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堂记

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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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年华

美篇号：7830208

元月2日，当我一踏入中山公园，满眼的葱翠与市井的欢闹便涌了上来。打太极的老人，嬉戏的孩童，一切都浸在寻常生活的温暾里。我循着指示牌，往西北角去。脚步不觉放得慢了，心里那点预先备好的历史感，竟有些被这平和冲淡。直到绕过一片疏朗的林子，瞧见那座灰墙青瓦、貌不惊人的厅堂静静立着，门额上“受降堂”三个字，才像一块冷冷的石，将我拉进了另一种时间里。

堂前空寂。摆满了园艺家们的各式盆景。这便是资料里说的大众会堂了。1942年，侵略者为宣教大东亚共荣而建，何等讽刺。不过三年，就在这里，他们亲手搭建的舞台上，演出了自己彻底败亡的终幕。建筑是沉默的证人，它的砖瓦记得每一种声音。

堂内的光线陡然暗下，一股凉意贴着皮肤漫上来。正中央，便是一堂的焦点所在——受降场景的复原。两张长桌，几把旧椅，一面青天白日旗垂在后方。布置极简，简到近乎肃杀。我的目光却死死被那桌面吸住了。漆色旧暗，木纹深刻，边缘似有磨损的圆润。我仿佛看见，1945年9月18日那个下午，空气里膨胀着几乎要裂开的静默。

这边，孙蔚如将军正襟危坐，脸上是八年烽火灼出的冷峻与疲惫；那边，冈部直三郎——这个曾统率二十一万虎狼之师、纵横中国战场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如今垂首躬身，解下佩刀，双手递上投降书。那一递，该有千钧之重吧？压着二十一万兵甲的卸落，压着一个帝国迷梦的粉碎，也压着三千万亡魂无声的凝视。

堂外，武汉的天空该是十月少有的澄澈，而堂内，唯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像历史在暗中艰难地翻页。

场景一侧，便是那方著名的纪念碑。新碑通体由汉白玉琢成，高约一米八，立在墨黑的基座上，显得分外皎洁，也分外孤直。我俯身去看那碑文，孙蔚如将军的题字一笔一划，筋骨嶙峋，是胜利者的宣告，却并无张扬之气，反倒像从石头深处沁出来的，一种镌刻着痛楚的庄严。

我用手轻轻抚过碑面，冰凉，坚硬。这凉意，与方才想象中那个下午的沉闷燥热，交织成一种奇异的触感。新碑旁，静静躺着1945年初建的那方旧碑残体，更显矮小朴拙，伤痕累累，像一个蜷缩在时光角落、不肯离去的幽魂。一新一旧，一立一卧，仿佛历史自身在此对话，诉说着湮没与重光。

环绕四壁，共有四部分三百余帧历史图片，黑白的影像连成一片无声的潮水，向我压来。我一张张看过去：卢沟桥的月色被炮火撕碎，南京城的哭喊沉入江底，重庆防空洞里母亲紧捂婴孩的嘴……那些早已在教科书里熟稔的苦难，此刻以如此密集、如此具体的面目重现，竟仍让人有窒息之感。

而另一面墙上，受降的瞬间被定格放大：签字桌前低垂的头颅，会场外堆积如山的军旗与武器，中国士兵年轻脸庞上那混合着狂喜与茫然的泪水……胜利的滋味，原来最初的一刻，竟也是这般复杂难言。

我的脚步停在一件展品前，玻璃柜里，是一页泛黄的档案，为投降日军提供米粮的清单，数目精确到斤两。这冰冷的数字，比任何慷慨陈词都更撼动我。它意味着，即便在仇恨沸反盈天的时刻，秩序的绳索、人性的底线，仍在努力维系。复仇的狂欢并未吞噬一切，一个古老文明对“止戈”与“仁”的艰难持守，在此细微处，悄然显露。

步出受降堂，重返阳光普照的人间。孩子们的追逐笑闹声再次涌入耳中，那般鲜活，那般理所当然。我回头望去，灰扑扑的受降堂蹲踞在绿荫深处，静默如一块愈合了的伤疤，颜色比周围的记忆都要深一些。方才堂内那几乎凝成实质的历史重量，此刻被寻常的市声缓缓冲散、稀释。

这或许便是它存在的真意：不是让仇恨在碑石上结晶，而是让记忆成为土壤，滋养此刻脚下这片平静的土地。战争将它变成历史的痛点，而时间与生活，正努力将它抚平为可供后人沉思的记号。

痛感会淡去，但疤痕与记号的形状，将长存于此，提醒着来往的每一个人，今日这平淡无奇的午后，究竟从何而来。

“九·一八”事变70周年，也是侵华日军在武汉投降56周年纪念日，中山公园内的“受降纪念碑”正式向游人开放。这块碑记载了1945年9月18日21万侵华日军在汉投降的历史。

参观武汉中山公园受降堂，是一次穿越历史烟云的跋涉。我的所学，首先在于对“胜利”的触摸。当冈部直三郎解下军刀时弯曲的脊梁，孙蔚如将军签署受降书时笔尖的千钧之力。胜利并非抽象的欢庆，而是以血火淬炼的正义，对野蛮的终极审判。我的所悟，则更深地源自对“记忆”承载形式的思考。新立的汉白玉碑光洁庄严，而一旁1945年的旧碑残体，却以斑驳的躯体诉说着曾被湮没的沧桑。历史需要纪念碑来铭刻，但记忆本身却常是破碎的、被尘土覆盖的。修复与展示，是一种对抗遗忘的主动姿态。它们提醒我，历史的完整面貌，正由无数个体的牺牲与坚韧拼合而成。

（感谢您的欣赏）