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上饶集中营

木樨

图文：木樨

美篇号：5120845

音乐：《英雄赞歌》

　　转过一个山坳，暑气便忽然地沉下去。并非是温度真的降低了几度，是迎面那座方正、灰白的建筑，自身便带着一股凛冽的寒气，将七月的流火隔绝在外。它蹲踞在那里，没有多余的装饰，线条硬得硌眼，像个被时光遗忘的、巨大的水泥盒子。这便是上饶集中营旧址了。

　　我曾是初中历史与社会老师，明白“皖南事变”，“七峰岩”、“周田村”、“茅家岭”这些名字背后，意味着什么。但铅字是隔膜的，像蒙着一层毛玻璃；直到站在这片真实的天空下，呼吸着掺有红土与草木气味的空气，那层玻璃才“哗啦”一声碎了。历史，带着它粗砺的棱角，猝不及防地杵到面前。

　　上饶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在江西上饶设立的一处法西斯式集中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同年3月，国民党当局在江西上饶的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了该集中营。

　　此处主要囚禁了在皖南事变中被扣留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以及在战斗中弹尽粮绝后被俘的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同时还包括从东南各省抓捕来的部分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总计760余人。

　　穿过空旷得有些回声的广场，是纪念馆的主展厅。光线被刻意调得很暗，只有一束束追光，冷冷地打在展柜里那些“物”上。这里的时间仿佛是凝固的，每一件物品都承载着一段被强行中断的人生。

　　首先抓住视线的，是叶挺将军写在草纸上的书信，1942年，叶挺将军于上饶狱中手书《囚语》致蒋介石，沉痛自责“未能恪遵军令”，愿“明正刑典”以死谢罪。他恳求判己死刑，而释放部属，以彰人格与节操。字句凛然，尽显忠贞不屈、抗战到底的赤忱与牺牲精神。

　　这张1949年的奖状颁发给吴华光同志，他是茅家岭暴动的生还者，他后来找到并加入党组织，为表彰其在解放泉州、厦门战斗中的功绩，被第十兵团评为“二等人民功臣”。由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等签发。泛黄的纸张与清晰的印鉴，共同铭刻了那段峥嵘岁月与个人荣光。

　　上饶集中营“十大酷刑”展以金木水火土等为名，实为风站绞毒等酷刑。如“吞”刑强灌污物，“水”刑浇滚汤。每幅画作皆诉说着抗争者的惨痛，警示后人勿忘历史之重。

　　纪念馆最深处，是一面巨大的名录墙。没有肖像只有名字，密密麻麻，一行行一列列，蚀刻在深色的大理石上，像一片沉默的星空，抑或是无言的雨痕。我走近了，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读过去：张正坤，冯达飞，施奇……有些名字旁缀有简短的生卒年，“1916-1942”，“1903-1941”，生命大多戛然断裂在二三十岁的盛年。

　　更多的，则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像旷野里无人认领的碑。我伸出手，指尖并未真的触碰石壁，却在空气中描摹那些凹刻的笔画。石头是沁凉的，名字是沉默的。然而这沉默却震耳欲聋。每一个名字都曾是一个完整的宇宙，有笑声，有泪光，有未竟的理想，也有最普通的恐惧与眷恋。他们被浓缩成两个字，镌刻于此。这面墙像一口深井，投下目光，听不到回声，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噬一切喧哗的虚无，以及虚无之下，那涌动不息的生命尊严

　　纪念馆的后面就是“茅家岭暴动旧址”。砖木结构的建筑静立，拱门上方悬挂着指示铭牌。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斜伸入画，绿荫掩映着屋顶，阳光穿过叶隙，在石板地上投下光斑。昔日的抗争烽火已归于沉寂，唯有这庭院与绿树，在宁静中守护着那段壮烈的记忆。

　　步入旧址院门，一股混合着霉湿与肃穆的气息扑面而来。庭院不大，四面合围的旧式砖房已显颓败，木窗棂在风中发出细微的吱呀声。这里原为葛仙庙，后被强征为监狱。站在天井中央环顾，能清晰看到当年增设的高墙与铁丝网遗迹。难以想象，这片方寸之地，曾同时囚禁过两百余人。

　　最令人驻足的是酷刑“站笼”。囚犯被禁锢于笼中，四周铁丝环绕，既无法坐下，也不能入睡。在阴冷窒息的空间里，唯有粗粝的墙面与自身的清醒为伴。它以看似简单的禁锢，实施着最绵长的精神折磨——在绝对的静止与疲乏中，一寸寸碾碎人的意志。

　　这间阴暗的审讯室里，刑具是唯一的主角。石磨盘与带环扣的木架沉默矗立。那环扣的内侧，被磨出了一种异样光滑、令人心悸的弧度与光泽——那是无数个昼夜，与血肉之躯无休止摩擦、较量的结果。我的目光在其间移动，一件曾碾轧生命，一件曾禁锢生命。此刻它们并置，共同诉说着一种被暴力强行结合的残酷亲密。想象是苍白的，肌肤隔空已感到一阵刺骨的瑟缩。

　　然而，就在这极致的压迫中，反抗的火星从未熄灭。1942年5月25日傍晚，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暴动在这里爆发。被囚禁的二十余名革命者，利用守军换岗与大雨的掩护，夺取武器，砸开牢门，冲出了这座人间地狱。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回归了革命队伍。这场暴动，成为黑暗岁月里一道撕裂长空的闪电。

　　站在当年暴动者夺门而出的位置，我凝视着那道厚重的木门。门栓处有深刻的凹痕，门框上隐约可见利器劈砍的印记。雨水顺着门楣滴落，仿佛仍在冲刷那个惊心动魄的黄昏。这不是一时冲动的逃亡，而是绝境中理性与勇气的极致绽放。是在长期非人待遇下，对“生而为人的权利”最悲壮的索回。

　　在那片布满刻痕的墙下，一首诗如同早已埋伏在血液中的鼓点，骤然在脑海中轰鸣响起——叶挺将军的《囚歌》。这首诗并非题写于此墙，但墙上的每一道刻痕，仿佛都是这首诗未写出的注脚，是诗句在诞生前，那压抑已久的、粗重的喘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院角有一株老树，据说见证了当年的血与火。它的根虬结盘错，深深扎入石缝，一部分树干已然枯死，另一部分却抽出倔强的新枝。这棵树像一个沉默的隐喻：生命可以在最贫瘠的裂缝中寻找出路，精神可以在最沉重的镣铐下保持飞翔的姿势。它与墙上的弹痕、地牢的阴冷，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毁灭与重生的对立图景。

　　车行渐远，山林与遗址都隐入苍茫的夜色。但我知道，那嘶哑的蝉鸣、玻璃柜中冰凉的镣铐、石壁上沉默的星群、土墙上疯狂的荆棘，还有那首在时空中不断回响的《囚歌》，已经在我心里共同砌下了一面小小的墙。它不宏伟，但足够坚硬；它映照过去，更指向未来。它足以在往后许多个市声纷扰、意义飘摇的日常里，在我面临或微小或巨大的“门”与“洞”的选择时，发出沉静而锐利的叩问：你，是谁？是站着死还是跪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