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

沂河银鱼

那年秋天，我沿着八达岭北段一路向西，去寻访一位名叫许建国的守城人后代。路在群山间盘绕，像一条褪色的绸带。车行至无路处，我便弃车步行。天边云层厚重，远处山脊上，长城的残垣断壁时隐时现，如同大地脊梁上愈合又裂开的疤痕。

许家的小院在长城脚下，石墙灰瓦，院中一棵老槐树，树皮龟裂如龙鳞。许建国六十来岁，背微驼，眼睛却亮得惊人。他把我让进屋，炉上炖着菜，热气蒸腾。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位身着粗布衣裳的老人站在烽火台上，身后是绵延的城墙。

“那是我爷爷。”老许倒上茶，“守了长城一辈子。”

他讲述的起点是1933年的春天。那年他爷爷许青山二十二岁，是山下村里的石匠。日军进犯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敌营，喊杀声顺着山风传到村里。第二天，许青山背着干粮上了长城。他不是去打仗，而是去修补那些被炮火炸塌的城墙。

“爷爷说，那时候修长城，不是为了挡住子弹。”老许的声音很低，“子弹哪里挡得住？他是想让后人知道，这长城还在，这脊梁就还没断。”

1937年，北平沦陷。日军在山下修了炮楼，强迫村民去拆长城的砖石修工事。许青山被押到箭扣长城，日本军官指着一段明代城墙说：“拆。”他站着不动。刺刀顶住了他的后背。

“爷爷蹲下身，抚摸着墙砖上的刻字——‘万历五年制’。他突然抓起一块砖，不是递给日本人，而是狠狠砸向自己的左脚。”

老许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窗边。我这才注意到，他的左脚有些不便。

“砖头砸碎了三根脚骨。爷爷对日本军官说：‘我是个废人了，拆不动了。’”他转身看着我，“后来他偷偷告诉我，那一砸，疼得钻心，但他心里痛快。长城少了一块砖，但多了一口气。”

新中国成立后，许青山成了第一批长城保护员。他带着儿子——也就是老许的父亲，走遍了燕山山脉的每一段长城。1958年大炼钢铁，有人提议拆长城砖建高炉。许青山在县里的会议上拍案而起：“长城砖每一块都是祖宗的血肉！你们要拆，先把我这把老骨头拆了！”

会场鸦雀无声。最后县长说：“老许，唱首歌吧，唱首歌消消气。”

许青山愣了很久，然后开口唱起来。没有伴奏，声音沙哑，调子却是铿锵的：“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老许说，“后来才知道，是爷爷在北平当学徒时，从进步学生那里听来的。”

改革开放后，长城成了旅游热点。开发商看中了许家所在的这段长城，要建索道、修玻璃栈道，许诺给村里每户分红。村民大会上，八成的人都举手同意。只有许青山和老许反对。

“爷爷那时已经卧床不起了。听说要建索道，他让我扶他起来，坐着驴车到村委会。”老许的眼睛湿了，“他当着全村人的面说：‘长城不是摇钱树。长城是镜子，照的是中国人的脸面。脸上涂脂抹粉可以，但不能换了一张脸。’”

老许爷爷在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去世。临终前，他让老许打开电视。当国旗在香港升起时，老人用尽最后的力气哼唱：“冲开血路，挥手上吧，要致力国家中兴！”声音渐弱，终归于无。

“后来呢？旅游开发的事？”我问。

老许领我走出院子，沿着小路上山。夕阳西下，长城在余晖中宛如一条金色的龙。我们停在半山腰，那里立着一块石碑，刻着“青山长城保护站”。

“我辞了城里的工作，回来成立了保护站。”他说，“村民开始不理解，后来旅游的人多了，他们卖山货、开民宿，收入比预想的分红还多。更重要的是——”他指着远处正在修补城墙的志愿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了。他们知道，守长城不是守一堆石头，是守一段记忆，一股气。”

下山时，天已擦黑。长城隐入暮色，轮廓依稀。远处村庄亮起点点灯火，像散落大地的星辰。我想起《万里长城永不倒》的歌词：“江山秀丽叠彩峰岭，问我国家哪像染病。”

老许在院门口告别时，突然说：“你知道吗？爷爷那一代人，修长城是怕后人忘了耻辱。我们这一代，守长城是怕后人只剩光荣。长城倒了还能再修，人心里的长城要是倒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回头望去，夜色中的长城只剩下深黑的剪影，沉默地伏在大地之上。但我知道，当太阳再次升起时，它会重新显现——不是作为冰冷的砖石，而是作为一个民族挺直的脊梁，在时间的长风中，永不倾倒。

山风骤起，穿过垛口，发出呜呜的声响。那不是哭泣，而是千年的呼吸，深沉而绵长，在群山间回荡，向着更远的山河，传诵着一个民族不朽的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