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山庄丽人》创作谈

胡堡冬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每每翻阅桐城的乡邦文献,总有一些气韵芬芳,特立独行的名媛才女呈现在眼前。家乡桐城,可谓是物华天宝,地杰人灵,自明清以来,桐城便以其独特的文化蕴涵而声名远播,特别是与清代相始终的桐城文派,统领中国文坛二百余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影响远及海内外。桐城不止有“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的方、戴、刘、姚等文化巨人,后来者,乃至近现代大家名流也是层出不穷,而在这些大家名流的身后,还有许多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琴棋诗书画样样精通名噪一时的名媛才女,她们或柔媚明理、或风骨怡然、或有担当,或明辨是非,可谓风雅不凡,这其中,不乏有吴芝瑛这样特立独行的佼佼者。</p><p class="ql-block"> 关注吴芝瑛已经有些年头了。那是在2010年左右,我曾在安徽电视台《旧闻新说》栏目开讲过5集文化专题《才女吴芝瑛》。节目播出以后,有很多观众给我来信,打电话,讲述他们观看专题片的感受:说,桐城还有吴芝瑛这样了不起的女性?我说,是的。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堪,黑夜如磐的时代,吴芝瑛通过美国传教士麦美德女士,了解了一些西方的人文思想和社会变化,看到了义和团拳民的无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的野蛮和残暴,深感清朝的愚昧、腐朽、无能和落后,由此,她接受了麦美德女士的女权思想。此后,吴芝瑛文接触了京师大学堂聘请的日藉教授服部宇之吉的夫人服部繁子,了解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1904年,吴芝瑛与秋瑾结为姊妹,互换了盟书,介绍她和服部繁子相识,在陶然亭设宴、赠联和答词,资助她去日本留学,并亲自送到塘沽车站。可以说是吴芝瑛把秋瑾引上了辛亥革命的道路。秋瑾在吴芝瑛的影响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提倡女权,回国以后,在吴芝瑛的康慨相助下创办《中国女报》。春夏间,秋瑾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由徐介绍参加光复会。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血雨腥风,横扫革命党人,无人敢为秋瑾收尸,此时,是吴芝瑛和浙江诗人徐自华不顾清廷逮捕的危险,挺身而出,购买墓地,将秋瑾安葬在西子湖畔,并亲自书写墓碑“乌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由此,人们看到吴芝瑛是重情重义,敢于担当的,她的不畏强权的精神让世人感动和折服!</p><p class="ql-block"> 当然,吴芝瑛身处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必然要经历和承受一些事情。比如1900年清廷的庚子赔款,吴芝瑛号召各界女同胞为国捐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订立捐款章程,并撰文《女子国民捐》,呼吁“女子一样的四肢五官,何不也替中国人争一口气!”她将自己的小万柳堂习字帖售卖以后,全款捐出。并多次写信给两江总督周玉帅的夫人,“妹近办女子国民捐,为偿赔款之用”,“以激动通国女子爱国之心,出而共任义务。”国难深重,吴芝瑛表现出的是一种担当,一种共赴国难,尽心尽力的品质。而当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时,吴芝瑛不顾这位亲家的颜面,立即公开写下《上袁大总统书》,痛斥袁世凯倒行逆施,复僻帝制的罪行。“然当时一般之可憐老顽固,莫不动色相骇,戟指走詈,谓袁某某到底是奸臣,今果篡位矣。”同时严厉地正告袁世凯,“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由此可见,吴芝瑛又是一位爱憎分明,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敢怒敢言,不畏强权,申张民族大义的人。</p><p class="ql-block"> 吾乡吾民吾土吾心,家乡厚重的历史因有了像吴芝瑛这样的杰出女性,而令桐城人深感骄傲和自豪。那么,如何想起写《山庄丽人》这出戏呢?其实也是一个偶然。几年前,遇安庆创研室方撼主任,她说,“你喜欢桐城文化,为什么不利用手上的资料写写剧本呢?”其实,写戏我是门外汉,尽管从小就在文艺圈里混,但真要去写一出戏,并非易事。一台大戏需要表现矛盾冲突,需要结构故事,需要塑造人物,需要台词和唱腔,更需要表现思想与主题,尤其是黄梅戏,大多以女性作为重点人物来塑造,这是黄梅戏的一大特点。由此而来,我便想到了吴芝瑛。吴芝瑛敢于担当,关心民瘼,重视教育,富有正义感,具有民族大义,敢爱敢恨,立场鲜明,且才华出众,是名媛名流,身上有故事,这些特征正是塑造《山庄丽人》的重要元素。可以说,是方撼主任的偶然提示,促使我去尝试创作《山庄丽人》这出戏,而得到的必然结果。</p><p class="ql-block"> 吴芝瑛身处历史重大的转折时期,清朝消亡,民国建立,一个时代的开启,各种历史人物纷纷登场,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碰撞,甚至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有她靓丽身影的浮现。要将吴芝瑛一生丰富精彩的经历过往写成剧本,从何处下手呢?我亦感到茫然。在阅读黄山书社出版的《吴芝瑛集》时,读到她在鞠隐山庄为完成父亲的遗愿,捐产捐资创办桐城第一所小学,经历了族人的百般阻挠和来自安徽高层抚宪恩铭、桐城何知县的刁难,依然痴心不改,决心要让贫苦百姓的子女能读书识字。她奔走两江总督周玉帅等高层府阺,发表办学宗旨和相关的文章,进行坚决的抗争,从而最终实现了父亲捐产捐资办学的遗愿。此等举措,在清朝末年,一介女子能顽强地撕破封建家族势力,承受方方面面的压力,确实了不起!如果追问吴芝瑛何以拥有这么大的勇气办学?我们会发现吴家本就是植根于桐城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并深受传统的习染,而根深叶茂。吴芝瑛的五叔吴汝纶是桐城派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在担任首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时,曾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写下了二十万言的《东游丛录》一书,全面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教育的发展与崛起,回国以后,创办了著名的桐城中学。吴芝瑛的父亲吴康之,在山东郓城等地当县令时“恤民兴学,不遗余力”也是颇有政绩。如此一脉承袭,吴芝瑛要完成父亲的遗愿,创办鞠隐小学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桐城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之说,那意思便是说再穷也要捧起书本,再富也不忘了勤俭持家。一种文化的存在,必然有其渊源,崇尚读书,崇尚教育,是我们民族的兴旺之本,富强之源,因为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当然更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这也正是我选择吴芝瑛办学这段故事的初衷。</p><p class="ql-block"> 诚然,《山庄丽人》的写作是很粗糙的,人物的塑造、剧本结构、空间和时间的把握,乃至道白和唱词的设计,恐怕并不完美,但这又何妨?我的呈现就是丒媳妇不怕见公婆,您的批评和指正,正是我的改进之处。我的期待,就是诚恳的希望得到您的帮助!</p><p class="ql-block"> 本文刊载于《黄梅艺术创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