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集】青春拾忆

李树华

【散文集】青春拾忆

李树华

序言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五十多年过去了。回望当年，十七岁时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整个青春期是在东北农村度过的。八年知青岁月，酸甜苦辣，感慨万千。在那片黑土大地上，撒下了泪水与汗水，摆脱了困惑与迷茫，收获了自信与坚强。

有人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想想都是苦和泪，不想再回味。可我觉得，正是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在那些前途渺茫无望的日子里，考验了我们的心智和毅力，凝练了了我们的奋斗精神和家国情怀，使我们成为一代最坚强、最抗压、最具奉献精神的人。

走过那段独特的时光，老知青都成了有故事的人。艰难岁月，苦乐年华，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出来，是我们老知青的责任。近些年，我在《美篇》《今日头条》个人专栏，发出了几百篇原创作品，收集整理编写了《大洼知青记忆（八集）》《寻觅青春的足迹——我的知青岁月》等系列作品，并将几十篇散文作品，在《天津散文》《津沽散文》《当代文学家》微刊，以及《黑土地文化》《三角洲·名家经典》等省级期刊发表。

这本散文集《青春拾忆》，选取了二十五篇知青岁月纪实作品，整理编辑成册，与大家交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李树华

2025年12月30日

下乡前的一张合影

在家里整理多年未翻的老相册，发现了一张七人合影，上面没有拍照日期，只写着“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呢？一时想不起来了。晚上睡不着觉，还在想着这张照片，一些往事和照片上的人一点点清晰了起来，这是下乡之前与大院里的“发小”拍的一张合影，也是唯一的一张合影。这张照片尘封了这么多年，我早就忘记了还有这样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家从北京搬到了天津，就住在铁三院家属大院(当年称作是“二十八段”)，这个大院有十几栋新建的三层楼房，室内有厕所，院里有浴池，还有卫生所。每栋楼有三个单元，那时家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大院里总是有一群群的小孩子在玩耍，开心得很。上小学时，我们那一批孩子都进了增产道小学，这张照片上有三个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又一同考入了离家最近的铁路二中，从家门口走过城防河那座小桥便是学校，用不了五分钟就可以走到。照片里有两位高年级姐姐，她们是大院里一起玩的发小，也是我的中学校友。另外两名校友经常到院里来玩，是我同年级要好的同学。

记得我是一九六五年上的中学，学了一年后“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那时我们十四五岁，不太懂什么是政治。铁三院子弟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出身，算不上“红五类”，一开始我们都进不了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学校楼上有一个挺大的图书室，那时我们经常去借书看。有一天上楼去换书，发现图书室被人砸了，楼道里满地都是书，我们就抱了一摞小说回教室看，看不完怕被别人拿走就带回家看，看完后我们大家又互相交换着看。那时候老师不上课了，闲来无聊看了不少课外书。革命大串联时，我们班里的同学，先后去了北京、武汉和上海，这是我们第一次远离家门，算是开了眼界，胆子也大一些了。

后来学校实行“复课闹革命”，我们终于又可以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学习了。本以为可以这样一直学下去，毕业后升入高中，可事实并不是我想的那样。此时，六六届，六七届毕业生还滞留在学校，他们并没有升入高中。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同学，陆续被分配到工厂或是商业部门直接参加工作了，紧接着就开始大范围的动员和报名，去黑龙江兵团和内蒙古插队。

当年经历过“文革”的高年级同学们，思想非常革命，他们积极报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当时有一首歌的歌词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口班的高年级同学还给我们表演过这个节目，想不到这么快他们就真的要去东北边疆了。当时觉得他们去那么远的地方，很神圣，很勇敢。我们大院里的高年级姐姐范末坚，被批准去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范末坚姐姐比我们大两岁，身体比较柔弱，还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她特别喜欢看书，我们深受她的影响。夏天，在院里的大树下，我们经常围着她听她讲故事，看到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姐姐要去内蒙古了，我们心中不免有一种难舍难离的伤感。我们几个六八届的发小，相约一起欢送姐姐，来到附近的照相馆与姐姐拍下了这张照片，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

送走了一批批高年级同学，我们六八届毕业生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正常情况下，我们应当离开学校进入高中校门了，可是没有一点升学迹象。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掀起了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天津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一个不留，全部下乡。一九六九年三月份，我们这些十七岁的初中毕业生，也跟高年级同学一样，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报名上山下乡。当班主任老师告诉我们，学校开始报名去哈尔滨郊区插队时，我们班同学积极报名，学校还没有进行动员就报完名了。经过体检和政审批准了五十七人去哈尔滨郊区。后来班里剩下的同学与其他班同学一起去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和黑龙江农场，只有个别身体不好体检不合格的同学没有去下乡。

这张照片中的七名发小，姐姐去了内蒙古科尔沁插队，两人去了哈尔滨郊区插队，两人去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只有两人因身体不好没有下乡。七个人，五人成了知识青年，另外两人后来分配到了市内企业工作。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就是几十年。望着这张学生时期的最后一张照片，感慨万千。校园时光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可惜我们没有完成学业就下乡去了，在农村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此篇2024年12月18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我们的知青宿舍

十年知青岁月，酸甜苦辣咸难以忘怀。特别是那排知青宿舍，当年为我们遮风挡雨，茅屋土坯房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我们天津铁路二中两个班级的五十七名六八届初中生，来到了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小村庄插队落户。这个小村庄，是一个独立的生产大队，当时只有百十户人家。突然来了几十个男女学生需要安置，其难度可想而知。首先是住的问题，现盖房子肯定是来不及了，二十九名男生，二十八名女生，住在哪里呢？

当时村里把这事当成了一项政治任务，想尽办法安置我们。在我们到来之前，临时改造了几处房屋。把宽敞的大队部倒了出来，屋内南北都用木材架起了大通铺，二十九男生住了进去；把村西边场院的看场老屋进行了简单维修，建了大通铺，六班十五名女生住了进去；把村里不用的牛棚进行维修改造，我们二班十三名女生在这里落下了脚。

我们二班十三名女生住进的这个牛棚改造的知青宿舍，右侧有一扇门，走进门是一个小间，可以放农具，然后进入屋内。屋里有两个大窗户，一个大通铺。床铺的对面架起了两层木架，可以放置我们带来的箱子。

按说这个知青宿舍也算不小了，可是当我们十三名女生打开行李之后，这个大通铺还是显得太拥挤了，每个人只有可以放下一个枕头的宽度。在这个牛棚改造的茅草土坯房里，我们开始了与当地农民一样的劳动生活。

在大通铺宿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二班和六班女生是分别住在两个大宿舍里，虽然挤了点不太方便，也算没什么事。但是两个班级的二十九个男生挤住在一起，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休息不好情绪不稳定，难免磕磕碰碰，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

下乡的第二年，村里抓紧为我们建造知青宿舍。当年国家为了安置知青，给每个下乡知青拨了二三百元的安置费，村里用这笔钱为我们建造知青宿舍。大洼知青杨芝城，当年参加了建造知青宿舍全过程的劳动。垒墙用的土坯，是从村前草甸子上采伐下来的，扇房的草是从草甸上割的，房檩、门窗等木材是从外边购买的，木匠、工匠都是村民。当年按照村里的建房方式，在村子里建好了这两排知青宿舍。

这宿舍是土坯房，外墙抹了一层泥。房顶有厚厚的扇房草，冬暖夏凉又防雨。只是每年冬天到来之前，都得用草和泥重新抹一次外墙，因为这泥墙经过一年的风吹雨打，有些地方已经破落了，为了保温和美观，必须重新抹一遍，而我们知青最触头的就是抹墙这活。

男生那排宿舍，有三扇大门，六个房间；我们女生这排宿舍有两扇大门，四个房间。新建的房子一共十间住屋，每个屋里安排四个人，显然是不够住的。因此我们班有五名女生暂时住到了老乡的一个闲置房里。六班有三人分配到鸡场工作，住到了鸡场宿舍。当时有一名男知青已经当兵走了，随后又有四名知青选调招工走了，知青宿舍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基本就算稳定下来了。

我们是一九七零年秋后搬进的新宿舍。当时是自愿组合，我和张文彦等四名女同学搬进了最西边的房屋。新宿舍中间的堂屋，左右分别砌了一个灶台，上面有一口大锅，可以用来烧水做饭，有点像当地过日子的人家了。当时我们有知青食堂，还没有自己做饭。为了烧水，我们一起到草甸子上打草，晾干了后运回来用。

东北的冬天冰天雪地，我们宿舍室内温度也是零度以下，一觉醒来水盆和牙缸里的水都冻成了冰。我们打的柴草不够烧，听老乡说可以捡些牛粪，在炉子里烧，比烧柴草保温时间要长一些，我们曾按照老乡说的，在村里的大道上捡了一些冻牛粪，回来试着烧了一炉子，还真好用，屋里顿时感觉暖和了许多，并且没有什么怪味。那些日子我们靠烧牛粪取暖，一直坚持到回津。

后来相继有同学被推荐上大学，还有几个女生转插到离家近的河北农村，知青宿舍不那么紧张了。在村民家居住的几名女同学搬进了女知青宿舍。一九七四年，我们四人宿舍走了二人(张文彦和赵丽琴)，又进来二人(王秀英和许丽芬)。我和这几位同学一直住到一九七六年上学离开。在与这些同学朝夕相处的时间里，大家互相帮助共度难关，留下了深深的知青战友情。

知青食堂故事

那座村中道旁的茅草土坯房，那扇关不太严的房门，一日三餐从那里进进出出，有我们多少难忘的故事，多少青春的记忆……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日，我们五十七名天津六八届初中毕业生，来到了哈尔滨郊区陈家洼子村(五一大队)插队落户，在这里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知青岁月。当时我们是住在村里临时改建的三个大宿舍里，宿舍里只有一个大通铺，没有灶台和炊事用具，不具备做饭条件。大队给我们建了一个“知青食堂”。

我们的知青食堂，是一个长型茅草土坯房，中间有一扇大门，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饭厅，右侧是厨房操作间。操作间里有一排大锅和操作台，与饭厅之间有一道间隔墙，设了两个卖饭的窗口。知青食堂的管理员由大队出纳员刘会计兼任，我们五十七人集体户的户口本和粮食本都在他那里保管。当时知青的口粮是由国家给的统一定量，管理员给我们换成食堂饭票，知青们用饭票到食堂买饭就餐。厨师是大队选派的两个社员，他们每天起早贪黑为我们的一日三餐忙碌。我们知青食堂存在的时间比较长，期间换了几次厨师。印象比较深的有李师傅、老兵王发、武大嫂，还有老兵付师傅等。

下乡的第一天，乘坐了一天一夜火车的我们，就聚在这个“知青食堂”吃了第一顿晚餐。大队就地取材，为我们准备了这第一餐。主食是大米和小米掺在一起的“二米饭”，菜是黄豆炒韭菜，小咸菜，还有菜汤……。当时大家刚下火车，又累又困，吃完饭就休息了。从这一天开始，我们一日三餐进进出出，苦乐年华就与这知青食堂连在一起了……

当年的东北农村，以生产大队为基层单位，按照公社统一安排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陈家洼子距离公社和市区比较远，当时是以大田为主，种菜和养鱼为辅，粮食不缺，但是副食和蔬菜十分匮乏，农民生活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知青食堂，肉蛋只能在过节时才能见到，细粮是也有数的，几乎顿顿是吃大馇子。大地里的蔬菜下来时，才能够吃到村里种的几种蔬菜。

下乡前，我们在天津的主食是大米、白面和玉米面，没有见过这种整粒的大馇子。这种玉米粒大馇子很硬，不易煮烂，非常不好消化。加上东北天气冷，饭盛出来冒热气，吃到最后就冰凉了。吃饭慢的人，经常吃冷饭，因此不少同学都犯过胃病。现在想想，在那个贫穷落后又偏远的地方，干繁重的农活，顿顿大馇子，也没什么蔬菜和副食，—熬就是三五年，还有八年十年的，真实很艰苦。

知青食堂有时也会蒸馒头或是大包子，这是知青们最喜欢吃的了。但粮店供应的面粉有限，只能隔挺长时间吃上一顿。知青食堂的厨师们，看到我们不习惯吃大馇子，也是想办法粗粮细作，尽可能给大家改善伙食。比如把玉米粒磨成面粉，在大铁锅里贴玉米面饼子，这种金黄酥脆的玉米饼子还是很受欢迎的。我们由于水土不服，再加上食堂卫生条件差，下乡不久有二十多人先后患了传染性痢疾，也包括我自己，上吐下泻严重脱水，被送到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回村后食堂师傅经常煮小米粥或是面片汤，使得这些同学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些事至今令人难忘。

最开心的时候是过节包饺子。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一些传统节日，大队都杀猪或是宰牛，食堂会安排吃饺子。吃饭的人多，厨师包不过来，他们就把面和好，把饺子馅做好，按照人数分发给各个宿舍的知青，让我们回宿舍自己去包，然后到食堂去煮。我们到这里下乡，谁也没有带厨具，包饺子只能到老乡家去借面板和擀面棍。老乡们非常热情，每次都会借给我们，他们称我们是“天津学生”、“天津娃子”。一来二去的，我们跟这些老乡关系不错。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家这样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过节，也就忘了想家……

知青食堂每天都是按点开饭，我们上工下工的时间差不多，基本都能赶上点吃饭，但也有例外，现在说来就是笑谈了……。有一些特殊岗位的知青，因工作原因可能错过了饭点。比如有一次，在南岗看林护林的男生刘和风、周志源二人，给一片果林打农药，又累又呛，坚持干完已经下午两点多了。他俩疲惫不堪气喘嘘嘘地来到食堂，食堂己空无一人，无奈只好蜷着身子从买饭的窗口钻了进去。一看只剩大馇子饭了，左找右找什么菜也没找着。突然发现灶台边的地上有个盛大油的小缸，说时迟那时快，他俩在盛满大馇子饭的饭盒里舀上了满满两勺大油，然后又浇了半勺酱油，大口吃了起来。事后他俩还说，那是在大洼村吃的最香的一顿“美味佳肴”。

下乡第二年的秋末，我们搬进了新建的知青宿舍。新宿舍有个大灶台，可以烧水做饭了。一九七一年春天探亲回来后，有同学提出想自己做饭，大队同意了知青们的建议，我们开始了一段以宿舍为单位的自己做饭的日子。我们自己做饭，要自己挑水，自己打柴，自己准备油盐酱醋和粮菜，每天忙忙碌碌，累得晕头转向。收工回来累得要死，还得忙做饭，有时真吃不上饭，那日子很是难过。我们屋的同学很幸运，张文彦同学被调到小学校当老师，她下班后经常主动做饭，等我们收工回来她差不多把饭做好了，那时我们宿舍的几个人感觉真是太幸福了。张文彦同学很好学，她跟老乡学会了贴玉米面饼子炖菜，一口大锅就把饭菜都做出来了。当时我们下工后都饿得前胸贴后背的，吃到文彦同学做的饭菜感觉真是香极了。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我们如同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结下了深深的知青情姐妹情。

有的宿舍实行了轮流做饭的办法，这样做收工回来可以吃上饭了。但也有一些麻烦事或是危险，因为这些人从来没烧过柴火灶，也不会烧饭。女生宿舍的张军，第一次轮到做饭就把自己烧伤了。那天她抓了把干柴填进灶堂，接着划了根火柴，柴火立刻着了起来，她以为烧柴火灶很简单，不管不顾一个劲地往灶堂里添柴草，正赶上那天犯风，这灶堂光冒烟就是不起火苗，顿时屋里屋外都是烟。眼看快晌午了，下地干活儿的人们快收工了，可这饭还八字没一撇呢？她急得抓耳挠腮，只好用尽全身力气，不停地冲着灶口往里吹气，三吹两吹，忽然呼地一下从灶里蹿出一条＂大火龙＂，吓得她赶紧向后躲闪，就在这一瞬间，她前额的头发和眉毛全被火燎了，当时左腿撤的慢，脚踝也被火烧伤了。事后非常害怕，灶台屋里有不少柴草，要是把房子燎着了这一排知青宿舍就火烧连营了。

自己做饭真是太难了，这样的日子没坚持多长时间，知青们又要求大队恢复了知青食堂，知青食堂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但是，在冬季人少时，食堂就不得不停办了，每年都是春天同学们返回时再继续开办。

我一九七四年秋末被调到大队广播室当专职广播员，冬天到了同学们都回津过冬了，只有我和几位男知青坚守在岗位，那时就没有食堂了。那个冬天我没有回津，在村里与社员们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个冬天，我在广播室的煤火炉上自己做饭吃。那年大队分了一些稻子、谷子、糜子，在机房脱壳后用饭盒煮饭吃。我没有锅，土豆白菜也是用饭盒煮的。有社员看我吃饭太简单，给我拿来一些咸菜大酱之类的东西，也省了我不少事。当时广播室的工作，从早到晚都是很忙的。三十儿那天，在大队会计家吃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就算是过年了，也满有意思的。这些经历促使我成长，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们的知青食堂，那座茅草土坯屋，伴随我们度过了艰难的知青岁月。一九七六年我上学走了之后，曾回村看望同学和老乡们，那时知青食堂还在，一直坚持到知青大返城。十年知青岁月，大洼知青整个青春年华，献给了黑土地。陈家洼子，我们曾经插队的地方，我们一起流泪流汗的地方，我们怎能忘记！

秋天的回忆

又一次踏上这片热土，站在这一望无边的大地旁，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淡淡的金黄，庄稼还没有完全成熟，庄稼地里显得非常安静。现在农村实行的是家庭承包制，不知这大片土地由哪些人家承包了。当年我们下乡时，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大队统一经济核算制。人老了，喜欢怀旧，当年在这片土地上参加秋收劳动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我们下乡的地方，地处松花江边，地势低洼，我们称之为“大洼村”。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村子周围是大片的草原湿地。从村庄往南望去，远处有一道不太高的山岗，我们称之为“南岗”。岗上是一望无边的庄稼地，还有大片的果园。秋天的南岗，是沸腾的，喧嚣的，充满了欢笑声。

记得这里当年是一大片谷子地，我们下乡的第一天，就是在这块谷地里拔草，后来多次到这里铲地。转眼秋天到了，整个大地变成了金黄色，那是我们在城里没有见到过的壮观景色，感觉真是美极了。秋收开始了，我们跟社员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劳动。整个秋收大忙季节，我们几乎天天出工，劳动强度比较大，印象比较深的是割谷子，割豆子，还有摘果子。

最累的活是割谷子。岗上的那片谷子成熟了，金灿灿的，沉甸甸的谷穗垂下了头，在微风的吹拂下摇曳着。秋收季节到了，我们和社员们一起，到岗上收割谷子。

在这之前，我们参加过几天割麦子的劳动，自以为会使用镰刀了。这次我们拿着镰刀，信心十足地来到谷子地，打头的队长让大家每人六条垄，一字排开就开始干了。

社员们是从中间两垄开始割，先割下一把谷子用手拧成个“结”，放在垄沟里，然后割把谷子压在上面，接着再割两边的谷子。他们割起来，非常有节奏，右手用镰刀把谷穗搂到左手抓住，然后把镰刀放到谷杆的底部贴着地皮上用力一割到底，一把谷子就割下来了，地上的谷茬很整齐，割完一捆就随手捆起来，活儿干得非常漂亮！

我们第一次割谷子，先试着割了几刀，感觉镰刀在手里好像不好用了。我是左撇子，用右手拿镰刀割，自然比同学们更费劲一些。谷子杆比麦子秆粗，我们女生力气小又不会用力，镰刀在谷子杆上蹭来蹭去割不下来，割的谷茬狼牙锯齿的，还有的同学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脚。

打头的队长一看，我们确实不会割，又做了一次示范。但我们的速度还是太慢了，割地这活可是偷不了懒的，你不用力那谷子就还长在地里。队长只好让我们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其实我们真是连“半拉子”都不如，哪干过这个呀！也别说不行，后来学着社员的样子，用心练了一阵，找到了一点感觉，把镰刀贴着地皮，一口气割到底，一把谷子就割下来了，就是速度还是慢点儿。不过，我们都咬牙坚持下来了。

这个秋天，我手里的这把镰刀，割过谷子、黄豆和玉米杆，原来细嫩的手上磨起了泡，用手绢包扎上继续干，后来手上磨成了一层厚厚的硬茧子。

最有意思的活是割黄豆。当年岗上种了不少黄豆，黄豆夹长成之后，非常坚硬，里边还掺杂着带刺的植物(老苍子)，用手摸是扎手的，可是割黄豆不能不用手啊！那些社员真是厉害，他们很会用巧劲儿，用镰刀把豆棵割下来，搂到一起堆成堆儿。我们模仿着社员的干法，你追我赶地干。后来有女生倒着割，速度更快些。

其实这活也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只是有些扎手。那时没有劳动保护，我们把防冷用的手套拿出来戴上了。干这活，我们女生还不算落后。

有意思的是休息时，社员们割了一些干草点着了火，又抱起几堆豆荚放在火上面烧，一会儿就听见“噼里啪啦”响了起来，豆荚里的黄豆蹦了出来，看烧得差不多了，他们把火打灭了，让大家都围过来来“拱豆”(当地社员的说法)。开始我们不好意思去捡着吃，看社员们吃得那么开心，我们也围了过去，这豆子还真是很香，以前从来没有吃过。

捡了好一会儿，地上的豆吃得差不多了，大家不约而同抬起了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他，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原来每个人都变成了大花猫，有的人连脑门上也抹黑了，真是太有趣了。

最开心的活是摘果儿。秋天到了，南岗果园里的果子成熟了。一天，妇女队长说要带着我们女知青和女社员们去摘果，大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片果园还是夏天铲地的时候去过，果树的叶子是绿绿的，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很想看看秋天的果园。

这秋天的果园，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一眼望不到边际。果树不算太高，树上结的都是太平果和大秋果，果子把树枝压得弯弯的。那果子酸甜的，脆脆的，有红色的，粉红色的，黄色的，在绿叶的衬托下很是显眼。望着这一棵棵果树，大家的心情好极了。我们嬉笑着，社员们打闹着，果园里叽叽喳喳、嘻嘻哈哈地沸腾着。妇女队长一嗓子 “别闹了，干活了”，大家才安静下来，开始动手摘果了。

原以为挺简单的活，没想到也有学问呢。一开始，我们是用力往下揪，这么干很容易把枝丫折断，会影响来年果子的生长。社员们手把手教给我们怎么摘，手拿着一个果子往上一提，轻松地就可以摘下来了。一会儿就摘满了一小筐，然后倒进大筐里。半拉子小花妞儿，个子不高，脸上长了一些白斑，有点像孙悟空的装扮，本来大家一看她就想笑，她还真是风趣，一边哼着五音不全的小曲，一边摘。个子不够高了，她登上了梯子，摘满了一小筐儿，我正从旁边路过，她让我帮她倒一下，我过去接她手中的小筐，当我刚刚接触到还没拿稳，没想到她没站稳一下扑到了小筐儿上，吓了我一跳，小筐儿一倾斜果子撒落了一地，她却哈哈大笑起来了，旁边的人们也都大笑起来，我一看她的样子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她还真是个小活宝儿。本来静静的果园，顿时又热闹起来了。

听妇女队长说，这片果林，是几年前村里的年轻人种下的，那些人有的当兵去了，有的嫁到外村去了。我们知青今天来到这里收获果实，享受了这丰收后的喜悦。望着这一筐筐采摘下来的果子，心中不免有一些感慨。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真是这样啊！那么，我们这些知青来到这个小村子里，是不是也应当做一些“栽树”的事情呢？我还没有想明白呢，只听妇女队长又喊了一声“收工了，回家啦”，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们背着小筐，又是一路叽叽喳喳欢声笑语地下了岗，回村去了。后来我们连续干了十多天才摘完那片果子，果园里天天笑声满园……

紧张的秋收过去了，气温大幅下降，北方的冬天就要来到了。下乡的第一年，知青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57名知青分别住在几个临时改造的大宿舍里。我们班13名女生住在一个牛棚改成的土坯茅草屋里，当时已经感觉很冷了。坚持到11月份，我们一起回津过冬了。当时我还不满18岁。

回想当年，青春岁月一去不复。插队知青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苦中有乐，现在想想也是蛮有意思的。

（此篇2024年9月11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修大坝会战

我们到东北农村插队第二年的春天，所在公社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我们几十名知青参加了公社组织的修大坝突击会战。

一天，大队书记召集渔业队的队员和我们知青，还有一些年轻体壮的社员，几十人组成了一个参加修大坝的突击队。出发前，大队书记进行了简单的思想动员。我们所在大队，浅水养鱼是队里的主要副业，这次修建大坝与我们队的养鱼事业息息相关，要求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遵守纪律听从指挥，集中力量坚决完成公社交给的修坝任务。

四月的东北，春日暖阳，但风里仍带着些许寒意。大队给每个知青发了一把崭新的铁锹，那铁锹的木柄还带着淡淡的木香，粗糙的质感摩擦着掌心。大家扛着铁锹，满怀期待又略带忐忑地跟随着队伍出发了，我们二十几名十八岁女知青也在修坝的队伍中，从头到尾参加了那场热火朝天的战斗。

我们沿着一条窄窄的渠边土道前行，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谈论着即将开始的修大坝会战。不知走了多久，终于到达了干活的地方。那是一片广袤的平地，起坝之处微微隆起，地皮上布满了干枯的草根，翠绿的嫩芽从草根中刚刚冒出，它们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着。而我们，即将在这片原野上，筑起一道大坝。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修坝工程，我的心中满是好奇与不安。好奇的是这大坝究竟如何从平地而起，就凭手中的这把铁锹吗？不安的是自己能否完成这艰苦的劳动任务。

这时，一个负责分工的中年人拿着铁锹走来，他身形干练，脚步沉稳，只见他将铁锹往地上随意一量，给每个人划定了两个锹把儿的长度，那便是我们每个人当天的工作量。他又详细说明了坝的宽度和高度，言简意赅，随后大手一挥“干吧”！我们大家便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社员们动作娴熟，迅速进入状态，特别是那些渔业队的社员们，如灵动的舞者，干起活来好像很轻松。土地的湿度恰到好处，一锹下去，便能挖出饱含水分的湿泥。他们一锹一锹地将泥整齐叠放在事先画好的线上，每一块泥土都像是精心摆放的艺术品。叠起一定高度后，再往中间部分填泥土，动作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

再看我们知青，起初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大家随意地把泥往中间一扔，毫无章法。干了一阵儿，社员们负责的那段已初步有了大坝的雏形。而我们这边，只是在地中间堆了一堆杂乱无章的泥，与大坝的模样相差甚远。看到这情景，我们顿时慌了神，赶紧调整方式，学着社员的样子，一锹一锹地把泥按顺序放好，不多时，也修出了像样的坝形。

然而，我们的进度还是远远落后于社员。仔细观察，那些渔业队员用的工具是“筒锹”，锹形直上直下，历经岁月打磨，锹体锃亮，使用起来轻便快捷，泥土根本沾不上。而我们的锹头是圆形的，锹体又厚又笨，那草根根本铲不断，泥土还总是紧紧附着在锹体上，甩都甩不掉，别提多费劲了。工具的差距太大了，真恨不得能立刻换一把轻巧的工具。

随着大坝越修越高，取土的坑也越来越深，大坝还未完工，却已有一人多高了。此时，取土变得异常艰难，挖出的泥想要扔到那么高的坝上，简直太难了。我的手早已红肿不堪，每一次触碰铁锹，都像是被针扎一般疼痛。同学们的状况也都差不多，由于不会用锹，握得太紧，手上已经磨出了水泡，晶莹的水泡在阳光下格外刺眼，仿佛在诉说着劳动的艰辛。可我们负责的那段大坝还差得很远，大家只能用手帕简单包扎一下，咬着牙，忍着痛，继续埋头苦干。

这时，有些社员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们有的悠然地坐在一旁抽烟聊天，吞云吐雾，尽显惬意；有的看着我们干活的样子，忍不住在暗地里偷着笑。为了不影响收工进度，大队书记挺身而出，喊了一声：“大家都过来帮把手”！社员们纷纷站起身，几个年轻的男社员大步走来，他们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铲下一锹泥，“嗖”的一声，泥便如离弦之箭，从很远的地方精准地甩到了坝上。还有的社员细心地帮我们补了补坝的边缘，让整个大坝浑然一体

早晨出发时，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平地，而到了下午收工时，一条雄伟的“巨龙”横卧在眼前。望着这条长龙般的大坝，心中的震撼与自豪难以言表。我们原本觉得困难重重、很难完成的任务，竟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那一刻，满身的汗水和疲惫都化作了一种无形的喜悦。

那天修坝任务完成后，我们也学着社员的样子，将铁锹擦得干干净净。用砖头一下一下地磨去锹上的铁锈，努力把锹头磨亮，把锹刃磨薄。此后的日子里，我们连续干了多天修大坝的活。在这过程中，我们逐渐掌握了一些窍门，不再像刚开始那般手忙脚乱，也能基本按时完成任务了。

我们女知青，没有被困难吓倒，完全凭借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坚持了下来。等到修大坝的任务圆满完成时，我们每个人手上的水泡都变成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知青们不畏艰苦，积极向上，用自己的双手，与社员们一起在黑土地上，筑起一道长龙般的大坝，为当年的万家水利工程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回想当年的劳动情景，那火热的会战场面，那些忘我劳动的人们，依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知青宿舍的琴声

1969年，我们五十七名知青，从天津到哈尔滨郊区插队落户，给当地社员干部带来不少的麻烦，也给偏远的小村庄带去了清新的气息。宁静的夜晚，那悠扬的琴声回荡在乡野间，缭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十年知青岁月，在那漫长的艰难岁月里，有我们的哭声，有我们的笑声，还有那满怀激情的琴声……

我们插队的大洼村，离市区和公社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但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个一百多户的小村庄竟然办过一个小型剧团，能演一些东北地方戏《二人转》一类的节目。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停办了，村子里一直很平静。我们这些天津知青都是十七岁左右的小青年，被当地干部社员称作是“天津娃子”。其实我们真是一群没有完成学业的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下乡时背去了没学完的课本和几本小说，还有自己喜欢的乐器。自从我们到了那里，小村庄就热闹起来了。

我们带的乐器最多的是口琴，那时学校实行吹口琴，很多同学都有口琴，我也带去了一个上海制造的“国光牌”口琴。有的同学带去了京胡、二胡、康乐琴，还有个男生带去了一把小提琴……

插队务农的前两年，我们都是在大田里干农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非常疲劳。但劳动之余，知青们还是兴致勃勃地吹拉弹唱……。吹口琴只是在宿舍里随意玩玩，琴声传得不是很远。京胡和二胡就不同了，琴声能够传得很远，整个村子都能听到。

每当太阳落山，夜幕降临，新建的知青宿舍窗前，男生们便聚在一起吹拉弹唱。周志源同学演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浑身是胆雄赳赳》，陈万来和柳凤鸣同学拉京胡给他伴奏。他们的表演很投入，看不出一点劳累一天后疲惫的样子。京胡声一响，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一群大人孩子赶紧围过来看。特别是那些曾经在村里剧团待过的社员，更是兴致勃勃地跑来观看，为知青的精彩表演叫好。这个节目，当年参加了公社的文艺汇演，周志源同学还成为了公社文艺宣传队的独唱演员。

女生宿舍里有一个康乐琴，是刘玉秀同学从天津带来的，这是大家最喜欢的乐器，不知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其实这个康乐琴是个儿童玩具，属于弹拨乐器，一手弹拨琴弦，一手按琴键，比较容易学。只要掌握基本要领，谁都能弹出歌来。当然还是刘玉秀同学弹得最熟练，她弹的《草原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诗词歌曲，还有一些十分欢快的小乐曲，让人顿时感觉兴奋起来，把劳累和不快都抛到了脑后，这琴声真的具有这样的魅力……。我识简谱，耳音和乐感都不错，只要会唱的歌，就可以在这个琴上弹出来。只是手法不够熟练。我很喜欢这个康乐琴，有时间就拨弄一番，后来也能随心所欲地弹一些喜欢的歌。这个儿童玩具琴，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

我们宿舍还有一把三根弦的俄式三角琴，这是在小学校当音乐老师的张文彦同学拿来的，成了我们闲暇时随意玩的乐器。这个三角琴也是一种弹拨乐器，找准她的音阶位置，就可以弹奏出乐曲。当年非常喜欢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适合用这个三角琴弹奏。还有知青们最喜欢的歌《远飞的大雁》，新疆歌曲《弹起我的冬不拉》……，这些歌节奏比较缓慢，比较容易学。那时我们收工回到宿舍，吃完晚饭后，宿舍里经常传出熟悉的琴声。这琴声里，有我们的快乐，也有我们的忧愁；这琴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刘玉秀同学下乡时，还带来一把非常精致的二胡，她从小就学过拉二胡，拉起琴来还真有点专业的感觉。她非常喜欢拉二胡曲《赛马》。夏天的时候，吃完晚饭天还没黑，拿出一把椅子，放在知青宿舍窗前，坐在上面，先用松香擦拭几下弓毛，就开始拉起来。那琴声，如高山流水，万马奔腾，她的喷弓、颤指手法都非常娴熟，她用欢快悠扬的的琴声展现出了草原赛马的热烈场面和浓郁的蒙古风情。那激昂奔放的琴声，传得很远，感觉远处的山岗在回音，余音缭绕，动人心弦……。我们知青和村里的社员都喜欢听她的琴声，一些社员吃完晚饭后就到我们宿舍来观看。1974年张文彦同学回津上学后，村里小学校缺音乐老师，队里让刘玉秀同学去当了音乐老师。大洼知青居然出了两位音乐老师。

《二泉映月》大家都熟悉吧？这个曲目是刘玉秀的拿手曲目。她在感伤自己的前途时，情不自禁地会拉一曲《二泉映月》。她演奏《二泉映月》时，总是双眼微闭，好像是在感受瞎子阿炳演奏这首曲子的心情，我们会被她的深情演奏所感动。这首曲子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作，是一首大曲目，旋律优美动听，表达了对美好景色的赞美和对人生的感慨。刘玉秀每次完美的演奏，都会使我们灵魂深处受到一次震撼，她把情感带入其中，也把听众带入其中，余音袅袅，不绝如缕……，我觉得她真有音乐天赋，可惜没有机遇。一个有音乐天赋的女知青，在我们中间，她的激情演奏，感染着我们，给我们带来快乐，这在偏远的小乡村，真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至今回味无穷！

下乡四十七周年纪念日，我们回到了下乡地，特意在女知青宿舍原址合影留念。那里有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故事，还有我们的琴声……。大洼知青京胡演奏者柳凤鸣，二胡演奏者刘玉秀，已经因病先后离开了我们，去往了他们梦中的天堂。我们应当感谢他们，当年他们的精彩演奏给我们带来了多少快乐！现在他们不在了，但是他们悠扬的琴声仍然缭绕在我们的心里！

十年知青岁月，在那无数个艰苦劳作的白天和漫漫长夜，知青宿舍里的琴声，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一种不畏艰难，奋发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靠着这种精神，我们走出了大洼村，走到了今天……

送站往事

当过知青的人，大都有过“送站”的经历，被别人送或是送别人去火车站。现在交通方便了，高铁、地铁、公交车、还有出租车，出趟门已经不算是什么难事了。可是在五十多年前，从插队的地方回津就是个不容易的事。特别是从村里到火车站，一路折腾十分艰辛，如果能有人送站，那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

我们插队的地方——陈家洼，地处哈尔滨西部松花江边，交通不便，出行困难，特别是回津探亲，带着行李去火车站非常艰难。我们平日出行到市内，从村子出来走二、三里土道上南岗，在岗上的树林子里穿行六、七里地，再走过长岭湖大坝，穿过建国村，上了沙石公路还有二、三十里地没有车，到了城边的顾乡屯才有公交车，并且还要再倒一次公交车才能到达三棵树火车站。每一次回津，都很不容易。

下乡的第一年(1969年)，我们在村里干了一夏一秋的农活，到十一月份北方早已冻冰了，临时改建的知青宿舍无法过冬，只能回天津避寒。离家出来好几个月了，知青们都很想家。大队干部理解我们的心情，让大队会计给我们从供销社取了一些全国粮票，每个知青发了几十斤。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城市人口的粮油肉蛋等主食副食都是按照家庭人口定量发票供应的。我们的户口已经迁出了，在天津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票证了。我们得待到天气变暖才能再回到村里，这些全国粮票，根本不够度过漫长的冬季。因此每个知青都带了一些小米、黄豆、玉米粒，还有粉条土豆一类的东西，背包和手提包都装得满满的。大队干部看我们带了这么多东西，对我们真是很关照，派了一辆马车送我们到三棵树火车站，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出发那天，我们早早就起床了，吃完早饭就出发了。车老板赶着马车，沿着通往市区的大道，走了几十里地，把我们送到了三棵树火车站，把行李卸下来，在地上堆了一大堆。

那天火车站上人特别多，看他们穿的草绿色棉服，就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天津知青。当年天津到哈尔滨插队的知青有近万人，这个时候差不多都开始回津过冬了，每个人都带了不少东西。这么多人挤车，我们背着行李包，手上提着手提包，上车是很困难的。还是男生有办法，有两个男生说他们可以提前进站接应我们，让我们拿好自己的东西进站就可以了。这两个提前进站的男生还真有用，他们提前上车，打开了车窗，我们把行李从车窗递了上去，不用拿着行李去车门挤了。那时的站台跟现在不同，车门与站台之间要登几个台阶才能上去。当年车少人多，上车时很拥挤，每个车厢的过道里都挤满了人，回趟家真是不容易。从那一年起，我们就这样在这条铁路线上往返了无数次。

回了一趟家之后，我们深知从大洼村回趟家的不易。在后来的知青岁月里，只要有同学回津，我们就尽可能去火车站把他们送上车。1971年，有个男生曹金明办回天津了。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当时天津有个政策，独生子女家里有条件的可以办回天津。他的家长经过努力给他办成了。他这一走就不再回来了，把一些不带的东西送给了别的知青，但还是有不少随身带的衣物，打好了行李。我们得知了他要回津的消息，几个同学商量好了，一起陪他去火车站，把他送上火车。他回津那天，我们同班几个同学，请假去火车站送他。这时回天津的人不多，我们没有去始发站三棵树站，而是直接送到了哈尔滨站。在站前广场还拍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合影，然后把他送上了车。

1972年，金玲同学回津，我们同班女生一起去哈尔滨站送站。金玲同学是回民，我们知青点一共有五个回民，两男三女，女生张军和张卫玲调回河北老家后，女生就剩她自己了，饮食很不方便，家长把她办回河北老家了。她走那天，我们把她送到火车站，也在站前广场拍了一张照片。当年的哈尔滨站，被称之为“老站”，站前有一个高大的前苏联烈士纪念碑。每次送站，我们都喜欢在站前广场拍一张合影。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大洼知青相互送站，其实每次送站都是很不容易的，充满了艰辛。那一张张照片，留下了当年“送站”的情景，也记录了我们的知青战友情。

最难忘的是1973年8月末，我们三名女生送刘萱同学回天津上大学。那天傍晚，我们把刘萱同学送进了站。出了车站后，发现天已经快黑了。我们赶紧往回赶，想搭上返回公社的末班车。等我们赶到顾乡屯时，发现去往公社的末班车早已开走了。怎么办呢？夜幕降临，秋天的哈尔滨晚间很凉，我们穿得单薄，小风一吹透心凉。这里距离公社还有二十多里地，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走回去了！

我们三名女生下决心走回公社去。三人中的张瑞萍同学，一九七一年招工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工作，我们要到她那里住一宿，然后第二天再返回生产队知青点。为了争取时间，没顾上吃晚饭，我们大步流星往回赶。一路上没遇到什么车，也没有行人。路过一个村子时，冲出一条大黑狗冲着我们狂叫，吓得我们赶紧绕开了它，又加快脚步往前走。这二十多里地，我们一刻也没敢停留，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的，一口气赶回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单身宿舍。当时已经是晚上快十点了。同宿舍的天津知青看我们还没吃晚饭，赶紧煮了一锅面条，我们吃饱了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我和张文彦同学又走了近二十里地，赶回了大洼村知青点。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送站，诠释了知青最朴实的情感，相互帮助，共度难关，直到全部走出大洼村，返回天津故里。十年知青岁月，酸甜苦辣都是歌，现在回想起来，满满都是知青情。

（此篇2024年10月14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登州取粮票

登州取粮票，是我近八年知青岁月中很小的一件事情，不值得一提。但这件小事，却折射出了当年知青生活的艰难，特别是女知青，比男知青更不容易。知青往事都是亲身经历，难以忘怀，历久弥新。

“粮票”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 那时候，购买粮食必须有粮证或是粮票。我们一九六九年下乡时从天津市迁出了户口，从此在天津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供应粮了。因此，每年回天津过春节，都得到下乡地的登州供销社去取全国粮票。当年队里规定，每个知青可以从集体户粮本上取两个月的全国粮票，即六十斤粮票。那年十二月下旬，知青战友们都早已回家过冬了，我因年末工作忙，走得晚了些，只好一个人去登州供销社取粮票。

我下乡的大洼村，北靠松花江，南部是一道山岗，交通不便，出行都是靠步行，要是能赶上有马车，那就是很幸运的事了。登州供销社以前曾去过一次，是跟同学坐队里的马车去的。那次走的是大道，出了村经过南岗那片好几里长的树林、走过长岭湖东大坝和建国村，绕过长岭湖养殖场南侧的半个湖，才能到登州供销社，少说也有十几里地。这次没有马车，这么远的路，冰天雪地的，我一个女生怎么去呢，常听说岗上的林子里有狼，心里真有些发怵。

一位热心的老乡告诉我，现在是冬天，长岭湖封冻了，可以从长岭湖的冰面上直接走过去，就是登州供销社了。这个主意不错，可以少走四五里地的林中小路，少绕南侧的半个长岭湖。又一想，我一个人去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会不会遇到狼啊狗的，会不会走错了路啊，心里真没有底。可一想到回家必须得取粮票，我还是决定勇敢一点，就从长岭湖上直插过去。

第二天，我穿着下乡时发的草绿棉服，戴着棉帽子，把长发盘到帽子里，全副武装，按照老乡指的方向上路了。我这身打扮很像个男生，自己给自己壮了壮胆儿。我走在出村的大道上，道东是东甸子，道西是西甸子，夏天时水草肥美一望无边，此时水草被冰雪覆盖，眼前一片白茫茫。走出那条冰封的大道就到了南岗的雷劈沟，我沿着沟西边的小路上了南岗。冬天的岗上，没有青纱帐，视野很开阔。一路上没有碰到狗，也没碰到一个人，我挺放松地朝前走着。

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在前边大地低洼处的道边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仔细看原来是一个戴狗皮帽子的人蹲在那里，我警惕地放慢了脚步，犹豫了一下，想从他身边绕过去，他却突然站起来了，说了句“上哪啊”，吓了我一大跳，浑身都紧张起来了，听声音我并不认识他，就没搭理他，也没敢看他，赶紧小跑了几步远离他，朝着敬老院方向走去。走过公社敬老院下了山坡，就是长岭湖养殖场了。

长岭湖养殖场宽阔的水面，已经变成大冰场了，边缘积了一层白雪，湖面上的雪被风吹得很干净，那厚厚的冰层像镜子一样的光亮，上去试着走一走确实很滑。我不敢迈大步，小心翼翼地迈着小碎步朝前走着。走了一会儿，我刚想抬头望望前进的方向，没想到脚下踩到了一个小冰块，“啪”的一声，重重地摔了一个大仰八叉，疼得我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没人扶我，自己慢慢爬起来，还得继续往前走啊！太滑了，我不敢迈步了。站在原地定了定神儿，再辨别一下方向。

我发现我差不多是站在湖的中央，湖的两岸边都是树，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几处农舍，根本看不出供销社是在哪里。这冰上被风吹得干干净净的，没有人走过的痕迹。开阔的冰面上也没有一个人，连个能问路的人都没有。我刚站了一会儿，就被北风吹透了，好冷啊！这里不能久留，赶紧朝前走，到对岸之后遇到人再问吧。

走着走着，在有积雪的地方突然发现了一些脚印，是朝着岸上走的，这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阵欣喜，又加快了脚步。干脆打出溜滑吧，滑行比在冰上走要快多了。我就一步一滑地到了湖对岸，走上陆地时已经出了一身的汗，帽檐儿上都是霜，跟眉毛冻在一起了……

终于到了登州供销社，拿出了集体粮证，工作人员一看粮证就笑着对我说，是天津知青吧，你们队已经来了好几伙人取粮票了，你怎么自己来了？我说是的，他们都早已回津了，我自己从长岭湖走过来的。他惊讶地看着我，赶紧给我数好了十二张全国粮票(五斤一张)，嘱咐我一个人在外小心点，没事就赶紧返回吧。

我谢过了好心的工作人员，把这十二张全国粮票放进了口袋里，又沿着原路返回。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捡了一根木棍拿在手里，当拐棍拄着，到了村口时才把木棍儿扔掉。回到宿舍，我独自庆幸自己又完成了一件事。第二天起床全身酸痛，特别是腿部和腰部，肌肉拉伤疼了好多天。

独自去登州供销社取粮票，这事已过去了近五十年，当年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知青岁月难以忘怀，因为那是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段最艰苦的岁月。

（此篇发表在2026年1月6日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津沽散文》）

寒冬腊月 牛场救火

那年的一月份，正值三九严冬，知青战友们早已回津过冬了，我在大队广播室担任广播员，没有回津过年。

一天午后，我关闭了广播，想在广播室里写篇文稿，因为我是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得给公社广播站写一些通讯报道类稿件。广播室里有煤火炉子，外面冰天雪地，屋里还是挺暖和的。

我正写着呢，突然听到屋外有人大声喊着：“着火了，着火了，快来人啊”！哪里着火了？我赶紧放下手中的笔，穿上棉大衣，戴上棉帽子，快步走出广播室。只见大道上，好几个人正往村东边跑，我也跟着他们朝着村东边跑去。

还没跑到地方，就看到村东边的上空，一股股浓烟随风飘起四散而去，小村庄的东面笼罩在一片烟雾中……。从小到大，我还没有看到过着火的场面，只是在战争片的电影里，看到过村庄被火烧毁的场景。这大冬天的，怎么会着火呢？是哪里着这么大的火？我一边跑一边想，脑子里闪过电影里着火的那些恐怖场面……

跑到村东头，一下被眼前真实的场景惊呆了，只见高大的草垛上冒着浓烟，烧着的草杆发出霹雳啪啦的响声，原来是牛场的大草垛着火了。这个大草垛是几十头奶牛一冬天的草料，距离牛舍很近，比牛舍高出好几米。此时，浓浓的黑烟飘向天空，火苗已经窜起来了，有几个人正在往火上泼水，但是无济于事，火越烧越大。

这个冬天下过几场中小雪，没有下过大雪，草垛很干燥。如果草垛上的火被风吹起来，落到牛舍的房顶上，那就火烧连营了。那一排牛舍，房顶上都是苫房草，很容易被烧着，如果被烧着了，这排牛舍就全毁了。

只见到场的社员们，手忙脚乱地往草垛上泼水。大队党支部武俊臣书记正在现场指挥，他让社员们赶紧把牛舍里的牛牵出来。

几个年轻社员冲进了牛舍，我也跑过去看了看那些牛。这几十头牛，每天从我们知青宿舍门前走过，都是身上带斑点的奶牛，平时很温顺的。可是在这危急时刻，不知是没有危机感，还是被火光吓住了，任凭怎么牵引推拉，它们就是一动不动，真是急死人啊！

这时有个老农快步赶来，用衣服遮住一头牛的眼睛，顺利牵出来一头牛，其他人马上学着老农的样子，一头一头牵了出来，终于把所有的牛都赶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已经来了很多社员救火，奶牛场的水有限，附近的鱼池早已封冻，人们得到周边的水井取水。只见人们有的拎水桶，有的端着盆，源源不断地把水运来。我也加入到了运水的队伍，把一盆盆水端来，泼到草垛上。

但草垛太高太大，往草垛高处泼水很困难，火势仍在扩大，大火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这时牛舍的房顶上，已经上去了几个人，准备随时扑灭窜上房顶的火，想全力保护这排几百平米的牛舍。火势还在扩大，风也跟着捣乱，火星四射被风吹起，飞得到处都是。

在牛场旁边居住的村民们担心起来，如果牛舍着了，很容易牵连到旁边的茅草土坯房。当时村里的民房，都是这种用苫房草盖顶的房子，并且家家院里都堆着柴草垛。无论如何，也要把大火控制住，把牛舍保住！

正当人们焦急万分的时候，一辆救火车从二十多里地之外赶来了，消防员们迅速把消防器材打开，巨大的水柱准确地喷向了草垛的顶端，瞬间压住了火势。

但草垛太大，里边不易浇透，滚滚浓烟还在冒着，人们七手八脚用耙子从四周把没烧尽的草扒下来，还有个年轻人冒着浓烟冲上草垛，奋不顾身把顶端的草扒开，然后消防队员再次用水浇，终于把余火全部灭掉了。

一场大火，有惊无险。事后得知，这是一起因两个小孩玩火造成的火灾事故，教训很惨痛，几十头奶牛一冬的草料全报销了，队里只好外购草料过冬了。

这是我下乡期间参加的唯一一次救火的经历。三九严冬，寒风刺骨，还是忙了一身汗，棉大衣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水浇湿，早已冻成了冰。灭火后，我赶紧回到了广播室，想马上写一篇报道。正好大队书记也回来了，他列出了一个参加救火的人员名单交给了我。

社员们奋不顾身救火的场景就在眼前，他们为抢救集体的财产，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危险，平日里朴实的乡亲们顿时变得高大起来，我着实被他们感动了，很快就写出了一篇报道，当时就广播了出去。社员们在自己家的小喇叭里，听到了这篇来自救火一线的报道，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播放出来了。每当顺利完成一次广播，我心里都充满成就感，再冷的天心里也是火热的。事后，我把这篇广播草稿工整地抄写了一遍，投给了公社广播站。

寒冷的冬，火热的冬！那个冬天没有回津过年，赶上一场大火并且积极参加了灭火的战斗，使我在特殊情况下经受了一次锻炼，得到了大队干部和社员们的信任和好评，心里感觉还是很值得的。我觉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特别是在逆境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好自己，对个人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是个艰苦的年代，难忘的岁月，火红的岁月！

插队挣工分那些事

插队知青都有挣工分的经历，地处天南海北，各地有各地的特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们五十七名天津知青，来到哈尔滨郊区陈家洼，自从落户那天起，我们就和当地社员一样，开始了挣工分自食其力的农村生活。十年知青岁月，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都在这其中。

当年的农村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般的大队都划分为若干个生产小队。我们所在的陈家洼子是一个自然村，这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大队，没有分小队，而是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分为大田队、渔业队、菜田队、林业队、鸡场、猪场、奶牛场、铁匠房、木匠房、马车队、后勤……等等，还有一所小学校。大队实行统一的经济核算，是典型的集体经济模式。

我们到这里来插队，刚开始肯定是给村里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吃住不说，就说干活，我们刚出校门，最小的十六岁，个别的十八岁，绝大多数十七岁，我们会干什么呢？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可以说什么都不会干！

那时村里的社员出工，各个队都有记工员负责记工分，整劳力一个工记十个工分，半拉子记八分。我们这些知青不分男女生，只要每天出工不管干什么活，队里都给记了十个工分，与社员一视同人，对我们真是很关照。

那时候的我们，虽然不会干活，但劳动热情还是满高的，大队长一声令下，我们就跟着打头的出发了，薅谷子、铲地、施肥、打药……，每个人都积极肯干，谁也不甘心落后。大队长看着我们这群生龙活虎的小青年，每天笑得合不上嘴儿。但干活的过程中我们也出过笑话，薅谷子时有个女生把谷苗全拔掉了，剩下的都是草，已经拔了十多米长了才被发现。即使这样，因为是第一次薅谷子，也没有扣她的工分。后来听说那个女生干别的活儿也比较差，还不如半拉子，妇女队长曾扣过她的工分。绝大部分同学都非常努力，基本都是满分。

其实那时我不知道这“工分”值多少钱，也不在意这“工分”值多少钱，只是觉得满分是一种荣誉，被扣分说明你没干好，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不论干什么活，我总是宁肯自己多出点力，也要把活儿干好，老乡讲话就是干活实在。

现在想想，当年的大队干部和社员们，对我们这些知青真是很包容。他们分不清我们五十多人叫什么名字，对我们的称呼是这个“天津娃子”，那个“天津学生”，感觉满亲切的……

下乡开始阶段，我们基本都是在大田队劳动，晴天一起出工，雨天一块休息，大家的出勤情况差不多，除非有病了或是有事请假了会少几天。

后来随着大队工作的需要，有的被调到鸡场、猪场、渔业队、铁匠房、木匠房，有的去护林，有的去看窝棚，这部分人出工比较稳定，几乎天天出勤。这样，有固定工作的与在大田队干农活的，在出勤率方面有了一些差距。

几名女知青调到岗上鸡场工作，她们吃住都在鸡场。鸡场搞鸡雏孵化养殖，不分黑天白天，责任比较大，工作也很辛苦。她们在鸡场工作的特点就是工作固定，每天都有活干，每天都有工分，满勤可以达到三百分。这是在大田队干活的知青很难做到的。

一九七三年秋末，我被渔业队调去成为渔业队成员。村里准备搞鱼种孵化科学养殖，派我到市内科学养殖培训班学习。一九七四年鱼种孵化养殖科学实验工作，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获得成功，到秋天收获八万四千多尾标准鱼种，受到了市水产局的表彰。

在渔业队搞鱼种孵化养殖，是一项责任重大而又辛苦的工作，这也是一项固定岗位的工作，每天都有工分，我没太注意这些，全身心投入在养殖实验工作中，大概是月月满勤，因为我从来没有请过假。

一九七四年秋末，大队建立广播室，把我从渔业队调去当广播员，我成为大队广播室第一任专职广播员。广播室的工作起早贪黑，显得更忙了，那年春节都没有回家，月月满勤。挣了多少工分，我记不清了，大概全年满勤。那时我非常想去上学，工作积极主动，从来不计较工分多少，对工分的事不太上心。

大队部一共有五个人，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治保主任，大队会计，大队出纳员，还有我这个小广播员。那时我除了按时广播，大队部的工作不分内外我都有参与，平时积累了不少村里的情况。年末书记和主任安排我写大队各项工作的总结，如农业学大寨工作总结，治保工作总结，民兵工作总结，科学养鱼工作总结，团的工作，妇女工作以及大队党支部工作……。那时我所在的大队，是公社、区、市里的先进单位，到处都要经验材料，年末非常忙。

在工作中了解了一些队里的经营情况。我们一九六九年下乡时，当年年终结算，每个工值六角七分(10分折合人民币0.67元)，后来每年提高一点，一九七四年农业渔业大丰收，最高工值达到一元五角一分(10分折合人民币1.51元)，后来一直在一元至一元五角之间上下浮动。

那时，大队每个月都会给社员们预支一半的现金，到年末决算再支付另一半。我们平时在知青食堂吃饭，用的是每月预支的钱，到年末还会拿到分红的钱。只要你肯干，自食其力没有问题，还可以剩余一笔回家探亲的路费和生活费。

下乡期间年轻，不怕吃苦，通过挣工分体现了自己的劳动态度，在艰苦的工作中磨炼了自己，同时也受到了领导和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一九七六年我被推荐上学，离开了插队七八年的陈家洼。一九七八年末，大洼知青全部返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知青岁月。

陈家洼——我们下乡插队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锻炼成长，这里永远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下乡时的三次培训

在农村插队时期，我曾参加了三次培训，尽管都是短训班，但在当时对于一个下乡知青来说，是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十七岁下乡插队时，带去了没学完的课本和几本小说。下乡期间劳动生活非常艰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疲惫不堪，想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带去的课本都压在了箱底。那时常想，什么时候能有学习的机会呢？

一个偶然的机会，大队干部让我帮忙写黑板报，我欣然接受，因为这是我的长项。我会写一手漂亮的黑板字，在中学读书时就是班级里的板报员，还写过学校那个长廊般的黑板报。没想到，写了几期黑板报得到了大队干部和社员们的好评。随后，工作有了变动，因工作需要便有了三次参加培训班的学习机会。

 第一是科学养殖培训班

一九七三年初冬，这天我正在写黑板报，主管书记走过来跟我说，大队要调我去渔业队工作，渔业队明年要搞孵化养殖和高产实验，他希望我去渔业队之后能够继续兼职写大队的黑板报。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过了几天，渔业队长真的来找我了，当天就让我跟他去了渔业队。当时的渔业队，正在修建队部，一排新建的房子，有办公室、化验室、活动休息室和大小仓库。队员们正在修整鱼池。中午休息时，队长把我介绍给了大家，并告诉我，下一步准备让我参加市里举办的一个科学养殖培训班，然后我的主要工作是搞鱼种孵化养殖实验。

对养鱼的事我一无所知，但对渔业队这个集体，我很快就产生了好感。刚来几天，还叫不全他们的名字，看他们干活时那个生龙活虎般的劲头儿，还有整天乐呵呵的开心劲儿，便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充满活力的集体。

一九七四年春天，渔业队完成了孵化池、苗种池的修建完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五月初，我如期参加了市水产局和市科委举办的“科学养殖培训班”，连续上了十几天的课。自下乡以来，我还没有这样坐在课堂里上过课，尽管上课时间排得很紧，感觉还是好极了。培训班里还有一个天津知青，我们都没有养鱼工作经验，听课非常认真，恨不得把老师讲的都记下来，生怕落下什么。

水产局的养殖专家讲课非常详细，从孵化的准备工作、亲鱼的挑选、孵化的步骤、分池要领、水质要求、鱼苗喂养、鱼种过冬……，面面俱到，全部讲给了我们，并且还讲了如何实现大水面科学养殖，如何提高浅水养鱼的产量和经济效益等等，里边有很多专业术语，我们并不十分理解，只能课后去查工具书。培训班给每人发了几本淡水养殖书籍，还有厚厚的工具书。这些书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非常实用。

培训班结束后，便投入了火热的孵化养殖工作中，我和渔业队的队员们一起，把学到的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一次成功地孵化养殖出八万四千多尾标准鲤鱼鱼种，为大队科学养殖事业和提高经济效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大队被评为“哈尔滨市社队科学养鱼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哈尔滨市科学养殖积极分子”，并首次在省《水产》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土法孵化养殖 发展社队养鱼》。

第二是政治夜校辅导员培训

一九七四年初冬，我们大队进驻了一个工作队，准备利用冬闲时间，在村里举办“政治夜校”，让村里的社员们都参加政治和文化课学习。

那时我是大队黑板报的板报员，工作队队长亲自交给我一些宣传文稿，文字太多太长，我选了一些要点，出了一期黑板报，工作队长非常满意。后来他经常拿来一些宣传资料，我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在夜校正式开课之前，区里组织全区的夜校辅导员搞了一次集中培训，我们大队派了几个人参加，我在其中。

那次培训主要讲了举办政治夜校的重要意义和夜校教程的主要内容。有一本印刷体的讲义，规定了每一课主讲的要点和内容及参考资料。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多一些。在实际讲课辅导中，我们增加了一些语文识字等文化课知识。

我没有讲课的经验，第一次在讲台上给别人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后来熟悉了，就随意一些了。现在看来，也算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那个冬天，村里的政治夜校一直在上课，晚上小学校灯火通明，社员们吃完晚饭就去上课。那年春节我没有回津过年，与社员们度过了一个火热的冬天。

第三是广播员培训班

一九七四年初冬，公社建立了有线广播网，我们大队正在筹建有线广播室。

我在渔业队工作的一年期间，每周都按时出刊大队的黑板报(此时由大队团总支书记帮助组稿)，大队领导把我当作了广播员的最佳人选，因此把我从渔业队又调到了大队广播室，我便成为了大队广播室的第一任专职广播员。

大队广播室正式开始播音后，公社有线广播站召集全公社各大队的广播员进行培训，搞了几次专题讲座。这些广播员每天都很忙，没有整时间，因此每次讲座都是当天返回生产队。

我们大队距离公社最偏远，交通不便，二十多里地的路程，来回都得靠徒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我从不缺席，因为我觉得老师们讲得太好了，都是我感兴趣的并且在工作中非常实用的东西。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资深记者老师讲的《关于通讯报道的写作》，他说写这类文章必须要有“导语”，“导语”就是一篇文章或新闻开头的第一段或是第一句话，要用最简洁的文字，写出文章或新闻中最重要、最精彩的事实，牵引全文，吸引读者。那时第一次知道了“导语”这个词汇，后来在写每一篇通讯报道时，我都特别用心写好这个“导语”。

还有广播站站长讲的《记叙文写作的六要素》。写好记叙文，必须要具备六个要素：时间、地点、事件，事情的起因、发展和结局。还有其他老师讲的，各类文章各种体裁的分类与写作方法……

听了这些老师的讲课后，我到新华书店购买了一些写作方面的书籍，包括师范院校的语法修辞、古汉语等一类的书。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干工作。那时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连春节都没有回津过年。

广播室在当年的农村，是一块重要的宣传阵地，倍受领导的重视。广播员的作用也十分突出，每天在领导的视线下工作，面对全大队的社员，可以说是村里的公众人物。

在当专职广播员的两年间，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大队干部以及全村社员的一致好评。直到我上学后，才离开了广播室，离开了村里的父老乡亲。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感慨万千！知青岁月艰难困苦，在没有什么机会的情况下，不放弃不颓废，积极寻找机会，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算数的。

下乡期间，我有幸接受了三次知识与技能方面的培训，每一次培训都很实用，使自己在工作中不断成长，可以说是受益匪浅。非常感谢当年的大队领导对我的信任，还有淳朴的乡亲们对我的鼓励支持！

回望青春忆韶华

流年似水，往事如歌。知青岁月，对于我们知青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每个人都有刻骨铭心的青春往事。

有人说，这么多年了，还提那些干什么，不想再揭“伤疤”。而我想说，撇开“悔与不悔”论，单就那些曾经使你痛过的“疤痕”里，肯定有一段曾激励你成长的心路历程，仅这一点就值得回味。

不瞒你说，我的知青岁月是有过伤痕的，当年那种无奈与无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得。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日，我们五十七名六八届初中毕业生，从千里之外的天津来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十七岁的我们跟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整日劳作在田间，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我们做到了。可随之而来的是，心中的困惑和迷茫却与日俱增。

从插队的第二年开始，有人当兵去了，有人招工走了，有人去上学了。我们那个小村庄，五十多名天津知青，还有几十个回乡青年，谁都想有更好的前途，可是机会有限。下乡的第五个年头，我们大队公开推荐三名知青上大学，我名列第三，还有一名预备的。那年，我在大队渔业队搞孵化养殖科学实验工作，初步获得成功，得到了领导和社员们的认可。想到自己被推荐回津上学，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因为这是多年的梦想。

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下午领导突然对我说，有人提出我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入团的事还没解决，这次就让预备人员顶上去了，让我继续安心工作。听到这些话，我顿时感觉如同一盆冷水浇了下来，真是透心儿凉啊！

我的发小张文彦同学，她在村里小学校当民办教师，还有徐秀普同学，她在鸡场工作，她们都很优秀，这次她俩顺利回津上学了。我们一起被推荐，只有我没有走成，当时那种失落感，那种伤痛感，真是欲哭无泪，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最要好的发小同学回津上学了，而我没有去成，今后怎么办呢？明年社员们还能再推荐我吗？如果不再推荐，我又该怎么办？出路在何方？心里七上八下的，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可是，让谁去上学，是大队领导说了算，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没有办法，只能服从领导的安排。我心里很清楚，当时我正在渔业队搞孵化养殖科学实验，我是经过市里专门培训的人员，此时离开对工作是非常不利的。我不好多说什么，只能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白天照常工作，绝不能在工作中出现差错。而此刻，我的心里是难以平静的，我清楚地知道，这次是回津上学，机会失去了可能再也没有了，这让我很伤心。更让我难过的是，我的发小张文彦同学回津上学了，今后没有贴心的小伙伴儿了，心里感到空落落的。

我和张文彦同学，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上小学是同班同学，上中学考入了同一所学校又分到了同班，直到下乡一同来到大洼村，在同一间宿舍里生活了五年，我们之间配合默契，形影不离，亲如姐妹。她先回津了，我好像被突然闪了一下，失落，孤独，迷茫，说不清楚心里是什么滋味，想想都是泪……。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想明白了。我别无他路，必须振作起来，迎接更多的挑战。我还年轻，前面的路还长着呢！从今往后，一切靠自己。

经一事，长一智！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独立思考，自己为自己的前途负责。我告诫自己：不论多难，一定不能虚度年华，否则自己将来会后悔的！知青生活还在继续，紧张的工作使我逐渐从失落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大队领导特别是渔业队的主管领导对我一如既往的信任，乡亲们待我更加热情，这令我感到很欣慰，工作更加努力。

那年上学没有去成，我工作上没有受到影响，养鱼科学实验工作获得了首次成功，大队领导对我刮目相看。年末大队建立有线广播室，把我从渔业队调到广播室担任了第一任广播员。在大队部广播室工作，接触的人更广泛了，凭我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对社员们的真诚与热情，赢得了村里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第一次推荐上学失利后的第二年，我又一次被淳朴的乡亲们推荐上学，可惜的是这次又无奈地把机会让给了一位比我年龄大的女生，直到第三次被推荐，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上学梦，离开了战斗七八年的小村庄，重返校园去读书了。

从下乡到重返校园，这条路到底有多长？整整七年半的青春岁月，无私献给了黑土地。这期间有多少苦和乐、摆脱了多少艰难与困惑，怎么能忘记呢！知青岁月，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人生经历。

我非常喜欢普希金(俄国诗人)的这首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这首诗我收藏了多年，遇到困难时就会想起。人生在世，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有挫折才会有体会，才会成长。困难迟早会过去，那些过去的将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难得的财富。

艰难的的知青岁月，使我懂得了在逆境中，怎样好好地生活，怎样自我激励，怎样坚定不移地恪守自己的信念。不颓废，不怠慢，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无论何时，都要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心儿永远向着太阳，永不放弃，做坚强的自己，人生才会绽放光彩！

（此篇2025年4月16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雪花飘飘的那个年

一直盼望着下一场大雪，可是今冬一直没有雪花飘。不禁想起下乡时，雪花飘飘的那个年。那是我过的怎样的一个年呢？说实话，那是我一个人的冬，那是孤独而又火热的一个年！

从下乡到陈家洼那年开始，我们大洼知青都是集体行动，冬天一起返津过年，春天一起回村务农。后来，有的招工，有的当兵，有的上学，有的调转，57人走了20几个，剩下的知青因工作种类不同，变成搭伴儿而行。而我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没有伴儿了，那个年只能独自而行。

那年公社建立了乡村有线广播站，各村开通了有线广播网，小喇叭进入千家万户，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我下乡的大队也随之建了广播室，大队党支部把我从渔业队调到广播室，担任了第一任广播员。我一上任就开始忙了，每天起早贪黑不停闲。干了一个多月，冬天来临了，考验我的时候到了。知青战友们相互结伴儿回津过年了，她们都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呢？这可真是难住我了！跟她们一起回津过年吧，这工作谁干呢？想到大队党支部对我的信任，真不好意思跟他们说。再说过几天公社还要集中培训我们这些广播员(兼公社广播站通讯员)，那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思前想后，还是痛下决心，这个年不回津过了，就在东北农村与村里的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一场大雪过后，公社广播员集中培训开始了。我独自一人去公社参加培训。我们村离公社所在地有二十多里地，得从岗上的林中小路穿行五六里地，走过长岭湖大坝，才能到建国村，再从建国村走到公社。大东北的冬天与天津不同。持续零下二三十度，那个冷真不知怎样形容才好。

大雪后的陈家洼村，一片银白，从岗上望去，大片的草原湿地盖上了厚厚的白雪，百十户的小村庄平平静静的，只有农舍的烟筒上冒着缕缕炊烟……我独自享受这雪后美景，多年以后这大美的银白景色还在脑海中。我穿着下乡时发的厚厚的草绿色棉服，戴着棉帽子，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围巾，背着一个下乡时带去的绿书包，独自走在林中的雪地上。担心迟到，走得很急。走着走着，感觉身上不那么冷了，我用力呼出一口热气，顿时变成了一股白烟，还没走多远呢，我的帽檐儿上、眉毛上、围巾上就结上了一层白霜，用手拍一拍，根本打不掉。回头望去，地上留下了一行深深的脚印，原来我是这场雪后第一个在这林中小路留下脚印的人。

那次培训上了满满一天的课，上午讲的写作常识，重点讲了通讯报道类文章的写作方法和记叙文的要素；下午广播站长讲了做好广播员的一些具体要求，给每个人发了几本写作方面的书。一天的培训时间很紧，站长知道我们都很忙，说以后这样的短训还要有多次。这样的培训课，我很喜欢，都是与工作紧密相关的，感觉很解渴。从下乡开始我们就离开了课堂，学习只能靠自己，能有机会听老师讲课，真是非常难得！只是我们大队距离公社太远了，是公社最偏远的村庄，一路上没有交通车，并且有很长一段是林中小路，一天来回得走四十多里地。尽管这样，我感觉还是很开心。

一个人的冬天，一个人的生活，柴米油盐也得自备。知青们都回津过年了，知青食堂暂时停办了，我只能去庆丰供销社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庆丰供销社在南岗的对面，中间隔着宽阔的长岭湖。夏天要绕过长岭湖才能走到，冬天可以从长岭湖的冰面上直接走过去。雪后的长岭湖，从岗上望去很是壮观。有的地方是厚厚的积雪，有的地方是光滑的冰面，各种形状，千姿百态。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非常刺眼。走在冰面上，得非常小心，脚下一滑就会摔倒。以前真没走过这样的冰面。那时年轻，摔倒了爬起来再继续朝前走，后来干脆打着出溜滑就过去了。忙着忙着就到年三十儿了，其实我早把过年的事忘了。二十三岁的生日我悄悄地在广播室里自己过了，这个年我也想悄悄地自己过，不想打扰乡亲们。

又是一夜雪花飘，村子里面静悄悄。邻家的大公鸡，又扬起脖子打鸣了。我已经早早地来到了广播室，开始了新的一天。每个清晨，我都会先播放几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广播新闻稿件。只要音乐响起，心情马上就会好起来，乡亲们看到的我，永远是一张开心的笑脸。三十儿那天，我在广播室里正忙着写稿件呢，一会儿渔业队长来邀请我去他家，一会儿妇女主任拉着我去她家，书记媳妇也来让我去她家过年，办公室的老修会计和刘会计同时约我去他们家去吃年夜饭……真是让我为难了。到了傍晚，我还没广播完呢，办公室老修会计就来了，等着我关闭广播去他家。真是盛情难却啊，我只好跟着他去了。丰盛的年夜饭，淳朴的乡亲们，让我度过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年，一个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年……

多年以后，我再次回到陈家洼看望父老乡亲，这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泥泞的土道不见了，变成了有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从岗上直通村里；过去大道两旁东西两侧的大草甸子，都变成了养鱼池，大洼村变成养鱼专业村了；过去村民都是在洼地里居住，现在有一半村民在岗上新建了住房，搬到岗上居住了……只可惜，过去的老书记、老队长、老会计，还有不少老兵、老社员，他们都不在了，与我们年龄相仿的也有一些故去了。想想他们当年对我们的关照，心里有些难过，我们不会忘记他们！

盼望着下一场大雪，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觉得有雪的年才有年味儿。因为当年在东北乡村里过的那个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忘记！

（此篇2024年12月23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广播室里的青春岁月

 下乡的最后两年，我是在广播室度过的。那段忙忙碌碌，风风火火的青春岁月，至今难以忘怀。我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成长，酸甜苦辣都是歌……

 那年，推荐上学我没有去成，仍在渔业队工作。我们的鱼种孵化养殖科学实验，首次获得了成功，虽然上学没去成，但孵化养殖成功的喜悦暂时冲淡了心中的阴霾。

秋末，渔业队正忙着清池和鱼种越冬工作。这时，大队领导来到了渔业队，跟渔业队长说，要调我到大队部广播室工作。渔业队长舍不得放我走，因为我是经过市里培训的养鱼技术员，但为了配合大队的宣传工作他还是同意了。可是我当时还有些不好说出口的想法。

 说实在的，我还在想着上学的事，去大队部工作我有些担心。我在渔业队工作一年了，工作得很顺利，也很开心。到广播室去，是在大队干部的眼皮底下工作，我不知道我是否适应那个新环境。更重要的是，渔业队是生产一线，脱离了生产一线，脱离了社员群众，推荐上学的事会不会受到影响？我没有想好，拖了一天没去大队部报到。

大队主管领导看我没有报到，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讲了广播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夸奖我黑板报办得好，还说了不少鼓励的话……。我兼职大队板报员已经一年多了，大队干部和社员们对我的评价很好，我还会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这次挑选广播员把我列为了第一人选。大队领导说得非常诚恳，我一想，广播宣传工作也许更适合我，便服从了大队党支部的安排，高兴地上任了。

就这样，我来到了大队部广播室。当时所在公社正在大办有线广播，我们大队也架设了线路，安装了室内有线广播，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喇叭，我就成为了大队广播室的第一任专职广播员。

我每天清晨四点钟，来到广播室，打开广播，先放一些歌曲唱片，做好播音准备。然后在麦克风前，播出大队新闻稿件，还有一些报纸上的社论、新闻和重要文章。社员们每天听着我的广播做早饭，吃早饭，然后上工。社员们非常喜欢听我的播音，他们叫不准我的名字，亲切地称我“小广播员”。村里的一些大姑娘小媳妇，还有大娘大婶们，有时特意到广播室的窗户外边，看我是怎样播音的……。而我最担心的事是，生怕自己起晚了，耽误大家起床、做饭、出工。

在建广播室之前，村里有个专门吹号的人，他每天早晨在村里吹号，社员们听到号声就起床做饭。我们知青吃食堂不用自己做饭，没有注意那个号声。我们女知青宿舍旁边的村民家，有一只漂亮的大公鸡，它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就打鸣，那响亮的鸡鸣声，好像直接冲着我们的窗户，我们被它吵醒了，总是还想再睡一会儿。

自从到广播室工作，我每天必须早起，必须正点广播。不管刮风下雨，我经常是提前到广播室。为了准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公社广播站的新闻节目，我特意买了一个小闹钟，放在广播室，还列出了一个播音和转播的时间表，每天准时广播。

大队广播室，是宣传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阵地，是基层党支部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一块得力的宣传阵地。我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但那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知青，普通的共青团员，各方面都有待提高。怎样把广播宣传工作开展得更好呢？没有人指导，只能靠自己在工作中不断摸索。

在担任广播员之前，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兼职板报员，大队院里的那块黑板报我每周出一期。从那时起，我有机会翻看大队订阅的几种报刊(党报、地方报)，我的黑板报内容一直是紧跟国家和地方形势的。当广播员之后，每天的报纸更是离不开手了。每当收到新报纸，我都会快速浏览一下大标题，看到重要的社论和新闻，以及与农村生产生活相关的内容，标注一下，安排时间广播出去，让干部社员第一时间知晓。

在广播宣传工作中，我把广播内容与大队的生产经营和社员的思想教育相结合，也使自己从中得到了锻炼。大队领导允许我，可以到各个生产劳动的一线去参加劳动，接触社员，采访社员。那时年轻有热情，我经常抽出时间，到农业队、渔业队、菜田队这些社员比较集中的地方去，特别是在春播、夏锄、秋收等各种会战中，我利用上午时间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下午写稿，晚上播出。每当我把当天的劳动场景和好人好事播放出去，社员们无不欢欣鼓舞。同时，我也把社员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和错误作法，不点名地进行评论，只对事不对人，大队干部和社员们对此给与了一致好评。

在广播的空隙时间，我每周继续写村里的那块黑板报。同时，又自办了一份《大队宣传报》，把上级的政策和指示精神，生产队的各项工作安排和总结，各处生产进度状况，村里的好人好事等都用“豆腐块”文章反应出来，用八开大的白纸，自己刻钢板，自己印刷，自己发行。那时，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乐此不疲。一直干到上学离开陈家洼时，共印发了近五十期《大队宣传报》。

 在广播室工作期间，我除了自己写广播稿，也积极征稿，在团总支的积极配合下，队里的团员青年们也写了不少稿件，为充实广播、板报和《大队宣传报》的内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对青年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我非常感谢！

为了办好社队有线广播，公社广播站举办过通讯员学习班，培训我们这些广播员，因为我们都是公社广播站的通讯员，负责给公社广播站提供稿件，报道各大队的生产经营等各类情况。

培训时间有限，但很有成效。报社记者和广播站领导做了专题讲座，主要是讲通讯报道及各类文章的写法，同时还发了一些写作方面的书籍。那时，我经常投稿，把我们大队各项工作中的好作法及动人事迹写成稿件，递交到公社广播站进行广播，我们大队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和事迹都通过我的稿件报导了出去，我在大队广播室进行转播，社员们在家里就可以直接听到公社广播站播出的声音，当时对广大干部和社员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和鞭策，陈家洼这个边远的小村庄名声在外。

公社广播站的领导和广播员还带着沉重的录音设备亲自来到我们大队，现场录制了一次广播节目，介绍推广我们大队的作法。公社还召开过有线广播工作总结表彰会，我被评为公社“优秀通讯员”，奖励了多本图书。后来，我把发的书、奖的书和从天津带来的书都拿出来，团总支又买了一批书，在广播室建立了一个图书角，团员和青年们都可以借阅交流。

为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还特意买了一些中文方面的书《现代汉语语法》《现代文选》《写作》《中国通史》等，还有政治哲学等一类的书。有空闲的时候就看这些书，不断充实自己。

广播室里的知青岁月，整整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我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克服了不少生活方面的困难，坚持了下来，直到又一次被推荐上学离开了广播室，离开了小村庄。我非常感谢大队领导和社员们对我的信任与支持，使我在艰苦的知青岁月中，得到了难得的锻炼，为后来的人生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一生受用。

知青岁月——是艰苦的年代，也是火红的年代！我们从那个年代走来，曾有过迷茫，有过无奈，但更多的是执着与坚强，是奋发向上！

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五十年前，我曾写过一份入党申请书，那是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当年我正在北国冰城哈尔滨郊区插队，是大队广播室第一任专职广播员。那时我刚刚上任不久，入团时间也不算长，怎么会写那份入党申请书呢？

当时东北大地已进入冬季，外面是冰天雪地大雪封山，广播室里还是比较温暖的。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广播室里赶写晚间新闻的广播稿件，主管领导姜长发带着一股寒气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用几乎是命令似的口气对我说，“你抓紧时间写一份《入党申请书》，明天交给我！”听他没头没脑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顿时愣住了，站起身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已经转身走出了大队部。入党这个事我不是没想过，我父亲是1949年入党的的老党员，我深受其影响，在政治上是要求进步的。但是我的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前期入团已经受到了影响，况且我刚刚被大队党支部从渔业队调到大队广播室工作，还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现在就提出申请入党恐怕不太合适吧！主管领导突然让我写入党申请书，我真没想好怎么去写，就拖了两天没有写！

我的主管领导姜长发，是个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老兵，当年四十多岁，个头不高，腰板挺直，一身正气。他跟我父亲的年龄相仿，说话办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我在广播室工作这段时间，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老兵的工作风格。我发现他对这件事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看到我还没有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他，就又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这次他是耐心地对我说，你们年轻人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得不断有新的目标，不能停留在现在这个水平。这个申请书嘛，写不写是态度问题，能不能加入是水平问题。他给我讲了他在战争年代火线入党的故事，还说大队党支部要培养一批党的积极分子，过几天就要给这些积极分子上党课。

听他这样一说，我理解了他的意思。他说的话一点都没错，我应当有自己的新目标。在此之前，大队推荐知青回天津上大学我没有走成，心里有波动但工作一如既往，没有受到影响，可是心里还在想着上学的事。又一想，政治上要求进步与上学并不矛盾，广播室是党的宣传阵地，我应当从思想上认识到广播工作的重要性，只要在这里待一天，就要努力把广播宣传工作做好，一定要积极配合大队领导的各项工作。想到这些，我马上认真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大队党支部。

当年的广播员是村里的公众人物，一举一动都被干部和社员看在眼里。那时我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说话办事谨小慎微，生怕出错影响推荐上学的事。写完了入党申请书，我对工作对自己又有了新的要求，今后我要为实现自己的新目标而努力，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了。那年冬天，上级派来了一个工作队，由于工作太忙，春节我没有回津过年，二十三岁的生日也是一个人悄悄在村里度过的。整个冬天，我白天在广播室工作，晚上在村里的政治夜校当教员，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冬天有个不小的收获，就是认真听取了工作队长讲的党课。他讲了党的性质，党的历史，党的任务和伟大目标……，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使我从思想上明白了，加入党组织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就在此刻，我坚定了加入党组织的决心和信念。

在干好日常广播工作的同时，我自己编辑了一份《大队宣传报》，八开白纸，从采访写稿，刻板印刷，到发放社员手中，都是自己完成。这份小报每周一期，陆续编辑了五六十期，在偏僻的小乡村为宣传党的政策，推动大队各项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受到了领导和社员们的一致好评。

那时的我年轻好学，有热情有干劲，大队上交到公社的各种文字材料，包括大队年终工作总结以及治保、民兵、养鱼、计划生育等方方面面的总结经验材料，都是我按照领导的要求完成的。我们大队很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公社和区里的先进单位，科学养鱼是哈尔滨市的先进单位。工作很忙，也很开心，重要的是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我受到了很好的锻炼，这对一名知青来说很难得。

在工作中，领导还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要大胆工作，要敢于向不良倾向做斗争……，我知道这是在用党员的标准要求我。我父亲是搞公安工作的，受其影响，我的是非观念和法治观念都是有的，但我没忘自己的身份还是一名普通的知青，在这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面对个别社员的不良行为，我很少去指责他们，跟村里的任何人都没有红过脸。我是用手中的笔，通过广播、黑板报和《大队宣传报》，针对一些事情进行评论，只对事不对人。在黑板报和《大队宣传报》上，设有评论专栏，那期间写过无数针对性很强的小评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培养考核，大队党支部对我给与了很好的评价，我正式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准备交给支部大会讨论。这期间，大队党支部对我的家人和主要社会关系进行了函调。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简单，只有我父亲和叔叔、大伯，但是地方都比较远，分别是天津，重庆和北京，天津和北京的函调信比较快就回函了，重庆方面却迟迟没有回音。后来大队又重发了一封，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回函。我叔叔是军医，原来正赶上他们部队大换防，从重庆调防到了上海，第一封外调信压在了重庆，第二封信才被有关人员发现并转邮到了上海，上海方面发了回函。由于函调信没及时回来，那次发展新党员错过了一次机会。

直到1976年下半年，我又一次被大队社员们推荐上大学，在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大队党支部再次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在新党员纳新会上，全体党员一致举手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上报公社党委批准。十分遗憾的是，公社党委没有给予批准。不管什么原因吧，没有得到正式批准非常遗憾。但我仍然从内心感谢大队党支部对我的培养、关心和爱护，我觉得我从思想上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我不会放弃这个信念，将继续朝着这个人生目标努力。一九七六年末，我终于接到了入学报到的通知书，离开了这个曾经艰苦磨炼了七年半的小村庄，离开了淳朴热情的乡亲们，离开了我的老领导，踏上了新的人生征程。

我师范毕业后，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多年的优秀党员，走上了管理岗位，晋升为高级政工师。多年以后，我和大洼知青一起重走下乡路，回村看望父老乡亲。我多么想把自己的成长进步告诉当年的老领导，可当年的老领导早已不在人世了，很多老社员也先后离去了，但是当年他们对知青的真情关照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浓浓的乡情永远留在了心底。

在“七一”党的生日前夕，写下这篇小文章，献给逝去的老领导，献给帮助过我的父老乡亲们，献给我的知青战友们！

（此篇2025年7月2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苦菜花开绽芳华

每当春天到来，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田间地头道路两旁，到处都会开一种小黄花，我们叫不出她的名字，就把她称之为“迎春花”。后来听老乡说，她叫“苦菜花”。不管她叫什么，我都喜欢她，因为她是当地开得最早并且开得时间较长的小花。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季，那年我二十二岁，下乡好几年了，对自己的前途有些迷茫，但仍对未来充满幻想。那年，队里让我参加“养鱼孵化科学实验”工作，对此我充满好奇。在这充满希望的季节，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一切都是未知数。

春天来了，地里刚刚长出小草，偶尔能见到一两朵小黄花。这时市水产局正在举办一个科学养鱼培训班，大队派我参加了这个为期十多天的培训班。这是我下乡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培训，是一次非常有价值的培训。我们下乡的大洼村搞浅水养鱼由来已久，但鱼种都是外购的。队里派我学习孵化养殖鱼种，对我的信任和期望可想而知。可我对养鱼的事一无所知，好奇与压力同在，心里七上八下的。好在我已经在渔业队工作了一段时间，与队员们一起修建孵化池、苗种池，做一些孵化鱼苗的前期准备工作，和大家的关系十分融洽。队长让我大胆干，我心里算是踏实了一点。

一、苗种孵化

五月份的北方，气温快速回升，池塘边已长出一片绿色的小草，还有一些小黄花，每天从小黄花旁走过，心情都是愉快的。渔业队苗种孵化的各项工作已经开始了。我们把三五斤重的大“亲鱼”放入了“亲鱼池”，绑好了“棕榈杆”，做好了鱼苗孵化前的各项准备。那时，我刚参加完科学养鱼培训班，学了点书本知识，没有一点实践经验。苗种组组长老道（修志奎）经验丰富，让我在池边注意观察亲鱼的动静，发现“情况”就赶紧报告。观察了几天，鱼池里风平浪静。

突然有一天，平静的鱼池里泛起了水花，并且浪花越来越多，我一看这就算是有“情况”了吧，赶紧跑去报告。组长老道果断命令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棕榈杆投放到池里。过了一会儿，只见池塘里大鱼们互相追逐着，翻腾着，几十条大亲鱼把池塘弄得翻江倒海似的。过了好一阵儿，池塘里慢慢平静了下来，组长勾出一根“棕榈杆”看了看，上面有很多小米粒大的鱼卵，老道让我们把沾满鱼卵的棕榈杆捞出放入专用孵化池里。老道还真是“老道”，不慌不忙地指挥，当时真是很佩服！我们把沾满鱼卵的棕榈杆，密密麻麻地摆放到了孵化池里，压上几根木条，让棕榈杆浮在水下几公分，然后就等待小鱼苗儿孵出。为了观察方便，我把一小缕沾满鱼卵的棕榈皮，装进一个大口玻璃瓶里，放在化验室的窗台上，这样可以近距离观察小鱼苗的孵出。当时室内温度24℃以上，恒温效果比较好，孵化的过程要快些。

我惦记着这些小鱼什么时候出来，每天早去晚归就怕错过了观察的时机。瓶子里的这些鱼卵变得越来越晶莹透明，卵里边有个小黑点，被外边一层薄薄的泡泡包裹着。经过五十多个小时的耐心等待，那天中午阳光很足，气温较高，终于有一条小鱼用尾巴把泡泡甩掉，它在我的眼前诞生了，紧接着一条条小鱼破泡而出。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我们用土办法成功孵化出了鲤鱼苗儿！随后，我每天给这些小鱼苗儿换些新水，喂些过滤后的熟蛋黄，小鱼吃完后，肚子是金黄色的，它们在玻璃瓶里上下游动，在阳光的照耀下漂亮极了。室外的孵化池比室内温度低，因此晚了一两天，也陆续孵化出了无数条小鱼。

鱼池边的一片小黄花盛开了，大家的心情好极了，这是我在大洼村插队生活中最开心的时刻。一周后，气温不断升高，孵化池的鱼苗密度太高了，需要马上分池，投放到苗种池养殖。

二、鱼种养殖

往苗种池分送小鱼苗儿是个细致活儿，每立方米水面放多少尾鱼有严格的规定。我按照教科书的要求，事先认真测量了池子的面积和深度，计算出了每个池子可投放鱼苗的数量。又捞了满满一碗小鱼苗儿，耐心地数了有多少尾数，这样就计算出了每个苗种池可投放多少碗小鱼苗儿。

分池那天真是很紧张，鱼苗都是从我手中过数发放，弄错了就麻烦了。那时苗种池由三个人分工负责，每人负责三个池子。我一边发放一边计数，由负责养殖的人自己送到池子里。当我发放快结束时，回乡青年小刘说她的池子里数量不够，我觉得我记得很仔细怎么会少呢？我坚持发放的数量是对的。可她说她也认真数了，最后一个池子确实不够数。我顿时感觉身上有些冒冷汗，天啊！她把我发给她的小鱼苗儿放到哪里去了，无法得知。好在鱼苗还有富余，只好又给她补了一些。分池后，小鱼苗儿们在大水面放养，有了较好的活动空间，生长速度明显加快。

我每天记录小鱼养殖工作情况，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鱼苗儿一天天长大，很快长到了一两寸左右，真是非常喜人。正当我们满怀胜利喜悦的时候，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故发生了。

三、养殖事故

那天清晨四点多钟，天气闷热，雾气缭绕，气压很低。我出了村口往西边的苗种池走去。突然听到一种怪怪的声音，我加快脚步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天啊！原来是苗种池里的鱼浮头发出来的，只见靠近越冬池的几个池子，小鱼们的头齐唰唰地露出水面，嘴巴不停地一张一合。真没见过这种阵势，心里感到一阵恐惧。我叫人赶紧去找组长老道，有个老队员赶来推上电闸往池子里注水。

这时靠近越冬池的那个池子已有死鱼漂上来了，倒数第二第三个池子更加严重，死鱼不断增加，池面上白花花漂了一层。大家一边往池子里注入新水，一边往外排旧水，一边捞死鱼，所有的水泵都用上了，真是手忙脚乱呀。眼看就要成为鱼种的鱼儿死掉了，真让人心疼啊！随着太阳的升起，雾气散去，小鱼才慢慢沉了下去。

事后，我们对这次事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小鱼浮头主要是池水缺氧。我虽不是领导，但我还是认真地从技术角度，对分池养殖以来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反思。除了下雾气压低这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外，死鱼较多的鱼池，是否就是那个多放了小鱼苗儿的池子呢？死鱼较多的池子，是否是因为养鱼员投放了过多的肥料，造成池水浮游生物过多呢？这些也是造成池水缺氧的重要原因。总之，这次事故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在后来的工作学习中，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是我在养鱼生产实践中得到的切身体会。

为避免以后再出现这样的事故，我帮组长完善了苗种组的一些规章制度，进一步理顺了科学养殖的工作程序。渔业队长对我到渔业队以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让我以后工作再大胆些。其实我刚到渔业队才几个月，很多东西都不懂，处于向老队员学习的阶段，平时除了日常应干的工作外，有时间我就是在读一些养鱼方面的书籍。我心里明白，队长是想让我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养殖成功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小鱼苗儿变成了三寸左右的标准鱼种。市水产局的专家特意到队里来，巡视了苗种成长的情况，对我们的苗种孵化养殖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一再嘱咐我，等到鱼种岀池后，一定要认真总结一下。

鱼儿在摄氏10℃左右就不摄食了，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温度，鱼种应当岀池越冬了。最后统计结果共出池八万四千多尾标准鱼种，全部放入了越冬池越冬。

苗种孵化养殖工作结束后，我整理了全部资料，写出了一篇《土法孵化养殖，发展社队养鱼》的文章，得到了市水产局养鱼专家的赏识，在省《水产》杂志上发表，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刊上发表文章。大队被评为“哈尔滨市淡水养殖先进单位”，我被评为哈尔滨市“科学养鱼积极分子”。

想当年，在艰苦的插队生活中，有机会将自己学到的书本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自己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工作体验。这种体验，对于青春岁月的我来说很难得，也可以说是受益匪浅。

花开花落，似水流年。当年的我，如同在田野里自由生长的一朵小黄花，努力破土而出，积极奋发向上，勇敢绽放自己。时光不老，青春永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鎏金岁月，知青也自有知青的芳华！

（注：此篇2025年5月14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最后一班岗

下乡最后一年的冬至时节，天气格外寒冷。耐心等待了三个多月，终于接到了“入学报到通知”，压在心里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过几天就要去学校报到了，心里不免有些兴奋。

接替我工作的新任广播员已经找好了，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交接工作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半到区里修改一篇文字材料，就是我前些天报上去的那篇大队治保工作总结，区里准备采用，需要再修改一下。顿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真是越忙越来事啊！

我当年下乡的大洼村，离市区有三四十里的路程。从村里走上南边的山岗，穿过一条好几里长的林中小路，走过长岭湖大坝，绕过建国村，才能走到通往市里的沙石路，沿着沙石路再走二十多里地，才能来到市区城乡结合地乘坐公交车。那时没有交通工具，外出办事如能赶上队里的马车就是一件幸事，没有马车时一般都是几名知青搭伴儿出行。

当时知青们早都回津过冬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坚守，又是大雪封山之时，最害怕的是走进那片树林子，那里经常有野狗和小动物出没，听说以前还有过狼。这冰天雪地的，我怎么能在上午八点半赶到区里呢？心里真是犯了愁。可这件事又必须得去，我就要离开大洼村去上学了，在去学校报到之前，一定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不能留下遗憾。

想到这，我赶紧把区领导让我明天去市里修改材料的事，报告给了大队书记和治保主任。大队书记考虑到我路上的安全，马上说派大队团总支书记陪同我一起去。有个伴儿当然是最好了，听书记这样一说，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大队团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回乡高中生，他在公社所在地的中学读书时，二十多里地每天都是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他提出为了赶时间，只能骑自行车先到公社，然后再从公社坐公交车去市里，这样可以节省时间。

他的主意倒是不错，可我不敢骑车了。在此之前的一个夏天，曾和同宿舍女生骑车外出去公社办事。山岗上有个几百米长的大下坡，我们骑的是从老乡家里借来的脚闸车，当时车子从坡上快速下行，我想踩闸减速，可是踩到底了也没减速。那条路是马车走的土道，路中有两道挺深的车辙，我们的自行车在很窄的道上一直顺着坡冲了下去，如同飞起来一般，稍有不慎就会重重地摔到沟里，真是害怕极了。当时来不及多想了，只能握好车把目视前方，一直冲下了那个大坡，下车时已经是一身冷汗。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骑过那种脚闸车。现在正是大冬天，我怎么敢在冰雪路上骑那种脚闸自行车呢？

看我骑车不行，他又提出可以用自行车带我去公社。这样能行吗？我心里很担心，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试试了。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出发了。那时已经下过好几场雪了，村庄里田野上，一片白茫茫。出村的土道已完全被冰雪覆盖，有的地方凸起一些大大小小的冰包。

在那样的道上骑车，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真是提心吊胆的。我几乎是半个身子侧坐在车子的后架上，一条腿离地面很近，随时准备下车避险。上坡的时候，我赶紧跳下车，走上山岗之后再继续骑行。为了避开马车道的那个大下坡，他在林中小路上穿行，有时被横在道上的树枝挡住了前行的路，我赶紧跳下车，挪开树枝，然后又坐上车。大东北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滴水成冰，我坐在车后面，精神高度紧张，随时准备跳下车，已经忘记了天气的寒冷。

一路上，我不知跳下来多少次，好在我比较瘦小，上车下车还算灵巧。过了建国村之后，都是平坦的大道了，其实他骑车还很稳的，没有再上下车，顺利到了公社。下车时我的两脚冻得不会走路了，活动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我们把自行车放到在供销社工作的同学那里，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区委办公大楼。

区里主管领导与我面对面提出了修改意见，让我尽快修改，然后再交给他。二十多页的文字材料，我快速看了一遍，按照领导的要求马上动手进行修改。删掉了一些不必要的文字，围绕主题补充了一些具体事例，修改之后变成了一份经验交流材料。为了不再跑路，修改完之后我又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遍，交给了那位领导，他对我修改后的这份材料非常满意。

当我们返回到公社的时候，天色已晚，大东北的冬天，下午三四点钟太阳就落山了，我们不敢在黑天赶路。我只好在供销社女同学那里借住了一宿，他到公社亲戚家去了。第二天早晨，我们又骑车原路返回，安全回到了村里。

完成了最后一项任务，我与新来的广播员交接了工作，给我的知青岁月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然后去学校报到了。这是我下乡时期最后的故事，至今难忘，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此篇2025年12月26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津沽散文》）

三次推荐终圆上学梦

每个知青都是有故事的人，酸甜苦辣咸，我们都尝过。我是六八届(老初中)下乡知青，八年知青岁月，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成长。这篇写的是我下乡最后两年的经历，三次被推荐上学，最终圆了上学梦。

一九六九年六月，我们五十七名天津知青，来到龙江大地陈家洼子村，同在一个生产大队劳动，同在一个知青食堂就餐，虽然生活很艰苦，但是人多热闹，时间一天天就过去了。那时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思想很单纯，没有太多的想法。

一九七零年有名男生当兵走了，一九七一年有四名同学被招工到供销社工作，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连续走了两名女生回天津上大学，还有两名女生办回河北老家了。随着一些同学的离开，大家不免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出路，只能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上学深造的机会。

然而，对一名插队知青来说，重返校园有多难！就我本人而言，亲身经历了三次被推荐上学的艰难求学路，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不容易了！

一、首次推荐上学未去成

一九七四年夏季，我们那里开始实行推荐知青上大学，我所在大队按照上级的要求，第一次公开推荐三名知青上大学。当时每个知青都渴望自己能够被推荐上学深造，几十名知青可想而知竞争是激烈的。

一九七四年夏，我正在渔业队搞苗种孵化养殖，同时兼任着大队黑板报的板报员，那时由于家庭出身不是“红五类”，我的入团申请还没被公社团委正式批准（大队团支部已经上报）。

当时我从事的鱼苗孵化已经获得成功，正处于精心养殖阶段，我全身心都扑在了这项工作上，希望这些鱼苗都能成功养殖成标准鱼种，为大队的淡水养殖做点贡献。就在这时队里推荐上学的事开始报名了，我十分想去上学，也报了名。

没有想到，大队推荐了四人（其中预备一名）参加体检，我被列为第三名。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别提多高兴了。这次推荐上学的三个名额都是天津的院校，这样就可以直接回家了，真是做梦一样的感觉。我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四个弟弟，我是唯一的女孩。那时我大弟已经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其他小弟还是中小学生，父母多么希望我能回天津！

只可惜高兴得太早了，没过几天大队领导又告诉我，有人提出我还没被批准入团，这次推荐改换别人了。就这样，第一次被推荐上学的事泡汤了。我同宿舍的张文彦同学，也是我的同窗发小，她在大队小学校教书表现突出，这次推荐被排在第一位，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顺利回津上学了。

一九七四年十月初，回津上学的三名同学刚走，十月七日，我被公社团委正式批准入团了。虽然有点遗憾，但我没太当回事，继续努力工作。因为我从心里感觉到，自己的努力付出，大队干部和社员们都看在眼里，我十分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入团后不久，我被调到刚刚成立的大队部广播室工作，成为了第一任专职广播员。

二、再次被推荐无奈又让出

在大队广播室工作，每天早中晚都要按时广播。因为工作需要，那年冬天我没有回津过年，克服种种困难，第一次在东北农村与贫下中农一起，度过了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那个寒冷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天气变暖，大地回春。大洼知青战友们陆续返回了陈家洼，知青宿舍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我继续我的广播宣传工作，这一个冬天的艰苦磨炼，成熟了很多，沉稳了很多，工作也更加主动自如。

一九七五年夏，我所在大队又要推荐一男一女两名知青上大学。大队党支部派团总支书记带人，到全大队农林牧副渔各个生产点征求社员意见，然后向党支部汇报，之后确定最终人选。每个知青都希望自己能够被推荐上学，因为这是决定个人命运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那时的知青除了招工就是上学，几乎没有别的出路。自从一九七一年那次四名同学被招到供销社工作之后，就没有再招过工。这期间有个别同学家里想办法，把他们转回了农村老家。而我只能凭自己的努力争取好的前途。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我坚信自己能够胜出。结果不失所望，淳朴的社员们再一次推荐了我，这让我怎能不感动！但我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还有很多步骤要进行，一定要稳重一点。然而，万万没想到半路上又出岔了，让我很为难。

那天晚上，关闭了广播正要回宿舍，大队书记的媳妇来了，拦住我要说点事儿，我站住了脚。她跟我说能不能把上学的名额让出来？我的心“咯噔”一下，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我当然不能让，为什么要让？让给谁？一堆疑团，一头雾水！我无语，疑惑地看着她，不知说什么！她吞吞吐吐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这次大队推荐没有她。那女生不是我同班同学，平日没有什么接触。我当时就表明了态度，别的事都好说，上学的事不能让出。

过了一天，书记媳妇又来了，说真受不了了，那女生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哭；说那女生比我大一岁，今年是最后一年，明年就超龄了；还说我正在申请入党，今年争取入党明年再去上学也不迟……。我清楚这些话肯定不是她想出来的，是大队书记的意思。其用心良苦，让我有口难言。

书记媳妇两次找我，让我把名额让给那个女生，并说保证明年一定让我去上学。“明年”的不确定性有多大啊！再说了，到年末我就二十四岁了，明年我也到最后推荐上学的年龄限制了，心里真是没有底啊！这让我很是为难。晚上回到宿舍睡不着觉，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让出了。

后来有同学说我太善良、心里太强大，其实我并不强大，我的心在流泪！再次推荐又没去成，这意味着还得加倍努力，难道老天爷真要把我百炼成钢吗！

三、第三次推荐终于成功

第二次推荐上学没去成，还得继续干我的广播宣传工作，同时担着团支部的宣传工作。我没有因为上学的事影响工作，一切按部就班。但是后来遇到一些新问题，又在不断地困扰着我。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当时社会上掀起一股新潮流，提倡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报刊上经常刊登一些知青扎根农村的典型事迹 ，引导知青们扎根。这使我心中隐约感到有一种不解和不祥，什么叫“扎根”？我没有搞清楚。

那年春天公社召开了一次团干部大会，其中有不少知青参加了。公社团委写了一封《倡议书》，张贴在会场主席台左边的墙上，红纸黑字上醒目地写着“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号召团员知青们在上面签字。当时到会的知青对“扎根”一词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为此争论了起来，会场情绪很热烈。那次大会之后，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真有一些知青选择了结婚，在农村建个小家，响应号召“扎根”了。当然了，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当年知青们的处境非常艰难，我十分理解他们。

然而，这种“扎根”的方式不是我想要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说白了就是，我不想过早地把自己的前途定格在那里。但是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越来越感觉到思想上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年龄越来越大，村里的同龄人越来越少，去年陪我过冬的妇女主任已经嫁到了外村，我们知青慢慢成了村里的大男大女。当时的大洼知青，已经有一对结婚生子，还有一个女生与邻村的天津知青结合。也曾有人试探性地问我想不想找个男朋友，我无法接受这种现实，婉言谢绝了。我下定决心，不受干扰，朝着自己的目标继续努力！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前行！

又是一度秋草黄，又逢冬季雪花飘。年末，我完成了大队的全年工作总结等一些文字材料后，让团总支书记替我在广播室干一段时间，打起背包回天津过年了。去年没有回家，太想家了！

这次回天津过春节，心里不是很踏实。时间已到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一月八日去世了，心中有一种悲凉的感觉。新的一年又开始了，我该怎样努力才好呢？这些事一直在心中缠绕着。

在天津期间，我去新华书店买了几本书和一些唱片。那时又出了不少新歌，每当有新歌出来，我都会给广播室补充一些新唱片。我非常喜欢那些好听的歌，每当听到那些优美的旋律，心中的烦恼顿时会云消雾散。

过完春节，还没到冰雪融化的时候，我们几个有固定工作的知青返回了哈尔滨。村里的乡亲们一如既往的热情，我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我的主管领导是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退伍老兵，老党员，一身正气，他主抓治保和整个后勤工作。插队生活的后两年，我都是在他手下工作，他对我的影响满大的。

我们知青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胆子都比较小，一般都是领导让干啥就干啥。我出身不是“红五类”，胆子就更小一些。特别是在广播室工作，在社员眼中就是个“公众”人物，所以处处谨小慎微，恐怕出点什么毛病。但是在退伍老兵手下工作，想退缩都不可能，村里有情况出现时，必须得冲上去。

有一天中午，两个社员到大队部来告状，说记工分的总记错，有的人给记少了，还有的没出工也记了工分，就和记工员吵架了，让治保主任评评理。他让告状的人先回去干活，调查一下再说。他把那个记工员找来，让他把所有的凭证都拿来，让我帮着查看，太乱了我哪能看明白？再说参与这类事会不会得罪人啊？又一想，这事对社员来说不是小事，必须得弄清楚才能平息，别想太多了，“为人民服务”的事没错，干吧！

我跟领导说，这样看是看不出什么问题的，还不如重新登记，上墙公布，让社员都能看到。他说你就办吧，省得总有人告状。我把几张八开白纸连接起来，在上面画好表格，把全大队社员的名字写好，然后把社员每天的工分都登记上，粘贴在了大队部的过道墙上，从此没人再找工分了。这项工作理顺后，我想交给原来的记工员，没想到领导不同意，让我接着干。这样，我又增加了一项工作……

还有一次，队里分苞米，又有人来告状，说场院分苞米的人给自己的亲属称完了不收票，他当时就把那个人拿掉了，让我去看“秤”。我哪里认得“秤”啊，这要搞错了可就麻烦了。没办法我现场学认“秤”，当时就上任了……

这位领导就是这样，像“消防队”似的，哪里有事就冲到哪儿，还带着我帮他“灭火”。在退伍老兵手下工作，从他身上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大胆工作，敢于负责，一身正气，无私无畏，我在工作实践中成长着……。

一九七六年夏季过后，盼望已久的推荐上学工作又开始了，这次我们大队还是推荐两名知青上学，不过这次都是哈尔滨市的院校，没有天津院校。当年对于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根据当年的招生计划进行。

这次，我又被淳朴的社员们一致推荐，同时被推荐的还有一位男生。真是一波三折，终于踏上了这条艰难的上学路，成为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只是入党的事，没有结果，大队党支部通过之后，上报到了公社党委，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党组织把那些申请材料转移到了学校。

回想起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有时也会被自己感动着，当年的自己真是够坚强，够执着……

放飞心灵的时光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各种坎坷，也会有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我的人生转折点在哪里呢？细细想来，我人生最大的一次改变，是从插队的小村庄重新走进校门，由知青变成师范学校的一名学员。

我十七岁时，初中的课程还没有学完，就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与同学们一起背井离乡，来到北国农村插队落户，一干就是七八年。由于出身不是“红五类”，入团、入党、上学多次受阻，当年真不知路在何方，心中的那种迷茫，困惑，抑郁，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面对蹉跎岁月，我没有放弃自己，一直在努力向上，连续三年被淳朴的乡亲们推荐上学，终于圆了上学梦。当我重新走进课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感觉如同一只冲出笼子的小鸟，彻底放飞了自我，放飞了心灵。

对我们这些知青来说，离开课堂实在太久了，终于又坐到教室里开始了学习生活，当时的激动心情可想而知，心里想着一定要努力学习，做一名好学生。刚迈进校门，学校就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一张语文基础知识卷，一张命题作文卷。没有思想准备，没有考试范围，学员们坐好就开始发卷答题。班级里四十多名同学，多数是“老三届”知青，我是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中最小的那一届，文化底子比较薄，不知自己在班里属于什么水平。没想到的是，这次测试我得了九十三分，还有个天津知青得了九十四分，其余同学七八十分者居多，还有些不及格的。下乡期间，我曾写过三年黑板报，当过两年专职广播员兼公社广播站通讯员，还当过夜校教员，天天跟文字打交道，几乎每天都要写广播稿。这次考试结果，可能与下乡时的那些经历有关。我暗中庆幸，自己填报了中文专业，如果是去了物理班、化学班，那可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学习中文，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心里轻松了一些。

开学的第二天，班级辅导员老师找我谈话，说要让我出任校学生会宣传委员，我有些犹豫，担心影响学习，她说我的学习基础不错，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我是最适合的人选。我不好再说什么，心想这也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机会。结果刚上任，正赶上学校团委和学生会联合组织一场“迎新生文艺演出联欢会”，我被安排在节目审核组，二十多个节目，审核、彩排、演出，跟大家一起忙了好几个晚上，新认识了一批高年级校友，很快融入了校学生会这个集体，为下一步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那时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学校也开始狠抓教学工作，我们这届学生赶上了恢复正常教学的好时机。同学们废寝忘食地学习，校园里，图书馆，教室里，到处都是同学们认真读书的身影。《现代汉语》语法修辞这门课，学习得非常系统扎实，老师很优秀也很较真。这门课我在入学前自学了一些，没有占用太多的时间。《古代汉语》比较晦涩难懂，是最难啃的骨头，花费了比较多的时间。《写作》课对我来说比较轻松，我的习作经常是班级里的范文。此外还有古代文选、现代文选、外国文选、中国文学史、政治哲学、文艺理论、教育心理学、教学法、书法、板书等十几门课程。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闲。有的同学挺不住了，说是比在农村干活还要累。学习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事，不得有半点懈怠。我每天的晚自习和早自习，都充分利用，完成当天作业，并预习明天的新课，特别是古典文学，老师经常让我在课堂上读课文，我必须提前预习，查字典、翻词典，把读不准的字和不明白的词搞清楚。每天起早贪黑地学习，确实不轻松，但心里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每天都有新收获，这是在农村务农时梦寐以求的学习机会，再苦也要坚持。

在学校里，我除了正常上课，课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是班级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还是校学生会的宣传委员，每周组稿、审稿、组织出板报出墙报，还要为广播站供稿，特别是国庆节和新生入校期间，学校组织舞台演出活动，校团委和校学生会都是主要组织者，审核彩排节目，花费了大量时间，每天忙忙碌碌，全身心投入！好在那时我们在生活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国家每月给师范生补助二十多元生活费，吃饭没问题。只是食堂的饭菜比较单调，经常是小米高粱米大碴子，萝卜土豆大白菜，细粮细菜很少。本市学生星期天可以回家改善伙食，我们这些外地学生只能在学校食堂就餐。但那时我并没有感觉有多么苦，每当听到有的同学说苦时，我总会说比在农村时强多了，现在不用下地干活挣工分，国家给生活费让我们在这里学习，仅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好好学习，才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我心想，学习紧张点，生活艰苦点，工作多干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尽管忙得不可开交，我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开心得很！

学习生活紧张而又快乐，一晃就到了该毕业的时候了。经过各科考试考核和两周的教学实习，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带着市教育局开的一纸“分配调令单”，来到了地方国企子弟中学任教。这是一所企办学校，教学归区教育局管，人事归企业管，有中学部和小学部，学校紧挨着家属区，距厂区有一站地的距离。我们住在厂职工宿舍。学校分配来的教师，都是来自上海、北京、天津、温州、哈市的知青，有师范学院毕业的，多数是我们师范学校毕业的各科老师。我们这些外地老师分配到企办校，主要是因为单位有宿舍（当时市办校都没有宿舍）。

师范毕业了，身份一下从学生变成了国家干部，人民教师，心里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民教师，要永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校园生活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结识了多位学识渊博思想高尚的老师，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为人师表的魅力，他们是我们的楷模；结识了四十多名同班同学，我们同在一张毕业照里，成为了一生的朋友。从一名下乡知青到师范生，再到人民教师，我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注：此篇为当代文学家·第二届老舍文学创新奖参赛作品，进入散文类一等奖行列，于2025年8月21日发表在《当代文学家》微刊，并入选江苏省一级期刊《三角洲·名家名典》2025年9月刊）

中学任教那些年

 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带着市教育局开具的一纸调令，来到了一所国企子弟校任中学语文老师。由下乡知青变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活。在我的人生经历中，那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我报到的这所学校是个企办校，教学归区教育局管，人事归企业管。企业当年是市里的盈利大户，很有经济实力。我们这些天津、北京、上海的外地知青老师分配到这里，最大的优点是单位有职工单身宿舍，当年公办校没有宿舍。

这所学校原来是以代课教师为主，从1976年开始，陆续从师范院校分配来各科中学老师。我1978年到来时，学校有二十多名老师，个别学科还没有配齐，我曾经带过一段时间的历史课。当时正是“文革”结束不久，学校的状况也是百废待兴。

当时真是太缺教师了，我刚报到就上任了。从那时开始，我连续在教学一线当了六年多中学语文教师，同时担任班主任。这六年多的时间，是我从校门转入教学工作岗位的一个新的时期，也是我与学生教学相长、相互促进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期。

那时没有教师节，也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但是教师非常受学生和家长的尊重和信任。1978年的9月，我接任了一个初中一年的班级。他们上小学时正是“文革”中后期，学校师资短缺，基本都是代课老师，这些学生基础非常差，但学生们却非常朴实，家长也很通情达理，把孩子放心地交给了我们这些刚毕业的老师。

教师是个良心活儿，我那时对这群孩子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热情，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起早贪黑地备课，写教案批作业，认真分析学生的现状，力争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从练习造句开始，写日记，写作文，那时教学计划每学期写八篇大作文，我组织学生写了十六篇，并对每篇都进行了认真的批阅。当年区教育局视察员来校视察教学工作时，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学生都知道我喜欢作文写得好的学生，我经常通过作文的评语，与学生进行心灵沟通，真诚地鼓励他们。

在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我还引导学生阅读了不少课外读物，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阅读理解能力。那时经常进行家访，足迹遍及整个家属区，得到了家长的大力配合。那时我就想，这些孩子将来都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劳动者，一定要鼓励他们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同时要让他们有上进心，有自信心。

我与各科任老师的关系非常融洽，经过大家三年的努力，最后中考时，这个基础差的班级，居然有八名学生考入了区重点，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进入了普通高中。对这个成绩，我不能说是很满意，只能说是我尽最大努力了。

在任教期间，我曾连续两年受区教育局之邀，参加了区里的中考评卷工作，与几位老师一起，专门负责评判中考生的作文试卷。在那段紧张的评卷工作中，与参评老师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对中学语文教学有了新的认知，使得后来的教学工作不段有新的提高。

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要想给学生“一滴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我深知自己的知识储备有限，不能停留在现有水平，一定要争取继续学习的机会。在我师范毕业后的第二年（1979年夏），哈尔滨市教育局正式下发了文件，要求师范毕业的各科老师在职进修学习，新的学习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学校的老师报名参加了全市统一考试，我和几位老师首批考取了市教师进修学院大专班，从1979年9月开始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半脱产学习。那时我刚从校门出来一年时间，学习的劲头很足。进修地点不算太远，只有几站地，但我们学校和宿舍距离公交站比较远，每次上课得走两站地才能有公交车。进修的那四年时间里，我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风雨不误，完成了中文专科所有课程的学习与考试，以优异成绩于1984年初获得了第二学历“大专毕业证书”。

送走了一届学生后，新学期开始我又接手了新的班级。这时感觉，在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都自如多了。教学相长，学生在成长，教师也在不断进步。 八十年代初，单位陆续在市内建职工宿舍，分别在太平、香坊、道里和南岗四个区，建造了好几处宿舍楼，职工一家家都搬走了，我们这些外地老师也都搬到市内居住了，学校的学生减少了一半。1984年，单位将中学几个班级合并到附近一所中学。中学老师一部分调到教育中心任教，一部分调到各个科室。我被校长调到教育科任干事，三个月后又被党委调到厂部办公室任秘书。回想当年，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班这些学生，他们走出校门后都很努力，不论是当领导的，当老板的，还是当工人的，也不论是在岗的，还是下岗的，都有积极向上的进取心，他们的家庭和工作还都不错。那些学生跟我一直保持着联系，曾多次聚会，他们把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视为心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多年以后，我和老伴儿退休后回到了天津。我们曾在一所学校任教，相识相爱，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了自己的女儿，女儿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工作。我和老伴儿回津后，曾一起到天津塘沽区，与当年学校的两位老同事见面，叙旧畅聊，感慨万千！我和塘沽知青张会老师是同届师范生，同时分配到一所学校，又同住一间宿舍。她是政治老师，她爱人也是塘沽知青、师范同学，是化学老师。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六年多，关系很密切。我到厂部办公室工作后，张老师和爱人一起调回了塘沽老家，在塘沽工作到退休。

当年学校的外地老师，都先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们共同经历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奋发向上、无私奉献的年代！现在都成了古稀老人，珍惜当下，安享晚年，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祝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祝福我们自己！

（此篇2025年10月22日发表在微刊《当代文学家原创文学》）

一张老照片 半世知青情

我静静地伫立在松花江边，目光所及之处，一棵高大的柳树挺立在那里，宛如一位历经沧桑的老者，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五十五年前，我和两名知青战友，曾在这棵大柳树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棵大柳树依然顽强地挺立着，三四个人合围都合不拢，庞大的树冠如同一把巨大的绿伞，遮蔽出一片清凉的天地。望着她，当年在这里合影的情景，如同一部老电影，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下乡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那时，我和张文彦同学在哈尔滨郊区的大洼村插队。日子在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中缓缓流过，每天都是重复着繁重的农活，虽然辛苦，但也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封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电报，打破了这份平静。电报上简短地写着某日要到哈尔滨火车站与我们相见。看到电报的那一刻，我的心瞬间被点燃，一种难以言喻的期待和兴奋涌上心头。

原来，这封电报是中学校友刘素芳同学发来的。我们三人可是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发小”，从小一起玩耍，有着深厚的情谊。小学时，我们是同班同学，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一起学习，一起欢笑；中学时，虽然不在同一个班级，但依然是同校校友。1969年6月，我和张文彦与班级的几十名同学一起，先行下乡到了哈尔滨郊区插队落户。而刘素芳同学则与其他班级的上百名同学随后去了遥远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插队。自从下乡后，我们就没见过面。如今得知，竟有机会在哈尔滨相聚，当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下决心一定要见上这一面。

我们插队的小村庄，距离市区足有三四十里地，交通极为不便，出行的方式除了乘坐马车，就只能靠双脚步行，到了城边的顾乡屯，才有公交车可以乘坐。我们怎么才能到达哈尔滨火车站，准时与刘素芳同学见面呢？大队的马车每天都有自己的安排，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派专车，我们只好去大队部问问能否搭车去市内。不巧的很，我们去火车站那天没有去市里的马车。无奈之下，我们只能选择步行前往。为了能及时赶到火车站，那天天刚蒙蒙亮，我和张文彦同学就早早地出发了。

我们的身影在黎明的微光中显得格外孤单，徒步穿过岗上那片几公里长的树中小路。清晨的树林里，弥漫着淡淡的雾气，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偶尔还能听到几声清脆的鸟鸣，打破了树林的寂静。走出树林，我们又走过了长岭湖大坝，湖面上倒映着天边的朝霞，顾不上多做停留，我们又匆匆穿过了建国村，踏上了通往市区的沙石公路，这段沙石路的路标显示，到城乡交界处是十三公里。

走在沙石公路上，太阳渐渐升起，炽热的阳光洒在身上。我们是第一次步行在这条沙石路上，由于心急走得很快，不一会儿，气喘吁吁，汗水湿透了衣衫。此刻我们心里也没有底，得用多长时间能走到顾乡屯汽车站。正当我们疲惫不堪的时候，身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一辆马车正缓缓驶来。我们眼睛一亮，赶紧上前拦截，焦急地向车老板说明情况。幸运的是，车老板是个热心肠的人，他爽快地让我们搭上了这辆马车。但这辆马车只能到前面的东明大队，他是去拉货然后马上返回。哎！能坐上一段马车也算不错了！坐在马车上，感受着微风拂面，看着路边不断后退的风景，我们的心里满是感激。到了东明大队下了车，谢了车老板，我们又开始徒步往市内方向走去。终于到了顾乡屯，我们挤上了公交车，在拥挤的车厢里，随着车辆的颠簸，紧赶慢赶，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当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到刘素芳同学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瞬间消散。她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只是眼神中多了几分成熟和坚毅。我们激动地冲上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千言万语，都化作了这一刻的拥抱和欢笑。原来，刘素芳同学这次到哈尔滨来是中转，她要回天津办理转插事宜，从呼伦贝尔大草原转回老家插队。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既为她能回到家乡感到高兴，又为即将到来的分别而难过。她这一走，可能就真的不会再来了，我们的心里满是不舍。为了给她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为了纪念我们难得的相聚，我们决定带她去松花江畔，游览那里的美景。

走在松花江畔，江风轻柔地吹拂着我们年轻的面庞，带着江水特有的气息。岸边的景色美不胜收，高大的防洪纪念塔巍峨耸立。我们在防洪纪念塔旁开心畅聊，回忆着小时候在大院里的趣事，分享着各自下乡后的生活经历。欢声笑语回荡在江畔，仿佛又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那时，相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极其奢侈的物品，我们谁都没有。不过，在防洪纪念塔附近，有专门给游客拍照的摄影师。我们眼睛一亮，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定要留下一张合影。于是，我们请摄影师为我们三人在松花江边那棵大柳树下拍了一张合影。拍照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挨在一起，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希望将这一刻的美好永远定格。我们还认真地留下了邮寄地址，满心期待着照片的到来。几天后，在村里，我们收到了这张珍贵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我们，正值十八岁青春年华，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我小心翼翼地将照片珍藏起来，这不仅是一张简单的照片，更是我们友谊的见证，承载着我们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那次在哈尔滨相见之后，刘素芳同学转插到了唐山郊区老家。唐山大地震时，她幸运地躲过了一劫。地震过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招工到唐山某部门从事会计工作。退休后，她和老伴儿去了北京，跟随女儿一起生活。张文彦同学1974年回天津上学，分配在天津某校工作到退休。我1976年在哈尔滨师范上学，分配在哈尔滨工作并定居。我们三人各居一个城市，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

没有想到的是，命运总是充满了奇妙的安排。多年以后，我们三人竟然先后来到了北京，给子女帮忙带孩子，生活的轨迹又一次有了交集，我们又有了见面的机会。只是，北京太大了，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带孩子、操持家务，各种琐事缠身，虽然我们都在北京，但还没有来得及三人相聚。

刘素芳同学进京时间比较早，小外孙大一些，她相对比较悠闲，经常外出旅游。我女儿留学回国后，到北京工作结婚生子，我和爱人有时到北京帮女儿带孩子。那时，张文彦同学还没有到北京来，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忙里偷闲，与刘素芳同学和在京的另外几位同学，相约一起游览了奥体公园和北宫公园。在公园里拍下了一些照片，记录下了我们相聚的欢乐时光。后来，张文彦同学的儿子留学回国后，也到北京工作生活了。从那以后，我和张文彦都在北京给子女帮忙带孙辈儿。然而，我们的作息时间不同，平时都被孩子的各种事情占据着，能凑到一起的时候不多。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经常通过微信联系，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会见一面，坐下来聊聊天。每次见面，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回忆着过去的知青岁月，谈论着现在的生活，开心得很。

当年，我们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在农村务农，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磨难。那时候，我们在田间劳作，顶着烈日，挥洒着汗水，双手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但我们从未抱怨，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如今，我们都已经是孩子的奶奶姥姥了，岁月在我们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曾经乌黑的头发也染上了白霜。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几十年。如今再看看当年十八岁时拍的老照片，心中感慨万千，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一张老照片，就是一个故事，承载着我们的青春记忆。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都成为了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不会忘记曾经的过去，那些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心存美好，不惧未来，我们坚定地走向明天，相信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多美好的故事等待我们去书写。而那棵松花江畔的大柳树，也将继续见证着我们的友谊，见证着我们的人生。

（注：此篇参加2025年度全国文学作品大赛征文活动，作品发表在2025年6月4日当代文学家杂志社微刊《当代文学家》，并荣获“当代文学家·冰心文学奖”散文类优秀奖）

我心中的天津站和绿皮车

前两天到海河广场游玩，又拍了一张天津站照片。天津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五十五年前，十七岁的我们从这里出发，奔赴哈尔滨郊区插队落户。从那以后，每年都要坐绿皮火车回到这里，又恋恋不舍地离开这里。

第一次离开家乡远行，是刻骨铭心的。那天上午，一千多名天津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在父母和亲属的陪同下，来到天津站，候车室、广场上到处都是人。那时送站的家长也陪着我们进了站，站台上挤满了人。我们上车了，家长们也没有离去，当车轮转动那一刻，车上车下一片哭声，真是难舍难离。那一幕至今还在脑海里……

第一次回津探亲，是逃票回来的。我们六月份到达哈尔滨郊区插队，水土不服，食堂卫生比较差，时间不长就有一半人患上了传染性痢疾，二十多人住进了公社卫生院。身体恢复后，我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干了几个月的农活。那时每天出工记十个工分，尽管我们刚到农村不会干活，大队仍然给我们记了满分。当年大队每个工的分值是六角七分钱，我们每个月预支十五元食堂饭票。到了十一月份，已经是冰天雪地，东北太冷了，我们的临时知青宿舍四处漏风，无法过冬。还没到年终结算，我们就挺不住了，回家又没钱。其实，即使等到年终结算，我们也剩不了什么钱，还有一些人得欠生产队钱。没办法，我们这些铁路子弟只能逃票回家了。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

绿皮火车，我们的最爱，你是唯一可以带着我们回家的交通工具。那时的绿皮火车，没有空调，也别想有卧铺，车少人多，座位上、过道里到处挤满了人。我们没有车票，也没有座位，上了车一直是站着，还时刻担心被乘务员查到。结果途中还是被查到了，无奈下了车。幸运的是，我们又被车站好心的工作人员送上了绿皮车。当他们得知我们是铁路子弟时，非常同情我们，如果是没下乡，我们这些未满十八岁的铁路子弟还在享受铁路家属免票呢。这第一次回家，一路惊险，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天津站了。火车进站那一刻，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终于回到家了。

天津——哈尔滨，哈尔滨——天津，这条铁路线，下乡期间每年一个来回，后来都是用挣工分得到的钱购买车票。那时，一年到头除了购车票就剩不下什么钱了，有时返回哈尔滨的车票钱还是家里给的。下乡七年后被推荐上学，我们师范生国家每月发给二十几元生活补贴，在校期间，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全身心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寒暑假可以购买半价火车票回津，花八块多钱就可以回家了。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哈尔滨一所企办中学任教，企办校有单身宿舍有食堂，生活条件不错。那时是单身，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回津。我寒暑假都回家，因为那时很想调回天津，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没有调成。后来只好随遇而安，在学校与一位师院毕业的天津知青结婚了。婚后探亲假就变成四年报销一次了，可我还是每年都回津过年。有人曾开玩笑说我，年年给铁路做贡献。哎！谁让我是铁路子弟呢，心甘情愿为铁路做贡献！绿皮火车，哈尔滨到天津的票价是十七元七角，卧铺票才二十几元，多年未变，那时有工资了，感觉车票还是挺便宜的。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我被调到厂部办公室任政务秘书，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同时是《中国涂料》和《中国涂料信息》通讯员，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去开会。那时还是绿皮火车，只是单位可以报销卧铺票了。有时在天津中转去南方开会，我就带着孩子，把孩子放在天津交给姥姥后，再去南方开会。我工作到五十五岁退休，除了孩子中考上高中那几年，基本上每年都回家过年。每次列车进站那一刻，我都有一种到家了的喜悦，从心里喊一声：天津站，我又回来了。

退休后，我爱人在哈尔滨还没退休，天津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孩子又是参加天津高考，那几年我有时一年来回跑三趟。我爱人六十岁退休后，我们基本就在天津生活了。但天津夏天太热，哈尔滨的房子还在，我们每年夏天还是去哈尔滨避暑，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天津——哈尔滨，哈尔滨——天津，这几十年我来回跑了无数次。开始是坐绿皮车，后来变成了橙色空调车，近些年又变成了动车、高铁，国家经济不断发展，乘车条件逐步改善，方便快捷，感觉舒适，可我还是忘不了那个乘坐绿皮车的久远的年代，也忘不了当年列车进入天津站的那种欣喜的久违的感觉！

（此篇2024年12月16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薛家往事

薛家，是个地名，那里如同一个小社会，办公楼、卫生院、邮电所、供销社—、中小学、公安派出所……，应有尽有，是新发公社(现称作新发镇)所在地——当年我们下乡的地方。

半个世纪前，我们从天津到哈尔滨郊区农村下乡插队，第一站就是在薛家新发公社大院落的脚。薛家是我们这些天津知青非常想回去看看的地方，那里有我们青春的足迹。

这一天，终于有机会了。我和老伴儿从市内乘车，大约十多公里的路程，只是路上遇到修建工程有些堵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薛家站下了车，路上有一排路障挡住了视线，有些蒙头转向不知朝那边走。变化太大了，没有一点原来的样子，路两边都是七八层高的楼房，分不清东南西北。

打听了一下才找到了镇政府的位置，有了点方向感。从镇政府这侧往前走是薛家邮局，再往前走是卫生院，马路对面是薛家百货大楼和一些饭店商铺。这些都是我们当年下乡时经常去的地方。触景生情，顿时有一种亲切感，心中那些尘封多年的往事，也不由得一件件想起来了……

一、公社食堂第一餐

那是1969年6月2日，我们一千多名天津知青乘坐知青专列，经过一天一夜的旅途颠簸，来到了北国冰城哈尔滨。此时正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6月份了小风一吹，仍然感到凉嗖嗖的。在站前广场，市领导冒雨组织了简单的欢迎仪式，然后这些天津学生都被各公社接走了。我们这些分配到新发公社插队的知青，乘解放牌大卡车，从火车站来到了薛家新发公社大院。

此时已到中午，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火车上兴奋了一天一夜，现在是又饿又困。公社干部事先已做了接待准备，楼后食堂为我们备好了午餐。那时经济条件差，没有什么好吃的，几盆炖菜，豆芽炒韭菜，几个小咸菜，主食是大米和小米掺和一起的“二米饭”，这在当年已经是不错了。没想到啊，六七桌精心准备的饭菜瞬间被一扫而光。

我平时在家吃饭，母亲总是不断嘱咐要细嚼慢咽，现在过集体生活了，真是很不适应。东北农村的大米小米都是新粮食，味道香甜软糯，比天津的米饭好吃多了。我还在品味呢，刚吃了半碗饭，菜已经没有了。女生大部分吃得差不多饱了，三十来个男生都没有吃饱。这可如何是好，不能让天津学生刚下火车就吃半饱啊！公社干部跑前跑后忙了一头汗，还没歇口气呢，又急忙去后厨安排再上点什么吃的。我趁机把那半碗没有菜的米饭吃完，已经饱了。

其实食堂早已把做好的饭菜都端上来了，没有什么现成的可吃了。厨师只好又煮了一锅面条，端上来几大盆，真是人多力量大啊，吃饭也痛快，一人一碗一会儿工夫又都吃光了。公社干部笑了笑说：“年轻人真有战斗力啊，再来点吗？”男生们抹着嘴说吃饱了，不用了……

吃完饭，我们大队的几辆马车和蹦蹦车已经等在那里了，装上了我们57个人的行李，一路向北奔向了10公里之外比较偏远的陈家洼子村。

二、卫生院里住7天

过去的公社卫生院是一排红砖房，现在已经翻建成了“新发红十字医院”，三层楼房相当漂亮。触景生情，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卫生院住院的情景。

下乡的第一年，干了一段农活后，就到了炎热的夏季，由于知青食堂饮食卫生很差以及水土不服等原因，有些同学闹肚子了。开始我们以为是普通的拉肚子，没当回事。后来越发严重，我们宿舍有几个女生一夜泻了无数次，不到半夜好几个便盆就满了。我和几个还没有倒下的同学，看便盆满了就去倒掉，十三名女生的宿舍里，地上一片狼藉。后来我旁边的同学都上不来炕了，我费了很大劲儿把她拉上了炕。

看同学病成这样，我们向大队报告想要辆马车去公社卫生院。大队干部不相信这些同学真的病了，以为是不想下地干活，迟迟没有派车。男生们一看这种情况急眼了，与大队干部发生了肢体冲突，大队才派了辆马车，把第一批病倒的同学送进了公社卫生院。

没隔两天，我和一批同学也开始泻肚了，上吐下泻，喝水吐水，最后泻的都是绿水，真是上炕的力气都没了。没倒下的同学又把我们这批送进了医院。那时我处于半昏迷状态，连睁开眼睛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躺在病床上只听见一个医生说，这帮学生再晚点送来就没救了。医生给我们点滴了大量葡萄糖液和抗病毒消炎类药剂，我终于缓过来了。后来听医生说我们得的是中毒性痢疾，同学们昏迷不醒是因为严重脱水，治疗不及时是会死人的。那次“痢疾”事件我们先后有二十多人住进了这所卫生院。

这是我们下乡后遇到的一次比较大的事件，公社领导很重视，曾到医院看望住院的同学们。在那期间，没住院的同学不怕路途遥远前去医院看望，离医院很近的五星大队的天津知青还给我们送去了热乎乎的鸡蛋挂面汤，当时真是感动极了！

三、邮政所里寄包裹

新发邮政所，当年是我们寄包裹、拍电报、取邮件的地方。那时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大队有一个通讯员负责取信件报刊，但我们个人打电报寄包裹还是得要自己来办。有一次是我们集体出动，到薛家邮局来寄包裹，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是下乡第一年的初秋季节，由于东北地区连续降雨，松花江上游水库不断放水，处于松花江下游的江边地段水位快速上涨。我们大队双口面的大片农田紧靠江边，地里的庄稼已快成熟，为了减少损失，队里组织社员和知青到江边突击抢收庄稼。

我们刚到农村插队三个月，大部分知青都积极参加了抢收。当时仅剩高岗处还没有被水淹，队长带着大家先抢收了成熟的蔬菜，然后抢收土豆，最后又在齐腰深的水中抢收玉米。后来水势越长越快，大部分地都已被淹没，我们退到了高岗处，松花江边双口面与防洪大坝之间汪洋一片，队里派小船来接我们。那洪水已快到大坝的顶端，从小船上可以直接迈到大坝上。

看到水势涨得这么猛，同学们担心起来，万一大坝溃堤，我们这个在洼地里的小村子不就全被淹了吗？收工回到宿舍后，有同学提议把不能随身带走的物品邮回天津家里，自己随时准备撤离村子。那时我们还不满18岁，真是很幼稚。第二天我们就把准备邮走的东西打包好了，来到了公社邮局寄包裹。邮局工作人员都感到奇怪，这些天津学生搞什么名堂，排队寄包裹。

后来在各路抗洪大军的努力下，大坝安然无恙，洪水慢慢退去，并没有发生溃坝的事情。天慢慢变凉了，应当盖毛毯线毯一类的东西了，可惜都邮回天津了，还有的把毛衣也邮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可笑哈！四、在百货大楼借宿 薛家百货大楼，是购买各类生活物品的地方，每个知青都去过。下乡的第二年我们班的张瑞萍和张连明同学被招工选调到那里工作，我们方便了许多，到市内办事或是开会学习，时间晚了就到薛家百货大楼单身宿舍住一宿。

有一次我和张文彦、张瑞萍三位女生，送一位回津上大学的同学到火车站上车。因火车发车的时间比较晚，我们返回时，没有赶上回薛家的最后一班车，为了不影响第二天的工作，我们三人从市里的顾乡汽车站一直走回了薛家百货大楼。

那时太阳已经落山，天还没有完全黑，我们沿着机场路一直往薛家方向走。从顾乡汽车站到薛家大约十多公里的路程，没走多远夜幕降临了，路上没有行人，偶尔过去一辆自行车。路过一个村子时，有条大狗冲了出来，对着我们汪汪地叫，吓了我们一大跳。当时进退两难，又不敢停留，我们只好壮着胆绕远一点走了过去，还好那条大狗没有追过来。这条大狗吓得我们加快了脚步，忘了肚子饿，也忘了疲劳，一口气都没敢歇，一直走到薛家。晚上快10点了，才进了百货大楼单身宿舍，同宿舍的知青赶紧给我们热了点饭吃，顿时感觉回到了家。

还有一次，我到市内办事，天色不早了，没有直接回陈家洼的马车，只好抓紧时间赶上了回薛家的车。到了薛家如果再回陈家洼知青点，还得走10公里左右的土路，并且得穿过几公里长的树林子，无论如何不敢走了，只好又住在了薛家百货大楼同学的宿舍。当年的薛家大楼，在那些艰难的知青岁月里，为我们提供了多少方便，怎能忘记！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经历过的岁月并没有忘怀，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刻骨铭心。

（此篇2024年9月30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

下乡往事拾零

曾在东北农村下乡七八年，有些小事回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就说那条路吧，那条进出大洼村的路，我不知来回走了多少趟。这里边的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

大洼村，地处松花江边，地势低洼。村的南边，有一道东西走向的长长的岗。岗上岗下的路完全是土路，到了雨天，那就是一条拔不出脚的泥泞路。村子远离公社和市区，出行很不方便。偶尔能搭上队里的马车或蹦蹦车(农用四轮胶轮车)，但多数还是要靠步行。

当时听说过岗上有狼。据说在我们下乡之前，狼在夜间经常出没村里，村里的猪被狼咬死或吃掉的事件时有发生，村民们谈狼色变。为保护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区和公社武装部干部曾长期驻守村里，大队武装基干民兵全副武装昼夜值勤一个多月，并在岗上狼洞里挖出来8只小狼崽，村里才恢复了平静。

那时知青们多是结伴外出，我们女生不敢单独走那道山岗。但有时处于无奈，不得不出行。那时二十多岁，胆子还是有点大。我在大队部工作期间，有过几次外出办事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去公社抄文件

那是1975年的六月份，天气比较热了。有一天，大队书记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去公社抄一份重要文件。为了路上安全，他让大队团总支书记一同前往。

大洼村离公社十五六里地，我们早早就出发了。穿过岗上长长的树林，走过长岭湖东大坝，经过建国村，沿着通往公社的大道，我们一口气走到了公社所在地。

原来是公社有一份文件，上级要求尽快传达到各基层大队全体社员，公社领导就安排各大队派人去抄文件。我们到那儿之后，立即进行抄写。文件不算长，但有篇国家领导人讲话很长。文件通篇讲的是整顿铁路，随后在全国拉开了整顿各行各业的序幕。在“文革”还没结束的当时，这个中共中央(9号)文件，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在抄写过程中，我们就感觉到了文件的重要性，不停歇地一直抄到最后一页。

抄完文件已经到中午了，外边不知何时下起了雨，也不知这雨什么时候能停。我们得赶紧回去，把文件及时交到大队书记手里。因为文件传达完之后，还要求把手抄稿按时送回公社，进行集中处理。时间太紧迫，大队路途较远，来不及吃饭休息了，只好冒雨赶紧徒步往回走。

返回的路上，这不大不小的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没带雨具，出门时为了保护好抄写的文件，我带了一块白色塑料布，没想到这块塑料布派上了用场。我把装着文件的书包放到胸前，手举着塑料布罩在头上。那位团书记不好意思跟我同举一块塑料布，只好挨雨浇了。从公社走回大队，我们冒着雨马不停蹄地走了两个多小时，下午两三点钟一身泥水赶回了队里，把手抄文件交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晚上大队准时召开了社员大会，书记按照手抄稿全文传达了文件精神。

那天来回三十多里地，走了四个多小时，中间坐下来抄写了厚厚一打儿文件，就算是休息了。回到宿舍，我脱下灌满泥水的鞋子，才感觉脚很疼痛，原来脚掌脚趾已磨出了好几个泡。

——到供销社取粮票

年末，我回天津过年。当时知青战友们都已经回家了，我因年末工作忙走得晚了些。那时每次回家，都得到登州供销社取全国粮票，我只好一个人去了。

以前跟同学坐马车去过一次，那次是经过南岗那片树林、走过长岭湖东大坝和建国村，绕过长岭湖养殖场到那里的。这次没有马车，如果按照马车的路线走大道实在太远了。

老乡们告诉我，冬天长岭湖封冻了，从冰面上直接走过去，就是登州供销社了。这个主意不错，我决定从长岭湖上直插过去。

第二天，我全副武装戴着棉帽子上路了，我这身打扮很像个男生。我走在出村的大道上，道东是东甸子，道西是西甸子，夏天时水草肥美一望无边，此时水草被冰雪覆盖，眼前是一片白茫茫。走出那条冰封的大道就到了雷劈沟，我沿着沟西边的小路上了岗。冬天的岗上，没有青纱帐，视野很开阔。一路上没有碰到狼狗，也没碰到一个人，我挺放松的。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前边低洼处的路边蹲着一个人，我警惕地放慢了脚步，想从他身后绕过去，他却突然站起来了，说了句“上哪啊”，吓了我一跳，听声音我并不认识他，就没搭理他，也没敢看他，赶紧快走了几步远离他，朝长岭湖方向走去。走过公社敬老院下了坡，就是长岭湖养殖场了。

长岭湖养殖场宽阔的水面，已经变成大冰场了，有的地方积了一层厚厚的白雪，有的地方是镜面一样的透明冰层，上去试着走一走确实很滑。我不敢迈大步，小心翼翼地迈着小碎步朝前走着。我刚想抬头望望前进的方向，没想到脚下踩到了一块小冰，“啪”的一声，摔了一个大仰八叉，疼得我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没人扶我，自己慢慢爬起来，还得继续往前走啊！太滑了，我不敢迈步了，干脆打出溜滑吧，滑行比在冰上走要快多了。我就一步一滑地到了湖对岸，走上陆地时已经出了一身的汗，心里太紧张了。

到了供销社取完了全国粮票，我又沿着原路返回。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捡了一根木棍拿在手里，当拐棍拄着，到了村口时才把棍儿扔掉。

回到宿舍，独自庆幸自己又完成了一件事。第二天起床全身酸痛，特别是腿部和腰部，肌肉拉伤疼了好几天。

——去卫生院体检

那年被推荐上学后，接到公社通知，要求按日期到市里共乐卫生院进行体检。

秋天的岗上，有社员在田间干活，我在社员们出工的时候出发了。穿过岗上几公里长的树林，走过长岭湖东大坝，就到了建国村。从建国村到市里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没有公交车，只能看看能否有顺道的马车。

走着走着，终于身后过来一辆马车，我招了一下手，让车老板儿捎我一段，车老板是位老大爷，他停下马车让我坐好，他说经常碰上知青捎脚，这次马车是到前边的东明大队拉东西，可以捎我到东明大队。我想这也不错啊，我可以少走一半的路。那时的社员们，常把我们知青当孩子一样看待，我非常感谢那位大爷。到了东明大队继续往前走，又碰上一辆前行的马车，这次一直坐到了市里。

终于顺利进行了体检，心中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等拿到通知书后，就可以到学校去读书了，再难也要挺住，我自己鼓励着自己。

体检完了往回返，我直接去了大队马车房驻地，看看有没有回村的马车，那天不巧没有车。车房老板说别的村有回去的车，车老板吃完饭就走。真是太好了，那辆马车能路过建国村。那辆马车上放了一些东西，车老板给我挪了个坐的位置，我就坐那辆马车到了建国村，然后又往回村方向走去。

上了岗，又走进那片林中的小路。太阳已经偏西，路上前后无人，大白天不会有什么事吧，我快步行走在那条小路上。林中的树叶已经变黄了，树枝随着秋风摆动着，不断有树叶飘落下来，心里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

走着走着，发现小路北侧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露着新土的小坟，一块不大的木牌上写着知青×××，这是哪儿的知青啊，是哪个大队的知青呢，一个年轻的生命埋在了地下，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儿。赶紧走吧，这里不是久留之地。我连跑带颠，想快点走出那片几公里长的树林。

走着走着，在拐弯处突然感觉身后边有个影子在跟着我，不敢回头看，斜视一眼，是一只狗跟在后边。我不敢跑也不敢停，心里有点怕，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了挺远一段，它还在跟着我。平常的狗一般都会跑过去超过我，可那狗条却跟我保持一定距离，一直在后边跟着。真是奇怪啊！就这样走了好一会儿，我真的感觉害怕了，会不会是狼啊！以前听说过有狼，没见过什么样子，千万别回头，就这样往前走吧。我就一直往前走，它就在后边跟着。我看见前边有一个干树枝，用脚钩起树枝拿在手里，拖着树枝往前走。

不知走了多远，我想得穿到马车道上去，有可能遇到马车。正在这时，后边真过来一辆马车，车老板甩了一下鞭子，我看有车过来了，赶紧向那马车走过去爬上了车，车老板看我惊慌的样子很奇怪，我说你看我后边有没有一只狼还是狗啊，一直跟着我。他看了看说，哪有狼啊狗啊，我回头一看确实没了，长叹一口气！我说这条道一个人走太害怕了。他说以后千万别一个人走了。

从那以后，我真不敢自己走那条林中小道了。（节选）

（此篇2019年2月发表在黑龙江省级刊物《北大荒文化》）

八一忆老兵

 我们下乡的小村庄，有十几名默默无闻的老兵，他们十七八岁时扛起枪，参加了解放战争，从东北战场，打到海南岛，直到全国解放，随后有人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们中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负过伤，全国解放后，大部分复员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我们大洼知青当年下乡在村里，接触到了这些老兵，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每当想起他们，平静的心中总会泛起一片涟漪……

老兵刘玉春，一九三零年出生，一九四七年从哈尔滨郊区陈家洼村参军，参加了解放战争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参加了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七六年转业，团职干部，转业到北大荒巨浪牧场任党委书记。一九九零年离休，如今已九十多岁。

我们在大洼村插队的时候，老兵刘玉春曾多次回村探亲，村里流传着他参加解放战争当兵打仗的故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天津时，他所在部队率先打到市中心，到达“胜利会师地”金汤桥。三十年军旅生涯，英勇善战，为党为国，戎马一生。老兵刘玉春是大洼村的骄傲，也是我们天津知青的骄傲。父辈们不怕流血牺牲，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当年老兵的英雄故事，对知青们的影响是积极向上的。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老兵张殿举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张殿举书记四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英俊挺拔，—身正气。他一九四七年当兵，参加过辽沈战役和解放海南岛战役，荣获过三等功。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从连职岗位上复员回乡务农。

当年我们五十七名十七八岁的天津学生，来到这个陌生的小村庄，吃饭、住房、劳动及思想工作等方方面面都是问题，给大队带来不少麻烦。张殿举书记从不嫌烦，不辞辛苦，尽自己的能力把知青工作做好。他组织大队社员，就地取材为知青建造宿舍，当年就建好了两大排知青宿舍。我们从拥挤的临时简易房，搬进了四人一屋的知青宿舍，从此安下心来参加生产劳动。

老兵张殿举书记一身正气，办事从不打折扣，但对待我们知青却很温和，他常说这些“天津娃子”，远离家乡远离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来到这里“接受再教育”，非常不容易。他总是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知青们的生活状况不断得到改善。现在回想起来，仍然非常感谢他。

村里有十多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兵，他们分布在大队的各个角落，从不张扬。比如给我们上过“忆苦思甜”课的老兵付长春，铁匠房的老兵王发，大队治保主任老兵姜长发……，我接触比较多的是退伍老兵姜长发，因为他是我的主管领导。

老兵姜长发，村里人都称他“姜连长”。他十六岁当兵，参加过解放战争辽沈战役，随后又跟随部队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一九四九年北京开国大典时，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检阅。他个子不高，四十多岁，黑黑的脸庞，走起路来腿有点别扭，可能是在战争中负过伤的原故。

他在大队担任党支部委员、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还负责计划生育，后来主管整个后勤，包括大队部的全部工作，此刻我正在大队部担任专职广播员，也就成了我的主管领导。老兵姜连长，满腔热忱，一身正气，对手下的要求非常严格。他布置工作干脆利落，很多时候就是命令的口气。刚开始到广播室工作时，心里有些不适应。当看到他跟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也不好说什么，我就当自己是他手下的一个兵。

后来感觉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他没有多少文化，认识的那些字还是在部队上学的，因此他很看重知青有文化。他负责大队的民兵、治保、计划生育等多项工作，到年末总结工作上报文字材料时，他让我帮助写总结材料，我每次都按时完成，上报到公社各有关部门。当受到公社和区里领导表彰时，他手舞足蹈开心极了。在广播室工作的那些日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我为大队做了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从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对大队领导的信任，我心存感激！

姜连长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但他对党的忠诚令人敬佩。他不光自己努力为党工作，还带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走上有信仰的阳光大道。在那个艰苦而又迷茫的知青岁月，我没有放弃自己，一直在努力之中。非常感谢当年的老领导——老兵姜长发，他是我迷茫路上的引路人。

多年以后，我们大洼知青回村看望父老乡亲，可惜很多人已经不在了。那些跟我们一起工作过的老兵们，他们年轻时参军打仗，胜利后回到村里务农，一辈子劳作在那块土地上，为建设家乡贡献了一生。他们是平凡的，也是伟大的！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

（此篇2025年8月1日发表在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津沽散文》）

【作者简介】李树华，网名一树繁华。天津散文研究会会员，天津市河东区作协会员，天津知青文学社会员。1969年天津下乡知青，哈尔滨师范学校大专毕业，高级政工师。多年从事文字工作，早年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几十篇论文及通讯报道。热爱文学，近年有二百多篇散文、回忆录、诗歌，短篇小说等，发表在《天津散文》《津沽散文》《七子学社》《黑土地文化》《当代文学家》《三角洲·名家名典》《音韵墨舞》《美篇》等微刊平台及省级期刊。美篇知青诗刊【醒韵楼】主编和微信公众号【音韵墨舞】主编。连续两年获天津散文研究会微刊《天津散文》“最佳人气优秀奖”，2025年《记忆中的铁三院》获天津散文研究会“天津地”征文活动优秀奖；《一张老照片 半世知青情》荣获“当代文学家·冰心文学奖”散文类优秀奖；《放飞心灵的时光》获“当代文学家·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散文类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