八位亲人。九月某日，因小病在苏州去世。临死前，看着他的堂弟某说：“生和死哪个更快乐，你知道吗？”唉，从这里可以知道君的内心了啊！

他箱子中存有古文若干首，诗歌若干首，都是君亲手抄写的。根据我所见到的来验证，散失的已经很多了。假使君没有遭遇壬戌年（1862年）的变故，即使穷困不得志，仅仅活到中等寿命，他用心于文字学问，所能达到的成就难道可以估量吗？如今却停止在这里了。

第二年某月，堂弟某将君归葬在县城东面五十里的双林原上。向我征求墓志铭文。我和君同出“苕社”，情谊极为亲厚，又是患难之后，粗略了解君的内心，于是不推辞而为他写了这篇墓志。附上铭文说：

哀叹子展啊！上天让你孤独，在海角零丁飘泊。万事都已破碎，一死反是优游，活着反倒困劣。用酒腐蚀肝肠，戕害性命，你忍心这样自我割裂。他选择的道路虽然偏狭，志向却勇敢决绝。香芝被焚，蕙草同化，更添悲泣呜咽。文章的光芒，与美玉白雪并洁。清辉照耀千年，永远不会泯灭。

【解读透析】

1.文本性质与作者：本篇是清代学者施补华为挚友姚谌（字子展）所作的墓志铭，收录于其《泽雅堂文集》。施补华与姚谌同属“苕社”，共同参与湖州保卫战，是生死之交。此文情感真挚深沉，不仅记录生平，更着力刻画姚谌城破家亡后的内心痛苦与行为巨变，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文学感染力。

2.对姚谌形象的补充与深化：
天赋与文才：补充了姚谌幼年“读书不过三徧，即能覆诵”的神奇记忆力，以及“为诗古文词，若有天得”的文学天赋。强调其科举“亦以古文行之”，特立独行。
务实干才：比戴望《行状》更具体地描述了姚谌在湖州团练中的组织才能。他设计的“三十五铺”、“十户循环长”制度，结合户籍管理与军事动员，体系严密，成效显著（“无一奸之能匿”），展现了他不仅是学者，也是精于实务的管理者。
悲剧核心与心理刻画：本文最突出的价值在于详细描绘了城破后姚谌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创伤。亲人尽殁、报仇无门，使他陷入“悲愤填膺，莫可发泄”的绝境，继而以“混于酒”、“歌哭无常”、“狭邪游”等自毁方式麻痹痛苦。施补华用“识其用欢而哀其遇”深刻理解友人，而“嫉君者顾以为日舌也”则揭示了世俗的误解与冷漠。临终“生与死孰乐”的发问，是其痛苦灵魂的最终写照，极具震撼力。
学术志向：简要提及姚谌“师汉刘陶，以古文写五经”的学术志向，并引用韩愈语说明其目的在“治文”，与戴望《行状》详述的经学计划相呼应，但侧重点不同。

3.与戴望《姚君行状》的比较：
视角差异：戴《状》是较为全面、客观的传记，详于学术思想（长信）与事件过程（守城、谏诤）。施《铭》是挚友的深情悼文，详于战前组织细节、战后心理巨变及私人交往，主观色彩浓烈。
细节互补：关于团练组织，施《铭》的“铺”、“循环长”制比戴《状》的“三十六乡”更具体。关于城破后，戴《状》简述被俘、逃脱、客居、呕血而卒；施《铭》则详述逃沪后的酗酒放浪及临终言语，极大丰富了姚谌的悲剧形象。
评价侧重：戴望称其“可继乡先正诸公之后”，重其学术传承。施补华铭文“一死为优，生者劣也”、“其道则狭，志勇决也”，则是对其人生选择与悲剧命运的深刻悲悯与辩护。

4.历史价值：
社会史价值：对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方团练的组织形态、基层控制（户籍与联防）提供了极为生动的个案细节。
心态史价值：罕见地细致记录了一位传统士绅在经历家园毁灭、亲人惨死、抱负成空后的心理崩溃过程与行为失范，是研究战争创伤与士人心态的珍贵材料。
文学价值：铭文用韵文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姚谌的一生，情感充沛，对仗工整，“芝焚蕙化”等比喻贴切，是优秀的碑志文学作品。

5.其他可补充文献线索：
《苕社》文献：探究这个湖州本地文人社团的其他成员及其著述，可能发现更多关于姚谌和当时湖州士人圈的记录。
施补华其他作品：《泽雅堂文集》中可能还有其他与姚谌相关的诗文。
赵景贤文集：赵景贤作为湖州保卫战主帅，其文集或奏议中应有关于团练、粮饷及姚谌建议的记载。
清方战史资料：如《平定粤匪纪略》等，可对照核实湖州围城时间线与事件。

总结：施补华的《姚子展墓志铭》与戴望的《姚君行状》互为表里，共同塑造了姚谌这位晚清悲剧士人的立体形象。如果说戴望为我们呈现了一位博学有识、勇于任事、持正敢言的学者型士绅，那么施补华则为我们揭示了在惨烈战争碾压下，同一个体如何从充满抱负与才干的组织者，沦为一个借酒浇愁、行为乖张、心碎而死的孤独灵魂。这两篇文献结合在一起，不仅完成了个人的传记，更完成了一场时代的悲剧叙事，让我们对太平天国战争给江南士人阶层带来的具体而微的深重伤害，有了触及灵魂的感知。铭文最后“文章之光，并玉雪也。清照千年，不可灭也”的期许，与其说是对友人文采的赞誉，不如说是作者在无尽黑暗中，为逝者保留的最后一点永恒光芒的渴望。

书姚子展遗文后

原页：礼耕堂丛说泽雅堂文集[清]陆心源辑·[清]施补华著·[清]施国祁著

泽雅堂文集卷七

乌程施补华均甫箸

句读

《书姚子展遗文后》


此吾故友姚君子展之文也。子展于学无所不窥，而尤喜为文，为之亦特工。每一篇出，压其曹偶。故与子展友者，于子展之文多能背诵，而余所记加伙。盖见吾子展伸纸把笔以成此文，十尝六七也。

而子展自湖州之覆，尽室蒙祸，其视一身瞬息人世，不复顾惜；至其文章零落澌灭，益不暇计。于是遂无专集之存。及子展既殁四年，陵君子与谋刻其交，因与子展为友者记忆掇拾，都为一编。子展之文，岂止于是哉？

以子展之文之工，而遇之惨，至于愤郁以死，宜乎文章之光，焜耀身后。而亦零落澌灭，仅而获此，传不传未可知。呜呼！吾疑天道矣。

又九年，余从相国左公西讨逆回，军次酒泉。而子与扬州书至，以是刻坿焉。子与之为死友，可谓勤矣。然吾观子展之文，思与吾子展坐乎堂户之间，饮酒论文，往复推议，穷极而不厌，盖昨日事也，鸟知其已死哉？

至集中名氏，如王定伯、戴子高、俞劲叔、陵子与，又皆一时文学之杰，与吾子展朝夕游处者。盖是时，东南虽乱，湖州数郡未被兵革，老师宿儒犹有存者，藏书之家以十数。子展与此数人，得藉师友典籍之力，殚精于学而毕力于文。今忽忽二十年矣。

东南盗贼虽已灭亡，而天下祸乱未知终极。追𢡡曩游，子展殁十三年，定伯殁十二年，子高之殁，抑又四年。士于文章著述，抑其次矣，而已中道摧伤，不竟其绪如是。其幸而不死，如子与、劲叔，又皆贫甚，客游四方以求衣食；余则头白面黎，驰驱绝域，心力绌而学殖荒，无所成就。

嗟夫！亡者亦已矣，而文章著述犹有可观。今其存者，所至当复何如耶？呜呼，可睹也已。

译文
《书姚子展遗文后》

这是我已故的朋友姚君子展的文章。子展对于学问没有不涉猎的，而尤其喜欢写文章，写起来也特别精妙。每一篇文章出来，都胜过他的同辈。所以和子展做朋友的人，对于子展的文章大多能背诵，而我所记得的更多。因为我亲眼看见我的子展铺纸执笔写成这些文章的，十篇里倒有六七篇。

然而子展自从湖州城覆灭，全家遭祸，他看待自己，觉得人生如瞬息般短暂，不再顾惜；至于他的文章零落散失、湮灭，更加无暇顾及了。于是就没有专门的文集留存。等到子展去世四年后，陵子与君谋划刊刻友人的著作，于是和子展的朋友们凭记忆搜集摘录，汇集成一编。子展的文章，哪里只有这些呢？

以子展文章的工巧，而遭遇的悲惨，竟至于悲愤忧郁而死，按理说，他文章的光芒，应该在身后辉煌闪耀。却也零落湮灭，仅仅得到这些，能否流传下去还不知道。唉！我怀疑天道了。

又过了九年，我跟随相国左公（左宗棠）西征讨伐叛逆的回部，军队驻扎在酒泉。而子与从扬州的信到了，把这刻本附寄给我。子与作为亡友，可以说是尽心竭力了。然而我读子展的文章，想起和我的子展坐在厅堂门户之间，饮酒论文，反复推敲商议，穷究道理而不厌倦，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哪里知道他早已死了呢？

至于文集中提到的名字，像王定伯、戴子高（戴望）、俞劲叔、陵子与，又都是一时的文学俊杰，和我的子展朝夕相处、交游往来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东南虽然战乱，但湖州几郡还没遭受战火，年老的老师、博学的儒者还有健在的，藏书之家数以十计。子展和这几个人，得以借助师友和典籍的力量，竭尽心思钻研学问并全力从事文章写作。如今匆匆过去二十年了。

东南的“盗贼”（指太平军）虽然已经灭亡，但天下的祸乱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追忆往昔的交游，子展去世十三年了，定伯去世十二年了，子高的去世，也又有四年了。士人对于文章著述，本是次要的事，却已经中途被摧折伤害，不能完成他们的学业事业到如此地步。那些侥幸没死的，像子与、劲叔，又都极为贫困，客居四方来谋求衣食；我则头发已白、面色黧黑，奔驰驱驰在遥远的边塞，心力不足而学问荒废，没有什么成就。

唉！死去的人也已经逝去了，但他们留下的文章著述还有值得一看的。如今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最终的归宿又将如何呢？唉，这是可以预见的了啊。

【解读透析】

1.核心主旨与情感基调：
这是一篇情深意切的跋文，核心是悼亡与自伤。施补华在西北军营中收到亡友姚谌的遗文集刻本，触发了对逝去挚友、凋零的文人圈以及自身漂泊命运的三重哀叹。全文贯穿一种深沉的幻灭感与沧桑感——不仅哀悼个人的早逝，更哀悼一个文化时代（战前湖州相对安宁的学术环境）的终结，以及一代士人理想的破灭。

2.时间线与历史坐标：
姚谌去世：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
遗文搜集：约同治七年（1868年），由陵子与发起，朋友们凭记忆拼凑。这印证了前文所述姚谌文稿“零落澌灭”的惨状。
本文写作：“又九年”，即收到刻本的年份，约为光绪三年（1877年）。此时施补华正随左宗棠在甘肃酒泉参与平定阿古柏之乱及后续事宜。从1860年代湖州的生死挣扎，到1870年代西北的戎马倥偬，时间与空间的巨大跨度，加剧了今昔对比的强烈震撼。
群体凋零时间表：文中列出：
姚谌（子展）：卒于1864年，距写作时13年。
王定伯：卒于约1865年（“殁十二年”）。
戴望（子高）：卒于1873年（“殁…抑又四年”，距写作时4年）。
俞劲叔、陵子与：幸存，但穷困潦倒。
作者自身：白头戍边，学殖荒废。
这张时间表清晰地展示了“苕社”或湖州那一代文人群体的集体命运：在太平天国之乱中直接殒命，或在乱后贫病潦倒、理想湮没。

3.与《姚子展墓志铭》的深层关联与递进：
从个体到群体：《墓志铭》聚焦姚谌一人的惨烈生平与精神崩溃；本文则将姚谌的悲剧置入整个文人共同体的命运图谱中。姚谌的“文章零落”不仅是个人不幸，更是时代洪流下文化传承断裂的缩影。
从记录到反思：《墓志铭》主要记述事件与行为；本文则进行了更深刻的命运诘问与历史反思。“吾疑天道矣”是对个人才华与遭遇不公的愤怒；“天下祸乱未知终极”则是对整个时代走向的悲观判断。
幸存者的自况：本文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作者自身及幸存友人的当下境况。“头白面黎，驰驱绝域”是施补华作为晚清士人另一种典型命运——投身幕府、参与平定边疆叛乱，虽存性命，但学术生命已然枯萎。这与姚谌的“愤郁以死”形成了悲剧的两种变奏：一则毁灭于骤然的暴力，一则消磨于漫长的漂泊与事功。二者同样导致“不竟其绪”。

4.历史价值与文献意义：
记录文化劫难：生动记录了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文化核心区造成的具体破坏：藏书散佚、师友凋零、文脉中断。姚谌遗文需靠朋友记忆拼凑，这是文化载体脆弱的明证。
展现士人心态：展现了乱后一代士人普遍的精神创伤与挫折感。他们不仅是政治秩序的维护者（如办团练），更是文化价值的承载者。前者的失败（湖州城破）与后者的湮灭（文章零落）双重打击，导致了深刻的（存在性危机）。
补充人物关系网：明确了以姚谌为核心的湖州青年文人圈子（苕社）的主要成员：王定伯、戴望、俞劲叔、陵子与、施补华。这为研究晚清地方性学术-文学团体提供了线索。
佐证戴望生平：提及戴望（子高）去世时间（1873年），与戴望生平吻合，增加了文本的史料可信度。

总结：
《书姚子展遗文后》不是一篇简单的文集后记，而是一曲为逝去的友人与逝去的时代共同谱写的挽歌。它从一本单薄的遗文集出发，勾连起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两场重大动荡（太平天国之乱与西北回乱），映射出一代江南士人从书香雅集到战火离乱，再到漂泊沉沦的完整生命轨迹。施补华的笔触，既有对亡友“文章之光”可能湮灭的深切忧虑，更有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幸存者“心力绌而学殖荒”的无奈悲叹。本文与戴望的《行状》、施补华自己的《墓志铭》一起，构成了关于姚谌及其时代最完整、最富层次感的历史叙事，让后人得以窥见宏大历史叙事背后，个体与群体那具体而微的、充满血泪与遗憾的心灵世界。

姚谌（字子展）的清代文献——戴望《姚君行状》、施补华《姚子展墓志铭》与施补华《书姚子展遗文后》——构成了一个极其珍贵且富有层次的历史叙事矩阵。它们从不同视角、不同时间点、不同情感维度，共同绘制出一位晚清士人完整而立体的生命图景，并由此折射出整个时代的剧变与创伤。

以下是对这三篇文本的综合关联解析：

一、文本性质与叙事分工：一个立体的叙事架构

这三篇文章并非简单重复，而是在“为姚谌立传”这一共同目标下，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内核到外部事件，再到身后影响与时代回响的完整逻辑链。

|文本|作者关系|文体功能|核心叙事焦点|时间视角|

|戴望《姚君行状》|学术同道（服其博闻）|“史源”：提供客观、全面的生平素材，供修史或撰铭之用。|学术生命与公共事务。详述其经学抱负、治学方法（核心信件）及在守城中的战略谏言与政治原则。|全生涯概述，止于其卒。|

|施补华《姚子展墓志铭》|生死战友（同办团练）|“盖棺论定”：纪念、哀悼，总结生平，寄托于金石。|实践才干与私人劫难。详述其组织才能（团练细节）、家庭惨剧及城破后精神崩溃的私密状态。|聚焦于战乱高潮及其直接后果，至其卒。|

|施补华《书姚子展遗文后》|遗文读者/群体幸存者|“跋文/反思”：围绕遗文的存佚，追忆往昔，感喟群体与时代命运。|文化劫难与群体命运。揭示其文章湮灭的过程，并将其悲剧置于整个文人圈层凋零的背景下进行哀悼与反思。|死后多年（13年后），回望一生，放眼群体。|

关联解析：
戴《状》是“骨骼”与“大脑”：它构建了姚谌作为一个学者和士大夫的基本框架——他的知识体系、学术野心和公共角色。这是理解其人格的理性基础。
施《铭》是“血肉”与“心脏”：它填充了骨骼的血肉，注入了情感的温度。它展现了姚谌作为执行者的干练、作为家庭成员的惨痛，以及作为幸存者的内心地狱。这是理解其悲剧的感性核心。
施《书后》是“回声”与“墓志铭的墓志铭”：它将姚谌个人的死亡，扩展为其文化成果的湮灭和其整个文人圈的凋零。这篇文章不仅是在悼念姚谌，更是在悼念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态。它是前两篇个人叙事的历史升华。

二、核心主题的互文、深化与拓展

1.“文章”与“命运”的悖论
戴《状》：预先提出其学术文章“卒未成”的遗憾。
施《铭》：铭文赞其“文章之光，并玉雪也”，但前提是他已惨死。
施《书后》：将此主题推向极致。明确指出，因其惨死，文章零落，仅靠友人记忆拼凑成编，“传不传未可知”。并发出“吾疑天道矣”的悲愤之问。三篇文章层层递进，共同完成了一个才华愈工、命运愈惨、文章愈湮的残酷叙事，深刻揭示了乱世中文化传承的极度脆弱。

2.“湖州之难”的多维度记录
戴《状》：侧重高层决策与政治伦理（与赵景贤、熊得胜的谏争，引《春秋》大义）。
施《铭》：侧重基层实践与家庭悲剧（三十五铺如何运作，全家殉难名单）。
施《书后》：侧重难后影响（文章散佚，友人凋零）。三者合观，湖州保卫战从一个历史事件，变成了一个有战略、有管理、有伦理冲突、有血肉牺牲、有长远文化创伤的立体全景。

3.姚谌形象的最终合成
三篇文章合力塑造了一个再也无法被简化的复杂形象：
雄心勃勃的考据学者（戴《状》详述其经学计划）。
务实高效的地方干才（施《铭》详述其团练组织）。
的儒家诤士（两文皆述其抗言）。
身心破碎的战争幸存者（施《铭》述其酗酒自毁，施《书后》述其文脉断绝）。
一个文化黄金时代逝去的象征（施《书后》将其与王定伯、戴望等友人的命运并列，共同指向战前湖州文人圈的湮灭）。

三、情感与视角的流动：从个人哀悼到时代悲歌

情感流变是串联三文的内在主线：
1.戴望的“痛惜”：作为学者同道，其情感是敬佩与痛惜的结合。“君死而吾党益孤矣”，是对学术同道逝去的群体性失落。
2.施补华（铭文）的“悲恸”：作为生死之交，情感极度个人化、具象化。对守城细节的追忆、对其酒后癫狂的描绘、对“生与死孰乐”的记录，是撕心裂肺的私人哀悼。
3.施补华（书后）的“悲凉与幻灭”：十三年后，在西北军营中，情感沉淀为一种更深广的历史性悲凉。哀悼对象从姚谌一人，扩展至所有亡友（王、戴），再到所有幸存却潦倒的友人（俞、陵），最后落于自身“头白面黎，驰驱绝域，心力绌而学殖荒”的无奈。这是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对个人与时代共同命运的终极喟叹。

四、历史书写的终极启示：作为“证据链”与“心灵史”的文本群

这三篇文章共同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非凡的历史书写示范：
它们构成了一个坚实的“史料证据链”：关于姚谌的生平、湖州的战事、晚清士人的境遇，三文相互印证、补充细节，极大提升了历史叙述的可信度与丰厚度。
它们共同书写了一部“士人心灵史”：不仅记录事件，更记录情感、心理与精神世界的崩塌与变迁。从姚谌个人的精神崩溃（施《铭》），到施补华群体的理想幻灭（施《书后》），我们看到了传统士人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内心世界所经历的惊涛骇浪。
它们揭示了历史记忆的建构性：姚谌的形象并非天生如此，而是通过他的朋友——一位学者和一位战友——从不同侧重点回忆、选择、书写而成的。戴望强调其“学”，施补华强调其“情”与“事”，这本身既是实录，也包含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情感投射。

总结：
戴望的《行状》、施补华的《墓志铭》与《书后》，如同为姚谌及其时代竖立了一座三维的纪念碑。戴文刻下了碑文的正面铭文（生平梗概与学术志业），施铭刻下了背面的浮雕（惨烈细节与情感创伤），而《书后》则如同一位多年后重返碑前的友人，抚摸碑文，向观者讲述碑主及其同伴们的故事，并指出这不仅仅是一座个人之碑，更是一座祭奠整个失落时代的纪念碑。研究这三篇文章，我们最终理解的远不止姚谌一人，而是19世纪中叶中国江南，那一代文人士绅在学术理想、地方责任、家庭伦理与文化传承上，所遭遇的整体性、覆灭性的冲击。这是三篇文本综合关联后，所迸发出的最深刻的历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